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于3月23日就职。第二天，何召集行政院政务会议，重新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燕(后又加入刘斐)为和谈代表，并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成立代表团。
中共中央对此积极响应。3月23日，中共中央与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往北平。26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及所提八项和平谈判条件为基础，自4月1日起在北平与南京政府举行谈判。并由新华社广播电台通知南京。
此时李宗仁在南京正为迟迟不见中共确定和谈代表以及和谈的时间、地点焦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而以“和”争取时间东山再起的蒋介石也焦急得在溪口成天绕室徘徊，深怕中共变卦；驻美大使司徒雷登虽不露声色，却暗地里派他的助手傅泾波通过各条渠道打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突然一声霹雳响，南京朝野又惊又喜，接着忙碌开了！
何应钦先后召集四次会议研讨如何进行和谈。最后把四次会议研究所得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了一个腹案并附上《国防部所拟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其要点是“就地停战”和“划江而治。”
白崇禧对此颇满意。
司徒雷登在大使馆阴沉地笑着：“我希望出现一个新局面！”
蒋介石在溪口成天守在电话机旁，催促南京的亲信迅速向他报告情况。当他接到报告，和谈代表与何应钦交换意见时情况很不妙，代表团中以邵力子为首坚持要以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而何应钦要以双方完全平等为基础，两方各持己见，无法在一种默契下取得统一，急得把脚一跺，大声骂道：“敬之糊涂，误国！”他指着身边的蒋经国，“你快替我命令他们，不管拿什么做基础，无论如何要给我拖！”
但此时在蒋介石操纵下的各地顽固派，以“国大代表上海联谊会”、“留穗立法委员联谊会”、“留穗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等等名义，从四面八方向南京连续发出一片叫嚣之声。他们的种种高见，不过是蒋介石元旦求和声明的再版，而蒋介石的那篇杰作早已被中共方面批得一无是处了。
李宗仁对此哪能等闲视之。他心想要遏制这股势力，必须得到各地实力人物的支持。他首先想到的是湖南的程潜，于是急电长沙，邀程赴京商谈国事。
3月27日中午，程潜的专机抵南京，李宗仁、白崇禧亲赴明故宫机场迎接。程潜胸有成竹，与李、白会谈，虚言周旋，气氛颇为融洽。
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程潜也空前热情，特地为他举行了一次便宴。这次宴会，表面上是一般酬酢，实质也是探询程潜今后的意向。老谋深算的程潜在席间一再表示无论是和是战，湖南与南京政府采取一致行动。司徒雷登闻罢十分高兴，极力赞扬，表示美国政府将尽力援助。
程潜不愿在南京久留，决定经衡阳回长沙。回湘前夕，与他私交甚厚的章士钊特地从上海赶来南京促膝长谈。这位早年曾与程潜一道赞襄黄兴，后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不是国民党党员，而又能得到国共两党信任的虎头先生，详详细细地向程潜介绍了他二月的北平之行。他极力推崇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中外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为自己的家乡出了这位人杰感到骄傲。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感慨地说：“想当年清王朝敌不过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敌不过国民党，现在国民党更敌不过共产党。时代进步得真快哩！”
程潜不由感慨道：“现在你我都老了！跟不上时代啰！”
章士钊何等机敏，忙抓住这话头，长驱直入地说：“你们国民党已经搞了二十多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几乎亡了国，是放手的时候了！为国家民族计，应当让共产党来搞。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把国家搞好！”
程潜沉重地长叹一声：“唉，看来只有如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