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将格雷视为早期的、典型的改革家。1764年，他出生在诺森伯兰郡的法罗顿（Fallodon）一栋坐落于荒野和海洋之间的古老的乡村房舍中，该地长期以来就是掠夺成性的苏格兰人和英国人上演战争的舞台。在他的一位兄长去世后，格雷便成了其将军父亲的长子，其父由于曾经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服役而赢得了霍威克的格雷一世伯爵（first Earl Grey of Howick）的封号。年轻的查理斯·格雷似乎沉醉于早期度过的依山傍海的童年生活，但是这种生活并未持续太长时间。6岁时，他被送到马里波恩（Marylebone）的一所四日制寄宿学校，在那里，他度过了三年的时光，健康状况一直很糟糕，处境也极为悲惨。在他第一次出远门时，他的保育员带他到台伯恩（Tyburn）行刑场去观看一群犯伪造罪而被绞死的犹太人。当时为了看到整个场景，他被一个士兵高高地举在头顶上，他目睹的那死亡的惨状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脑海；在他的晚年，他总是会从噩梦一般的记忆中惊醒，满身虚汗。
9岁时，他从马里波恩毕业，然后去了伊顿公学。GM.特里维廉（GMTrevelyan）说：“就是在那里，他首次接触到政治与时尚的广阔天地，伊顿公学那时就是所有这一切的接待室。”尽管格雷在伊顿取得了一些社交和学术上的成就，但他在伊顿公学生活得显然并不快乐。直到毕业后50年，他才第一次返回到母校，而且格雷并没有把几个儿子中的任何一个送到那里学习，因为他认为自己在那里没有学到什么重要的东西。伊顿公学不但缺乏能够让孩子们对国家暴露出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有所了解的教师和课程，而且就连它所具有的上层社会的政治和时尚的教育也非常狭隘。从根本上说，伊顿公学对未来政治家的教育，就像JRM.巴特勒（JRM.Butler）所指出的，是着重于“如何在600位左右的绅士集聚一堂时赢得和保持他们的信心”的艺术，这意味着一种非常特殊类型的演讲艺术，雄辩、完美和高傲，“迎合特权阶层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的生活让格雷感到些许的快乐，在那里他既没有学到更渊博的知识，也没有理智上的突破，但至少那里有许多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朋友，这些朋友可能影响了他后来的一些观念。随后，他去法国、瑞士和意大利进行了传统的大旅行（Grand Tour）。
1786年，当22岁的格雷还在其他国家游历的时候，他就被选为诺森伯兰郡的一名议员。按照当时的惯例，实际上是格雷的家人通过重金宴请一些选举人，才为其谋到这一席位。年轻的格雷没有受到强烈的政治信仰、纲领和个人承诺的妨碍，顺畅地进入了议会。他顺利地从布鲁克斯（辉格党人的俱乐部）到德文郡和其他一些大型的辉格党机构，直到进入查理斯·福克斯（Charles Fox）的圈子里。辉格党那时还是在旧的意义上的党，即由一些议会领导者及副手们组成的流动团体，与乡村贵族、乡绅、上层贵族和城市商人们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福克斯的领导下，他们在议会中遵循一种机会主义的结盟策略，以错综复杂的方式涉足宫廷政治；他们常常在面对反对派时犯错误，在政府机构中也没有表现出能够赢得重要地位的潜能。亨利·艾丁顿（Henry Addington）注意到，格雷在形象、发言、教育背景和举止上，看上去与议院的其他成员没有什么不同；而其他人则看到的是另一个不同的人——雄心勃勃、机智雄辩、脾气刚烈。这些都是他的特点，在不同的时间，他深深陷入政治泥潭，而后伤感地回到霍威克；他诚实高尚，却又能以国家为由而扯谎；他在精神上是自由主义者，但在政党观点上却颇为狭隘；他有时兴奋而积极，有时却懒散而缺乏自信；他有着一丝不苟的贵族式风格，同时却又更加缺乏民主。格雷缺乏一种全面的哲学学说，或有理性根据的政治策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其生活晚期，在一种最严峻的政治情境中——围绕着1832年的大改革法案而展开的斗争中，展现出了他对议会领导艺术的完美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