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人，不免要为两个问题烦恼：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自古以来，人们都在忙着解决这两个问题。
人，茫茫然来到世界上，完全不知道那两个问题的答案，灵魂在成为肉身之前并没有进过先修班、讲习会，他们也许事先并不知道要做"人"，没有谁征求他们的意见，每个人都毫无准备，勉为其难。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出生后的第一个声音是痛哭。
哭是情绪的发泄，不是问题的解决。他必须长大，擦干眼泪，认真地生活。他要寻求那两个问题的答案，有人找了一辈子，到老年才有结果，有人老早就找到了，可是后来又觉得需要修正。"为什么活着"是原则，"怎样活"是技术，原则决定技术，技术也影响原则。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用尽心智，长期努力，去搜集一切资料。这是每一个人的"终身大事"。
有一个方法是观察同类，模仿学习。人怎样模仿他的父母，童年时期怎样模仿他的玩伴，青年时期怎样模仿他的朋友，不但专家作过有系统的研究，我们也有自己切身的经验。这种模仿到了老年也未必停止，因为老年人有老年人独有的问题，在未老之前没有见过这种案例，现在要看看别的老年人怎么做，可以说，人生就是一连串问题出现和解决，人在社会上所寻求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使用这种方法的理由。有同样问题的人不免要互相接近、观摩，甚至竞争，在问题相同的一小群人中间，早一步解决了问题的先进者常是别人的老师。
另一个方法是读书，书是记录、保存人类经验的一种东西，对于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有丰富的答案，乡下不读书的人，常说读过书的人比较聪明，那就是说读书人吸收前人的经验，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较多。从前的人说："读了《易经》会算卦，读了《诗经》会说话。"我曾加以推广，说"读了《水浒》会打架，读了《红楼》会说话。"也有人说"读了《三国》会做官，读了《红楼》会吃穿。"有人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过"读了《红楼梦》想出家，读了《正气歌》想自杀。"这些话未免太简单，但是透露了重要的消息。
有人说秀才迂腐，不懂得怎样生活。这是因为秀才读经读史，经史中有的是做大事的人怎样度过大关节，而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这种机会。土木事变，英宗被俘，于谦断然决定先立皇帝后与敌谈判，此事何等了得!然而一般人平常只想知道他种的紫罗兰为什么不开花，如果一旦歹徒绑架了他的儿子，他不能先声明脱离父子关系后报案。依从前人的看法，读"闲书"可以增加"小聪明"，"闲书"涉及一般生活的细节，例如怎样防偷，怎样防骗，怎样得到上司的信任之类，小说即是前人心目中的闲书之一。
古书是记录古人的经验，现在时代不同，有老问题也有新问题，解决老问题也许得用新方法，我在《我们现代人》里举了很多例子。秀才之所以迂腐，有时候是因为他想用古代的方法解决现代人的问题，那方法在古代有效，到现代则未必。孩子逃学是一个老问题，当年孟母以"断机"纠正孟子，收到效果；武训的办法是向逃学的学生下跪。这些方法恐怕都太"古典"了。有一个学教育的朋友说，他在教育学家的著作里找到许多矫治逃学的方法，但是没有一个方法绝对灵验，我们还得找寻新的方法。人生有些问题从前有，现在有，将来仍然有，不能像消灭疟疾一样使它绝迹，人除了袭用旧方法还得"发明"新方法。
一如我们在以前各章所述，大部分文学作品描写人内在的心思、外在的行为，人受到外界刺激所产生的反应，人如何应付挑战，接受挫折，追求希望，表示快乐。文学作品也表现：那人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用这样的手段去达到那样一个目的?他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他的成败对我们读者有什么意义?这样的作品无异对"人怎么活"和"为什么活"提出答案。"怎么活"是题材，"为什么活"是主题。作家把人生经验制成标本，陈列展览，供人欣赏批评，给人警诫或指引。作家取之于人生，又还之于人生，和广大的读者发生密切的关系，有重要的贡献。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观察作品的价值，初级的作品写出某一个人的问题，中级的作品写出某一群人的问题，高级的作品可能写出全人类的问题。
如果你想写小说或剧本，你最好先找到一个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做核心题材，如果你找到一个新问题，或解决老问题的新方法，你就能写出新颖的作品。如果你找出当代共有的问题，你的解决方法能够代表当代人的意向，你就可能写出杰出的作品。所谓解决方法并不是说成功地解决了问题，而是说试过，努力过，即使失败也好。这样的作品一经出现，它就使读者想起来有这么一个问题，使一些读者想用它的方法解决同样的问题，使许多人衡量那个方法是不是很适当，这就是作品在艺术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
作品影响人们的行为，最容易从细节小处看出来。一位日本作家写过一篇散文，其中提到火车乘客怎样预占座位，他说大家在月台上排队登车，有人估量等到自己上车时已无位子可坐，就悄悄地走上前去，靠近车窗，预先把自己的草帽塞进去放在座位上。那些比他先上车的人看见座位有个草帽，以为那是更早到一步的人留下的标志，就让那个座位空着，这样，草帽的主人尽管姗姗而至，却可以拿起帽子入座。这篇文章经人在中国翻译发表之后，有些中国人知道了这个方法，立刻仿照办理，别人不赞成这个办法，也无可奈何。
后来有一个中国人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他上了火车以后，发现车厢已经客满，可是还有一个位子空着，上面放着一顶草帽。他知道这是后面有人取巧，就把那顶草帽拿起来，朝着车厢另一面的窗外用力一掷，毫不客气地坐下，不久，他看见有一个人走进车厢，东张西望，在他身旁逡巡不去，欲言又止，样子十分可笑。他料定此君就是草帽的主人，此君自知理亏，不敢争座，也不敢追问帽子的下落，只好怏怏的站在那儿，此文一出，传十传百，多少人都用这个办法对付预占座位的人，竟把这一种取巧的行为革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