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出家法赖以提出的社会根源
士大夫为什么只能采取在家出家法呢？难道一旦真正出家，任何实际利益都要失去吗？那些佛教领袖不是比衮衮诸公还要炙手可热，那些著名僧人不是赢得了几乎全社会的普遍尊敬吗？
明人胡应麟写道："唐羽流（道士）还俗，率显荣；而缁流（和尚）还俗，多偃蹇，如贾岛、周贺之类，穷厄终身，较为僧但多发耳。"（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4）他能指出这种现象，是很可贵的，但他没有探讨问题的实质，为此，我试做分析以作为狗尾续貂。
有唐一代，儒释道三家并存。这三家既是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又是三而一、一而三的社会势力。就它们为封建统治服务来说，三家鼎立，缺一不可。但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尤其是佛教，同时还和李氏朝廷、封建国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三家的社会地位，在朝廷看来，是有区别的。李唐统治者为了神化自己的统治，认道教祖老聃李耳为自己的祖先，规定道先佛后，道教便幸运地占据了名义上的优势，列于佛教之上。道教是中国的国产宗教，有一定的民族基础，但在服药长生方面，往往露出破绽，理论也相当差，一直为佛教界所蔑视。唐初佛道辩论，道教徒往往被佛教徒问得张口结舌。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僧人慧乘问道士李仲卿说："先生广位道宗，高迈宇宙，向释《道德》，云上卷明道，下卷明德。未知此道，更有大此道者，为更无大于道者？"李仲卿回答道："天上天下，唯道至极最大，更无大于道者。"慧乘又问："道是至极最大，更无大于道者，亦可道是至极之法，更无法于道者？"李仲卿认为是这样。慧乘接着说："《老经》自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意自违本宗，乃云更无法于道者？若道是至极之法，遂更有法于道者，何意道法最大，不得更有大于道者？"李仲卿回答："道只是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更无别法能法于道者。"慧乘说："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亦得自然还法道不？"李仲卿答道："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慧乘问道："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法自然，自然不即道？"李仲卿答："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不相法。"慧乘说："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亦可地法于天，天即是地。然地法于天，天不即地，故知道法自然，自然不即道。若自然即是道，天应即是地。"这里，僧人仅仅以逻辑和概念的关系为出发点，徐徐深入，步步为营，就弄得道士难以招架，狼狈败阵。李仲卿当场"周慞神府，抽解无地，忸赧无答"。（唐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唐高宗时，僧灵辩又挫败道士方惠长，还嘲笑说："黄冠（道士）暂逢缁服（和尚），不觉心迷。"（《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到了唐后期，佛教界还是看不起道教的理论，僧宗密说："道教只知今此世界未成时一度空劫，云虚无混沌一气等，名为元始，不知空界已前，早经千千万万遍成住坏空，终而复始。故知佛法教中，小乘浅浅之教，已超外典深深之说。"（唐释宗密《华严原人论·斥偏浅第二》自注）
唐太宗时，僧人法琳为了改变佛教受压抑的地位，甚至冒着大不敬的风险，指出皇室李氏出自鲜卑族，是阴山贵种，本姓达闍达，译为汉语即为李，而不是出自陇西老聃之李。他还编了一则具体的情节，说老聃的父亲姓名为韩虔字为元卑（利用谐音攻击其人寒蹇，是天字第一号的卑贱货），是个独眼瘸子，终生穷困，娶不起妻，72岁时和邻居家的老婢女私通，怀上老聃竟连分娩用的床都没有，只好在李子树下生出来，故冒姓为李。这种污秽的谣言使唐太宗很难堪，法琳也差一点丧命，然而道先佛后的地位却没有动摇。
唐玄宗崇道抑佛，使士大夫在处理同佛道二教的关系方面出现了一些波动。贺知章原来崇奉佛教，他和其他士大夫同僧道亮交游，"同心慕仰，请问禅心"（《宋高僧传》卷8《唐越州云门寺道亮传》），同僧玄俨"具法朋之契"（《宋高僧传》卷14《唐越州法华山寺玄俨传》），同僧昙一"并为师友"。（《宋高僧传》卷14《唐会稽开元寺昙一传》）但他晚年在唐玄宗崇道抑佛精神的感召下，信仰和举止都发生了变化。他转而崇奉道教，号四明狂客，用道教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李白回忆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殿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全唐诗》卷182，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序）唐玄宗天宝三年（744），贺知章86岁，"上表乞为道士还乡"。唐玄宗批准后，他即于正月初五启程回会稽。唐玄宗亲自赋诗送行，并诏令公卿大臣在京师长安东门为他饯行，"岂惟崇德尚齿，抑亦励俗劝人"。（《唐诗纪事》卷17《贺知章》）
唐代统治者对道教的功利主义政策，既保证了道教的社会地位，又保证了道教徒还俗后的政治待遇。"韦渠牟本道士还俗，至唐宰相"（《诗薮》外编卷2），确实很显荣。
然而道教的发展，依然远远比不上佛教。道教徒也有转而加入佛教的。武则天依靠佛教制造舆论而完成改朝换代的大业，就抬高佛教的地位，规定佛先道后。道士杜乂顺应这一形势，请求弃道入佛。武则天亲自批准，把他安排在神都洛阳的佛授记寺中，法名叫做玄嶷。这位新手由于没有僧龄，在佛教界地位甚低，武则天甚至破天荒赐他夏腊（僧龄）三十年，使他"顿为老成"。（《南部新书》戊部）
与道教占据了名义上的优势同时，佛教占据了实际上的优势。佛教是舶来品，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虽然已变成了中国的文化，但仍被视为夷狄，往往在严夷夏之防中不那么理直气壮。傅奕认为佛教是"妖胡浪语"，应该"退还天竺"。（《广弘明集》卷11，傅奕《上废省佛僧表》）李翱认为佛教是"夷狄之术"，"以夷狄之风而变乎诸夏，祸之大者也"。（唐李翱《李文公集》卷4，《去佛斋》）佛教对于统治者来说，利害三半。佛教以劝善的说教来教育臣民服服帖帖地接受朝廷的统治，逆来顺受，不要造反，收到所谓阴助教化、调御人天的效果。佛教发展了大批教徒，占有大量田产，在分割利益时，同统治者争夺剥削对象。佛教的基本主张，有很多和儒家冲突，特别在出世入世方面是这样。当统治者需要佛教"利"的一面时，佛教就有了发展的方便条件，其宗派领袖和贵族僧侣就有了显赫的机缘。佛教的经济实力雄厚，上层僧侣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利益当然是很可观的。佛教发展越快，僧众越多，就越不稀罕，越不值钱。佛教发展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危害国家的利益，影响到财政收入；再加上僧侣和官吏的勾结以及左道害政，统治者就越来越警惕地看到它的"害"的一面，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限制或打击。儒家和道教对佛教的斗争，使佛教发展的波浪式过程愈益加剧。处于发展低潮时，佛教徒会受到异己力量的嘲笑否定；处于发展高潮时，也不能摆脱这种遭遇，只是程度稍微缓和些而已。
儒家学说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经过各个时期的充实和发展，成为统治集团经邦济世的理论和民众为人处世的准则。儒家学说为全社会所必需，它的存在是不成问题的。士大夫既奉儒家学说为圭臬，又作为安身立命的社会支柱。崇佛的士大夫中，即使是陷得很深的，绝大多数仍是以儒家学说为思想主导的。儒家学说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赋予士大夫一种社会使命感。崇佛的士大夫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不赞成佛教和其它宗教的士大夫，更有一种舍我其谁的积极用世精神。崇佛而保持住士大夫的身份，可以被视为高逸、旷达、潇洒；真正削发为僧，彻底失去士大夫的身份，那便意味着逃避社会责任，颠倒了公私进退显隐的关系。如果安分守己地当僧人，也未尝不可；如果还俗，要想显荣，只能加入士大夫的行列中，走科举经济的道路。且不说在成功者寥寥的这个庞大队伍中，又加入了这么一些竞争者，即以还俗僧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反复无常来说，也为士大夫所非议、所不齿。因此，对于僧人还俗，士大夫是另眼相看的。僧人还俗，多数只能落个穷厄终身的下场。
五代人孙光宪所著《北梦琐言》卷3记载：唐末，张策由僧人还俗，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赵崇非常鄙视他，说："张策，衣冠子弟，无故出家，不能参禅访道，抗迹尘外，乃于御帘前进诗，希望恩泽。如此行止，岂掩人口。"他坚决表示："某十度知举，十度斥之。"同书卷10记载：僧鸾原是个有才华而不检点的士大夫，不堪作为举子。薛能劝他放弃科举，出家为僧。出家后，他曾入京师当文章供奉，结识了一批士大夫，特别为赐紫柳玭大夫和租庸使张濬所器重。柳张二人极力夸奖他，说他可大用。二人说他可大用，是指作为僧人可大用。他却乘机还俗。还俗后，柳张二人对他的态度与以前迥乎不同，对于他的来访，一个"鄙之而不接"，一个"亦拒之"。这两个还俗僧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
有的人不是僧徒还俗，而是地地道道的士大夫，因为和僧人交往过多，或走僧人门径而获利，也会受到士大夫的冷遇。陈岵为《维摩经》作注，通过供奉僧进奉朝廷而当上刺史，受到左补阙刘宽夫的抨击。（《旧唐书》卷153《刘宽夫传》）韦昭度通过承恩僧人潜结宦官而当上宰相，被人们指责为"顷因和尚，方始登庸"。（《北梦琐言》卷6）甚至有位士大夫，退朝后去一位朋友家，见有僧人在座，立即愤愤而去，后来批评这位朋友说："公好毳褐夫，何也？吾不知其言，适且觉其臭。"（《太平广记》卷499，《衲衣道人》条引《国语》）如果僧人的号与儒家沾点边，也会受到奚落。《因话录》卷4说：僧人有取号为文章大德的，"夫文章之称，岂为缁徒设耶？""儒有经传在乎致远，力学在乎请益"（《杨炯集》卷1，《卧读书架赋》），一生孜孜以求的，无非名利二字。薛能就坦白地表示："还应笑我功名客，未解嫌官学大乘。"（《全唐诗》卷561，薛能《题平等院》）因此，士大夫对于世俗利益，是不忍割弃的。当他们目睹到只有少数上层僧人，由于政治的需要，礼仪式地享有高位，而绝大多数僧人并不能如此走运，还俗后困厄屯蹇，世俗利益就要完全失去，还会受到冷遇，遭到白眼，他们当然不愿自觉地置身于这种社会压力之下，于是在家出家就成了最恰当的方式。
这一点，萧瑀表现得很典型。他曾请求出家，唐太宗允许后，他却立即反悔，说："臣顷思量，不能出家。"唐太宗十分生气，下诏予以严厉的指责和处分。诏文说：
太子太保、宋国公瑀，践覆车之馀轨，袭亡国之遗风（他是佞佛皇帝梁武帝的后裔）。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辩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往前朕谓张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应，请先入道，朕即许之，寻复不用。一回一惑，在于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于帷扆之所。乖栋梁之大体，岂俱瞻之量乎？朕犹隐忍至今，瑀尚全无悛改。宜即去兹朝阙，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旧唐书》卷63《萧瑀传》）
这实际上是逼着萧瑀出家，来洗刷自己"全无悛改"之过。尽管这样，他还是不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