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的?那些都有主儿了?甭他娘地扯犊子!噢，我排了这老半天队，到我这儿就不卖了。凭啥?”
“那些狗肉确实有人先定下了。人家一会儿就来取。你可以买别的嘛!”一个女服务员解释道。
“那不中!我今儿偏要买这狗肉!啥叫别人先定下了?还不是留给相好的!”
顾客中一阵哄笑。这时，又一位女服务员在一旁答了碴儿。洪钧一看，正是那天他在餐厅吃饭时的那位大姐。
“你吵吵啥?你吵吵啥?显你能咋的?你要买就买，不买拉倒。少来这套俏皮嗑儿!我看你是道南的兔子——隔路!”
“嗬，你个老娘们儿还是个破碗碴子——瓷（词）儿还不少!”
“咋的?够你学几年!我跟你说，你趁早老母鸡抱窝——一边趴着去吧!”
洪钧无心在此看热闹，便走进餐厅，找到一位服务员，问:“请问，李红杏在么?”
“就在门口呢!你进来前儿没看见她?”
“噢，我不认识她。您能帮我去叫一下么?我找她有点事儿。”
“好吧。”女服务员走了出去。没过多一会，她就回来了，跟她一起进来的正是那位大姐。洪钧迎上前去说:“您就是李红杏?”
“嗯哪!”李红杏刚吵完架，喘气还有点粗。“你不是那天来吃饭的北京人吗?你咋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律师。正在办一个案子，想问您两个问题。”
“案子?啥案子?”
“老案子，就是关于您妹妹李红梅被害的案子。”
“噢!”李红杏松了口气，“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又出了啥事儿呢!走，坐边儿上说。”
洪钧跟着李红杏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洪钧问:“案件发生的时候，您在滨北农场么?”
“不在。那会儿我家在后屯，离农场有个七八里地儿。我是听别人捎信儿，第二天才赶回家的。”
“您认为郑建国会是杀人凶手么?”
“这咋说呢?我们从小就认识，一直觉着他老实巴交的。可这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他心里咋想的?再说，那血型也对上了，法院也判了。哎?这案子都过去十几年儿了，咋又重审啦?”
“是复查。我认为郑建国并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他不是?那谁是?”
“这正是需要调查的。你认为谁可能是杀人凶手呢?”
“这我可说不准。那阵子我也不在农场，妹妹的事儿也不大清楚，只知道不少年轻人儿都想跟她处对象。”
“你父亲曾经谈过这方面的情况吗?”
“我爹……他倒是说过，红梅好像对一个叫肖啥的小伙子挺好。”
“肖雄?”
“对，是这名。那小伙子我认识，长相比郑建国强多了!”
“案件发生后，你父亲谈过谁可能是凶手吗?”
“那阵子，我爹整天老唉声叹气的，总说他命不好。我们问他那天晚上的事儿，他老是吞吞吐吐。不过，开始前儿他好像也不咋怀疑郑建国，他觉得郑建国干不出这伤天害理的事儿。对了，有一次，他还念叨说他怀疑另一个人。我问他是谁，他死活也没说。后来，郑建国的血型对上，他也不说啥了，只是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父亲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在哈尔滨，我大姐家。”
“你能把你大姐家的住址给我么，我想去找你父亲了解情况。”
“行!正好我大姐昨天来封信，好像还装在我外衣兜里呢。你等会儿，我去看看。”
李红杏起身到餐厅后面，一会儿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封信，交给洪钧，说:“我大姐叫李红花。你啥时去?我还想给我爹捎点儿东西呢!”
洪钧一边把李红花的地址抄在自己的小本上，一边说:“没问题呀!我可以给你带去，只要你不怕我把你的东西拿跑喽!”
“您哪能呢?自打上次见面，我就瞅出您是个正派人。再说，我也就给我爹捎点儿山蘑啊、木耳啊唔的，没啥值钱的货。大兄弟，那我可就麻烦您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