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福格森对肯尼迪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他的思想完全是经济决定论。肯尼迪分析的基础是，如果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范围内，优势总是属于那些有更强的物质创造能力的国家，而技术上的突破与组织形式上的变革是物质创造的基础。但是历史的复杂性总是无法用理论和数据完全表明，可能理解真实的历史缺乏现实基础，寻求一条清晰的线索是学者对于社会的贡献。
依据“经济技术—— 军事—— 国力”的相关理论，肯尼迪把整个500年的历史划分为两个基本的时代—— 前工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在前工业时代，财政金融体制的确对国家的实力衰长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地缘政治作为一个基本因素其作用不可小觑。固然1500年前西方勃兴的基础在于其缺乏东方式的集权机构，经常的战争引起军事改革的需要，进而推动商业贸易与科学技术持续向上地螺旋式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逐渐走到世界的前头。但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王朝争霸欧洲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却在于其碎片化的国土，地缘位置过于分散导致军事义务过多、严重超过了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由此物质资源与军事力量的平衡之维系愈发难以确保，最终其失败不可避免。此后继起争霸的法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接近于控制整个欧洲，但是它的努力总是由于其他强国组成的联盟反对而无法实现，其原因也在于法国地理位置处于欧洲大陆的西端，极易受到攻击，况且作为海陆复合型国家，法国的战略总是在陆权与海权之间摇摆不定，造成战略的分散、重点不明确，从而为地缘位置更好的侧翼国家—— 英、俄与其他国家的联盟所打败。
然而到底什么是国家、地域、政治、技术与组织变化的基础？肯尼迪坦率地承认这并非他的研究领域，因此读者却很少被引诱进入更深的探索。
当然，500年的大国兴衰史能够为我们提供更为具体的教益。
● 保持消费与投资的适度平衡：协调国民的福利、消费与国家的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
● 保持军事性投资与生产性投资的适度平衡：协调防务投资与生产投资的比例关系。
● 保持国防需求与军事手段的适度平衡：协调在预期的国防需求与其所拥有的履行义务之手段的平衡。
● 保持长期经济发展与短期军事安全的适度平衡：由于国家既要在无政府状态的军事政治世界中存在，又要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世界中存在，所以要权衡供养庞大的武装部队以获取近期安全与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以取得长远经济安全的问题。
出于历史学家的本性，肯尼迪也对未来进行了预测。他从历史类比和理论推论结合的角度对未来进行预测，认为有两个趋势不可逆转：一是不均衡的发展方式伴随全球生产力对比倾向太平洋地区，另一个是由于新武器系统昂贵和国际上的抗争、军事费用将呈螺旋式上升趋势。在此基础上五极趋势将继续发展。经济上，前苏联、美国、欧洲共同体所占比重将继续缩小，日本、中国所占比重将继续增大；军事上，美苏两极体系将继续存在，但是世界的两极性有可能逐渐减弱。
考虑到《大国的兴衰》一书的成书时间是在1987年，那么对其中的许多预测和推论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先见之明。时隔多年之后，当我们回头再评测和反思肯尼迪对他那时的未来之预测，总有些许验证和批驳的味道。尽管不得不承认肯尼迪的推测在很多地方是正确的甚至是十分确切的，但是挑剔的读者仍然可以找到其预测的漏洞和缺陷。首先就是对“苏联解体、冷战和平结束”之可能性的一再排除，这是处于变迁之中的历史对历史学家思维极限的巨大挑战。的确，历史学家能够发现一些十分可能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要对所谓“历史偶然性”进行预测是需要天才和先觉的。无论在政治学界还是历史学界，真正能够预测到冷战能够以此种方式结束的罕有其人。诚然，问题的提出在于回答者本人，但是答案的判别标准确实有些旧，总是苛刻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