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的第一天，跟过去10年一模一样地拉开了序幕。整个上午我都穿着睡衣，躺在沙发里看电视直播的玫瑰花车游行，等着瞥一眼冰雪覆盖的圣贝尔纳尔迪诺（San Bernardino）。凯文和孩子们在厨房里，对着烤薄饼发出欢呼。我喜欢看游行，可它们总叫我眼泪汪汪，而这场游行尤其叫我双眼不住往外冒水。看见大白马，花车，还有胖乎乎的儿童乐队，特带劲儿地走在科罗拉多大道上，脸蛋儿红扑扑，我的鼻子就一阵酸，眼眶里噙满泪水。
出于习惯，我看的是NBC台，只为了听艾尔·罗柯的解说—我真是爱死他了。我的眼睛湿乎乎，鼻子红嘟嘟，多亏了艾尔的冷幽默，我才没哭到四分五裂。没有他，我很可能嚎啕大哭，把孩子吓着。这个早晨，艾尔、白马和儿童乐队，对我别有一番深意。我告诉自己，在这一年里，不管前头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在等着我们，总有些美好的东西不归中国产—玫瑰游行，帕萨迪纳（Pasadena）和艾尔·罗柯就是三个好例子。心念及此，鼻子又酸了。
游行队伍继续行进，电话响了起来，凯文把我叫进厨房。打电话来的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嫁给了一个法国人，从巴黎祝我新年快乐。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聊天，我迫不及待要跟她分享有关抵制中国的最新消息—确切地说，是炫耀。我们先热了热身，接着，我告诉她，新年一开始我们就行动。
她的反应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她哼了一声。
“你会惨到没衣服穿，还会连带着全家破产。”她嘲弄说，“你以为你能靠着美国造满足日常需求？你还真爱做白日梦。那是过去的事儿了。整个美国经济的基础，就是爱买东西的老百姓，而中国造的东西便宜，买起来也就更容易。中国造的一切，人们都包圆儿。”
我赶紧纠正她。
“我不是说我们只买美国产品，而是不买中国造。”我说。
她根本没注意。
“每年夏天我回圣迭戈，都会大包小包地给孩子买衣服买玩具。可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吗？”她说，“就跟白捡似的，差不多不要钱—太便宜了，而且啥东西都是中国来的。但总有一天,中国会因为东西卖得太便宜垮掉的，到时候美国可就遭罪喽，因为他们把厂子都搬到那边去了。”
她的观点似乎是赞成抵制中国货，所以我摸不准她为啥要和我辩。而且她话还没说完。
“中国不会给你什么好处的。”她说，“你等着瞧吧。”
每当有人做出打架的样子朝我走来，我就有点心慌，即便是最善意的质问都会叫我昏头转向。几年前，另有一位朋友建议说，我们把工作都辞了，把钱凑起来，在佛蒙特买一块地，弄个公社，建立委员会，种菜、施肥、搞卫生。我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说。等他第二次说到这事，我恐慌万状。我担心我们会住在冰雪覆盖的围村里，为了拖拉机和山羊开数不清的会。我问凯文该怎么朝这个主意浇冷水。
“就告诉他我们不乐意就得了。”他说。
我完全不明白凯文何以能想出这么个法子。
这天早晨，轮到我给抵制中国找借口，我再一次显得笨手笨脚。
“我觉得能办到，”我对朋友说，“不容易，但能做到。”
她发出了最后一击。
“你绝对办不到。”
我们只好把这个话题暂时搁下。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谈到了她的孩子，我的孩子，她那儿的天气，我这儿的天气。我们再次向彼此道了新年快乐，接着挂机。
这次聊天叫我很不爽。我想要的是无条件的支持，在我们长达30年的友谊中，我不就是这样待她的吗！又或许我不该这么惊讶。打从她四年级时搬来街上，很快就在全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最聪明的姑娘加最好看的发型，之后就成了我们当中的大姐头；而我的角色一直是温顺有趣的伙伴。但我觉得，至少在现在这种时候，她应该克制冲动，少发表她那些不同的观点，支持我的计划。
在这次跟朋友的恼火交流中，总算还留着一线生机。于是，那天过后，我跑到另一位朋友家去参加聚会，围在电视前看玫瑰碗（美国橄榄球季后赛之一）。我对比赛结果并不在意，因为我对密歇根和得克萨斯之间的较量毫无认识，但我渴望跟一屋子朋友聚在一起—一群手里捧着啤酒、脑瓜子里想着橄榄球、对熟人护短的地道美国朋友，一群过去五年没住在巴黎、没变得傲慢、刻薄又法国味儿的土生美国朋友。
等我们到了场，在橄榄球聚会上找好座位，一切便开始朝着我设想的方向发展。从这群人里获得赞美是很容易的，因为里头还有一对夫妇是我的同事。以下是我从他们那儿挤出认可的做法：到了广告时间，总该有人说点什么，我假装很有兴趣地问大家，有没有许什么新年愿望。这是个稳妥做法，不管他们是打算提高自我修养，还是像凯文那样眼珠儿一翻，根本没想过这一点，我反正是一味说好。等他们说完了，我就问，“想听听我的吗？”谁也不能在这时候说“不”吧。
然后，我把抵制计划告诉了他们，身子往后一靠，静待赞美。一时间好话一片：多了不起的想法啊，我们也应该做点什么吧，还有，祝你好运。到了半场休息时间，我又想方设法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到中国和我们即将开始的家庭战斗上。每个人都从地板和附近的柜子里拿起物件，翻过来看产地标签。结果，朋友的家跟我家一样“中国”，只有一个人翻出了小小的惊喜：一件叫“饥饿河马”的塑料玩具，美国制。回家的时候，我内心充斥着极大的满足。
接下来的几天，我走到哪儿就把抵制的事儿传到哪儿。
“我老公肯定爱死这个了，”街对面的邻居，一位我基本上不认识的妇女这么说，“样样东西都打中国来，他都快气疯了。”
“太神奇了，”另一位从城外过来串门的朋友说。她转过头冲着丈夫（丈夫似乎对我们的成功几率不太看好），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我说他们能成，你赌多少？”
自然，想让每个人都接受不太现实。
“连中国菜也不吃了？”在某写手作坊碰到的一位妇女如此问道。
“中国菜可以，”我解释说，“只要不是打中国来的。”
“你怎么突然这么憎恨起中国来了？”偶然在聚会上碰到朋友丹尼，他面无表情地这么说。之后他又说：“你应该把这事儿写下来。”
我应该把这事儿写下来。
“是的，写下来。肯定会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肯定会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肯定会碰到的。”他重复说。
丹尼并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对蠢蛋素来没什么耐心。他从不浪费时间，所以，要是他告诉你，该把这事儿写下来，那你就该写下来。要是他告诉你会碰到什么事情，那你就真的会碰到什么事情。我仔细思量他的话，心跳突然加速了。
肯定会碰到什么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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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没有发生。
好吧，确切地说，并不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但也差不多。新年过后几天，凯文开车去劳氏买射钉枪，买回了一把“台湾制造”。他汇报说，还有另外两种选择，一个是中国造，另一个是美国造，但美国产的那把没有他想要的功能。
“我想，既然‘台湾’和‘中国’是分开写的两种产地，买台湾的大概也不算错。”他说。
又有一个星期，我们全家去了家得宝，好让凯文买金属钩子，把工具挂在工作室的墙板上。他一直没个像样的地方做木工活儿，而我们的新房子，在车库旁边有个房间，能容他铺开工程，摆放设备。我带着孩子，在五金部赶上了他。他拿起一小袋金属钩让我看。
“这个没写是哪儿产的。”他说。
我把包装袋翻了个面。过了几秒钟我就找到了标签，几个小小的黑色字母，中国制造。
“没法子。”我说着，把口袋递给了他。
凯文转过头去，在货架上来回翻检。我牵着孩子走到园艺区，让他们坐在割草机上假装开车玩儿。过了片刻，凯文双手空空地走过来。
“只有中国钩子，”凯文说，“但我看中了一架墨西哥梯子，下回再来买。”
看来没买到钩子并没打消他的士气。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取车的时候他说，“工具多放在地上一年，也不麻烦。”
此外还有些太过微妙的事儿，非得挖开我的脑袋，才能看得见。我逐渐爱上了想出抵制中国货这个点子的自己，而且动了真情，爱得很深。外表上看起来我没什么变化，还是一个谦虚谨慎的实在人，诚如我老妈的培养。可在内心，我简直像个摆谱的大明星，叫人消受不了。我开始相信自己那套吹嘘。过去几天不断回荡在耳边的赞许声，像首歌儿般在我脑海里唱了又唱，我真舍不得这绕梁的余音啊。最叫我受用的一句话，是个熟人对我说的，她侧过身子告诉我，“要是像你这样的人再多些就好啦。”是啊，我顺理成章地想，要是像我这样的人再多些，我们就能拯救世界喽，顶不济，也能拯救一部分美国人的工作吧。
这天，我坐在沙发上发白日梦时突然想起，抵制中国货的灵感其实并不完全是我想出来的。考虑到我当时的思想状况，意识到这一点可真叫我有些吃惊。犹如是晴空打了个霹雳，我渐渐想起，抵制活动的精髓，属于美国中西部一个叫佩吉·斯麦德列的陌生人。
我在《华尔街时报》的头版上读过斯麦德列太太圣诞前夜的故事。标题引起了我的注意：“圣诞节禁令：一位母亲在圣诞树下抵制中国”（2004年12月24日，记者乔纳森·伊格）。故事说的是圣诞节礼物大采购期间，斯麦德列太太尽量不买中国商品，只买美国造。
放完假上班之后，我在一大摞旧报纸里翻翻检检，坐下来把这故事重新读了一遍。斯麦德列太太和她丈夫戴夫，很不满意把美国人的工作岗位离岸外包给中国的做法。“我知道，要是你都沦落到上街宣传的地步，谁都会以为你走投无路了，”故事引用她的话说，“但你总得动手试试看啊。”为了买到棒球、靴子和喝葡萄酒用的玻璃杯，斯麦德列太太在一家又一家的大卖场淘宝。她打开盒子，对比标签，在圣诞节到来之前耗光了无数汽油。她花的大部分心血得偿所愿，连美国产的棒球都给她找到一个。当然也有空欢喜的时候。她找到一套美国产的大富翁游戏，可发现盒子里的骰子居然是中国造，于是退了货。最后她只好买了一张高速公路费预付卡送给丈夫当礼物，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心头忍不住一颤。这故事让我很着迷，可读完之后我却几乎全忘了—直到现在才想起来。我以为抵制中国的念头全是自己想出来的，可再次读了这故事之后，我才发现它来自斯麦德列太太的启发。
下班之后，我决定给她打个电话，征求一下她的建议。根据现有信息找出她的联系方法很容易，几分钟之后我就拨通了她的电话。斯麦德列太太声音友善，带着几分明显的中西部鼻音。待我说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她坦率地发表了意见。
“你恐怕会碰到些麻烦，”她说，“累个半死。”
她列举了一长串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填充玩具、游戏用品、鞋子、各种塑料制品，都可能给我带来麻烦；大部分家用电器都别指望了；想买iPod也最好断了这个念头；电视游戏，更加没有可能。
“所有的电视游戏都是中国造。”她说。
我手忙脚乱地把她说的写在笔记本上。
接着，斯麦德列太太又提出了一长串让人头痛的问题。
“你只想买美国货？那些跟我们建立了自由开放贸易关系的公司的产品，你会买吗？产品里有中国造的元件怎么办？要是零件是中国造，但在别处组装，这怎么算？”
她提醒我，要小心那些声称贩卖美国产品的网站。
“根本靠不住，”她说，“产品目录也不行，因为你必须亲眼检查产品是哪儿造的。有时候盒子上写的美国造，内里却说是中国制。不是谁都会像你那样仔细检查盒子里头的。为了这，我还跟售货员吵过架呢。”
跟斯麦德列太太通完电话，我整个晕菜了。中国造的元件？我根本没想这么复杂。而且，美国跟哪些国家建立了公平开放贸易关系呢？她提到了瑞典和日本，但我真不记得上一次在我们家产品标签上看到这些名字是什么时候了。斯麦德列太太只买美国货的努力，叫我好生敬佩，但我担心，在未来12个月里，我们无论如何达不到这个标准。
斯麦德列太太还有许多有利的地方，因为她把重点放在节日礼物上，而不是要过一整年日子。况且她丈夫戴夫是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妻子送他高速公路付费卡当礼物，他也照样欢天喜地。而我，必须把我家那个“最薄弱环节”安排好，在圣诞节收到付费卡，他肯定受不了；在我们长达16年的婚姻中，我从来不曾攻克他的意志。想想看，要是我鼓足勇气建议他把咱家的新年愿望改成只买美国货，他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我坐在桌子旁边，目光茫然，思绪纷乱。接着，我拿定了执行决议：我们不管什么自由开放市场，不管什么友好贸易关系，不管什么中国元件，只看盒子和标签上写的产地。我也许不会在商店货架上打开盒子仔细看，但要是回家之后发现包装里头是中国造，我会退货。圣诞节后两天我们坐在沙发上拿定的那个主意，已经够有挑战性了。
我们不买的只有一样：标签上写着“中国制造”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