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楚国农业又有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水利工程的兴修、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作物、农副产品的增产。
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是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据《山海经·五藏山经》载，当时楚国境内的荆山、洞庭之山、暴山（洞庭之山东南）都是著名的铁矿山。宛（今河南南阳）则是楚国著名的冶铁基地。据黄展岳《试论楚国铁器》一文研究统计，从1951年至1979年，共出土楚国铁器58批，计168件。除8件属春秋晚期外，其余均属战国时期。出土地区普及楚国各地，其中尤以湖北、湖南地区居多。出土的铁器，除兵器、容器、手工业生产工具外，主要是铁农具。铁农具品种繁多，有锄、耒、耜和镰等。《孟子·滕文公》记孟子问楚国农家许行弟子语：“许子以釜甑 、以铁耕乎？”许行弟子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说铁器是用粟交换来的，足见楚国铁农器的铸造已成专业化，使用也很普及。
入战国后，楚国随着疆城向东扩展，在今江淮地区，水利事业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前面提到春申君黄歇在其封地内，兴修水利，增辟税利，盘剥民众，但在客观上，对江淮地区、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的经济开发是有利的。据《越绝书》载，黄歇继承了孙叔敖筑陂的方法，以无锡湖治以为陂，陂渎连贯，注入太湖，灌溉良田。又据《大清一统志》记：南直常州申浦在江阴县三十里，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导，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今江阴之山川，多以春申取义。
原来在淮水流域修筑的芍陂，继续得到修筑和利用，可灌溉周围良田数万顷，对江淮地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楚国后期之所以东徙寿春，并以此与秦对抗，芍陂的继续修筑带来的粮食充足，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铁工具的使用，楚国的耕地面积也进一步扩大。吴起变法时，针对楚国地广人稀这一实际，向楚悼王明确地提出：“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果断地“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这项措施，固有打击旧贵族一面，但对开发周边地区、扩大耕地面积，带去先进的生产方法，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楚国所谓“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与楚地广阔，耕地面积逐步扩大，是分不开的。
楚国的粮食一直是比较充盈的，战国时期更是如此。据《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威王时，策士苏秦为赵合纵，曾到楚国游说。他对楚威王说：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
偌大国家，又兵多将广，马匹辎重，数以万计，它所需要的粮食供应，其数量是极其巨大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楚国库存粮食，仍很充盈，“粟支十年”。楚怀王时，张仪为秦破纵连横，称秦“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接着又说“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战国策·楚策一》），可见楚国兵力、粮食当与秦相当，才形成当时两强对峙之势。战国末，楚已偏安江东弹丸之地，尚能对抗“空秦国甲士”，足见楚国仓禀充足，原策士所称“粟支十年”，当符合楚国粮食储备实际，并非溢美之辞。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楚威王时，越趁齐楚矛盾激化之机，亦兴兵攻齐，齐则唆越攻楚，称雠、庞、长沙之处为楚国产粟（粮食谷物）之地，越果然西攻楚。长沙等处当是楚国产粮和粮食库存的地方。
楚国粮食丰实、农副产品多，在《楚辞》有关篇章中亦得到证实。如在《招魂》中，说在那荒蛮的雷渊地带，“五谷不生，丛营是食些”；而在《大招》中，则盛赞“自恣荆楚，安以定只。……五谷六仞，设菰梁只。鼎盈望，和致芳只”。可见楚国腹地，农业生产发达，稻、稷、麦、豆、麻，五谷丰收，堆积如山。食鼎到处都是，做好的食物香气扑鼻。由于粮食丰收，贵族所喝的酒也很讲究，“四酎并孰，不涩嗌只，清馨冻饮”、“吴醴白蘖，和楚沥积”（《招魂》）。粮食品种多种多样，有“[禾巨]黍”（《天问》）、“稻梁[禾爵]麦，[如/手]黄梁些“（《招魂》），有的还加工成各色各样的点心，“[米巨][米攵]蜜饵，有[饣长][饣皇]些”（《招魂》），香甜可口。
战国时，楚国粮食丰收、品种多，不仅在古文献中有充分反映，近年来考古发掘，也进一步得到证实。如据《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下）记，楚都江陵纪南城陈家台手工作坊遗址，发现有五处稻米遗迹。至于其他农副产品，在湖北、湖南各地楚国遗址中均有发现，和文献资料所记完全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