摘要：唐初，儒释道三教并存。儒教不是宗教，而是政治伦理学说，用以经邦济世，协调社会关系，不管名义上排位几何，实际上被统治阶级奉为镇国至宝。为神话李唐政权，皇室奉道教祖老子李耳为自己的始祖，道教为血亲宗教。于是，三教顺序排定为道先、儒次、佛后，成为基本国策。玄奘从印度回国后，为争取佛教同道教的平等地位，从三个方面开展活动。其一，尊重朝廷，美化皇室，争取国家对佛教的理解、亲近和支持。其二，诱皇室入彀中，迫使其发表弘扬佛教的言论，部署发展佛教的活动，制造轰动效应。其三，直接提出调整佛道名位的要求。当时实际情况是，无论是民间百姓，还是中央和地方官吏，都十分崇信佛教；皇室要超度亡灵、追崇福业和树立功德，都不可能利用只讲个人长生不老和羽化登仙的道教来做这些事，只能利用具有业报轮回和普渡众生说法的佛教。玄奘虽然及身未能最终使皇室调整佛道名位，但由于所作努力与现实状况契合，故而为问题的解决铺平了道路。在他圆寂后，几代帝王分步骤矫正道先佛后的国策，使佛教取得了同道教平等的地位。
一
唐初儒释道三教并存，但地位并不平等。儒教并非宗教，而是政治伦理学说，用以经邦济世，协调社会关系，不管名义上排位几何，实际上被统治阶级奉为镇国至宝。贞观二年（628），唐太宗李世民论及三教，认为梁武帝父子"惟好释氏、老氏之教"，反而国破家亡，"足为鉴戒"；明确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6《慎所好》）对于佛教和道教这两种宗教势力，统治者基于世俗利益的考虑，研究过沙汰方案，并对佛教徒不断予以检校，但由于不具备取消宗教的社会条件，又需要加以利用，遂对它们排列名次。武德三年（620），唐高祖李渊去道教圣地楼观（在陕西省周至县）设醮祈福，道士岐平定（原名晖）对他说：道教祖老子李耳是皇室的圣祖，垂佑后裔，使之战无不胜。高祖为了神化李唐政权，十分乐意承认这种血缘传承关系，于是改称楼观为宗圣观。同年，晋州（治今山西省临汾市）樵夫吉善行奏称在浮山县羊角山见到一位着素衣骑白马的老叟，自称是皇室始祖太上老君。高祖于是改称浮山县为神山县，羊角山为龙角山，山上修兴唐观，内塑太上老君像。武德八年（625），高祖到国学释奠，宣布三教的名位是：道先、儒次、佛后。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又下了一道《令道士在僧前诏》，愤慨"殊俗（外国）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指出必须予以厘革："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全唐文》卷6）道先佛后作为基本国策，经一再申明，处于难以动摇的地位。
佛道二教之间，斗争经久不息，积怨甚深。道教确定为皇室的血亲宗教后，有恃无恐，主动出击，更使佛道之争火上浇油。武德四年（621），前道士、太史令傅奕上表高祖，请废除佛教，极言佛教的社会危害，并谩骂佛教为"秃丁邪戒"、"妖胡浪语"。（《广弘明集》卷11）佛教徒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存空间，被迫反击。次年，释法琳上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企图争取皇室的理解和支持，并撰写《对傅奕废佛僧事》（即《破邪论》）上呈朝廷。武德九年（626），李仲卿、刘进喜二道士分别写了《十异九迷论》、《显正论》攻击佛教，法琳又著《辩正论》予以还击。僧人慧乘、普应以及居士李师政等，密切配合法琳，对道士口诛笔伐。
太宗贞观十一年道先佛后诏令颁布后，僧人法常等数百人赴朝堂陈述意见，请求取消成命，未被采纳，道士益发受到鼓舞。贞观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向太宗告密，说法琳《辩正论》诬蔑皇室始祖，太宗向法琳问罪。法琳冒着大不敬的风险，说皇室出自代北鲜卑族，是阴山贵种，其姓氏达闍达译作唐言为李氏。而李耳属于陇西李氏，其父姓名为韩虔（与寒蹇谐音），字元卑（天字第一号卑贱货），是个独眼、跛足、无耳的乞丐，终生娶不起妻子，72岁时与邻里老婢私通，在李子树下生出李耳，始以李氏为姓。法琳说皇室"弃北代而认陇西"，是拿黄金换同等重量的黄铜，绸缎换同等长度的粗布，蠢人干蠢事。太宗大怒，宣布处以死刑，七天后执行，看他念七天观音菩萨是否能刀杖不伤。届时法琳说："七天以来，惟念陛下，未念观音"。陛下"子育群品（庶民百姓）"，就是当今人间的观音。"陛下若顺忠顺正，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琳有伏尸之痛。"（《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下）太宗于是把他改判为流刑，他在赴四川流所途中病故。此后，佛道之争转入低潮。
释玄奘于贞观三年（629，采陈垣说）西行求法，贞观十九年（645）正月才回到长安。在接近国门之际，他在于阗（今新疆和田）修表，托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人随商侣入朝，上呈太宗。传记说他"少停"于阗，是由于"前为渡河失经，到此更使人往屈支、疏勒访本，及为于阗王留连，未获即还"。（《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5）实际上是他在等待朝廷表态，因而所谓"少停"，居然长达七八个月之久。太宗贞观年间佛教的处境，他孑身在国外，不甚了解；但高祖武德年间的情况，他置身其中，应该心中有数。何况当初他是冒犯国家"禁约百姓不许出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的法令私自出国的，一路上曾遭到官府的通缉和追截，回国之际难免心有余悸。因此，他在表文中一则对自己的"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表示惭惧；二则把西行求法这一佛事活动说成是国事活动，是"宣皇风之德泽，发殊俗之钦思"。太宗下敕，说对他归国"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5）他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匆匆踏上返途。
历史从此把玄奘推到了前沿，他不得不和皇室打交道，不得不接触敏感的佛道名位问题，并为改变佛教地位付出努力。
二
玄奘为改变佛教地位，不懈地开展活动。他在内心深处根本看不起道教，太宗命他将《老子》译为梵文，颁布印度，他勉强从事。当道士们上请宰相，要他把《老子》一书的序文也译出来时，他坚决辞绝，说："其言鄙陋，将恐西闻异国，有愧乡邦，……恐彼以为笑林。"（《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然而综观他的全部活动，他没有把这一态度带进来，非分地奢望去压倒道教，而只是争取佛教同道教的平等地位，因而及身取得一些成效，并为身后佛教地位的改变开拓出道路。他所开展的活动可分为三个方面，这里分别加以论述。
其一是尊重朝廷，美化皇室，争取国家对佛教的理解、亲近和支持。
太宗诏令在洛阳宫接见玄奘。玄奘回长安半月，立即赴洛阳。太宗问他"山川阻远，方俗异心"，如何战胜困难，西行求法？他完全归功于太宗，说："奘闻乘疾风者造天池而非远，御龙舟者涉江波而不难。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笼九域，仁被八区，淳风扇炎景之南，圣威镇葱山之外，所以戎夷君长每见云翔之鸟自东来者，犹疑发于上国，敛躬而敬之，况玄奘圆首方足，亲承育化者也。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太宗夸他"词论典雅，风节贞峻"，远远超过十六国时期被国君称为"神器"的释道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首次见面，玄奘亮相很成功，缩短了国家同佛教的距离。他一再表示"毕身行道，以报国恩"，"为国"翻译佛典，甚至要求国家派兵把守自己译经所在寺院，"以防诸过"。玄奘这样自觉地置身于国家的统辖、管束之下，以消除嫌疑，太宗非常放心，高兴地说："师此意可谓保身之言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
此后，无论是上书还是谒见，玄奘一直沿着这条奉承讨好皇室的路子组织言辞，多是空洞浮泛的套话。但贞观二十二年（648）的一次面谀不同，具体而全面。他吹捧太宗是罕见的"上智之君"，同中庸之君大相径庭，根本不需要借助于贤能宰臣的辅佐，"一人纪纲，万事自得其绪"。他列举例证加以发明，说：
陛下经纬八紘之略，驱驾英豪之才，克定祸乱之功，崇阐雍熙之业，聪明文思之德，体元合极之姿，皆天之所授，无假于人，其义一也。敦本弃末，尚仁尚礼，移浇风于季俗，反淳政于上皇，赋遵薄制，刑用轻典，九州四海禀识怀生，俱沐恩波，咸遂安乐，此又圣心圣化，无假于人，其义二也。至道旁通，深仁远洽，东逾日域，西迈昆丘，南尽炎洲，北穷玄塞，雕蹄鼻饮之俗，卉服左衽之人，莫不候风瞻雨，稽颡屈膝，献珍贡宝，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无假于人，其义三也。猃狁为患，其来自久，……陛下御图，一征斯殄，倾巢倒穴，无复孑遗。瀚海、燕然之域，其入提封；单于弓骑之人，俱充臣妾。……有道斯得，无假于人，其义四也。高丽小蕃，失礼上国。隋帝总天下之师，三自征伐，攻城无伤半堞，掠卒不获一人，虚丧六军，狼狈而反。陛下暂行，将数万骑，摧驻跸之强阵，破辽、盖之坚城，振振凯旋，俘馘三十万众。用兵御将，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无假于人，其义五也。又如天地交泰，日月光华，和气氤氲，庆云纷郁，四灵见质，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鸾、朱草，昭彰杂沓，无量亿千，不能遍举，皆是应德而至，无假于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
玄奘这番话严重失实。前二例务虚，讲的是总体评价和内政方略，针对性不强；后三例务实，讲的是具体事情，在在皆成问题。第三例曲解世界民族格局，归美于太宗的"天威"，充满着大国沙文主义的情调。特别成问题的是，玄奘稍后上表，又歌颂太宗"广列代之区域，……遂使给园精舍，并入提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实际情况有两个方面，一是玄奘在印度向戒日王介绍过中国的情况，"戒日及僧各遣中使赍诸经宝远献东夏，是则天竺信命自奘而通"。使者西返时，太宗"敕王玄策等二十馀人随往大夏，并赠绫帛千有馀段，王及僧等，数各有差"。（《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这不过是中印双方平等的通使聘问关系而已。二是贞观二十年（646）王玄策率领从骑三十人再次出使天竺摩伽陀国，其王尸罗逸多已死，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攻打唐使团，俘获全部王玄策的从骑，并抢劫诸国贡物。王玄策征集泥婆罗（尼泊尔）、吐蕃士兵八千余人，打败摩伽陀军，擒获阿罗那顺，后来送往长安。其间，东天竺王尸鸠摩送三万牛马犒军，迦没路王献上地图。这是唐朝同天竺个别国家的间接战争，目的在于自卫，根本不在掠夺土地或建立藩属关系，天竺何曾入了中国的"提封"？第四例完全排除了李靖等统帅具体指挥消灭东突厥战争的功劳，反倒把坐在"金銮殿"上的太宗说成是"一征斯殄"。第五例把太宗深感惭愧的"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年二月条），说成全胜凯旋，这本是玄奘回国后刚刚发生的事，更见得有意讳饰。其余所谓"不能遍举"的事例，根本与"无假于人"不沾边。由此可见到玄奘为人的一个侧面：便佞、乖巧、圆滑。
太宗时期进谏形成风气。魏徵经常批评太宗，太宗气急败坏，甚至扬言要"杀却此田舍汉"。（《大唐新语》卷1《规谏》）贞观十三年（639），魏徵见太宗拒谏奢纵，上疏批评他在十个方面渐不克终。经久不衰的批逆鳞使太宗十分难堪，时人观察到的情况是："南衙群臣面折廷诤，陛下常不举首，……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大唐新语》卷9《谀佞》）然而太宗在走下坡路的晚年，却听到玄奘一片令人肉麻的阿谀奉承声，其"甚悦"自是可想而知的情况，于是当场表示："今日已后，亦当助师弘道。"（《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玄奘的目的达到了。
其二是诱皇室入彀中，迫使其发表弘扬佛教的言论，部署发展佛教的行动，制造轰动效应。
玄奘既然奉敕为国翻译佛典，遇事便向皇室汇报。贞观二十年（646），他将所译五部经论上呈朝廷，恳请太宗"曲垂神翰，题制一序"。（《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太宗这年宣布自己"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旧唐书》卷63《萧瑀传》）因此，他借口"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拒绝为玄奘撰写经序。玄奘再上表，说："圣教玄远，非圣藻何以序其源"，请求太宗赐序，以便"鹫岭微言，假神笔而弘远；鸡园奥典，托英词而宣畅"。（《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太宗只好答应下来。两年后，玄奘向太宗汇报自己刚刚译就的100卷《瑜伽师地论》，太宗问起大意，玄奘一一奉答，逗引起太宗的兴趣。太宗读后，就三教加以比较，说："朕观佛经譬犹瞻天俯海，莫测高深。……朕比以军国务殷，不及委寻佛教，而今观之，宗源杳旷，靡知涯际。其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犹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这意味着制定三教次序政策的认识基础受到了挑战，出现了危机。太宗立即诏令抄写玄奘新译经论，一式九份，颁发九州，辗转流通。接着，太宗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颂扬佛教"弘济万品，典御十方。……大之则弥于宇宙，细之则摄于毫厘。无灭无生，历千劫而不古；若隐若显，运百福而长今。……微言广被，拯含类于三途；遗训遐宣，导群生于十地"。因而祝愿"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广弘明集》卷22）就这样，玄奘把太宗这位道先佛后政策的制定者一步步诱入自己的圈套中，使他改变对佛教的态度，进而颂扬佛教，发展佛教。
为了保持效果的延续性，玄奘又把注意力转向太宗的子孙。当太子李治响应其父经序而写出《述三藏圣教序》后，玄奘立即上启致谢，颂扬太子："发挥睿藻，再述天文，赞美大乘，庄严实相。珠回玉转，霞烂锦舒，将日月而联华，与咸英而合韵。"（《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
皇室的态度起着导向作用，为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参与玄奘译场的释道宣评介道："自尔朝宰英达咸申击赞，释宗弘盛，气接成阴。"（《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玄奘的弟子彦悰评论道："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咏德音，内外揄扬，未及浃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如来所以法付国王，良为此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因此，佛教界很珍重这两份"领袖题词"，作为最高规格的广告加以利用。玄奘在弘福寺译经时，僧人请示获准，集前代书圣王羲之字迹将二序镌刻为碑，藏于寺内。稍后玄奘移就慈恩寺任上座，又由右仆射褚遂良书写刻碑，树立于大雁塔侧。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玄奘同皇室的关系更加密切，让皇室支持佛教的要求更加直率迫切。显庆元年（656）正月，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義府来慈恩寺行香，玄奘请二公向高宗汇报，请派大臣参与译经润色，请高宗为寺撰文建碑。高宗一一允诺，所撰碑文有"朕逖览湘史，详观道艺，福崇永劫者，其唯释教欤！"以及自己"虔诚八正，肃志双林"等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8）玄奘得陇望蜀，诣阙上表，提出"碑是圣文，其书亦望神笔"。高宗未答应，玄奘再次上表祈请，终于使高宗就范。四月，高宗亲自撰拟书写的石碑制成，玄奘率僧尼至芳林门候迎。官府组织庞大的太常九部乐和京师地面的长安、万年二县音声队伍，以庄严的音乐送碑入寺。幢盖、宝帐、幡华，次第前行，从芳林门到慈恩寺，"三十里间烂然盈满"。高宗登上安福楼观看，十分喜悦。"京都士女观者百馀万人。"碑立在寺中，每天有数千人前来观摩，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员上表请求摹印拓片。玄奘制造出了抬高佛教的轰动效应，高兴万分，总结道："柰苑微言，假天词而更显；竹林开士，托神笔而弥尊。……像教东渐，年垂六百，弘阐之盛，未若于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9）
半年后，皇后武则天难产，祈求佛教保佑，提出所生孩子将归依三宝，请玄奘届时为孩子授戒。玄奘启奏她必定平安，顺利生下一个男婴。接着，玄奘又上表祝贺，说见到一只赤雀飞止于显庆殿御帐座内。自己告诉赤雀："皇后在孕，未遂分诞，玄奘深怀忧惧，愿乞平安。若如所祈，为陈喜相。"果然见赤雀"示平安之仪，了然解人意"。这是"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故使羽族呈祥"。男婴生下后，皇室不违所许，由玄奘收为徒儿，号为"佛光王"。玄奘从此在皇室中找到了代理人，不断上表，歌颂皇室为："殚四海之资，不足比此檀行（施舍）"；欣慰"如来之有嗣"，定会"绍隆像化，阐播玄风，再秀禅林，重晖觉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9）佛光王虽然由玄奘剃发、护持，但一直未正式出家为僧。玄奘逝世后，他当了皇帝（唐中宗），果然崇尚佛教，"造寺不止"，"度人不休"。（《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
其三是直接提出调整佛道名位的要求。
关于调整佛道名位问题，玄奘传记说："法师还国来已频内奏，许有商量，未果而文帝升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9）玄奘回国后不足四年半，到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太宗逝世。这一时期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临死前尚同玄奘"谈玄论道，问因果报应"。太宗"深信纳"，多次攘袂感叹："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但道先佛后政策是由其父制定又经自己重申的，不必因自己对佛教有所信仰及同玄奘关系密切而轻易更改，落下出尔反尔之名。因此，"许有商量"，不过是推词而已，即使太宗未很快去世，也不可能着手更改，何况他已看到太子同玄奘的亲密关系，问题可以留给后人解决。
永徽六年（655），高宗下敕说："道士、僧等犯罪，情难知者，可同俗法推勘。"玄奘一直病重，担心不久人世，须抓紧解决佛道名位问题，遂于显庆元年迎慈恩寺碑后乘大好形势的东风，就高宗这道敕令和佛道次序问题一并陈奏"于国非便"。高宗答应废止以世俗法律制裁僧人，"但佛道名位，先朝处分，事须平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9）问题再次搁浅。
玄奘及身未能最终使皇室调整佛道名位，但由于做出种种努力，毕竟为问题的解决铺平了道路。在他去世10年后的上元元年（674），高宗下敕说："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唐会要》卷49《僧道立位》）景云二年（711），唐睿宗对佛道二教重新评估，一视同仁，下《令僧道并行制》说："释及玄宗（道教），理均迹异，拯人救俗，教别功齐。……自今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令齐行并进。"（《全唐文》卷18，年代参见《旧唐书》卷7《睿宗纪》）先朝遗留下来的基本国策，被后继皇帝分步骤矫正了。
三
研究玄奘对唐廷调整佛道名位所起的作用，不能不一并考察当时的社会条件。
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诏》披露当时朝野对佛教的崇尚归信情况是："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觊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由是滞俗者闻玄宗而大笑，好异者望真谛（佛教）而争归。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全唐文》卷6）这里提供一些具体事例加以说明。
先看"闾里"。玄奘归国抵长安，数十万民众自动迎候，列队二十多里，喧闹拥挤，致使玄奘无法前行。"京都五日四民废业，七众归承。"（《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
再看"朝廷"。当时朝中衮衮诸公普遍崇佛。傅奕上废除佛教的奏章，"高祖付群臣详议，唯太仆卿张道源称奕奏合理"。（《旧唐书》卷79《傅奕传》）反对者有开国元勋裴寂，说高祖"昔创义师，志凭三宝，云安九五，誓启玄门（佛教）"；而今却要"毁废佛僧"，"理不可也"。（《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下）中书令萧瑀甚至当场和傅奕吵起来。他佞佛至深，"专心释氏，尝修梵行，每见沙门大德，尝与之论难及苦空，思之所涉，必谐微旨"。（《册府元龟》卷821《总录部·崇释教》）他曾采集十多家注解，融合自己的见解，为《法华经》撰疏。其兄萧璟任太府卿，一生诵读《法华经》一万多遍。萧氏家族有将近20位男女出家。
再看地方官吏。贾敦颐、李道裕、杜正伦、萧锐四位州刺史由各自治所来京朝集，乘便相邀参拜玄奘，"请受菩萨戒"，度为在家居士。他们致函玄奘，表示"顺教生信，随缘悟解，顶礼归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
最后，看看皇室是如何需要和利用佛教的。其一，超度亡灵。唐朝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建立和巩固政权，敌我双方死亡很多。贞观三年（629）十二月一日，太宗诏令在太原起兵以来的重点战场，为双方阵亡者建造佛寺，以便"树立福田，济其营魄"；"望法鼓所震，变炎火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广弘明集》卷28上）于是在今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境内立了七所佛寺。其二，追崇福业。即以安置玄奘译经的两所皇家佛寺来说，分别是太宗、高宗为各自先母太穆皇后、文德皇后追福所立，用意在于思念母恩、追福报德，故以弘福、慈恩命名。其三，树立功德。太宗说自己久经沙场，病魔缠身，"比加药饵，犹未痊除，近日以来方就平复，岂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耶？"（《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他下诏度僧弘法，以树立功德。于是弘福寺度僧50人，京师及天下各州，每寺各度五人。那么，皇室何以不用所崇尚的道教来做这些事呢？这是因为道教只讲个人的长生不老和羽化登仙，缺乏佛教业报轮回、普渡众生的说法，不可能代替佛教。
以上这些社会条件，表明了佛教生命力的强盛，或者说体现了社会对于佛教的需要程度和佛教对于社会的适应程度。因此，皇室压制佛教是从社会的外部给佛教施加压力，不可能长期奏效。而皇室首崇道教，是狭隘的本位主义的体现，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诏》将其目的明白交待出来："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全唐文》卷6）处分法琳后，佛教界的不满变为深层次的情绪。贞观十五年（641），太宗亲临弘福寺，向五位大德做思想工作。他表白了自己的苦衷："比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同时，他提醒僧人注意二教的实际处境，说："自有国以来，何处别造道观？凡有功德，并归寺家。国内战场之始，无不一心归命于佛，今天下大定，唯置佛寺。"（《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这表明皇室的宗教政策与客观实际之间存在着距离。玄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从事改变佛教地位的活动的，由于与现实状况契合，所以才能取得一些成效。
（原载《洛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