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夏商人的食粮

  第二节夏商人的食粮 黄河中下游的华北中原大地,史前相当早时期人们即进入定居农业生活阶段,农作物主要有粟、黍、大麦、小麦、高粱,个别地区还种植稻,人们生活中的食用粮食就来之这些谷类作物,是当时的主食。所谓“民生在于粒食”①,“神农去陶唐,粒食已千年矣”,“凡粒食,米而不粉者”②,大概是普遍的谷食方法。或因小区域地理环境不同,种植的谷类作物种类也是有所不同的。夏商两代人的食粮品种基本承自史前。可从考古发现作一考察。在晋南夏王朝重要统治区内,襄汾陶寺遗址墓葬出土人骨的碳十三测定数据表明,约在公元前2085年左右,即属于夏纪年范围内,本地居民是以粟(小米)为主食③。夏县东下冯遗址第三、四期的一些灰坑,发现很多炭化粟粒,有一坑内堆积炭化粟类粮食厚达40~73厘米。年代与二里头三、四期文化相当,也在夏纪年范围④。最近在河南洛阳皂角树遗址又出土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炭化水稻、谷子、小麦、豆等作物籽实。在安徽巢湖附近的含山大城墩遗址,第一期文化层出有炭化稻谷,经鉴定有籼稻和粳稻两种,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3600±125年(经树轮校止)⑤,年代约当夏末。据说这一带为《尚书·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所在。大体说来,中原地区的夏人,其主食以粟类谷物为主,去皮即今所称小米。位于夏王朝东南地区的一些方国,则有以稻米为主食。夏末成汤放夏桀,有“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①之喻,似亦表明粟为大多数夏人的主要食粮。商代人对于谷物种类的推广播植方面已大大超逾夏代,故其食粮品种也较多。《尚书·盘庚上》有云:“情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旧说“黍为大黄米,稷为小黄米。”②这至少说明商人是以黍、稷为主食。从考古发现看,河北邢台曹演庄、藁城台西等商代遗址曾出上炭化黍③。河南安阳殷墟后冈圆形祭祀坑,在坑西南部伴随第一层人架曾发现谷物一堆,另外在所出陶罐内部的腹底和铜鼎、戈上也有谷物的残迹,有些谷物保存较好,能看出其籽粒形态,据观察似为粟类④。在殷墟遗址,据说解放前的科学发掘中还出土过稻谷的遗存⑤。商人种植水稻还可推到更早阶段,郑州商城白家庄遗址中即曾发现稻壳遗存⑥。可知商人粒食品种不单一,特别是同一遗址而有几种谷物出土,正说明了当时食粮的多元因素。在商代的某些方国,食粮也不限于黍、稷、稻米之类。如陕西长武县泾河流域碾子坡遗址,在一半竖穴式房址的壁龛内发现少量炭化谷物,据鉴定,属于未去皮的高粱(Sargham licoloc L.Moench)。据说这里为周人“后稷”时期,约当殷墟文化二期⑦。可知晚商时周族先人还以高粱为食。殷墟甲骨文中记有不少粮食作物,品种何属,众说不一,今把较有影响的几家说法列表如下:上表揭示的困惑点,一是甲骨文谷物类称之同字异体如何确定,尤其是黍、■、来三体的考订,歧见纷出;二是谷物类别与农作物品属如何对号,也是异说多端。但如果不斤斤于名物训诂的旧讼,以直观知识言,粟穗聚而下垂,黍为散穗,麦穗直上,高梁穗直而大,应是识别甲骨文谷类作物的基点。大略说来,学者主张的禾为粟形,去皮是为小米,■为黍形,来为麦之别称,■似田间长高粱形,是可信的。至于■、■,虽为稻类,但品属则不详。商代遗址已出土粟、黍、稻、高粱等遗物,可以增加这方面的认识,后世有将粟、黍、麦、稻。麻之类称作“五谷”者,然麻在商代主要作为纤维作物,殷墟曾出土不少麻布织品和成束麻绳①,麻子则用做药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即发现用麻子入药之证①。今以甲骨文和考古材料看,禾(粟)、黍、麦、稻、高粱称得上是商代“五谷”,是商人的五大粒食品种②。不过,由于商代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之分,谷物也是有贱食和贵重食粮之分的。禾(粟)自新石器时代以降一直是中原地区最频见的主要谷物,甲骨文中禾字又引申为一切谷物的通称,当是一般平民日常生活的普通主粮之故。麦、稻、高粱在商代的种植量大概不会大多,黍不是贱食。上揭裘锡圭先生文指出,在有关农业卜辞里,黍的地位非常突出,提到的次数比其他作物多得多,说明在殷人心目中,黍是最好的一种谷物,主要为统治阶级所享用,一般平民平时是吃不到的。据《诗·周颂·良耜》云:“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饷伊黍。”孔疏:“《少牢》、《特性》大 夫、士之祭礼,食有黍,明黍是贵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为忌日贬而用稷,是为贱也,贱者当食稷(即粟)耳。”贵黍而贱粟,至周代尚如之。黍为商代贵重食粮,极受统治者重视,甲骨文每见商王令臣下或贵妇督众种黍之事③。武丁时卜辞有“贞王往省黍”④、“贞王立黍受年,一月”⑤;省有省视、视察意;立有莅临义,又有置、植之义⑥;两辞均记商王武丁亲往视察黍的生长或黍的种植。黍的农植地名有丘商、商、南(商都之南)、北(商都之北)、敦、庞、龙囿、鲁、■、■、■等等。它辞有记“登黍”,如:丙子卜,其登黍于宗。(《合集》30306)辛丑卜,■,酒黍登辛亥。十二月。辛丑卜,于一月辛酉酒黍登。十二月。(《合集》21221)登黍与黍登意同。或谓登黍是农事收获后,以新黍先荐于寝庙让祖先尝新①。然考之卜辞,登黍月份唯见十二月和一月,且主要是在一月举行,倒是与“令黍”、“立黍”的种黍月份一月相应,显而易见不是刚收获来的新黍。《礼记·月令》谓仲夏之月,“农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雏尝黍,以含桃先荐寝庙。”孔疏:“黍非新成,直取旧黍。”陈奇猷先生亦认为,仲夏之月(五月)黍尚未成熟,所谓登黍,“盖农种黍,以籽种之,余者进之,以为应物之食而已。”②此说甚是。所不同的是《月令》登黍是在仲夏黍尚于田间长生未熟中,商代登黍则是在一月下种之前,但两者均非献祭新黍,而是取旧黍荐于祖先,以求得到未来新黍丰收之祐。商代登黍所荐祖先,从甲骨文看,有先公上甲、二示(即示王、示癸),有先王高祖乙、祖乙、祖辛、羌甲、祖丁、南庚,父庚、父甲、兄辛,还有身份不详的祖先神小丁。登黍一般都在这些祖先的宗庙里举行,如三期卜辞云:□□卜,彭,贞其延登黍……飨父庚、父甲家口。(《合集》30345)父庚、父甲家,即祖庚、祖甲的宗庙。这条卜辞似表明,在两位父王的宗庙里登黍后,又继续举行了宴飨活动。祭祖、荐黍求年、饮食三者,己被统治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登进所取之黍,卜辞中有所揭示,如:王午卜,争,贞令登取■黍。(《怀》448)庚申卜,■黍其■兄辛。(《合集》27632)登、■一义。旧释■为聲的省体,读为馨香之馨③。今以二辞参校,■黍与声黍,实指两个具体藏旧黍的地点,前者似为河傍之粮仓。饶有兴味的是这二字,一个从止,一个从耳,均以人体部分器官为形符,寓意是否与重视黍的平时实际护藏有关,则不得而知了。二期卜辞中又有记“新黍”者,如:□□□,大,贞见新黍,翌……(《合集》24432正)见或读如献①。新黍当指新收获之黍。此辞似指各地献新黍给朝廷,也可能是向神灵献荐新黍,前者可能性大些,但不管怎么说,这也多少揭示了黍是商代统治者享用的重要食粮。商代贵黍贱粟,稻或因限于区域水文环境而未能推广,高粱的种植也很有限,考古发现主要为周族先人之食粮品种。而作为商代五类粒食之一的麦,似为时令食粮,甲骨文有“月一正曰食麦”②,恰与《月令》孟春之月“食麦与羊”相应,可能因收获量不大,故不能成为经常性食粮。 ① 《尚书·舜典》,孔疏。 ② 《天工开物》。 ③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年12期。 ④ 《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147、209、215页。 ⑤ 《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 ① 《尚书·仲虺之诰》。 ② 《说文解字注》,徐灏笺。 ③ 唐云明:《河北商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2年1期。 ④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278页。 ⑤ 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283页。 ⑥ 许顺湛:《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7页。又杨育 彬:《郑州商城初探》,同,1985年,22页。 ⑦ 《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 ①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278页,又图版八○之3、6~8。 ①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196页。 ② 《诗·小雅·甫田》云:“黍稷稻粱,农夫之庆。”西周仲■父盘铭云:“黍粱(禾)麦。”知周代的“五谷”同如商代。 ③ 参见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选集考辨》(四),《农业考古》1990年1期。 ④ 《殷缀》318。 ⑤ 《丙》74。 ⑥ 同注③。 ①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529页。 ②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仲夏纪》,学林出版社,1984年,247页。 ③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246页。 ① 见前揭裘锡圭文。 ② 《合集》2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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