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以多种途径选拔军事人才。
科举考试是其中一个方面。多数情况下是制举，即皇帝根据实际需要，临时下诏（制），设立科目。显庆二年（657），唐高宗在洛阳下诏选拔军事人才，责成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各州刺史，精心察访、推荐各种人才，比如："勇冠三军，翘关拔山之力；智兼百胜，纬地经天之才；蕴奇策于良、平（西汉谋士张良、陈平），驰功绩于卫、霍（西汉大将卫青、霍去病）；踪（追踪）二起于吴、白（战国大将吴起、白起），轨（遵照）双李于牧、广（战国大将李牧、西汉大将李广）；赏纤善而万众悦，罚片恶而一军惧。"当年，刘仁愿"应诏举文武高第，升进二阶"。调露元年（679），唐高宗在洛阳武成殿接见岳牧（地方官）举人，问天阵、地阵、人阵是什么意思。武陟县（今河南省武陟县）尉（管军事的官）员半千答道：兵书多说天阵指星宿孤虚，地阵指山川向背，人阵指偏伍弥缝；自己以为不然。"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之时，此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三军使兵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利，此人阵也。三者去矣，将何以战？"唐高宗非常欣赏，把他以上等成绩录取。（徐松《登科记考》卷2）开元九年（721），唐玄宗又开制举，下诏说："今边境未清，统边须将。"各地人中"有智合孙（春秋、战国军事家孙武、孙膑）、吴（吴起），可以运筹决胜，有勇齐贲、育（战国勇士孟贲、夏育），可以斩将搴旗，或坐镇行军，足拟万人之敌，或临戎却寇，堪为一堡之雄，各听自举，务通其实。……朕当亲试，不次用之"。当年设智合孙吴运筹决胜科。唐玄宗策问说："思谋臣以制敌，折冲于樽俎（通过交涉联络，以亲和宴饮冲销敌对战争）；索名将以守边，降伏其戎寇。行何法也，得致斯人哉？"（《登科记考》卷7）杨若虚、张仲宣及第。开元十二年（724）开将帅科，裴敦复、房自谦及第。开元十五年（727）开武足安边科，郑防、樊衡及第。开元二十三年（735）开智谋将帅科，张重光、崔圆、李广琛及第。后来的皇帝也不断以制科选拔军事人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军谋越众科，夏侯审、平知和、郑儋（dān）、凌正、周渭、丁悦及第；贞元元年（785）开识洞韬略、堪任将相科，许贽及第。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开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樊宗师及第。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开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吴思、李商卿及第。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开军谋宏达、材任边将科，裴俦、侯云章及第。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开军谋宏达、堪任将帅科，郑冠、李式及第。只是应试文人大多纸上谈兵，迂腐不切实用，因而这些及第者没有留下彪炳史册的军事业绩。
制举不正规，女皇帝武则天创立武举作为常举，像进士科、明经科一样，在每年的固定时间举行。《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介绍武举情况，只有短短几句，说："长安二年（702），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翘关，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负重者，负米五斛（一斛为十斗），行二十步（一步六尺），皆为中第。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复书。"《大唐六典》卷5记载了尚书省兵部铨选军事人才的具体情况，和《新唐书》的武举内容一致，应是武举的情况，说：应选人员根据距离京师的远近分期来京，五百里以内者在夏历十月上旬，五百里以外至一千里者在中旬，一千里以外者在下旬。届时由兵部尚书任中铨（尚书铨），两位兵部侍郎分别任东铨、西铨，主持其事。首先进行长垛、马射、马枪、步射、应对等项考试。长垛为连续射三十支箭。箭靶子的圆心部位叫做中院，中院外围部位叫做次院，次院以外直至靶子边缘的部位叫做外院。射中中院者为上，射中次院者为次上，射中外院者为次。三十支箭均射中靶子为合格，再统计各支箭的中的等级综合评定出成绩。马射即骑马射箭，箭皆射中靶子为上，或中或不中为次上，皆不中为次。马枪刺中三四次为上，二次为次上，一次为次。步射为射草人，射中者为次上，虽射中但不符合规则，或符合规则但未射中，均为次等。《新唐书》提到的平射、筒射，据《大唐六典》可知是长垛的变通。所谓平射，指射出的箭平直，十支箭皆中的，一半中院，一半次院，为上等成绩；三支中院，七支次院，为下等成绩。所谓筒射，指远距离射箭，十支箭皆中的，四支中院，六支次院，为上等成绩；三支中院，七支次院，为下等成绩。无论平射、筒射，达不到下等成绩者落选。应对，可能是回答问题。考试完毕，以"三奇"衡量，一是骁勇，二是材艺（武艺），三是可为统领之用。不符合条件者退回不用，优秀者授予职务。五品以上职务须上报朝廷，由皇帝下制任命；不超过五品则由兵部自行登记授官。
唐代承平日久，风俗崇文鄙武，士人多趋向举进士、明经谋出路，因而武举开科后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唐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建议废除武举，说："今内外邦畿，皆有师旅，偏裨将校，所在至多，诚宜设法减除，岂复张门诱入？况若此辈，又非骁雄，徒称武官，不足守御，虽习弓矢，不堪战斗，而坐享禄俸，规逃征徭。今请悉停，以绝奸利。"（《通典》卷18）谏议大夫田敦奏对说："兵部武举每年常数百人，挟持弓矢，出入皇城间，恐非所宜。"唐德宗大吃一惊，遂于贞元十四年（798）下诏取缔，说："乡贡武举，并应百只箭及三十只箭人等，今年宜权停。"实际情况是，"武举者每岁不过十人"。因此，人们厌恶田敦危言耸听，破坏老规矩，"以图称旨"。（《唐会要》卷59《兵部侍郎》）此后十年间，迄未再置武举。这些否定武举的说法显得偏激，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将郭子仪，即出身武举高等，可见武举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通过科举制选拔军事人才，由于只是演习或笔试，免不了华而不实或流于空谈，只有通过战争能够发现实用型人才。薛仁贵便是这样脱颖而出的。他在唐太宗发动收复辽东故土战争之际应募从军。在辽东战场，唐军将士受高丽军队围困，形势危急，"仁贵往救之，跃马径前，手斩贼将，悬其头于马鞍，贼皆慑伏，仁贵遂知名"。在和高丽重兵交战中，他自恃骁勇，欲立奇功，故意穿上和别人不同的白色衣服，率先冲锋陷阵，"所向无前，贼尽披靡却走，大军乘之，贼乃大溃"。唐太宗看在眼里，派人打听他的情况，立即召见，予以赏赐、提拔。退军后，唐太宗说："朕旧将并老，不堪受阃（kǔn，门槛）外（郭门以外，指军职）之寄，每欲抽擢骁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薛仁贵后来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当九姓突厥侵犯西域，他连发三箭，射死三人，其余纷纷下马投降。于是军中编成歌曲演唱道："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九姓"不复更为边患"。（《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很多军事人才都是通过这条途径发现、提拔的。
选用军事人才，也有一些匪夷所思的情况。有借题发挥中了皇帝的意而被提拔者。开元二十四年（736）夏历八月初五，唐玄宗庆诞辰，举行绳伎（走索，即走软绳）表演。一根绳索长达百尺，高悬数丈。掖庭美女上到绳索上，伴随着锣鼓的节奏自如地表演。她们或者在绳索中间相遇，彼此侧身而过；或者在绳索上随意俯仰，轻盈矫捷；或者一人站在绳索上，让另一人用腿承接六尺高竿子的顶端，然后连竿带人举起来；或者一人承托一群相互站在肩膀或头顶上的表演者，层层叠叠三四重，如同孔雀开屏一样，然后依次翻身落在绳索上，不出一点差错。士兵胡嘉隐观看表演后作《绳伎赋》献上，说唐玄宗举办绳伎活动，不是"玩人丧德"，也不是"悦彼姝者子"（好女色），而是"犹君之从谏则圣（国君采纳臣民的批评建议，施政就会英明），伎之从绳则正（木匠以墨绳弹出直线，取材即可端直）。惟伎可以为制节（制定节度、法度），绳可以为龟镜（龟卜、镜子，比喻借鉴）"。"奇伎兮忽还天上而不可见，绳绳兮道之远兮不可明"。（《全唐文》卷402）这样巧妙地利用"绳"字作文章，就把唐玄宗的耳目之娱粉饰成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活动。唐玄宗大为欣赏，将作者"擢拜金吾卫仓曹参军"。（王谠《唐语林》卷5）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56），周宝因为"善击球"，被提拔为军将。此后没再升迁，他焦躁不安，遂"自请以球见，武宗称其能，擢金吾将军"。（《新唐书》卷186《周宝传》）这是利用君臣共同的体育爱好，取悦皇帝以猎取军职。最荒唐的事情莫过于打球争三川。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日益炽烈，京师长安岌岌可危。大宦官田令孜想让唐僖宗转移到剑南西川（驻今四川省成都市）去，就奏请由四位左神策大将军去镇守三川，其中一个是自己的哥哥。三川即剑南西川、剑南东川（驻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和山南西道（驻梁州，今陕西省汉中市）。西川即将成为唐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这时由谁出任节度使，显得更为重要一些。唐僖宗喜爱打球，就令四人击球，以三川为赌注，结果，田令孜的哥哥获得第一筹，"即以为西川节度使"。（《资治通鉴》卷253）
安史乱后，宦官执掌军权，军事人才的选拔有时得靠孔方兄（铜钱）从中周旋。这一时期，节度使的选派，多由担任中央禁军中尉的宦官作主。一些禁军将校为了当上节度使，就向中尉大量行贿，自己家产不足，往往借债于人，赴任藩镇后，抓紧盘剥民脂民膏以偿还债务，因而被人们称为"债帅"。唐宪宗元和六年（811），羽林大将军孙璹（shú）为求节度使职务，以二十万缗铜钱向时任弓箭库使的宦官刘希先行贿，事情暴露，刘希先赐死，牵连到宦官头子前禁军中尉吐突承璀，贬为淮南节度监军使。但没有暴露者居多。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宰相裴度、韦处厚顶住宦官制造的歪风邪气，提请由太仆卿高瑀（yǔ）出任节度使。官僚士大夫纷纷庆贺，说："韦公作相，债帅鲜矣！"（《旧唐书》卷162《高瑀传》）这位节度使果然不负众望，在镇做出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