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年初，一位法国记者到我家进行专访，他的中文名字叫苏鼎德。在那篇长达万言、用英文和中文对照方式发表的访谈文章中，他开篇说道:
我们并不是每天都有机会能够遇到优秀的侦探小说作者，尤其是杰出的中国侦探小说作者，更为特别的是，作者是中国目前最优秀的证据学教授。本人有幸见到了何家弘先生， 而且获益匪浅……何家弘先生的小说至多属于侦探小说的范畴——情节引人入胜，但情节并不是其小说的一切。他的小说明快有力，具有现代的味道，同时兼有大量的北京方言俚 语。读者能从其小说中看到一幅生动的当代中国全景图画——农民、工人、小贩、学生、城市专业人士、冒险的私人企业家，当然还有公共官员，共同组成了何家弘先生的现代化中国的“人生喜剧”，写尽了这个国家的喜怒哀乐……
何家弘先生的四部小说的主人公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侦探，而是一个从美国归来的律师——洪钧，或洪老师。这个人物不仅折射出何家弘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还为侦破案件提供了新视角，为中国法律体制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何家弘先生 笔下的洪钧既是一个意志坚决的现代人——经常喝咖啡、深信法律程序和条文的合理性，又是一个整合良好、具有人性色彩的中国城市的专业人士，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主持公义。他在学术上的诚实仅仅对应于他的倔强，他将自己的人生致力于具人性化特色的法治建设。
2004年11月，我应邀到澳门参加了“文化与法制——中国与西方传统”国际研讨会。来自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美国、英国、瑞典、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及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等地区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我应邀担任了其中“文化在法治中的角色”专题研讨的主席以及为大会做最后总结的“圆桌发言人”之一。其间颇有趣味的是，我担任主席时的一位主题发言人是葡萄牙学者伊莎贝尔·莫莱斯女士，她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犯罪文学中的法律形象”，而其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我的小说。我和莫莱斯女士是初次见面，而且都是开会前一天才得知这一“巧遇”的，自然都有些意外的惊喜。她还请我为她带来的我的法文小说签名留念，使我深感荣幸。她在发言中说道:
……何家弘在法语国家已经成为非常受欢迎的作家。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缺乏法律专家成为犯罪文学作家的传统，因此，当何家弘开始其犯罪文学创作生涯的时候，这是相当令人耳目一新的事情。在何家弘的四部小说中，主人公都是洪钧，一位刑事律师。选择律师作为犯罪小说的主人公是中国侦探小说中的一项创新。
2005年年底，英国的企鹅出版公司与我签署了版权转让合同，要把我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并在英语国家出版发行。与此同时，一家意大利的出版公司也开始组织翻译我的小说。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香港《南华早报》的记者马女士两次到我家进行采访。在那篇题为《法律 是一笔财富——法律精英何家弘是中国人性的极佳评判者》的文章中，她说道:
何家弘的美国教育经历以及有关证据和刑事司法程序的第一手知识使他区别于许多犯罪文学作家。他那富有活力的文字中充满了丰富多彩的北京口语，他笔下的人物来自中国大陆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些就呈现出一幅生动的现代中国的全景画面。
她在文中还引述了正在把我的小说翻译成英文的吉姆·威尔顿先生的话:
何家弘的著作与西方侦探故事不同。在西方，我们在塑造侦探时有一种反英雄倾向，但洪钧则是一个性格鲜明、道德高尚的人物。没有堕落的性生活，也没有恶痛或异化……其小说的魅力蕴涵于他对日常生活的描述之中。
作为一名中国的“业余作家”，我很高兴自己的作品能够被介绍到其他国家并受到欢迎。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我的作品绝非当代中国最好的侦探推理小说，只不过我讲述的故事较有特色，我这“业余 作家”的身份也比较特殊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