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高宗建东都
洛阳宫既然具有准都城的地位，褚遂良上疏援引前代事典称之为"东京"，尉迟敬德把洛阳同长安相提并论，太宗离开这里时不是像其它行宫那样设宫监管理，而是像京师长安一样设置留守处理政务，那么，洛阳宫升格为东都，就是势所必然的事情了。太宗去世后，其子唐高宗把这件事付诸实施。
高宗巡幸洛阳总共七次，累计十一年，占他在位时间的三分之一。显庆元年（656），高宗继位六年多，诏令在乾阳殿的原址开始修建乾元殿。次年闰正月，他首次幸洛阳，二月抵达。十二月，他写了一道《建东都诏》，重复了太宗对于洛阳的观点，决定把洛阳宫改为东都，以自己同皇后武则天所生的一岁幼儿李显为周王、洛州牧，并确定洛州官员同长安所在地雍州相应官员一样级别。同时，废除了穀州（治今河南省新安县）的建置，该地连同福昌（今河南省宜阳县）等县，以及黄河北边原属怀州的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济源、温县和洛阳东边原属郑州的汜水（今河南省荥阳市），都划归洛州管辖。这样，洛阳作为都城就制度化、正规化了。
仪凤三年（678）十月，高宗又下了一道《幸东都诏》，指出：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本来就是地少人多，再加上各地百姓前来服徭役、兵役，供应更加困难。尽管今年秋天粮食丰收，仍然不能保证两三年的消费，免不了要减免百姓的赋税徭役。洛阳则不同，当地物产丰饶，今年又获大丰收，各地的绢帛粮食运到这里十分方便。因此，定于来年正月巡幸洛阳。这道诏文的表面含义使不少学者得出高宗移幸洛阳出于经济原因的结论。如果仅仅因为长安的经济条件不如洛阳优越，李唐王朝为什么不把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后来的诸多唐代帝王为什么能够依然固守长安？高宗因为什么事情牵制不能解决长安的供应问题？其实应该是政治原因。唐玄宗《幸东都制》指出长安和洛阳在创业和守成时期的不同作用为："帝业初起，崤（崤山）函（函谷关）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雒（洛）为会同之府。"时人裴耀卿也说："国家帝业，本在京师（长安），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这表明长安是关中本位的根据地，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的李唐皇室首崇长安，把长安经营成自己的大本营，安置宗庙、陵寝，构成政治、礼仪氛围，以临制天下，是断不能轻易抛弃的。而高宗幸洛的政治原因，下文将提供具体的阐述。
二、 唐高宗游弋于两京之间
上元二年（675），高宗在洛阳说："东西两座都城，是我的两所宅院。"这个时期，唐朝的东北方有高丽、百济、新罗、契丹、奚，北方有后突厥，西方有吐蕃、西突厥。唐朝同这些民族关系紧张，屡有战争。各方情况都需要尽快上报朝廷，及时处理。洛阳大致是全国的几何中心，既不必担心外族兵临城下，又便于应付各方的种种事务。高宗游弋于两京之间，就是为了利用洛阳的这个优势。
唐朝同东北方各族的关系，在这一时期最为复杂。高宗在诏令开工修建乾元殿的前一年，就派营州（治今辽宁省朝阳市）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继续收复辽东故土。两年后，他首次巡幸洛阳。显庆五年（660）五月，奚族叛唐，讨降之；又讨契丹，擒获其松漠都督阿卜固送至东都。百济依仗高丽援助，多次侵略新罗，新罗上表唐朝请求救援，高宗又派苏定方讨伐百济。八月，苏定方破灭百济，高宗诏令以其地设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十一月，高宗登上宫城则天门楼，举行献俘礼，百济国王义慈及其臣僚等战俘，一律不予追究罪责。年底，高宗在洛阳任命了苏定方等三位行军大总管，率兵分辽东道、平壤道、浿江（朝鲜大同江）道出击高丽。龙朔元年（661）正月，高宗募得关东六十七州四万四千余名兵士，开赴前线。三月，他在宫城的洛城门宴请群臣和外族代表，观看新排练的武舞一戎大定乐，以象征用武力安定天下之意，准备御驾亲征。但此举不过是作个姿态而已，他这时已患风眩头重病，目不能视，又不具备太宗那样的军事才干。因此，武后谏阻亲征，他依然留在洛阳。次年正月，他册命波斯（今伊朗）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四月返回长安。
麟德二年（665）三月，高宗再幸东都，年底到泰山，次年正月举行了封禅大典，然后经东都返回长安。总章元年（668），唐军破灭高丽。咸亨二年（671）正月，高宗又幸东都，次年十一月西归长安。上元元年（674）正月，新罗纳高丽叛亡之众，封百济故地，派兵把守。高宗大怒，诏令削去新罗国王金法敏的官爵，把住在长安担任右骁卫员外大将军的其弟金仁问立为国王，派回新罗；同时，以宰相刘仁轨为鸡林道（龙朔三年，即663年，唐置新罗为鸡林州）大总管，发兵讨伐。十一月，高宗又东幸洛阳。次年二月，唐军大破新罗兵众，高宗在洛阳接待了新罗入贡谢罪的使臣，恢复金法敏的官爵，从中途召回金仁问。
与此同时，西边的民族也不断对唐进行滋扰。显庆四年（659）十一月，高宗在洛阳诏令苏定方出兵西域，平定由思结首领都曼勾结疏勒、朱俱波、谒般陀等国发动的叛乱入侵活动。次年正月，苏定方得胜回朝，在乾元殿举行献俘仪式，向高宗献上都曼等战俘。不少小族也相继制造混乱。但这时对唐构成最大威胁的还不是遥远的西突厥和这些小族，而是唐的近邻吐蕃。
龙朔三年（663），吐蕃东破吐谷浑，吐谷浑可汗率领数千帐部民北逃凉州（治今甘肃省武威市），向唐廷告急请援。这时高宗在长安，作了凉州、鄯州（治今青海省乐都县）防卫吐蕃的部署，派苏定方为安集大使，指挥诸军援助吐谷浑。麟德二年（665），吐蕃转而向西域发展，威胁到唐的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次年，高宗东封泰山完毕，急忙赶回长安。高丽战事一结束，他遂将注意力转向西方。总章二年（669），他打算到凉州视察，被臣僚们谏止。他准备把吐谷浑部落安置到凉州南山，臣僚们担心吐蕃会来这里烧杀抢掠，征讨吐蕃又无财力，于是安置一事搁浅。咸亨元年（670），吐蕃侵占西域十八州，唐廷被迫放弃安西四镇。高宗于是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拉萨）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伐吐蕃，并援助吐谷浑返回故地。唐军同吐蕃在青海激战失利，死伤略尽。唐朝和吐蕃之间的缓冲地带吐谷浑完全被吐蕃占领，吐蕃接连寇边。吐蕃对唐的威慑局势表明唐不能立即取胜，加上旱灾饥荒，高宗决定来年再幸东都。这时由于唐在东西两边同时与新罗、吐蕃开战，高宗因而在两京间游弋不定。咸亨三年（672）返回长安，上元元年（674）讨新罗又幸洛阳。新罗的事处理完毕，仪凤元年（676），吐蕃入侵今青海、甘肃一带，高宗在洛阳任命行军元帅讨吐蕃，又回长安。仪凤三年（678），高宗为连年同吐蕃战而失利感到忧愁，就召集御前会议讨论怎么办。臣僚们或主张和亲息事，或主张严设守备，筹集资财再作征讨，或主张立即讨伐，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后来，太学生魏元忠赴洛阳上封事，以为平定吐蕃非朝夕可待。那么，高宗呆在长安，便失去主持战事的意义。由于战争牵制，不能及时改善关中的供应状况，于是在关中当年秋粮丰收的情况下，他下了前引那道《幸东都诏》，次年又幸洛阳。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唐朝所能做的事是一面防守抗击，一面在西边广事营田。而吐蕃降服了西洱诸蛮、羊同、党项和诸羌之后，其控制区东面扩大到今甘肃、四川大部地区，西面攻陷今新疆天山南面的安西四镇，北抵突厥，南临天竺（印度），地方万余里，成为唐的劲敌，迫使后来的唐代皇帝另辟蹊径来应付局面。
三、 太子李弘死葬洛阳
李弘是高宗和武后的长子，显庆元年（656）四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在后来高宗、武后巡幸洛阳期间，留在长安监国。他一直患病，政务由东宫几位左、右庶子辅佐参决。他曾被父皇召到东都，和右卫将军裴居道的女儿结为伉俪。礼官上奏须以白雁充当男方初次和女方商议订婚的聘礼，恰好就在东都苑（西苑）获得一只白雁，高宗非常高兴。太子仁孝谦和，深得高宗和官僚们的爱戴。武则天立为皇后之前，与萧淑妃争宠，杀害了萧淑妃，将其两个女儿義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幽禁在长安掖庭中，年过三十还不让嫁人。太子偶然见到自己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不禁动了恻隐之心，立即奏请出嫁，高宗允准。但武后怒不可遏，随即把姐妹俩轰出去，配给两个地位卑微的卫兵，并从此厌恶太子。上元二年（675），太子赴洛阳，高宗一直重病缠身，想禅位给太子，不料四月份太子在东都苑合璧宫一命呜呼，年仅24岁。当时有传闻说太子是被武后用毒药害死的。但高宗的诏令却披露太子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是"沉瘵（痨病，即肺结核）婴身"，"旧疾增甚"。母亲再讨厌儿子，再急于扫清障碍抢班夺权，总不至于对已经病入膏肓的儿子下毒手吧！
高宗对太子的英年早逝悲恸不已，诏令说："慈惠爱亲叫做'孝'，死不忘君叫做'敬'，可谥为孝敬皇帝。"四个月后，在洛州缑氏县（今偃师市南）懊来山（景山、太平山），按照皇帝陵寝的制度规模，营建了恭陵，安葬了死者。高宗亲自撰拟书写《睿德纪》，刻石立于陵前。这所陵墓限期紧迫，耗费资财巨亿，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甚至乱投砖瓦而逃散。
四、 皇后武则天偕同唐高宗驻洛阳
武后随同高宗驻洛阳期间，因高宗患病，自显庆五年（660）十月起，开始受委托参决朝政。这位不甘寂寞的女人乘机显示出杰出的行政才干。高宗对她处理国事的精明果断非常满意，致使她的权力与皇帝相当，两口子因而被朝臣称为"二圣"。武后还时而出点风头，借以检测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以求更大的发展。
龙朔元年（661），高宗想亲自率军征讨高丽，武后上表谏阻，终于使他改变主意，留在洛阳。麟德二年（665）筹备东赴泰山封禅，武后借口封禅仪注不妥当，上表争取自己率领内外命妇奠献。高宗加以考虑，决定自己行"封"礼，作为"初献"，登泰山筑坛祭天，向昊天上帝汇报成功；武后行"禅"礼，作为"亚献"，在泰山侧社首山设坛祭地。上元元年（674）年底，武后上表建议十二事，内容有：李唐皇室是玄元皇帝老子李耳的后裔，请令王公以下皆研习道家经典《老子》，每年依照明经科策试儒家经典的例子，开设道科选拔人才；父在母亡，子女服丧期由一周年增至三年，以同服父丧期相当；劝课农桑，轻摇薄赋；免除关中地区役重地区百姓的徭役；禁断各地崇尚浮巧末行的现象；息兵止战，用仁义道德感化天下；广开言路，杜绝谗口；提拔才高位低的官吏；京官八品以上者增加俸禄，等等。这些建议涉及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是武后全面施政的一次演习。高宗下诏赞扬，全部采纳实施。次年三月，武后在邙山南坡祀先蚕，以少牢（一头猪一只羊作祭品）祭祀第一批蚕虫，百官和各地来东都的朝集使皆陪位。高宗的病情日益加重，想把皇位让给太子李弘，但太子这年四月在洛阳病故。高宗把禅让的对象转向武后，想把这位比自己大五岁的太太由贤内助推到台前，名正言顺地摄理国政。当高宗向大臣们摊牌时，大臣们对这个意料之中的安排依然感到意外，坚决表示反对。宰相郝处俊说："皇帝像太阳，皇后像月亮，阴阳分工，各有所主，因而皇帝主管外事，皇后主管内务。如果违背这个规则，上则获罪于天，下则取怪于人。况且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不是陛下一己的私物，陛下怎么可以偏私后族，把天下随随便便送给皇后呢？"高宗只好罢休。
武后继续锲而不舍地作着种种努力。仪凤元年（677），她劝高宗到中岳嵩山祭天，想藉机再次亮相。调露元年（679）五月，继李弘立为太子已五年的李贤开始在洛阳监国。偃师人明崇俨以符咒幻术为高宗、武后所器重，委以正谏大夫职务，在太子监国前几天，为盗所杀，凶手不曾抓获。太子听宫中人私下议论，得知自己不是武后亲生，而是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心中常怀恐惧。明崇俨曾多次对武后说：太子不堪继任皇帝，不如武后所生的英王李哲（显）和相王李轮（旦），英王貌似太宗，相王长相也贵不堪言。因此，武后怀疑是太子指使刺客暗杀了明崇俨。永隆元年（680）八月，武后唆使高宗下诏调查太子的恶劣行径，在东宫马坊搜出黑甲数百领，指控为谋反的物证。一个受太子宠爱的户奴屈打成招，说是自己去执行了刺杀明崇俨的任务。高宗喜欢太子，想释而不问。但武后说："作为人子，竟对父皇谋反，如此行径，天地不容。大义灭亲，绝不能赦免。"于是太子被废为庶人，押送至长安软禁起来，所有黑甲在洛阳天津桥南予以焚毁。同时，英王被立为太子。武后左右朝政，已经初具规模。
五、 唐高宗病逝洛阳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初四，高宗下诏改年号、赦天下，以遏止自己的病情。他打算登则天门楼宣布赦书，但气逆不能乘马，就召集百姓来宫中，在殿前宣读。礼毕，他问侍臣道："百姓高兴吗？"侍臣答道："百姓承蒙皇恩浩荡，无不感动欣说。"他凄怆地发出哽咽的声音，说："百姓高兴，我却快死了。天地神灵如果再叫我多活一两个月，能回到长安，我就是死了，也不遗憾。"当天夜里，他在贞观殿召见东宫平章事裴炎，向他交待辅佐太子当好皇帝的后事，随即去世。这位56岁的死者最后的心态并非对驻跸洛阳的忏悔，而是想争取时间，死在李唐的老窝长安，因为那里具有正统地位和礼仪氛围。
高宗灵驾将由其子唐中宗李哲护送，西还关中安葬。梓州射洪县（今四川省射洪县北）人陈子昂，在洛阳向中宗上书谏阻。他说："当今关中的情况，与秦汉建都时期大不相同。燕山、代北一带，常遭受突厥的侵扰，巴蜀、陇西地区，也饱尝吐蕃的祸患。这些地方，经济残破，百姓困苦，男丁常年为向边地运输和防守而奔波，根本谈不上向关中转运粮食财物。关中连年遭灾，田地荒芜，妻离子散，虽然近两年稍有收成，但流民返回家园，生计艰难，更无蓄积。如果灵驾西迁，大队人马从哪里取得供应？何况营建陵寝，工程浩大，必然要驱使当地疲惫不堪的百姓去凿山采石，他们哪里承受得了？天子是普天下的首领，应以四海为家，何必一定要在关中安置陵寝？河洛一带同样是形胜之地，景山秀丽，超过群山，周围有嵩岳、邙山等自然风光，在这里营建园陵，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再者，洛阳北有太行山的险峻地势，南有宛、叶（今河南省南阳市、平顶山市所辖地区）富饶的物产，东达江淮地区，可利用湖海鱼盐，西通崤山，能凭借潼关、黄河。英明的帝王要想统驭淳厚的百姓，达到世道太平，就应该在这里君临天下。可惜陛下不比较瀍洛一带的壮观与关陇地区的荒凉这二者的差异，要舍弃洛口等仓城的巨量积蓄，护送灵驾西行，这是忘记了国家大计，而曲从庶民百姓那样的孝节，我认为很不恰当。希望陛下能认真审阅我这份上书，并向皇太后请示，同宰相们商量，做出正确的抉择，不要让天下百姓失望。"这份上书没能奏效，高宗灵驾于光宅元年（684）送回关中，安葬在今陕西省乾县的乾陵。中宗没能去护送，他已被皇太后武则天废黜帝位，封为庐陵王，迁到湖北幽禁起来。武则天也没有去护送，她召见了陈子昂，发现是个人才，授以麟台正字官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