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旅游观
什么是旅游？旅游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旅游是人的本能还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旅游的内涵包括哪些内容？这些看起来简单的问题，却是一直以来困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学术难题。其实，这也并不值得奇怪。旅游作为一种活动或现象虽然在地球上已存在了成千上万年，但旅游学研究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
据考证，中国最古老的旅游概念，可能出自于《周易》中的"观卦"和"旅卦"。"观卦"中有这样的表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观国之光，尚宾也"。意思是说，观乎国家之盛态，既有利于成为君王的贵宾，也说明国家正礼尚宾贤。虽然，此处的"观光"与现代意义上的"观光"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其为"观光"一词的出典。
"旅游"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则为南朝时期的梁代诗人沈约的《悲哉行》诗中所写："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徐光旦垂彩，和露晓凝津，时嘤起稚叶，蕙气动初频。一朝阻旧国，万里隔良辰。"诗中所言之"旅游"，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有颇为相近之处，含有愉悦性情、享受美景之内涵。
在南朝之前，汉语中在较长时间内"旅"和"游"是两个独立的字。《礼记·学记》中有"息焉游焉"的字句，古人称"谓闲暇无事之为游"，说明古人所描述的旅游，也是在人的闲暇时候的一种行为，已有旅游活动必须在业余时间的观念；唐朝孔颖达在其《周易正义》中对"旅"作出解释道："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强调了"旅"是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活动。
在中国古代浩繁的典籍中，通过"旅"和"游"的记载，展示了中国古人多方面的生活画卷。如《诗经》："驾言出游，以忘我忧"；《尚书》："罔游于逸"；《楚辞·远游》："悲时俗之迫厄兮，原轻举而远游"；《庄子·逍遥游》："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其中，《庄子》是古人旅游思想的第一次高峰，在中国旅游文化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庄子是我国古代道家的代表人物，像《论语》记载了孔子的言行一样，《庄子》也记载了其一生漫游、远游的丰富经历。《庄子》既是一本哲学著作，也是一本旅游著作。庄子提倡"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实际上是希望达到"物与神游"、"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
庄子的"道"，通过旅游，表现得玄之又玄，而其旅游，又通过虚无之"道"，描写得更加超脱和逍遥。历史上著名的"濠水之辩"，把庄子"神与物游"、"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游乐观表现得淋漓尽致。
濠水位于今安徽凤阳县境内。惠施是战国时期的一位政治家、辩客和哲学家。庄子与惠施出游濠水时，来到一座小桥上，庄子对惠施说："小鱼悠闲地游出来，多么快乐啊！"惠子问："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庄子回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惠子辩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以此而推，你不是鱼，你便不知道鱼的快乐，这是很明显的啊。"庄子又回说："请把话题从头说起吧！你刚才说：'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云云，就说明你知道了我的意思而问我，那么我在濠水的桥上也就能知道鱼的快乐了。"庄子在这场"知鱼之乐"的争辩中向世人表明，观赏山水，要将身心同大自然融为一体，以达到心旷神怡、物我两忘的美好境界。他的这种"乘物以游心"的心态，启发了后人对山水的纯粹审美态度和古代的隐逸文化。
可见，古代中国人对"旅"和"游"或者"旅游"的理解，虽然因时代的不同，具体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但都至少反映了三个方面的共同特征，即异地性、暂时性和审美性。
在现代，专家学者对旅游的理解一直存在差异，有关旅游以及旅游者的定义在学术上至今未有明确的统一。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旅游的本质、定义和外延在描述上的纷乱状态，丝毫没有减轻的现象。
但这也说明，旅游总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人们对旅游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加深。虽然有关说法五花八门，各种解释侧重有异，但透过中外专家学者的观点，也可进一步揭示旅游的科学含义。
沈祖祥在《观乎人文以化天下--旅游与中国文化论纲》中谈到："旅游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个系统，是人类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旅游者这一旅游主体借助旅游媒介等外部条件，通过对旅游客体的能动活动，为实现自身某种需要而作的非定居的旅行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他认为，"旅游属于文化范畴，是文化的一个内容"。
冯乃康先生则在其《中国旅游文学论稿》中说："旅游的基本出发点、整个过程和最终效应都是以获取精神享受为指向"，"旅游不是一种经济活动而是一种精神活动，这种精神生活是通过美感享受来获得的，因此旅游又是一种审美活动，一种综合性的审美活动"。
2001年出版的《基础旅游学》作者谢彦君先生的观点近年来在中国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旅游是个人以前往异地寻求审美和愉悦为主要目的而度过的一种具有社会、休闲和消费属性的短暂经历。"在田里所编著的《旅游学概论》中，他对旅游的定义为："旅游是人们离开常驻地到异国他乡访问的旅行和暂时停留所引起的各种现象和关系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