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佛教对士大夫思想方面的影响(三)

  三、 说理散文

  说理散文的写作,体现出作者的逻辑思维水平和辩论能力。佛教对于事物的繁琐细密的分析,和佛教逻辑学--因明,对士大夫说理散文的写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人钱基博先生比较了韩愈和柳宗元的文章,认为他们崇奉的学说不同,因而所写的文章在技巧上也有高下之别。他说:"韩愈服膺儒者,而宗元兼通佛学,所为《龙安海禅师碑》、《南岳云峰寺和尚碑》、《大明和尚碑》,谈空显有,深入理奥,难在虚无寂灭之教,写以宏深肃括之文,其气安重以徐,其笔辨析而肆;钩赜索引,得未曾有;此固韩愈之所不屑为,而亦韩愈之所不能为者也。"(近人钱基博《韩愈志》第71页)韩愈和柳宗元,在散文的成就方面,堪称唐代的双璧。一般地说,韩愈的散文以表现手法见长,读者从中能较多地体会到美感,得到艺术享受;而柳宗元的散文以分析说理称美,读者从中能较多地体会到气势,见到它的深刻。这是由于他们各自所受教育的不同和气质的不同所造成的。韩愈是一位文学家,而柳宗元除了是一位文学家外,还是一位理论家,因为他除了具备韩愈的条件以外,还比韩愈多懂一门佛学理论。

  唐代士大夫中,受到佛教影响,写出宏篇巨制的说理散文的,当推李师政。李师政在唐高祖时期当过东宫学士,后来归依佛教,拜著名僧人法琳为师,成为在家居士。他站在法琳一边,积极参加还击傅奕反佛的斗争。他所写的《内德论》,就是这一斗争的产物。《内德论》约一万二千字,在说理散文中,篇幅最为可观。全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二部分《通命》和第三部分《空有》,都是阐述、发挥佛理的文字。第一部分《辨惑》,是批判傅奕反佛言论的文字。

  《辨惑》共有十条,针对傅奕的佛出西胡、周孔不言、毁佛誉道、比佛妖魅、昔有反僧、比僧土枭、讥毁须发、泥种事泥、有佛政虐、无佛民和等十种说法,逐一加以辩驳。我们不妨摘引一段,来看看它的逻辑性和辨析力量。

  李师政先摆出傅奕"昔有反僧"的说法:"赵时梁时,皆有僧反,况今天下僧尼二十万众。"紧接着反驳道:"若以昔有反僧,而废今之法众,岂得以古有叛臣,而弃今之多士,邻有逆儿,而逐己之顺子,昔有乱民,而不养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众,非云集于一邑,实星分于九土,摄之以州县,限之以关河,无征发之威权,有宪章之禁约。纵令五三凶险,一二阐提,既无缘以乌合,亦何忧于蚁聚?且又沙门入道,岂怀亡命之谋,女子出家,宁求带钾之用。何乃混计僧尼之数,雷同枭獍之党,构虚以乱真,蔽善而称恶?君子有三畏,岂当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关尼父之失;皂服为非,岂是释尊之咎?僧干朝宪,尼犯俗刑,譬诵律而穿窬,如读礼而骄倨,但以人禀玩嚚之性,而不迁于善,非是经开逆乱之源,而令染于恶。人不皆贤,法实尽善,何得因怒恶而及善,以咎人而弃法?夫口谈[伯]夷、[柳下]惠,而身行[夏]桀、[盗]跖,耳听《诗》《礼》,而心存邪僻,夏殷已降,何代无之?岂得怒跖而尤夷、惠,疾邪而废《诗》《礼》?然则人有可诛之罪,法无可废之过,但应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贱道。窃笃信于妙法,不苟党于沙门,至于耘稊稗以殖嘉苗,肃奸回以清大教,所愿深矣。"(《广弘明集》卷14)

  李师政的这段话讲了五层意思:

  第一,傅奕以历史上曾有僧人造反,就主张将唐初的二十万僧人全部取缔,这个说法缺乏分析,站不住脚。古代有叛臣、叛民,不必因此而一概废弃当今的顺臣、顺民;同样,不能因为过去曾有过反僧,就因噎废食,取缔当今的所有僧人。

  第二,僧尼出家,目的在于修持佛教,而绝不是为了造反。不能因为其中有个别恶劣分子,就把所有僧尼都看作是恶劣分子,或把佛教看作是产生劣迹的渊薮。

  第三,僧人散处在全国各地,有山川形势的阻隔,有国家政权的管束,即使有个别僧人谋反,也不会聚集成伙,造成威胁。

  第四,佛教持戒、劝善,连微小的身心过失都提倡防范,个别僧人犯法,是与这一主张背道而驰的,原因在于自己冥顽不化,没有接受佛教禁戒,当然责任应由自己负担,与佛教本身毫不相干,正如儒生有罪,不能归咎于孔子和儒教一样。

  第五,对人应作分析,人是分等次的。世俗中有乱臣贼子,佛教中也有恶劣僧徒,这不必讳言。自己虽深信佛教,但绝不会与僧人无原则无是非地加以勾结,并且一直怀着愿望,清除不法僧人,使佛教纯洁、精粹,发扬光大。

  可以看出,李师政这段话,思路清楚,逻辑严密,无懈可击。这当然得力于佛教的思想方法。

  针对着傅奕"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无篡逆"的说法,李师政援引史实,指出傅奕"专构虚言,皆违实录"以外,还进而指出:"一缕之盗,佛犹戒之,岂长篡逆之乱乎!一言之竞,佛亦防之,何败淳和之道乎!"他因而得出结论:"惟佛之为教也,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治,劝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乐,惩非显地狱之苦。"(《广弘明集》卷14,《内德论·辨惑一》)这个说法,高屋建瓴,显示出李师政比傅奕站得高看得远。

  傅奕反佛,用了很多谩骂的字眼。李师政引用过的有"道人土枭,驴骡四色,皆是贪逆之恶种"。(《广弘明集》卷14,《内德论·辨惑一》)法琳所引更详细,有"西域胡者,恶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犹毛臊,人面而兽心;土枭道人,驴骡四色,贪逆之恶种。佛生西方,非中国之正俗,盖妖魅之邪气"。此外,还有说佛是"胡鬼",僧是"秃丁",佛经是"妖胡浪语",戒律是"邪戒"等等。(《广弘明集》卷11,傅奕《上废省佛僧表》,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引傅奕语)谩骂是不理智不文明的行为,往往是辩论一方理论力量不足,才感情用事,乞救于污秽的语言,企图以声势震慑对方,压倒对方,才出现的现象。李师政并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显得心平气和,颇有风度,柔中有刚,绝不让步。他先说自己皈依佛教之前,"笃志于儒林","措心于文苑",不了解佛理,有很多糊涂认识,接着说:"太史令傅君,又甚余曩日之惑焉。"他摆出傅奕的论点后,往往说:"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或"此其未思之言也","此又不思之言也"。在逐条批驳中,他针对傅奕关于佛教"有之为损,无之为益"的说法,连连感叹:"是何言欤!是何言欤!与佛何雠,而诬之至此。佛何所负,而疾之若雠乎!"傅奕要废弃于国有益的佛教,"何其为国谋而不忠乎!为身虑而不远乎!"傅奕这样做,"亦何伤于佛日乎?但自沦于苦海矣。轻而不避,良可悲夫!"(《广弘明集》卷14,《内德论·辨惑一》)佛教认为贪、瞋、痴三毒是阻碍众生成佛的主要因素,应该用戒、定、慧三学加以破除。李师政正是以定破瞋,故能不像傅奕那样跳梁怒骂,而能境地平和,安重以徐;正是以慧破痴,故能不像傅奕那样片面和不作分析,而能思路敏捷,辩才无碍。大乘佛教将三学发展成为六度,即加上了布施、忍辱、精进。李师政正是在精进精神的指导下,奋起护法,以诤而止于无诤的。

  从以上这些事例可以看出,佛教缜密细致的思想方法,给予士大夫以深刻的影响,使他们的头脑变得周密复杂起来,他们比起不受佛教影响的士大夫,所写说理散文显得细密深刻,奔放浩荡,具有强烈的理论力量和逻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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