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病象病因

　　第一节病象病因 一原始人的常见疾病 原始先民的常见疾病，主要有肠胃疾病、口腔疾患、骨科病、小儿病和妇女病等几大类。《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时“食果蓏蚌蛤，腥臊恶息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说明呕吐、腹泻等胃肠道疾病是为原始先民所常患，唯如今想要具体了解，却已甚难。不过，原始社会生活条件艰苦，食物低劣粗糙，对人体牙组织起的慢性破坏作用，在考古资料中多有揭示。如牙周病和牙槽脓肿等口腔疾患，早在旧石器时代确极严重。陕西蓝田陈家窝出土的一具距今约50多万年前的老年女性猿人的下颌骨化石，右下第一前臼齿在生前已脱落，颊侧齿槽萎缩，边缘增厚，显然是牙周病病理变化症状①。四川资阳出土的一具旧石器晚期老年女性头骨化石，左上三个臼齿在生前全部脱落，内侧齿槽壁有不规则骨瘢痕，还有一小团微密的骨组织，呈现出骨小粱粗大，是慢性牙槽脓肿所致②。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口腔疾患罹患率仍相当高，主要症状表现为牙齿过早磨耗和脱落，或者因粗嚼硬咬，擦伤牙床，引起细菌感染，造成牙槽或根尖软组织化脓坏死，甚至发生颊瘘、颏瘘和内眦瘘管等病变③。河南长葛石固遗址出土人骨，其臼齿磨蚀度比现代人的标准差不多要早10岁左右④。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墓地出土的192具人骨，患有各类牙病者达76人，约占总人数的39.6％，其中有一个乳齿尚未换完的小孩，牙齿已较重磨损，许多人刚到40岁，牙齿即已部分或全部脱落⑤。上海崧泽遗址经鉴定的37具出土人骨，齿尖磨损，或第一、二臼齿齿质占扩大、暴露以至连片者有27人，约占总数73％，其中女性患者又高于男性⑥。值得注意者，口腔疾患中龋齿罹患率的上升，堪称是新石器时代始为流行的文化病，主要是因食用淀粉一类的食物结构性变革而起，标志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淀粉类食物经常积存齿间，由口腔内细菌作用而产生酸浸蚀，导致牙齿硬组织蛀蚀缺损，谓之龋齿，亦谓蛀牙。陕西临潼姜寨仰韶遗址发现一例，见于一位16岁左右的青年女子，其墓内又有玉坠饰、骨管、石球等随葬品，缠挂于身的骨珠达8577枚之多①。这位少女生前生活当比较优越，似乎龋病的出现，与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改善有一定关系。龋齿的罹患率，长江中游江汉地区及东部滨海地区，远较中原及西部地区要高。如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在观察的33例骨架中发现4例，占总数12％以上②。上海崧泽遗址龋齿罹病率为2.7％。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为5％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经鉴定的人骨下颌齿有1035个，其中男性齿682个，女性齿353个，内男性龋齿36个，女性30个，男女患龋率分别占其齿数的5.3％和8.5％，龋蚀牙面包括邻面龋、咬合面龋、颊面龋、舌面龋等等④。这里间接反映了当地的食物结构，恐怕与黄河中上游地区有所不同。另外，在原始时期东部滨海地区的口腔疾患，也普遍高于中原地区。如牙周病引起的齿槽萎缩和牙齿脱落，大墩子遗址出土的113具人骨中，患者有46具，总数占到40.7％以上，其中有6具的齿槽骨出现圆形瘘管的根尖脓肿，有3具有明显的溃疡病变标志。西夏侯遗址也发现4例齿槽脓肿和根尖脓肿病例，内一位中年男性，生前同时患有多种口腔病，其齿槽左右两侧均因严重脓疡而凹陷成较大空洞，下颌右侧第一、二臼齿磨耗穿髓，又因根尖脓疡而使齿根露出，还因牙周病导致齿槽严重萎缩。造成东部滨海地区口腔疾患高发，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原因，就是本地区流行口颊含小石球、陶球和人工拔牙的古怪风习，直接害及牙组织的严重创伤。口颊含球，球与臼齿颊面频频接触磨擦，使齿列迫向舌侧，造成齿弓槽变形和齿槽骨萎缩，还引起一系列口腔疾患⑤。拔牙风习更是一种人为损伤自身生理组织的行为，拔牙通常限定在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拔牙施术年龄一般在14岁左右性刚趋成熟期，据说是采用某种器具水平方向敲打折断其齿50000023_410_1①。有关人骨鉴定材料表明，本地区各原始居民共同体的拔牙人数比率，山东茌平尚庄遗址为80％②；兖州王因遗址为76.8％；宁阳大汶口遗址为73.7％；诸城呈子遗址为66.7％③；曲阜西夏侯遗址为55％；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为64.6％；常州圩墩遗址为42.9％④；上海青浦崧泽遗址为28.6％。而陕西临潼姜寨二期遗址仅发现一例，只占0.04％⑤。以上数据足以说明口腔疾患罹患率，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原因所在。原始人的骨科病，常见病理症状主要表现有骨骼生长不良、骨桥形腰椎病变、腰椎移位、骨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肱骨瘤状突起变异、长骨刺、骨折或刺伤性骨组织破坏等，患者又以成年男性居多，大多与生活艰苦、营养不良、体力劳动繁重或械斗和生产活动中的误伤有关。一般说来，人体颅缝和骨骺的愈合是与年龄的增大相对应的，年龄愈大，其发育愈合也愈明显。但元君庙遗址仰韶居民的骨骼生长，有62例不相对应，约占总人数32.3％，一些人年龄在30～50岁，骨骺却仍未全愈合，或骨骺虽愈合，骨缝仅部分愈合。这主要是营养不良所致。据考古人类学家利用人骨标本碳十三（13C测定获得的古人类食谱讯息，西安半坡和宝鸡北首岭仰韶居民，约占85.7％的人以粟类作物为食，只有14.3％的人肉食摄入量比较高⑥。元君庙遗址与此二地相近，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相类，可相借鉴，透露出当时人们的食物比较单调，营养是不足的。在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的人骨鉴定中，还发现有的人因缺乏维生素D而患有佝偻病，一位中年男性，股骨中部变形，呈弓状，下肢成为O型腿，弯曲距达49毫米，而正常人应当为32毫米左右①。陕西渭南史家遗址还发现两例中年男性人骨，下颌骨患有骨性关节炎和骨质增生症状，可能因长期咬嚼粗食造成机体局部损伤②。至于繁重劳动造成的骨骼劳损，则更为多见。史家遗址有8个成年男性患有腰椎椎体呈骨桥病变或股骨形变弯曲。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一些成年男性患有脊柱压缩性骨折合并增生性脊椎炎。华县元君庙遗址有一壮年男性人骨，几个腰椎呈楔状，关节面上下整体，属于长期劳损的标准压缩性骨折症状。姜寨二期遗址发现一壮年男性的二根肱骨因劳损造成中部瘤状隆起。青海柳湾遗址一中年男性人架，脊椎呈竹节样，乃类风湿性脊柱炎症状③；曲阜西夏侯遗址发现一具中年男性人骨，右侧股骨和胫骨的膝关节面边缘骨质增生，生前患有较严重的慢性关节病。与此同时，史家和姜寨遗址还发现少数中青年女性患有腰椎长骨刺以及椎体劳损变形病例，但个例数远低于成年男性。似当时男女氏族成员间存在着社会分工的不同，妇女从事的力活可能稍轻于男子，适应妇女生理机能的潜意识多少起有约定俗成的作用。原始人的骨科病中，有一类是出于有意创残肢体的习俗造成。如半坡遗址发现一些死者的体骨缺指少趾，而墓坑填土或随葬陶器中有其断指割趾；姜寨遗址也发现一具中年男性人骨，其右足的四节趾骨另盛于一陶罐内。有学者认为，当时可能有割断手指足趾祀神之俗，不仅施于生者，也施于死者④。浙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一座男子双人合葬墓，其中一位青年腰椎明显左移，可能因外伤使脊髓马尾受侵，生前截瘫，另一位中年男子右下肢被割断①。这种创残肢体属于什么样的宗教观念及其性质所在，还有待探索。骨科病中又有一类属于机械性外伤，如见于姜寨遗址的病例，有眼眶缘被硬物削伤者，有腿股骨被刀砍伤者，有额骨被砸伤者，有肢骨骨折或粉碎性骨折者。其他遗址也有此等病例，一些外伤骨科病，颇能反映出当时医疗护理水平的高低。如下王岗遗址发现一些成年男女性人骨，其桡骨或小腿骨骨折后，因对位对线不好，造成畸形愈合，说明医疗处理还很落后，但元君庙遗址发现一具壮年女性人骨，右侧桡骨有陈旧性骨折，愈合情况良好。另一具壮年男性人骨，颅骨也有陈旧性骨折，钙化日久，说明伤者生前头部虽受重创，还是治愈得活。西夏侯遗址发现一成年男性，右侧肱骨折断后愈合。大墩子遗址也发现一壮年男性的右股骨骨折后又愈合②。可见当时各地的医疗处理水平并不一律。“三折肱知为良医”③，人类正是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不断掌握并提高护理自身生理机能的能力。小儿病是直接威胁原始人类人口增长与否的一大痼疾。在各原始氏族共同体内，婴幼孩童的死亡比率互有高低，但总的来说都相当高，如宝鸡北首岭聚落遗址出土人骨469具，婴幼孩童为65具，占13.9％④；半坡聚落遗址254具人骨中有76具，占29.9％⑤；姜寨一期聚落遗址383具人骨中有238具，占62.1％。其他如元君庙遗址，幼童死亡比率为19.1％；崧泽遗址为15.4％；常州圩墩遗址为16.8％；邳县刘林遗址为12.6％⑥；邹县野店遗址为29.5％①；西夏侯遗址为33.3％。综合计之，幼童平均死亡比率高达30％以上。幼童早夭，固然与当时生活条件艰苦、营养贫乏、疾疫流行、卫生保健欠缺等外界因素有关，但也应看到，当时幼童死亡比率高低常与同居民集团妇女平均寿命高低互成反比。如姜寨女性死亡高峰在青年期，约占女性人数的47.6％，其幼童死亡比率也就高达62.1％。半坡、元君庙、野店、西夏侯四组，女性死亡高峰延后在青年和壮年两期，幼童死亡比率也降到20～30％上下。北首岭、崧泽、圩墩、刘林四组，女性死亡高峰又推迟到壮中年或中年期，幼童死亡比率也就为百分之十几，可见同居民集团内妇女寿命的长短，常直接联带及子息存活率。当时成年女性寿命偏低，原因之一就是实行早婚早育。姜寨一期三墓区发现一座158号的一次葬土坑墓，葬着一位20岁的青年女子和一个6～7岁的孩童，或系母子合葬，可推算出母亲的育龄才不过14岁左右。同墓区M181一次葬土坑墓，为一位30岁女性和一个13～15岁孩童的台葬墓，母亲的育龄也才15岁左右。就是说，女子刚步入青年阶段就已过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从人体生理特点看，女子14、15岁月经初潮，直到21岁后才发育成熟②，过早的婚育只能紊乱女性的成长发育过程，催促她们未老先衰。《内经》云：“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当时婚育年龄无知地过早提前，不仅使妇女的衰老期大大前移一二个年龄级，而且无形中已使人过30岁左右即为老年的人体生理学错觉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早婚早育既成了妇女的催命符，又导致子息先天不足，直接危及后辈的存活率。小儿死亡率高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妇女疾病致死，有不少与孕育死亡相关。对每个生育女子来说，临盆时的难产和产后的细菌感染，在医疗保健水平十分低下的当时，也是最恐惧、最无可奈何、最性命交关的，一旦母亡，子息的生命火花也会随之熄灭。山东邳县刘林大汶口文化遗址，M152埋着一具中年妇女，骨盆中留有一个约七八个月的胎儿骨骼。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M55埋着一具成年女性人骨，两腿之间有一个头朝下的婴儿骨架①。当系难产母子双亡。崧泽遗址M85埋着一具中年妇女，头上方有一具二次葬胎儿骨架，可能是母亲因产褥细菌感染死亡，于是将先死小儿移来合葬。母子双亡不只限于母方孕产中，即使过了哺乳期，年龄稍大的孩童，在其失去母亲抚育照料后，也每每其命不永，崧泽遗址M84合葬一成年妇女和一个7岁左右孩童，或即属这类情况。姜寨二期墓地发现一座W263四人二次瓮棺墓，为一成年妇女和三个年龄分别为14、5、不足3岁的孩童，也表明了子息的存活率是与母亲的生死紧相关联的。 二夏商人对疾患的认识 （一）疾患类别和体态知识 相传为夏代禹、益所作的《山海经》，其实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大抵成书于战国时代，但书中保存了许多反映远古以及夏商以来的社会生活素材，这已为学界所公认。《山海经》中记有大量疾病名，如属之内科的，有瘕疾（寄生虫病）、蛊疾、■（指大腹）、腹痛、呕、■（气下泄）、心痛、火、寒、厥（逆气）、毒、垫（下湿病）、疟、风、忘（健忘）、惑、狂、厌（魇梦）、忧、■、痴、■（噎）等22种；属之外科的，有肿、疥、疠、瘦、拘缨（甲状腺肿大）、瘅、疣、疽、痈、■、■、痔衕、瘘、胕肿、腊（体皱）、■（皮起皱）、白癣、痤（皮上肿块）、皮张（浮肿）、骚（狐臭）、底（胝）等21种；属五官科的，有胸目、瞢、■、眯、聋、嗌痛等飞种；属妇科的有不字（不育）1种；属传染病的有疫疾、大疾2种。总共不下52种之多。《山海经》疾患定名，分类较乱，有的据病象，有的按病因，原则不清，方法不一，说明医学尚处于幼年时期①。与殷墟甲骨文反映的疾患种类名相比，后者要明了得多，一般是根据病理症状和病发部位或病灶所在，以确定所患何种疾患，有的疾病又有细分，显得较为进步些。因此《山海经》的医史材料，当包括有夏商以前人们对于各种疾患种类的病象病因辨识。商代人称疾病为疾，甲骨文疾字像一人卧倚版榻津津出虚汗状，以患者病态取意，即《说文》说的“有疾病象倚箸之形”，这是自古以来人们出于对病象认识的约定俗成。甲骨文云：贞其有疾，（《合集》13784）贞亡其疾，（《合集》13799）贞子弗疾。有疾。（《合集》410Z3）贞多妇亡疾。贞多臣亡疾。（《合集》22258）此等卜问子妇臣正的有疾、无疾、弗疾，疾字大多用为疾患的泛称。但涉及具体病症时，则一般都称作“疾某”，是当时人们对于病理症状、病发部位或病灶所在的辨识，也是当时社会比较一致认同的疾患命名。甲骨文所见的疾患种类，大体有疾首、疾■（疑脑疾）、疾目、疾耳、耳鸣、疾自（鼻）、自惟出疾（感冒鼻塞）、疾口、疾舌、疾言、疾辞、疾■（疑口腔疾患）、疾齿、疾齿惟蛊、龋、疾■（疑嗽或面颊腮腺炎症）、疾■（颈脔）、疾身、疾胸、疾■（疑胁部痛疾）、疾■（疑腹疾）、腹不安、疾其惟蛊（疑肠道寄生虫病）、疾■（似疾在腰部或胃部）、疾伇（疑背疾，像手持殳捶人背）、疾时、疾肱、疾■（圈出病灶部位，疑■或髀疾）、疾足、疾疋（腿疾）、疾■（疑疾在股或臀部）、疾■（病灶似在膝部）、疾■（疑病在胫部）、疾止（趾疾）、疾骨、骨凡有疾、疾■（气候不调之流疫）、疾有梦、■（疟疾）等39种①。此外又有关涉孩童疾病生死，以及妇女孕产等妇科保健内容者。别辞有云：贞有疾年其死。（《合集》526）此“疾年”，当如《周礼·疾医》说的“四时皆有宿疾。”《墨子·兼爱下》有云：“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甲骨文“疾年其死”，殆亦指年内疠疫流行而死亡人众。它辞有云：“疾人惟父甲害”、“疾人惟父乙害”（分见《合集》2123、5480），疾人可能即指流疫之众患者，唯当时视此类疠疫乃已故先王降灾，与周代所谓“天降疾病”②的病患心理观，应有观念代变的差异。然则以上疾患种类，如以现代医学分科，可分属之内科、外科、口腔科、齿科、五官科、眼科、骨科、神经科、肿瘤科、小儿科、妇科、传染病科等。显而易见，商代疾患的确定，是本之于体态特征的深入观察认识之上的。凡首、目、耳、鼻、口、舌、咽、齿、颈、胸、腹、股、手、肘、肱、足、胫、趾等人体各部位，当时均已有专词命名，病理感觉和病灶病发部位皆因之而定，识明医学已达到相当高度，较之《山海经》视那种因缺碘引起甲状腺肿大的所谓“拘缨”地方性疾病，当做某类土著人群的形貌特征，无疑进了一大步。商代系统化的体态知识，断非一朝一夕所能取得。事实上早在原始时期，人们已留意体态观察。据统计，全国至少有2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有用不同质料、不同手法雕塑的各类体态的人像，其中有的年代早到距今7000年前，造型有人面、人头、半身、整身、立、坐、女像、男像和孕妇像等①。如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的先民，不仅能雕塑不足10厘米的小人像，又能塑造比真人大3倍的大型女神像，或作站姿，或作盘膝跌坐形，颜面神态捕捉细腻，臂、手、腹、腿、足比例关系适当②。从这些原始人体造型艺术品，可以看出先民所掌握的体态知识。至商代，人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更为丰富。历年各地出土的商代人像雕塑约80余件，造型有抱腿、抚膝、跪坐、箕踞、蹲居、半蹲半跪、立式、舞式、面像、头像、裸体式、有衣着式、有编辫的、有秃顶的、有神情倨傲的、有形态呆滞的，等等，制作手法熟练，非谙于对人体貌态的细微观察而莫能力，此在上章已有叙述。商代人们并没有拘泥于人体外表机体的了解，对内部组织结构也有探索。如甲骨文心字，活脱脱像心脏的轮廓形，骨字像骨架相支形，是其明证。1983年陕西清涧李家崖一处商代晚期城址，出土一块石雕骷髅体人像③，两颊瘦削，方形下颌，球状双眼，齿部暴露，体部刻有脊椎骨、肋骨和骨盆，生动勾勒出人体骨架结构的主要特征，可说是最早一件具有解剖学意义的成功作商代的体态知识积累，还反映于长度单位的确定方面。传殷墟出有商尺三把，一把是骨尺，长16.95厘米④，另二把是牙尺，分别长15.78和15.8厘米⑤。此长度相当于成人手一拃的距离。商代人的平均身高不详，但据史前人骨鉴定材料，陕西宝鸡组的男子平均身高为168.82厘米①，华县元君庙组成年男子平均身高为168.4厘米，临撞姜寨一期组为170.29厘米，姜寨二期组为 168.81厘米，山东大汶口组为172.26厘米，西夏侯组为171.3厘米，上海崧泽组为168.95厘米，河南淅川下王岗组为162.5厘米（女性平均身高为157厘米），河南陈县庙底沟二期组为166.0厘米②。不难看出，原始人身高与现代中国人差不多，变化不大，其中山东史前人高长些，而如今也有“山东大汉”之称，商代人的身高当也在以上数据范围。古代有称成年男子为丈夫，《谷梁传·文公十二年》云：“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人高一丈为10尺，以160～170厘米的实际身高标准计算，用的正是手一拃为1尺的商代长度单位。丰富而系统的人体体态组织结构知识的积累，促使商代以前人们已能够面对各种病症，据其病理反应症状和病发病灶部位，作出较为正确的病象病因辨识。 （二）病理观察和病变记录 在商代，不仅能根据病发部位或病灶所在，确定何种疾患，而且还能就病情的感觉反应，作出细分，观察其病理，分析其病症，关注其病变发展。甲骨文中所记疾患，大多具体而实在，如：贞妇好息惟出疾。（《合集》13633）妇好是武丁之妃，言其患在气息不畅。大概属于感冒鼻塞或呼吸道感染，比别辞言“疾鼻”更为明了。又如口腔疾患方面，有疾口、疾舌、疾言、疾辞、疾齿、疾齿惟蛊、龋等多种之分，明白而细微。据医史家指出，口腔科的急性冠周炎、脓性颌下炎、扁桃体周围脓肿、咽旁间隙感染舌疾患等，可引起言语困难、哑或构音障碍①，可见商代几种口腔疾患的细分是有医学知识的依据的。另外，商代牙病发病率较高，据体质人类学专家对1950～1953年殷墟和辉县两地商代中小墓出土人牙的鉴定，殷墟病牙数比率达30.43％，辉县达26.25％，意味着两地各有近三分之一的平民患有牙病。牙病的种类有牙周病、龋病和原因不明者等几类，其中牙周病以男性患者为多，龋病以女性为多。龋病罹患率，殷墟为3.58％，辉县为6.25％②。从总体看，商代社会与前节所论原始时期先民中牙病的高发率相比，已平均降低约28个百分点，唯患龋率仍大致同如史前黄淮流域下游东部地区，表明商代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食物结构都大有改善。商代人的各种牙病正与甲骨文所记各类牙病名相一致。如有云：“妇好龋”（《合集》13663），属之女性。有云：“王疾齿”（《合集》13643），据别辞有记商王武丁在洮地，不料齿疾发作，疼吟不已，卜间已故父王是否有闻③，则这位王的“疾齿”，似指突发性的牙床或牙神经痛之类的疾患。别辞又有“齿蛊”、“有疾齿惟蛊”④，可能指牙虫蠢蚀牙齿硬组织。表明当时对各类牙病有仔细观察。再如“疾耳”，另有辞云，“朕耳鸣”（《合集》22099），似记商王武丁因神经衰弱失眠引起的耳内嗡鸣，大概已意识到有不同的耳疾。一辞有云：“贞有疾肱以小■”（《合集》13679），末一字像一手抓摩状，疑搔之初字。《礼记·内则》云：“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郑注：“搔，摩也。”疾肱以小搔，或指胳膊疥块肿痒而施以轻搔。所记可谓细腻。对于各种周身不适的病患，亦每细察其病因和病理反应症状。如：己巳卜，贞有梦王，八月。（《合集》17446）可能指气候失调造成的浑身难受魇梦发汗。或读如沴，《庄子·大宗师》云：“阴阳之气有诊”，《汉书·五行志》云：“气相伤谓之沴。”似为病毒性流疫。甲骨文又恒见“骨凡有疾”一语，通指受风寒而起的骨性疾病。又有记“■亡孽”（《林》2·8·9）、“■亡孽”（《陈零》139），■通疟。《说文》云：“疟，寒热休作。”《玉篇》云：“疟，或寒或热病。”《黄帝内经·素问》云：“疟，先寒而后热者。”这两辞似可把最早的疟疾记载上推到商代武丁时期。然则当时已可分别诊断出不同性状的周身病患。此外，甲骨文还有寄生虫病症的记载，如：“疾其惟蛊”①、“有疾不蛊”（《合集》13796）。辞中的蛊当非上述“齿蛊”之类的牙虫，或即《说文》说的“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淫溺之所主也”，属于今医学上指的肠道寄生虫。比别辞言“疾腹”，更具体而微。武丁时甲骨文还有：“贞王腹不安，亡延”（《合集》5373），祖庚祖甲时甲骨文有记：“贞今日王其胀”（《安明》1383），一言王腹不适而怕其延缠不已，一言腹部气胀。感觉不同，病症有异，所记亦有辨别，可见当时识明医学已达到相当水平。甲骨文中有按疾患轻重而区分成小疾和大疾两类者，如：贞小疾，勿告于祖乙。（《合集》6120）贞妇好■大疾延艰死。（《合集》17391）小疾和大疾的区分标准，恐怕主要视其病是否延缠而招之后患，乃至死亡。当然小疾也可能病变而酿成大疾。举凡甲骨文言“有疾惟有害”、“疾身惟有害”、“疾骨惟有害”、“疾自（鼻）惟有害”、“疾舌惟有害”、“疾齿惟有害”、“疾耳惟有害”、“疾趾惟有害”等等，无不关注于小疾的病变恶化而可能会害及人体健康。一辞有云：“壬子卜，宾，贞辛亥王入自夕，王疾有梦，惟害”①，记商王武丁在上一日辛亥外出归来的当晚染疾做梦，第二天壬子日即行占卜，问病症会否有后患。别辞又有：“王疾，夕告小臣，若”（《合集》5583），言武丁在某次患病的当晚，立即召告小臣，问是否能安恙度过。均意味着对病变的恐惧。当时对疾患的延缠不愈最为担心，故有“王疾首亡延”，“妇好不延疾”、“妇如疾正不延”、“子疾不延”等等的贞卜。如“疾■”（《合集》13629），记眼疾犹如针刺：别辞有“有疾目其延。有疾目不延”（《合集》13620）的对贞，又有“戊戌卜，贞丁疾目，不丧明。其丧明。”（《合集》21037）还是害怕小小的眼疾延缠不愈会带来失明的后患。武丁时甲骨文有记疾病恶化而前后延拖50余天死亡者：戊贞。王占曰：兹鬼鬽。五旬又一（应是二之误）日庚申丧命。乙已卜，■，贞折亡疾。（《合集》13751）（癸巳）贞折其有疾。王占曰：■其有疾，惟丙不庚。二旬又七日庚申丧命。（《合集》13752）■是商王室贵族成员，在他病魔缠身至死的52天前的戊（辰）日，商王为他作了占卜，言有鬼附其身。到25天后的癸巳日，商王发觉他病情不妙，恐怕逃得了丙日也躲不过庚日会死去。后果真在27天后的庚申日■一命鸣呼，其间在15天前的乙巳日又曾为他作过占卜。这可说是一份早期的病变病何记录，唯没有提及■患的是何种恶疾，单单以鬼魅的信仰观念判断其病。武丁时甲骨文又有一辞，兼记患者的病象病因，又记其为病魔折磨达半年以上而死者：■申卜，贞■骨凡有疾，旬又二日丁未，■允祸。百日又七旬又五日庚寅，■亦有疾。乙未夕■丙申乃死。（《合集》13753）■，患者名。“骨凡有疾”属于骨性疾病。据现代医学知识，这类病中能在短期内病变而致人于死地者，有骨恶性肿瘤，尚有化脓性骨髓炎，也会引起败血症致死；另外，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有可能导致风湿性心脏病并发症，对生命也极具威胁；前两种一般以死于黎明前为多，因人的生理机能在这段时间正处于一天的最低谷。■患的可能属于前两种骨性病，自出现病理反应病状后12天，病情发作过一次，175天后再度发作，并急剧恶化，就在其后5天的乙未拖延至丙申日之交的黎明时，终于被病魔夺却生命。这片甲骨文内容，可视为中国医学史上最早而经日最长的骨性病变死亡记录，《周礼·天官·疾病》云：“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甲骨文虽属于卜辞，但关及病变症状的占辞或验辞，与“各书其所以”，性质有接近之点，两者当有渊源关系。下面想另申述一下有关妇女和小儿的疾患。夏商时期，妇女生命的主要威胁，仍是孕产死亡。甲骨文有云：“贞子母其毓，不死”（《合集》14125），毓为产子之形，杨树达先生说：“夫为妻占，故云子母”①，是问子母在生育时会否死去。又有：“贞靳丁人嘉，有疾”、“王午卜，鲁嘉。允嘉延死。”②嘉指生男孩，一言■丁人生下男孩后，却患上了疾病；一言鲁也是如此，后竟为病魔延缠身亡。妇产病包括有产后受风寒、产后大出血、细菌感染即产褥热引起败血症等，尤以后两种对产妇威胁是致命性的。孕育死亡常波及母子两代人性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发现一座母子合葬墓，小孩骨骼细小，置于大人膝后③。殷墟苗圃北地一墓，发现墓主两腿骨间有一婴幼头骨；王裕口西地一墓，女性墓主左侧也有一小儿骨架，头向与墓主一致，躯骨已腐朽①。大抵均为生育过程中发生的母子双亡事件。武丁时甲骨文有记：“五日丁卯，子由■，不死”（《合集》10406）。或谓嬎即■字，亦作娩，“生子二人俱出为娩”，指生双胞胎儿②，此辞大致讲子由临盆生子，所幸皆得度过生死难关。别辞有云：“贞妇好娩，不其嘉。王占曰：“■，不嘉，其嘉，不吉。于■若兹乃死。”（《合集》14001）记妇好临盆，商王武丁为之占卜，拿不准是生男还是生女，但总觉得不太安吉，结果产妇还算顺利无事，婴儿却死了。在此类场合，母子的生死总是连带在一起的。尽管商代以前人们已能根据掌握的人体体态知识，辨识众多疾患的病象病因，但其病理观察和病变记录，多半是作为占卜程式的一部分而述其所以，反映了当时对于疾病的延缠不愈和病情是否会恶变致死等后患的关注和恐惧，仍有其盲目的成分，这也是早期医学实践中出现的必然现象。 ① 吴汝康：《陕西蓝田发现的猿人下颌骨化石》，《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第18卷 1期，1964年。 ② 裴文中、吴汝康：《资阳人》，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③ 参见王慧芳，《原始人类的疾病》，《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④ 陈德珍、吴新智：《河南长葛石固早期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人类学学 报》4卷3期，1985年。 ⑤ 《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⑥ 《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115～120页。 ① 《1972年春临潼姜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3期。 ② 《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427页。 ③ 颜訚：《西夏侯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3年2期。 ④ 韩康信、陆庆伍、张振标：《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年2期。 ⑤ 韩康信、潘其风：《大墩子和王因新石器时代人类颌骨的异常变形》，《考古》1980年2期。 ① 严文明：《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拔牙风俗和族属问题》，《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 齐鲁书社，1979年，韩康信、潘其风：《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考古》1981 年1期。 ② 见《考古学报》1985年4期。 ③ 见《考古学报》1980年3期。 ④ 见《史前研究》1984年2期。 ⑤ 《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440页。 ⑥ 蔡莲珍、仇土华：《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10期。 ① 《淅川下王岗》，426页。 ② 《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1期。 ③ 《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附录一。 ④ 李健民：《我国新石器时代断指习俗试探》，《考古与文物》1982年6期。 ① 《淅川下王岗》，426页。 ② 《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1集，1981年。 ③ 《左传·定公十三年》。 ④ 《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⑤ 《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⑥ 见《考古学报》1962年1期，1965年2期。 ① 《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 《内经·上古天真论》。 ① 中同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 学报》1974年2期。 ① 参见徐南洲，《〈山海经〉与科技史》.《先秦民族史专集·民族论丛第二辑》， 1982年，191页。 ① 见《合集》13613～13923、24956～24959、34072～34076、40368～40382、40618 ～40639等片。 ② 《逸周书·祭公解》。 ① 参见曲石、孙倩：《我国新石器时代雕塑人像的研究》，《中原文物》1989年1期。 ② 杨泓：《中国古文物中所见人体造型艺术》，《文物》1987年1期。 ③ 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1期。 ④ 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商务印书馆，1955年。 ⑤ 邱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① 以下数据不另注者，均见上节有关注文。 ② 韩康信、潘其风：《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墓葬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9年2期。 ① 周宗岐：《殷虚甲骨文中所见口腔疾患考》，《中华口腔科杂志》1956年3号。 ② 毛爕均、颜訚：《安阳辉县殷代人牙的研究报告》（一、续），《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1卷2、4期，1959年。 ③ 《合集》13651。 ④ 分见《合集》13665、13658。 ① 罗芹斋拓本，引自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第110辞，《甲骨学商史论丛》第二册，1944年。 ① 罗芹斋拓本，引自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第52辞。 ① 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8页。 ② 分见《合集》13720、22102。 ③ 《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期。 ①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212页。 ② 胡厚宣：《记故宫博物院新收的两片甲骨卜辞》，《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