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专题->简明西夏史-> 第三节西夏的宗教

　　第三节西夏的宗教 一、建国前党项人的宗教信仰党项人在迁入西北地区前，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对“天”的崇拜。史载：“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①。

　　其所以对“天”进行崇拜，这是由于党项人生产力水平低下所决定的。当时他们还处于原始社会早期阶段。因为生产十分落后，人们的思维能力很弱，他们对诸如风、雷、雨、电的产生，日、月、星、宿的变化，草木的生长荣衰等自然现象，感到难以理解，难以抗拒，认为这些现象是“天”支配的结果。“天”是一种有意志，有生命力，能够主宰世间一切，左右人们生产、生活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因此，必须崇拜它，定期祀它。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其表现形态是自然崇拜。

　　党项人自迁入西北地区的庆州、银州、夏州一带以后，他们已由自然崇拜发展到对鬼神的信仰。据北宋沈括的记载：“盖西戎（即西夏党项族）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②。

　　《宋史·夏国传》说“笃信机鬼，尚诅祝”。

　　在党项人的心目中，神鬼先知先觉，神通广大，主宰一切，但他们有着明确的分工。据西夏文字典《文海》的记载，神主善，叫做“守护”。神有天神、地神、富神、战神、大神、护羊神，等等。鬼主恶，叫做“损害”。鬼有饿鬼、虚鬼、孤鬼、厉害鬼、杀死鬼，等等。对于主善的庇护人类的神应当尊崇、供奉、祭祀、祷告，对于主恶损害人类的鬼，则应用迷信的方法驱逐和诅咒。

　　党项族由早期的自然崇拜，发展为多神信仰，是与党项社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随着党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项社会也由早期向晚期过渡，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相应有所提高，从笼统崇拜天，到崇拜各种具体的自然现象，并将它加以人格化，使之变为具有生命的和意志的自然神，这在认识上是一种深化的表现。

　　西夏对多神的信仰，在其建国之后仍然存在。如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后，曾“自诣西凉府祠神”①。公元1176年（夏乾祐七年）仁孝曾在甘州黑水河边立黑水桥碑，祭告诸神，祈求保护桥梁，平息水患。仁孝在祭告的碑文中，以九五之尊，凌驾于诸神之上。“敕镇夷郡境内黑水河上下，所有隐现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咸听朕命”②。在仁孝看来，皇帝受命于天，应当主宰一切（包括诸神在内），其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是与当时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相适应的。

　　党项族在崇拜鬼神的同时，还崇尚巫术。在党项人的宗教活动中，巫占有重要的地位。党项人称巫为“厮”，巫师被称为“厮乩”。巫是沟通人和鬼神间的桥梁，其手眼通天，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巫术的职责之一是驱鬼，咒鬼。如何驱鬼、咒鬼？其法，挖一坑，将“鬼”送入坑中，同时在坑边咒骂，认为这样可以消灾去祸。另据《宋史》记载：“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③。

　　说明“杀鬼招魂”，是西夏人在战争中经常施行的一种巫术。

　　巫术的职责之二是占卜。占卜的目的是问吉凶，占疑难。占卜在党项人的日常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夏统治者出兵作战，往往先占卜以问吉凶，然后决定进止。《宋史》载：“每出兵则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羊髀骨以求兆，名‘炙勃焦’；二，擗竹于地，若揲蓍以求数，谓之‘擗算’；三，夜以羊焚香祝之，又焚谷火布静处，晨屠羊，视其肠胃通则兵无阻，心有血则不利；四，以矢击弓弦，审其声，知敌至之期与兵交之胜负，及六畜之灾祥，五谷之凶稔”①。

　　这说明党项人的占卜形式多种多样，它不仅用于军事，而且渗透到党项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西夏除了盛行党项族的占卜术外，还从中原王朝传入了易卜。如西夏学者斡道冲用西夏文作《周易卜筮断》一书，在国内广为流行。另外，甘肃省武威下西沟岘山洞中发现的西夏文占卜辞，采用的是以天干地支计时日的占卜方法。如“寅后日变甲时安，巳后日变丁时安，申后日变丑时安，亥后日变（癸）时安……”②这种方法明显受到汉人占卜的影响。

　　 二、西夏佛教1.佛教兴盛的原因公元1007年（宋景德四年）李德明母罔氏下葬，要求到宋山西五台山修供10寺，并派致祭使护送供物至五台山，这表明至少自德明开始，统治者开始崇尚佛教。西夏建国后，由于元昊等统治者的提倡，佛教日益兴盛起来。西夏佛教之所以兴盛，究其原因，大体上有以下几点：第一，西夏统治期间，战争比较频繁。灾难深重的西夏人民，为了摆脱战争苦难，寻找精神寄托，比较容易信仰佛教。“边塞之干戈偃息，仓箱之菽麦丰盈”①。反映了西夏人民希望停止战争，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

　　第二，西夏统治者对佛教的高度重视。不仅大力提倡，而且带头信仰。

　　西夏立国后，其统治者鉴于党项族信仰的“天”，“鬼神”和巫术，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在充满着阶级对抗和民族矛盾经常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要想加强对老百姓的思想控制，使其统治长治久安，必须大力提倡佛教。在西夏最高统治者中，有的如开国之君元昊，不仅带头崇信佛教，而且还通晓浮图（即佛学）之学。为了发展佛教，他曾广搜舍利（传说中佛涅槃火化后的骨殖），妥为安置，规定每一季第一个月的朔日（初一）为“圣节”。让官民届时烧香礼佛，即不惜用行政命令来强制官民崇信佛教。其他统治者如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顺、仁宗仁孝，等等，也都大力提倡佛教，带头信仰佛教。这对西夏佛教的发展兴盛，无疑起了加速的作用。

　　第三，邻国的影响。西夏东面是宋，南面为吐蕃（西藏），西面为回鹘（高昌），这些都是有着深厚佛教文化基础的邻国，西夏不能不受它们的影响。兹以吐蕃的影响为例，如众所知，西夏佛教分为禅宗与密宗两派，其中以禅宗的势力较大。但传入河西地区的佛教，主要是藏传密宗。该教派与禅宗不同，可以娶妻婚配。元人马祖常《河西歌》云：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

　　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作夫婿。

　　这里的“瞿昙”泛指僧人。它说明河西佛教与藏传密宗的渊源关系。此外，西夏佛教还深受中原佛教及高昌佛教的影响。

　　第四，原有的基础。西夏佛教也同儒学一样，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以河西走廊地区的佛教为例，在西夏统一之前，河西地区长期为回鹘、吐蕃以及汉人建立的归义军政权所割据。这些割据政权在其统治境内均大力提倡佛教，其中尤以归义军政权所控制的沙州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的佛教最盛。西夏统一河西走廊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动人力和物力，大修佛窟、佛塔和佛寺，从而使这一带的佛教文化发扬光大。

　　2.佛教发展的概况西夏统治者在发展佛教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建树：1.加强组织管理。西夏佛教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机构及管理制度。西夏在其统治机构中设功德司，管理全国佛教事务。据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记载，其中央机构中共设有二个功德司，即僧人功德司和出家功德司。这二个机构在西夏五等机构中属第二等，即“次等司”①，说明其地位的重要。功德司设功德司正，全面负责。设功德司副使为其辅佐，担任功德司正和功德司副使的僧人大都为有名望的高僧。他们是西夏僧人和佛教事务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至仁宗仁孝时，在诸功德之上，还增设有“偏袒都大提点”，负责掌管全国佛教事务。

　　同时，西夏还有一套管理寺庙僧人的职称和制度。如《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记载，凉州管理护国寺感通塔的僧职有“提举”、“僧正”、“僧副”、“僧监”，等等。而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杂字》官位第十七中记僧官以下有僧正、僧副、僧判、僧录等僧职，正好与碑文中出现的僧职互相补充和印证。

　　2.广建寺塔。西夏境内佛寺极为普遍。全国各地所建寺庙，几乎比比皆是。“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①。这说的是对佛教旧址的修葺。至于新建佛寺虽无详细记载，但其数量不会很少。下面就西夏境内的一些著名寺庙略加介绍：戒台寺在兴庆府，景宗元昊妃没藏氏曾在此出家为尼，号没藏大师②。其具体建置时间和寺址，无从考定。

　　高台寺公元1047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元昊建于兴庆府东15里。与高台寺同时建立的有佛塔，寺塔高数丈，贮藏宋朝所赠大藏经，并译为国书（西夏文）。

　　承天寺公元1055年（夏福圣承道三年），毅宗谅祚母后没藏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③。所谓“承天”，即“承天顾命”之意。该寺建成后，皇太后、皇帝亲临听讲佛经，从而提高了该寺的地位，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感应塔与护国寺，公元1093年（夏天祐民安三年），乾顺鉴于凉州感应塔与护国寺年久失修，征调了大量人力物力，重修凉州感应塔寺庙。第二年完工，乾顺下令剃度僧侣，赏赐钱物，作大法会，并树碑以资纪念。该碑记载了西夏统治者对佛教崇奉的盛况。所立感应塔碑文是西夏字和汉字同时并列的刻石。

　　卧佛寺公元1102年（夏贞观二年），乾顺为了替母后梁氏祈求冥福，在甘州修建卧佛寺。“宏仁寺，城西南隅，俗名大寺，一名睡佛寺。西夏永安元年建”。卧佛寺由党项僧嵬名思能建议，崇宗乾顺所修。“李乾顺之时，有沙门族姓嵬咩，法名思能，早从燕丹国师，妙领真乘，深造■奥，阖境贵贱耆老，愿信无间，号之为国师”①。嵬咩，即嵬名，为党项皇室族姓。其所以名曰卧佛寺，与当地僧人法净在甘浚山下挖出古卧佛像3尊，献给乾顺有着直接的关系。

　　此外，西夏在黑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还兴建了众多寺庙和佛塔。黑城，位于河西走廊北部，是西夏西北部的军事重镇。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关佛教的遗址遗物。在黑城内外，不仅幸存佛塔寺庙遗址20余座，而且还出土了大量西夏文、汉文佛经、佛像。西夏文木雕经板等等。说明该地既是僧人念经、老百姓烧香礼佛之处，也是刻印佛经之地，从而证实了黑城佛教的兴盛。

　　3.重修和改建寺窟。位于西夏西北部的莫高窟（今甘肃敦煌县）和榆林窟（今甘肃安西县），属于西夏另一类型的寺庙建筑。莫高窟建于鸣沙山崖，其对面为著名的三危山，两山之间的大泉河横贯其中。榆林窟开凿于踏实河两岸的陡崖峭壁之上，两地环境幽雅，景色宜人。自公元5世纪起便开始开凿石窟，中经隋朝、唐朝和宋朝，已凿石窟数千。西夏占领瓜、沙二州之后，即对两地石窟进行重修和改建。如莫高窟222窟就是改建唐代洞窟。29窟也是将唐代壁画重新改绘而成。据统计，在莫高窟、榆林窟500多个寺窟中，可以确定为西夏洞窟的过去认为莫高窟和榆林窟各占4座。但经1964年敦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同志联合调查后，重新确定两地属于西夏洞窟的为88座。其中莫高窟77座，榆林窟11座。

　　两地石窟所留下的壁画和题记，是我们研究西夏历史、地理、生产、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题记可分为西夏文题记和汉文题记两种，其中以汉文题记最多。从题记的内容看，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西夏僧俗人等前来朝山礼佛，诵经念咒、烧香求福及修整寺庙的发愿文字。如莫高窟285窟西夏文题记：“八人同来行愿，当来山庙烧香”。第二类为供养人题榜。如榆林窟第29窟，其内室西壁上，下两层绘有当地一贵族家庭成员的供养像，像前各有西夏文题记，记其身份和人名。其男供养人为瓜州监军司和沙州监军司官员。第三类为一般游人题款。这些西夏文和汉文题记，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西夏时期各阶层人物前来这里进行佛事活动的情况。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文物制度及语言文字的珍贵资料。其具体内容包括西夏纪年、国名、地名、官制、封号以及西夏姓氏（60多个），西夏语言文字，等等。

　　除了莫高窟、榆林窟之外，在酒泉的文殊山，肃北的5个庙都存在着西夏修建的石窟。在武威县城西南50公里有天梯山石窟。石窟内发现一批西夏文佛经残页。其中有《妙法莲华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等。在宁夏固原县则有须弥山石窟、石窟中有谅祚奲都年号的题记。

　　4.输入佛典。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佛教，曾向北宋多次请购佛经。公元1030年（宋天圣八年）十二月，德明派遣使者去宋，献马70匹作为工值，“乞赐佛经一藏，从之”①。公元1034年（宋景祐元年，夏广运二年）十二月，谅祚又派使者去宋献马50匹，“以求佛经一藏，诏特赐之”②。公元1058年（宋嘉祐三年，夏奲都二年），宋仁宗通知谅诈，他所赎求的大藏经、经帙、签牌等，均已及时印造。“候嘉祐七年正旦进奉人到阙，至时给付”①。公元1062年（宋嘉祐七年，夏奲都六年），毅宗谅祚请购赎大藏经，宋仁宗应其所求，并及时命印经院印造。“候嘉祐十一年正旦，进奉人到阙给付”②。公元1072年（宋熙宁五年，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十二月夏惠宗秉常遣使贡马，“赎大藏经，诏赐之而还其马”③。

　　以上五次是西夏主动向宋请购，有时宋朝也主动赐予。如公元1055年（宋至和二年，夏福圣承道三年）四月，“赐夏国大藏经”50000497_0326_3④。

　　5.翻译与校勘佛经。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佛教，在输入佛典的同时，还重视组织人力，指定专人负责，有计划地大量翻译校勘佛经。其所指定的负责之人，是西夏僧人中地位较高的“国师”。如景宗元昊时主持译经的著名国师有白法信，惠宗时的国师白智光，西夏晚期译经的蕃汉法定国师，等等。法师之下，还有学有专长参予译经的僧人。西夏统治者组织人才在首都兴庆府进行大规模的翻译佛经。用西夏文翻译佛经，早在景宗元昊建国伊始，就命国师白法信主持翻译工作。他以向宋朝求赐到的两部汉文大藏经为底本，组成一个32人的翻译班子，全力以赴地将其译成西夏文。惠宗秉常期间又命白智光主持译经。至崇宗天祐民安元年（公元1090年）先后用半个多世纪（53年）的时间，译成佛经362帙，820部，3579卷。传世的西夏文佛经，绝大部分译自汉文大藏经，但也有少量译自藏文、梵文。如科兹洛夫自黑城劫走的约8000种西夏文刊本和写本，其中约占80％的佛经，有的译自藏文和梵文。

　　自仁宗仁孝以后，除了继续根据需要翻译一些佛经之外，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校经之上。据《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源文记载：“后奉护城皇帝敕，与南北经重校”。

　　这里的护城皇帝即仁宗仁孝，“南经”指宋朝输入的《开宝藏》。“北经”指辽刻《契丹藏》和金刻《赵城藏》，均为汉文大藏经。以南、北两种藏经版本为底本来进行校勘、核正，反映了西夏最高统治者仁孝不仅重视佛经翻译的数量，而且越来越重视质量。

　　大量的佛经经过翻译、校刊、刻印成西夏文佛经之后，广为散布。一方面为西夏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另方面促使了西夏造纸业的发展。如黑城刻印佛经用的就是当地造纸厂造的纸。

　　6.延请高僧弘扬佛法。公元1159年（夏天盛十一年），仁孝派遣使者到西藏，延请迦玛迦举系教派始祖松钦巴。松钦巴因故未来，但派其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佛经、佛像随使者到西夏传教，仁孝奉其为上师，并组织力量翻译他所带来的佛经。

　　此外，还延请了一些回鹘僧到西夏讲经说法。如首都兴庆府的承天寺就延请回鹘僧讲经说法，演绎经文，“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①由于西夏统治者带头崇奉佛教，修建佛寺，改建和重建石窟，购置佛典，翻译佛经，延请高僧前来宣传佛法，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老百姓信仰佛教，从事诸如作佛法、盖寺舍、烧香礼佛、诵经等各种佛事活动，也就日益广泛普遍起来。

　　3.佛教对西夏的作用与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烟。佛教在西夏的广为传播，它对统治阶级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使西夏广大劳苦大众看不清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反动本质，它要求劳动人民忍受各种苦难，多多行善。要求他们深信灵魂不灭，因果报应。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从而掩盖社会矛盾，引导人民脱离现实斗争。在西夏统治近200年漫长的时期里，以党项为主体的各族，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很尖锐的情况下，之所以很少发生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其原因固然很多（诸如西夏统治者善于笼络各族上层，经常注意调整民族政策，调整生产关系，以及文献记载不全，等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与西夏统治者充分利用佛教去麻痹老百姓的思想、限制遏制人民的反抗情绪，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发展佛教的过程中，西夏统治者延请回鹘和吐蕃高僧到西夏讲经说法，翻译佛教经典，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夏同新疆、西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提高和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同时，西夏佛教的发展，对西夏艺术的进步，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众所知，佛教的发展，需要运用各种艺术形式（包括绘画、雕塑、书法、建筑等等）进行广泛的宣传。而各种艺术形式在宣扬、服务于佛教的过程中，同时丰富、发展了自己。由于西夏统治者和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对佛教艺术的高度重视和提倡，投入了较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从而使西夏佛教艺术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不乏精品，促使西夏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三、其他宗教西夏统治者除了大力提倡佛教外，对其他宗教也采取兼容的政策。据有关文献记载，在西夏境内曾流传过道教。《文海》解释“仙”字为“山中求道者”，“山中求长寿者”。史称：“宁明，喜方术，从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气忤而死”①。

　　这里所谓“辟谷”，即不食五谷而食药物以求成仙。宁明为元昊太子，太子带头信仰道教，说明道教在西夏有相当的影响。公元1081年，宋朝五路伐夏，当宋军逼近灵州，夏人纷纷逃难，“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人”②。这里僧道相提并论，说明灵州一带道教势力与佛教不相上下。此外，黑水城的出土文物，诸如《易经》残本，晋人郭象所注《庄子》残本，宋人吕惠卿所著《吕观文进庄子外篇义》，《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经》，以及有人头像图解的骨相图，等等，都足以说明西夏道教在理论上的根底及其在西夏宗教中的不可忽视的地位。

　　至于黑水城南城外，发现有一座伊斯兰教寺庙，虽然难以确定究竟是西夏还是元朝遗物，但即使是元朝遗物，也很难排除它受过西夏伊斯兰教影响的可能性。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载着唐古忒省（即敦煌）“人民信奉佛教。居民大部分是土库曼族，少部分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和回教徒”③。甘州城人民大多数信奉佛教，也有一部分基督教徒和回教徒。“基督教在该城建筑了三座宏伟壮丽的教堂，而佛教徒根据全省信徒的需要，建筑了更多的庙宇庵堂”④。这说明西夏末和元初，在沙州和甘州一带，与佛教并存的还有景教和伊斯兰教，尽管它的势力远远不及佛教势力之大。

　　

　　

　　①《隋书》卷83，《党项传》。

　　②沈括：《梦溪笔谈》卷18，《技艺》。

　　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③《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同上。

　　②转引自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23页。

　　①《嘉靖宁夏新志》卷2，《寺观》。

　　①《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

　　①《重修凉州感应塔碑铭》。

　　②《西夏书事》卷18。

　　③《西夏书事》卷19。

　　①《甘州府志》卷5，及卷3。

　　①《长编》卷109，天圣八年十二月丁未。

　　②《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二月癸酉。

　　①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20，《谅祚淫狡》。

　　②王珪：《华阳集》卷18，《诏夏国主乞续大藏经诏》。

　　③《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④《长编》卷179，至和二年四月庚子。

　　①《西夏书事》卷19。

　　①《长编》卷162，庆历八年正月辛未。

　　②《长编》卷318，元丰四年十月庚午。

　　③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第40章，《唐古忒省》，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④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第44章，《甘州城，偶像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