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5年里，中印双边贸易平均每年增长50％，从1990年的5000万美元左右上升至2005年的180亿美元，也仅仅相当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上一周的贸易量。目前，中印双方正在探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因此中印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将会有惊人的增长潜力。不用多久，就会在新德里、孟买和班各劳出现不少中国投资者的面孔。
直奔市场差异导致的不同结果
中印在经济领域重要的差别之一，是印度的资本市场不像中国那样过多地受到政府的干预。在中国的体制下，政府和大型国企能够比较容易地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和资本密集型项目，而大量的民营企业却难以融资，在资本市场上明显苦乐不均。印度的经济中虽然仍存在过多的繁文缛节，但其资本市场却相当自由和独立，比如哪一家公司可以上市，完全由投资行和交易所把关，而不是由证监会和其他政府部门审批挑选。印度的20多家交易所基本上都是独立经营，彼此之间竞争激烈。印度的银行贷款也较少受到政府的指导。相对中国而言，印度中小企业从银行借贷到上市都有良好的环境和渠道。
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物，这有效地弥补了其国内私营企业实力不足的现实。在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已经腾飞，但中国的私营企业却没有随之腾飞，中国迄今还没有出现能够与大型跨国公司一决高下的世界级私营公司。
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额远远落后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距反映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印度的自由市场改革承诺的怀疑。但印中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差距仅仅是因为海外侨民力量的巨大差距。中国富裕的海外侨民长期以来希望帮助祖国，他们的资金也受到热烈欢迎。相反的是，至少到最近，印度的海外侨民却由于他们的成功而遭到怨恨，他们也不愿意向国内投资。新德里对海外印度人和外国投资总体上持怀疑态度，转而从本国内部寻求发展经济的动力。
在这一过程中，印度成功地培育出一大批目前能够与欧美最好的公司展开国际竞争的公司。这些公司中许多是属于最尖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行业，如软件方面的信息系统公司(Infosys)和维普罗公司(Wipro)，制药和生物技术方面的兰巴克西公司(Ranbaxy)和雷迪博士实验室，等等。2002年，《福布斯》杂志对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进行年度排名，印度就有13家上榜，而中国仅有4家，并且都在香港。
印度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比中国略微领先，但资本账户仍然没有完全开放。目前有700多家外国投资者在印度注册，但是这些海外机构投资者可以从事的交易受到一些限制。比如对冲基金要投资印度股市的话，只能在境外从高盛、美林这样的QFII手里买卖与印度股市挂钩的衍生产品。事实上，目前印度股市上一半的海外投资都是对冲基金通过这个渠道流入境内的。海外资金对于近年印度股市的欣欣向荣功不可没。
中印资本市场的差异直接导致以下三个后果。第一是中国经济过多地依赖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的投资，而这个依赖度近年还有所加剧，比如生产每单位GDP，中国消耗的资源为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3倍。这个差距也可以用资本产出率(ICOR)来衡量。在1994—2004的10年间，中国的ICOR为4.2，即为了比前一年多生产1元GDP，中国需要追加4.2元的投资。过去5年，这个指标上升至4.8。而印度的ICOR指标则只有3.7。中国的ICOR指标也远远高出其他一些地区在经济起飞时的水平，比如日本的ICOR在1960年代为3.2、韩国和中国台湾在1980年的这个指标分别为3.2和2.7。同时，中国的成功企业更依赖于电力、公路港口这些基础设施，或称为硬资产。印度的成功企业则依赖于知识产权这样的软资产。这解释了为什么印度在软件和制药行业拥有强势，很多人也由此认为印度企业在自主创新能力上要强于中国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