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崇奉佛教以后，立场、感情在很大程度上转到佛教方面。因此，他们自觉地捍卫佛教，批判危害佛教的种种言论和倾向。唐宣宗的宰相裴休就公开表示过这种态度，说："愿世世为国王，弘护佛法。"（《北梦琐言》卷6）最突出的例子，则是唐高祖时的东宫学士李师政。他在三教论争中，配合其师法琳，写了《内德论》和《正邪论》来反对傅奕。《内德论》的部分内容和逻辑力量，本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三段落已有介绍，这里再从捍卫佛教的角度加以征引。李师政先总括地介绍了佛教如何高深玄妙，于世有补，说："若夫十力调御，运法舟于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于火宅，劝善进德之广，七经所不逮，戒恶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他然后说到自己肩负着朝廷和佛教赋予的双重责任，应该起而护法，还击傅奕对佛教的批判。他说："我皇诞膺天命，弘济区宇，覆等苍旻，载均厚地。扫氛祲，清八表，救涂炭，宁兆民，五教敬敷，九功惟序，总万古之徽猷，改百王之馀弊。搜罗庶善，崇三宝以津梁；芟夷群恶，屏四部之稊莠。遵付嘱之遗旨，弘绍隆之要术，功德崇高，昊天罔喻。……圣朝劝善，立伽蓝以崇福；迷民起谤，反功德以为疣。此深讪上，非徒毁佛。愚窃抚心而太息，所以发愤而含毫者也。忝赖皇恩，预沾法雨，切磋所惑，积稔于兹。信随闻起，疑因解灭，昔尝苟訾而不信，今则笃信而无毁。近推诸己，广以量人，凡百轻毁而弗钦，皆为讨论之未究；若令探赜索引，功齐于[佛图]澄、[鸠摩罗]什，必皆深信笃敬，志均于名僧矣。"他针对着傅奕的反佛言论，详细地写出了十条反驳意见。他所得出的结论是："亡秦者胡亥，时无佛而土崩；兴佛者汉明，世有僧而国治。周除佛寺，而天元（北周宣帝号天元皇帝）之祚未永；隋弘释教，而开皇之令无虐。盛衰由布政，治乱在庶官，归咎佛僧，实非通论。且佛唯弘善，不长恶于臣民；戒本防非，何损害于家国？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则刑罚何得而广，祸乱无由而作。"（《广弘明集》卷14）唐祚初建时，皇室抬高道教，压抑佛教，佛教的处境相当困难。但佛教不但没被取缔，反而转危为安，除了有其生存的社会土壤以外，李师政和法琳这种儒释双方互为掎角的配合抗争，不能不说是决定性的因素。
到了唐武宗会昌年间，终于演成了毁佛事件，成为所谓三武一宗法难中的一次。这次毁佛并不彻底。由于藩镇割据，黄河以北的奉佛藩镇节度使拒绝执行朝廷诏令。日本僧人圆仁记述了自己耳闻目睹的情况，说："唯黄河已北镇、幽、魏、潞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毁拆寺舍，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频有敕使勘罚，云：'天子自来毁拆焚烧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而在南方，佛教受到的打击则相当严重。唐宣宗时，杭州地方官李播说："吴越古今多文士，来吾郡游，登楼倚轩，莫不飘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于天下，信然也。佛炽害中国六百岁，生见圣人一挥而几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胜地，以彰圣人之功，使文人歌诗之，后必有指吾而骂者。"他便用所拆佛寺的材料修了一座亭子。杜牧为此而写的《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记述了这次毁佛的历史动因和后果，还设想百数十年后来登临南亭的人，必然会想起"仁圣天子之神功，美子烈（李播）之旨迹"。（《樊川文集》卷10）
正当杜牧著文欢呼时，李节却唱了对台戏。李节是唐宣宗大中年间的进士，任河东节度使卢钧的巡官。他在太原，对于黄河以北的藩镇拒绝执行毁佛诏令，非常理解。潭州道林寺僧疏言，前来太原搜求经卷，返回湖南之际，李节写《赠释疏言还道林寺诗》送行。诗的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一举动的原委本末，说："会昌季年，武宗大翦释氏，巾其徒且数万人（按：据官方统计数字，僧尼还俗共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民隶其居，容貌于土木者沉诸水，言词于纸素者烈诸火，分命御史乘驿走天下，察敢隐匿者罪之。由是天下名祠珍宇，毁撤如扫。天子（唐宣宗）建号之初，雪释氏之不可废也，诏徐复之。而自湖以南，远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礼，前时焚撤书像，殆无遗者，故虽明命复许创立，莫能得其书。道林寺，湘川之胜游也，有释疏言，警辨有谋，独曰：'太原府，国家旧都，多释祠。我闻其帅司空范阳公（卢钧），天下仁人。我第往求释氏遗文，以惠湘川之人，宜其听我而助成之矣。'即杖而北游。既上谒军门，范阳公果诺之，因四求散逸不成蕴帙者，至释祠而不见焚而副剩者，又命讲丐以补缮缺漏者。未几，凡得释经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年秋八月，辇自河东而归于湘焉。喜释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我君洞察理源，其何能复立之！即既立之，且亡其书，非有疏言识远而诚坚，孰克洪之耶！吾嘉疏言奉君之令，演释之宗，不惮寒暑之勤，德及远人。"李节在赠给疏言的诗中指出："湘川狺狺兮俗犷且佷，利杀业偷兮吏莫之驯。繄释氏兮易暴使仁，释何在兮释在斯文。"（《全唐诗》卷566）
李节所说"喜释氏之助世，既言之矣"，是指他这篇诗序中前面的一段话："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全唐文》卷788）这里的见解，代表着一部分经历了唐武宗毁佛到唐宣宗兴佛这一历史转变过程的士大夫对佛教的认识。因此，李节才自觉地起来捍卫佛教。
在佛教、道教并存的社会里，两方教徒都有弃此就彼者。僧人栖玄就有奉道的想法，许浑作《闻释子栖玄欲奉道因寄》一诗加以阻拦。不管许浑的动机是什么，那效果仍能捍卫佛教。诗云："欲求真诀（道教真经）恋禅扃，羽帔（道士服装）、方袍（僧人服装）尽有情。仙骨本微灵鹤远，法心潜动毒龙惊。三山未有偷桃计，四海初传问菊名。今日劝师师莫惑，长生难学（一作不似）证无生。"（《全唐诗》卷533）
以上这些捍卫佛教的事例，都是针对着佛教外部的不同力量的。佛教内部各宗派，见解歧异，矛盾重重。士大夫或者模仿佛教界判教的做法，加以调解；或者介入其间，争长较短。
刘禹锡、柳宗元都对佛教内部存在差异的现象做过解释。刘禹锡说："佛示灭后，大弟子演圣言而成经，传心印曰法，承法而能专曰宗，由宗而分教曰支。"（《刘禹锡集》卷29，《送慧则法师上都因呈广宣上人》诗序）柳宗元说："金仙氏之道（佛教），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其敷演教戒于中国者，离为异门，曰禅、曰法、曰律，以诱掖迷浊，世用宗奉。"（《柳宗元集》卷25，《送濬上人归淮南觐省序》）然而佛教内部的差异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几句话可以弥合的。
慧能倡导顿悟法门，在南方创立了禅宗。恪守传统渐悟法门的神秀，在北方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以至于法嗣绵延好几代。这样，禅门便有了南北宗的差异。于頔企图掩盖这种矛盾，在《郡斋卧疾赠昼上人》诗中说："晚依方外友，极理探精赜，吻合南北宗，昼公我禅伯。"（《全唐诗》卷473）南宗、北宗的主张和风格大相径庭，因而是无法调和的，彼此形同水火，攻讦不已，最后顿门完全战胜了渐门，风靡于天下。
南山宗、相部宗和东塔宗是律宗三家，它们对戒体理解不一，遂有新旧疏之争。宰相元载敬重东塔宗怀素，影响到唐代宗的态度。元载死后，唐代宗敕令三家讨论二疏。唐德宗时，律僧如净奏二疏并行。这是士大夫企图配合朝廷调和律宗内部矛盾的事例。
禅宗和律宗之间存在矛盾，互相轻视，争个我长你短。杜荀鹤针对着具体的人和事，作了首《空、闲二公递以禅律相鄙，因而解之》的诗，说："一教谁云辟二途，律禅禅律智归愚。念珠在手隳禅衲，禅衲披肩坏念珠。象外空分空外象，无中有作有中无。有无无有师穷取，山到平来海亦枯。"（《全唐诗》卷692）同样的精神，还出现在他的《赠临上人》诗中，说："不计禅兼律，终须入悟门。"（《全唐诗》卷691）
禅宗与教派之间，矛盾也很深。柳宗元是理论家，对理论性强的教派有着特殊的感情，尤其偏爱天台宗。他认为应该通过钻研佛教典籍来理解佛教。他说："佛之迹，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为经，翼而成之者为论，其流而来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则备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经之大，莫极乎《涅槃》。世之上士，将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经论则悖矣。"（《柳宗元集》卷25，《送琛上人南游序》）他又说："佛之言，吾不可得而闻之矣，其存于世者，独遗其书。不于其书而求之，则无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况其意乎？"（《柳宗元集》卷25，《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他认为只有天台宗的中道主张符合佛教原意，说："呜呼！佛道逾远，异端竞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柳宗元集》卷6，《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至于律宗，他认为是从实践方面来体现佛教精神的。他说："其有修整观行，尊严法容，以仪范于后学者，以为持律之宗焉。"（《柳宗元集》卷25，《送濬上人归淮南觐省序》）他还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教、律在佛教界的地位，是佛教兴衰的标志。"凡浮图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经。"（《柳宗元集》卷7，《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那么，教、律的衰微，佛教内部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有什么值得忧虑的趋向吗？他认为是教外别传、不与物拘的禅宗。他说："佛之生也，远中国仅二万里；其没也，距今兹仅二千岁。故传道益微，而言禅最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诞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冒于嚚昏，放于淫荒。"（《柳宗元集》卷6，《龙安海禅师碑》）他又说："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柳宗元集》卷25，《送琛上人南游序》）由于他认为禅宗是佛教的变种，与佛教的真正宗旨相左，他对于禅宗人的评价也就不能随意拔高。慧能去世百馀年后，岭南观察使马总上疏请求给慧能加谥号，唐宪宗诏谥为大鉴禅师。僧人仰慕柳宗元一代文宗的名气，请他作碑文，他作了《曹溪大鉴禅师碑》，是继王维之后的第二碑。碑文回避了对禅宗的评价，用儒家学说来比附禅宗，说慧能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柳宗元集》卷6），而大量的文字却是歌颂马总的。这篇不伦不类的碑文，完全起不到彰扬禅宗的作用。大概僧人对这一点不满意，三年之后，又请刘禹锡作了第三碑。柳宗元所写关于其他禅僧的碑文或序，不是批评禅宗的毛病，就是根本不谈佛教，迂回地讲一些儒家说法、诗歌写作、儒释交游、僧人的家世经历以及僧人淡泊名利之类的话。柳宗元针对佛教内部的这些情况，不厌其烦地发表意见，那用意在于纠正偏差，捍卫佛教。
柳宗元对佛教的捍卫，还表现在对佛教外部异己力量的斗争上。他所写《送僧浩初序》一文，就是反驳韩愈批评他奉佛的专文。韩愈批评他不斥浮图。他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他还说：韩愈好儒的程度，没能超过扬雄，扬雄的书，吸收了庄子、墨子、申不害、韩非子的很多说法，难道"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他表示自己奉佛，只是取佛教中与儒学相合的成分，"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柳宗元集》卷25）这种捍卫佛教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
士大夫对佛教的捍卫，在佛教处境困难时，起到了解危纾难的作用；在佛教处境正常时，起到了促进发展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士大夫是佛教的一支重要的同盟军，休戚相关，辅车相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