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和你个人所具备的综合实力相匹配。朱迪思在职场上所冒的一切风险都应用了这一哲学理念。
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重大决定都是由本能所驱使的。当我感到某种做法不对头时，我常常跳到事情本身的圈子外来分析它。从布兰迪斯大学历史专业毕业后，我决定去巴克莱大学继续研修历史，但三个星期后，我感到自己真的成不了历史学家，所以又回到纽约去申请读研究生课程。此前我在念本科时从没有读过人类学的课程，我读的第一本人类学著作是奥拉维德·莱维·斯特劳斯所著的《忧郁的热带雨林》。书里那么美丽的描述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它使我陷入了人类学的这个网，然后我就上了哥伦比亚研究生院。
毕业后，我以英雄般的气概去了人迹罕至的巴西原始森林做野外考察，这在许多方面都要经历风险。我和南美当地的土著人一道探险。那儿实际上长期与世隔绝，从心理上讲，很难在那里完成成功的科研。但我很珍惜那段经历，这对任何人来讲都很难拥有。
1970年，我成为到芝加哥大学工作的第一个女性，人们普遍认为那儿是国内人类学研究最有实力的机构。这是一段极富挑战和压力的日子。当时那个系基本没有女性，我工作的办公室曾经是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工作过的地方。我感到了自己的欠缺和不足，有点不知所措。但四年后，我被任命为副教授。
我没有继续留在芝加哥，我决定离开这所以科研著称的大学，到一个人文学院去。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样太冒险了。1975年，我去了布尔茅尔学院作副教授，此后一路攀升，到1982年我已经成为该院人类学系主任。在这个岗位干了十年后，我又做出了在职业生涯中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去做了一年学院的代理教务长。我不是存心想搞管理工作，但实际上这是我一生中所做出的最成功的决定。是布尔茅尔学院给了我机会使我能够对世界各地的女子学院有了深刻的认知和了解。
一年之后，我成了该学院第一任教务长，这一干又是8年。下一步再升就是院长了。我不清楚我能不能在那个位置发挥自己，但如果院长的大门对我敞开，我会满怀信心地欣然接受。在布尔茅尔学院我本来有个非常稳定的职位，我也曾考虑过是否要保住这个稳定的职位。后来觉得我没必要期盼稳定，这种想法源自于我的自信心。过去我常常为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所困扰，事后又担心自己该不该做这件事情。现在我逐步学会了以积极的态度看问题，从失败中学习(失败是非常好的老师)，全力以赴找出到底失败在哪一点，然后继续前进。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以自己完整和健全的人格，尽自己的全力去工作。对于我来说，做事的一个基本点就是要冒一切值得冒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