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世仪在文中认为一切事理都包含用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农事尤其如此。以天时、地利、人和分析农事，往上可以追溯到荀子，他认为：“（农夫）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王霸》）荀子这里所指的“天时”是指农时，“地利”是指土壤肥沃，“人和”是指人的分工。认为农夫能依照农事安排耕作、适应土地肥沃种植加以科学的农业分工，便能使农事顺畅，丰衣足食。也就是说：
“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NB336NB336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荀子·富国》）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中国农学史上的名著，他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齐民要术·种谷》）他的意思就是，在强调“以勤为本”的前提下，顺应天时，符合地利，还是能以较少的劳动投入取得更大的收益。
“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不经考证，就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是《论语》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于丹的态度不免过于草率。《论语》对现代人的启发的确不少，但不知于丹教授所说的结论从何而来。这好比说日本的电影某种意义上确实代表了目前亚洲电影的最高水平，但这不能是《无间道风云》“改编自日本影片”的理由。
给《论语》错加的另一顶帽子便是“天人合一”。
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多次说过这样的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意思是说想要了解上天的反映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古今朝代更替的规律，形成自己的著作。这是他进行《史记》创作的指导思想。正如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怎样看待“天”并解决天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是精妙的中国古代哲学的热点和核心。
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妙之处，体现在文字表达上，虽是差别不大的一字或几字，但它的实际内涵却是千差万别。我们常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意思是说：开始时虽然相差很微小，结果会造成很大的错误。如果我们在理解古代的哲学命题时，不仔细分辨，就很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最早明确的提出“天人合一”一词的是北宋哲学家张载，他在《正蒙·乾对篇》中说： “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儒者由于真正明确做“人”的道理，所以就能掌握“诚”这一真实本性；反过来说，又由于真正明确人的“诚”这一真实本性，就能更加明察事理，这样便能做到天命人性不相违背。
张载所说的“天人合一”，非常深奥，我们从他的论说中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人”自身在天人关系中的根本地位和决定作用，认为人可以通过自身的修行而把握玄妙的天性，从而了解、改变外在的大千世界。《周易·乾象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的正是相近道理，这种刚健自强可以说是中国文明的代表精神之一。
现在我们来看看《论语》中对“天”的有关论述。
《论语》中出现“天”一共四十余处，虽然并不是处处都与孔子的天命思想有关，但通过阅读《论语》，孔子矛盾的天命观还是能在字里行间找到的。
一方面，孔子笃信“天命”，强调要“知天命”（《论语·为政》）， “畏天命”（《论语·季氏》），可见孔子还是承认自夏代以来就流传的敬尊天命的思想。但另一方面，他对于鬼神孔子又表示了存疑态度。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同时又十分重视个人本身的努力，他甘愿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 （《论语·宪问》）的奋进精神，并对振兴文王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心并做了不懈的努力。
像上面所引用的，有关“天（命）”的论述在《论语》中还是不少的，可惜于丹教授的“天地人之道”中除了引述孔子的一段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并稍作字面解释外，并无多言了。这样，抛开了《论语》的于丹教授在心得中说：“什么叫天人合一？就是人在自然中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