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何解
文/申郁文
《于丹〈论语〉心得》的第39～40页，有这么几段话：
怎样的关系才能称做“好”呢？
孔夫子认为，太过疏远和太过亲密都不是最佳状态，所谓“过犹不及”。为什么两个人很亲密却不是相处的最佳状态呢？
孔子的学生子游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数”（shuo，去声）是“屡次”的意思。如果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国君（领导）旁边，虽然表示亲近，但离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虽然看起来亲密，但你们俩离疏远也就不远了。
……
（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因为周围人际关系冷漠，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障碍越来越多了。
这种障碍多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就会加重我们所信赖的几个朋友身上的负担。
你会觉得：我的好朋友应当对我好一点，我也会自觉地对他好一点。你会觉得：你们家有什么私事，比如两口子打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可以给你们调停啊！
可以看出，以上所引的几段实际上是于丹围绕着孔子所说的“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展开的。于丹试图告诉我们的主要是《论语》对我们现代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告诫。她的心思很明显，也很善良，但我们首先想要知道的是，她是真从《论语》入手的吗？也就是说，她是先看到《论语》的论述对今天社会的确很有教育意义而拿出来告诫今人，还是说她想对现今人际关系的处理提出建议，再从《论语》中找出那些似是而非的语录来作论据？
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关系到于丹整个的表述逻辑。
子游所说的“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其实包括两个部分：“事君”与“朋友”，即侍奉君主和对待朋友，出现一种情况——也就是文中的“数”，之后分别得出“辱”与“疏”的不好结果。看来我们理解这话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解释“数”上。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先急着来看这个令人费解的“数”。
我们知道，《论语》里的许多提法有可能会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再次出现，这对我们真正把握《论语》的精义能提供很重要的“内证”。
我们先来看“事君”，在《论语·先进》里有这么一个故事。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一天，季子然问孔子说：“仲由、冉求二人，是否能称得上‘大臣’呀？”
孔子回答说：“我以为你会问些别的什么事，原来你只问仲由和冉求俩呀！所谓大臣，是能够用‘道’来事奉君主，如果看到按照这样‘道’难以实行，便宁肯辞职不干了。现在仲由和冉求这两个人，只能算是充数的臣子罢了。”
季子然接着问：“那么，他们会对季氏言听计从吗？”孔子说：“如果要是杀父亲或杀君主这样的事，我想他们还是不会听从的。”
乍看孔子的回答，至少有两个地方让我们觉得费解：
一是，孔子为何在季子然面前认为仲由、冉求二人只是“具臣”？二是，孔子所说的“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该如何理解。
我们知道，季子然是当时鲁国季孙氏的子弟，而仲由（字子路）和冉求（字子有）当时正好在季氏的手下为臣。也正是出于这种情况，季子然便不怀好意地问孔子何谓“大臣”。我们只要看看《论语·先进》的其他两个条目，大概便能理解当时孔老夫子对他的这两个学生是多么的不满：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