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喻于义”中的“义”能理解为“适宜”吗
文/唐唐
《于丹〈论语〉心得》在第59页写道：
“但孔子认为谋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不能不走正路，一心想走捷径，一心想贪小便宜。孔夫子认为，走正路还是走捷径，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就是‘宜’，也就是说，君子走的始终是一条适宜的正路。而小人则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己私利驱使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孔子的这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许多人都耳熟能详，一般将这句话理解为：“君子知道的是义，小人知道的是利”。于丹教授为什么要将这里的“义”解释为“适宜”呢？
《中庸》说：“义者，宜也。”《说文》段注：“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在这里“宜”应该与《新华词典》上的解释比较接近：“正确合宜的道理或举动”，而不是于教授解释的“适宜”。
网友塞外李悦也对于丹的解释提出了异议：
“到了唐代，韩愈在《原道》中给“义”下了定义，他说“行而宜之之谓义”。于教授用“宜”解“义”，显然是从韩愈这儿来的。韩愈的定义很难说能得到孔子的认同。”
“义”在《论语》中共出现了75次，但孔子并没有给“义”下过定义。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试图对“义”进行解释：“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朱子所说的“天理”类似于孔子所说的“天道”。《礼记·乐记》中记载，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也就是说天道就是无私。那么朱子的定义可以理解为，符合无私的天道的就是“义”。可见，网友塞外李悦说的，“韩愈的定义很难说能得到孔子的认同”，也有一定的道理。
于丹将“义”解释为“宜”，是因为看了《中庸》的解释，还是受到韩愈和朱子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只要稍有古汉语常识，就不至于误解该字意义的。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中，“义”和“利”是对文，两个都是名词。在“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一句中，“宜”和“欲”是对文，两个都是动词。怎么能用“适宜”来解释名词“义”呢？
既然于丹误读了孔子的“义”，那么“义”的真实含义应该是什么呢？
要回答好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到传世文献中去寻找线索，再通过理性的分析寻找答案。
春秋战国时，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代表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井田制逐渐解体。原有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也伴随生产关系的解体而土崩瓦解，周天子一统天下的稳定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各阶级或阶层原有的权利、义务的规定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去争夺利益的最大化，于是，诸侯国之间争霸战争不断，奴隶、平民的起义斗争此起彼伏。“强以凌弱，众以暴寡”、“臣弑君，子弑父”等现象层出不穷，西周的政治思想制度固有的平衡被打破，整个社会陷入结构失衡的危机，利益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和选择社会行为的价值尺度。
当时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士农工商都在孜孜求利，“不余力而让财”（《史记·货殖列传》）。对“利”不知厌足的追逐，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矛盾。
如果一个社会从政的只想着如何不择手段往上爬，连起码的良知都放弃了；从商的只想着如何从消费者手中榨取更多的钱财，甚至不惜坑蒙拐骗、掺水造假；做学问的为一己之私，可以放弃人格、误导舆论；那么我们生活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到时可能会人人自危，吃饭怕吃到陈化粮，喝酒怕喝到甲醛酒，做生意怕被黑吃黑……这样的社会还适合人类生存吗？
就算从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社会秩序也应该重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创始人孔子凭着悲天悯人的良知和济世救民的历史责任感，在总结、继承西周尊礼文化的基础上，致力于新政治秩序和新道德秩序的重建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