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无日可开眉，未及飞红已暗悲。
雨甚犹思吹笛验，风来始悔树幡迟。
蜂衙撩乱声无准，鸟使逡巡事可知。
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
—— 清·陈宝琛《感春》
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完美的。
人们公认的事实是，大多数获奖人的研究课题，大家都没有了解。大家无从知道那些赢家究竟做了些什么，值得获这么大的荣耀。即使从事经济研究的一部分教授，也总是坦白地说：“不知瑞典皇家学院为何要把奖项颁发给这一个人，这两个人或者是这三个人？”
关于中国人何时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猜测，有人说：“这是个很单纯的问题，就是水平远远不够罢了。正如有一个孙继海在英超踢球，是远谈不上什么时候拿世界杯的。”
不管是否是酸葡萄心理，围绕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兴奋，与前些年相比已经减弱了很多。而且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大多数人明白了：我们在某些方面的距离，短期内是穿着跑鞋也追不上的。一味地强调诺贝尔情结，常常是吃力不讨好。
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从1969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总是被美国大学的从业者拿走。美国人主宰诺贝尔经济学奖，已是不争的现实。从1999年罗伯特·蒙代尔获得殊荣以来，美国人已经是连续六年拿到此奖项。而且有专家表示，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也不会有人惊讶。甚至瑞典皇家科学院都表示：美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动力，其部分原因要归于是他们花在研究上的钱。这自然是说，现代经济学的智力重心已经移到了美国。
在获奖者获奖时就职学校方面，芝加哥大学占绝对多数，共有9位。另有10位获奖者曾短期或长期就读或者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因此有“经济新自由主义芝加哥学派”之称。芝加哥学派获奖人数如此之多可能也与瑞典从福利国家向政府作用更小、经济更自由的国家作政治转型有一定关系。剑桥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大学各有3名以上获奖者。
我们容易产生，也倾向于轻易地抹杀自己的诺贝尔情结。事实上，与中国一样经济高速发展的印度，也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寄予厚望。特别是在1998年，终于有印度人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获得这个最高奖项。这种期待终于在发展中国家梦想成真。但我们还是要注意到，有为数不少的印度裔经济学家是在美国从事着前沿研究。而且与其他社会学科相比，印度人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也最成熟。
可到了今天，印度学界意识到，与其徒劳地期待和预测印度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如出现更多的商业管理领袖，听起来更有希望，更令人鼓舞。印度人意识到，自己在国际上被引用的论文索引，实在是乏善可陈，而这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关重要。
比较起来，中国学者甚至更没有优势。大部分人的研究，还停留在学习西方的阶段，没有原创性的东西出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曾表示，从中国目前的情况说，拿到诺贝尔奖至少是一代人以后的事情。这涉及到具原创性思想的出现，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需要长时间实践验证的过程。
但是，林毅夫依旧坚持不懈地邀请不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演讲。他希望以获奖者的现身说法，消除中国人对该奖项的距离感。“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倒也不是说一定要。比如说打网球，不见得每个人都一定要拿冠军，但你看到有人得到冠军会激励大家去努力，去作为一个奋斗目标，我觉得这样有一定的目标比较容易挖掘大家的潜力。”林毅夫说。
其实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充满争议。因为首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根本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多年来关于此奖项是否应该设立一直都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包括一些奖项获得者也都持反对或者保留意见。例如瑞典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缪达尔(Gunnar Myrdal)就曾经呼吁取消此奖，虽然正是他在1968年帮助瑞典中央银行设立了这些奖并于1974年亲自领取了 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