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清朝统治下的各民族 清朝到乾隆时期已经完全确立了自己的版图。生活在今天中国境内的五十几个民族，都已处于清朝的统治范围之内。不过，史书记载的某些民族的称谓，与现在确定的名称或有不同。一些民族或分或合，也经历了逐步演变的过程。本节所述，主要是满、汉以外一些人数较多、记载较详的民族的概况，对其他少数民族，也尽可能依据现有记载作简略的介绍，借以表明清代的中国是各民族共同的祖国。
（一）蒙古族 明代蒙古族分布在漠北、漠南和漠西广大地区。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前，满洲诸部即与漠南蒙古的一些部落密切往来。清太祖、太宗时期，满洲贵族娶蒙古贵族女为妻，倚用蒙古将领、文士，采用蒙古制度，蒙古文明对满洲的发展和国家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但漠西准噶尔等部在康熙、雍正时期，连年对清作战，直到乾隆时力完全臣服于清朝。在清代历史的发展中，蒙古族始终处于重要的地位。
一、清朝对蒙古的统治 清太祖、太宗时期，曾将征服的蒙古与汉人，依照满洲八旗制分别编为八旗蒙古与八旗汉军。以后，随着汉地占领区的扩大，不得不逐渐采用汉人习用的明朝统治制度。在蒙古地区，也随着蒙古诸部的相继被征服和降附，而在蒙古原有的部落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旗制和会盟的制度。由于征服先后的不同和各地区情况的差异，清朝在各地先后建立的统治制度，也各有自己的特点。至乾隆时期，大体上确定了对蒙古的统治制度。
八旗蒙古八旗蒙古主要是来自五部喀尔喀和察哈尔部的降附的流散部众。他们大都在太祖努尔哈赤时被俘掠或降附，而并非整个部落归属。起初，被编入满洲牛录，隶属于八旗满洲。其后，人数渐多，编为独立的蒙古牛录，仍隶满洲八旗。一六三五年（天聪九年），清太宗皇太极以蒙古部众增多，遂依八旗满洲制度，编组八旗蒙古。俗称蒙古八旗或蒙军旗。八旗蒙古在满洲贵族指挥下对明作战，屡建战功，成为清国倚用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八旗蒙古的编组制度大体依仿八旗满洲。统领旗务的都统、副都统，由朝廷任命，满、蒙、汉八旗人均可充任。但旗属左、右二参领（札兰），则必由蒙古人充当。八旗蒙古的地位低于八旗满洲，但略高于八旗汉军。八旗蒙古贵族可在朝中身侪高位，成为满洲皇帝倚用的重臣。嘉庆帝时的总督长龄、大学士松筠，就都是出身于八旗蒙古。编入八旗蒙古的旗丁，或守卫京师或驻防外地，也和满洲旗丁一样，陷于贫困的境地。
寨哈尔八旗 蒙古察哈尔部，明末曾一度称雄漠南。林丹汗败后，其子额哲降清（详见本书第九册第三章）。清廷以其部众编为八旗。依八旗满洲和八旗蒙古制度，旗分黄白蓝红，又各分为正旗镶旗，称正黄旗察哈尔、镶黄旗察哈尔等等。各旗设总管。康熙时，命部众迁至大同边外。乾隆时设都统，驻张家口统领。察哈尔八旗驻地东与蒙古苏尼特部为邻，西界归化城，南界直隶独石口、山西大同，北界蒙古苏尼特部，成为清朝统治下的一个特殊的区域。归化城土默特部在皇太极时降清，编为左、右二旗，各设都统一人管领。
内札萨克旗 清朝在其统治下的蒙古各部，建立旗制统治。旗的长官称札萨克（执政）。有内外札萨克旗之分。内札萨克旗蒙古大体相当于明代所谓漠南蒙古诸部。旗制建立后，原有的部落继续存在。新建的旗不同于部，也不同于八旗制度的旗，而是依地理划分的一级军事行政组织。一部之地可设数旗，以部名冠于旗名。旗的长官札萨克，官级相当都统。下设管旗章京（梅楞）、参领、佐领。
蒙古各部原有会盟制度。建旗后，邻近地区的各旗定期会盟，从而形成旗以上的盟。盟也不同于部，会盟的各旗可以是原属于一部，也可以是分属数部。盟不是一级军事或行政机构，而只是协调各旗事务，并对旗札萨克进行督察。盟设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不设衙署。
各札萨克旗均有户籍，人户依制负担各种差役和兵役。由旗属佐领管理。佐领是各佐（苏木）的官员。一旗设若干佐领，视旗之大小而各有规定。乾隆时，旗属各佐领额定兵员为一百五十人，现役五十人。
内札萨克蒙古在漠南蒙古二十四部的基础上，先后建立四十九旗。科尔沁部自明初被厄鲁特部攻击，迁至嫩江流域游牧，曾助叶赫部、乌拉部与建州交战。后投依努尔哈赤，对明作战，并曾派兵随多尔衮入关，直抵江南。满洲皇室与科尔沁部世代联姻，清太宗孝端后、孝庄后，顺治帝孝惠后均出此部。科尔沁部以勋臣世戚，位居内札萨克诸部之首。太宗时设五札萨克，顺治时又设一札萨克，共建六旗。原科尔沁部分为左、右两翼。两翼又各设前旗、中旗、后旗三旗。邻近游牧的札赍特部、杜尔伯特部各设一旗，附于科尔沁部右翼。郭尔罗斯部设前、后两旗附于左翼。十旗会盟，为哲里木盟。科尔沁以东游牧的喀喇沁部，皇太极时，因不堪察哈尔林丹汗的控制，投依金国，助满洲攻打察哈尔。顺治时，随清兵入关。康熙时，从征准噶尔部，增设一旗，共两旗。雍正时，又增设一旗，合为三旗。与东南界之上默特部左、右翼两旗会盟，为卓索图盟。原来服属于察哈尔的敖汉、奈曼、阿鲁科尔沁、翁牛特、克什克腾等部，在天聪年间先后投依皇太极。遭到察哈尔林丹汗侵掠而投依科尔沁部的巴林部和札鲁特部，也在天聪时附金。翁牛特部与札鲁特部各设左、右二旗。其余各部均只一旗。此外，康熙时自喀尔喀西路南下投附清廷的喀尔喀左翼部，在喜峰口外放牧，自为一旗。以上十一旗会盟，称昭乌达盟。原属察哈尔的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噶等部，在林丹汗时越瀚海，北依喀尔喀蒙古，随后相继投附皇太极。原属喀尔喀车臣汗的阿巴哈纳尔部，在康熙时南牧附清。以上来自喀尔喀的五部，各设左、右二旗，合共十旗，为锡林郭勒盟。以上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合称东四盟。
西部二盟，一为乌兰察布盟，会盟者有归化城北的四子王部、茂明安部各一旗，四子王旗以西来自喀尔喀蒙古的喀尔喀右翼部一旗，归化城西北邻鄂尔多斯的乌喇特部前、中、后三旗，合共六旗。一为伊克昭盟，会盟七旗，均属鄂尔多斯部。此部原附于察哈尔，林丹汗败后降清。顺治时设为六旗，左、右翼各分前、中、后。乾隆时又增设一旗，称鄂尔多斯左翼前末旗，合共七旗。七旗各有自己的名称，左翼前旗称准噶尔旗，左翼中旗称郡王旗，左翼后旗称达拉特旗，左翼前末旗又名札萨克旗。右翼前旗为乌审旗，右翼中旗为鄂托克旗，右翼后旗为杭锦旗。东四盟与西二盟合为内札萨克蒙古六盟。康熙时，清廷在归化城屯兵驻防。乾隆时又扩建绥远城，设绥远将军统管内蒙古军务。
漠西蒙古旗 漠西阿拉善厄鲁特部，出于四卫拉特之一的和硕特部。康熙时，因遭准噶尔部噶尔丹压迫，固始汗后裔和罗理率部投清，命在贺兰山地区游牧，建阿拉善札萨克旗，又称阿拉善和硕特。乾隆时，札萨克由贝勒晋为和硕亲王。不设盟。阿拉善旗之西额济纳河地带，设额济纳旗。为旧土尔扈特部阿玉奇后裔牧地，雍正时内徙定牧，设札萨克旗，不设盟。青海蒙古诸部在雍正、乾隆时，陆续建旗。和硕特部二十一旗、绰罗斯部二旗、辉特部一旗、土尔扈特部四旗、青海喀尔喀部一旗，二十九旗会盟，但不设盟长，由清廷任命的西宁办事大臣统辖。
外札萨克旗 康熙时，漠北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和车臣汗部在准噶尔噶尔丹败亡后，分别编旗，仍沿袭汗号。土谢图汗部贵族策稜率部众投依清朝，受封为定边左副将军、和硕亲王，称喀尔喀大札萨克。雍正时，所部自土谢图汗部分出，自为一部。因其曾祖图蒙肯曾被达赖喇嘛授予赛因诺颜（蒙古语：好官）称号，故名其部为赛因诺颜部，无汗号。此后，喀尔喀蒙古即有四部并立。乾隆时，土谢图汗部二十旗，盟于汗阿林。车臣汗部二十三旗，盟于克鲁伦巴尔河。赛因诺颜部二十二旗，附厄鲁特二旗，盟于齐齐尔里克。札萨克图汗十八旗，附厄鲁特一旗，盟于札克毕赖色钦。四部各设正、副盟长。清廷任命定边左副将军一人，驻在赛因诺颜部辖境的乌里雅苏台，另有参赞大臣二人，统管四部军政。四部各设领兵副将军一人、参赞一人，受乌里雅苏台将军节制。乾隆时，还在土谢图汗部辖境的库伦，设库伦办事大臣一人、帮办大臣一人，管理商民事务及对俄通商事宜。
科布多诸旗 乾隆时，在外札萨克蒙古以西的科布多城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各一人，管辖西至哈屯河（卡通河）流域放牧的蒙古各旗。四卫拉特之一的杜尔伯特部在乾隆时背准噶尔降清，编为十六旗，分左、右两翼，各设副将军一人。左翼十一旗；右翼二旗，附辉特部二旗。杜尔伯特部以西有阿勒坦乌梁海部。乌梁海即元、明史籍中之兀良哈，游牧于阿勒坦山（阿尔泰山）。乾隆时降清，编为七旗，左翼四旗，右翼三旗。再西，阿勒坦泊附近的阿勒坦淖尔（泊）乌梁海，编为二旗。科布多城以北有明阿特旗、额鲁特旗，城南有札哈沁旗、新和硕特旗，均各自编旗，不设盟。阿勒坦山以南布尔干河附近之新土尔扈特部编为二旗，称为青色特启勒图盟。
唐努乌梁海 外札萨克及科布多诸旗以北唐努山至雍正时划定的俄国边界地带，称唐努乌梁海，原为准噶尔统辖。乾隆时编为五旗。不设札萨克，管旗官员为总管。一七六○年（乾隆二十五年），清廷颁给各旗总管印。各旗军务由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统领。
上述各部外，分散在各地称为“游牧内属”的蒙古族，就地编旗，与内外札萨克旗务，统由理藩院统管。康熙时曾将清太宗以来有关蒙古事务的法令、制度汇编成书。乾隆、嘉庆时先后两次增订，题为《理藩院则例》，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刊行。清朝对蒙古的统治制度逐渐完备。康熙帝曾说：“柔远能迩之道，汉人全不理会。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圣祖实录》卷二七五）清廷经康、雍、乾三朝，建立起对蒙古族广大地区的统治，在清朝统治集团中，蒙古贵族的地位仅次于满洲贵族。
二、社会经济概况 内外札萨克和漠西蒙古贵族，由清廷封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爵位。据乾隆《大清会典》统计，内蒙古共有王公八十四人、台吉四人；外蒙古汗三人、王公五十一人、台吉三十九人；漠西青海等地王公二十八人、台吉二十二人。蒙古王公依照清朝定制，在本旗建立王府，府属官制各依满族王、贝勒等级，设长史、司仪长、典仪、护卫等官。他们的仪从以及顶戴、服色、坐褥，都与满族王公大体相同。亲王年俸银二千两、缎二十五疋，（科尔沁三亲王各二千五百两，缎四十疋），递减至掌管旗务台吉银百两、缎四疋。分班朝见皇帝时，赏赉也各有定例。
清代沿袭蒙古领主土地所有制。蒙古旗地名义上属于皇帝，实际上各部贵族的领地，清廷划定旗界，或依山川，或设鄂博（封堆），不准越界放牧。如有违犯，便被视为侵犯他人利益，王公罚马七至十匹，庶人罚牛一头。
盟长和旗札萨克由蒙古贵族充当，管旗章京、副章京、参领、佐领等旗官，从台吉或贡民（阿勒巴图）选任。旗官凭借特权，使用优良牧场，放牧牲畜，勒索属下。并按规定各有一名以上的随丁（哈木济勒噶）服役。
西藏的黄教传入蒙古后，在蒙古族聚居区内，建有很多喇嘛寺庙。驻西宁塔尔寺的察罕诺们罕在青海势力最大；驻多伦诺尔汇宗寺的章嘉胡图克图和驻库伦庆宁寺的哲卜尊丹巴是内外蒙古喇嘛的首领，都设有商卓特巴管理属下喇嘛。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哲卜尊丹巴二世举行坐床典礼，有二万五千喇嘛和十万牧民参加。喇嘛寺院都有自己的牧场、牲畜，主持寺院的大喇嘛役使下级喇嘛和庙丁（沙比那尔），并从蒙古人众中取得大量牲畜财富。大喇嘛按照清朝规定行使宗教管理权。内蒙古的锡哷图库伦札萨克喇嘛，喀尔喀的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额尔德尼班第胡图克图、扎牙班第达胡图克图、青苏珠克图诺们罕、那鲁班禅胡图克图，青海的察罕诺们罕等领地，建立七个喇嘛旗，行使如同各旗札萨克的职权。清朝还规定，凡蒙古胡图克图徒众超过八百名，寺院在所属旗五百里以外的，发给印信，行使政治权力。这些地方的寺庙大喇嘛，是政教合一的统治者。
蒙古平民（阿拉特）和王公贵族属下的贡民（箭丁）、随丁，寺院的庙丁是蒙古族的被统治阶级。
蒙古平民在各旗王公贵族的剥削下，极为艰苦，往往被迫逃离本旗，流亡四方。早在一六九一年（康熙三十年），清廷派遣官员分五路清查蒙古各旗穷人，即曾发现逃散人口甚多。一六九八年（康熙三十七年），康熙帝指出：蒙古王公，“俱各承袭父职，年在童稚，率皆不能教养所属，安辑民人，兼之族类性贪，见所属有马牛、器带诸物，亦必索取，遂至困苦难存，四散糊口，不能禁止，亦不能收集。”（《圣祖实录》卷一四一）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清廷得知，鄂尔多斯部多将人口卖与内蒙各旗和喀尔喀各部；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杜尔伯特部兵民逃亡黑龙江、郭尔罗斯等处，典身者六千余人；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延绥镇将弁和边民买得蒙古女子二千四百余口；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延安、榆林、鄜州、绥德四府州县，赎回鄂尔多斯部典卖的子女大小二一六一名。清廷严惩蒙古逃人、禁止将蒙古人卖予内地旗民人等，但事实上并不能制止。清廷不得不实行救济，以保障蒙古兵源。从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至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共赈济蒙古七十余次。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苏尼特旗遇到灾荒，接受赈给的无牲畜的壮丁达六万四千九百人之多。但这种赈济往往不免被富户侵吞。雍正帝曾指出：“向者给产业买牲饩之事，皆委富户。富户苟且塞责，所给蒙古之物，浮报数倍，蒙古等并不得实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九一）
蒙古各旗属下的贡民或箭丁（阿勒巴图）人数众多，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也是赋税、纳贡、兵役及各种差役的负担者，凡在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的人，都编入丁册。三年编审一次，如有隐匿壮丁，管旗的蒙古官员要受到处罚。逃人鞭一百，窝藏逃人者罚交牲畜十九。蒙古旗制：每佐领一百五十人，三丁出兵一人，共五十人为常备兵。战时出征，平时防守边地卡伦，负担内外蒙古境内二十二个驿站的差使。他们对主人的人身依附关系，比明代有所削弱，但主人仍然占有他们的劳动成果。《理藩院则例》规定：“蒙古王公台吉等，每年征收所属有五牛以上及有羊二十只者，并取一羊；羊四十只者，取二羊。虽有余畜，不得增取。有二羊者取米六锅，有一羊者取米三锅。其进贡、会盟、游牧、嫁娶等事，视所属至百户以上者，准于什长处取一牛一马之车；有三乳牛以上者，取乳油一腔；有五乳牛以上者，取乳酒一瓶；有百羊以上者，增取毯一条。”（《理藩院则例》卷十二）盟、旗衙门的开支、差役，无一不落在贡民身上。《理藩院则例》还规定，贡民不能离开封建主的领地，只有他们的主人犯罪时，出首人才准归附别旗。贡民诽谤主人，罚牲畜十九至三十九头。主人杀死属下人或家奴，只罚三十九至四十头；牧民、家奴杀死主人，则被凌迟处死。
蒙古王公贵族，自一六五七年（顺治十四年）起，可从所属贡民中拨出少数人作为他们的随丁（哈木济勒嘎），亲王六十人，递减至台吉四人。王公台吉的随丁，终身服役，世代相承，被称为“随人箭丁”。康熙时又规定，管旗章京、参领、佐领等官，在本旗或本佐领内，选一至四名壮丁作为随丁，到离职时退还，被称为“随缺箭丁”。随丁都不服兵役，不应公差，只在主人家服役，或是放牧牲畜。主人可以随意支配壮丁，出卖或赠送别人。随丁比贡民的地位更为低下。
寺院的庙丁（沙比那尔）是大寺院属下的属民或牧奴。他们或是作为奴仆被世俗贵族“布施”给寺院，或因天灾人祸被迫到寺院投依。在寺院里担当生产劳动和其他杂役，在身分上及生活境遇上，大体与随丁相似。
在蒙古族社会中，还有一些黑人（哈喇昆）。他们多是罪犯和俘虏以及他们的子女，不列入丁册，世世代代为主人服役，处境极为悲惨。随公主或格格（宗室之女）陪嫁而来的人户，包括庄丁、陵丁和侍女，专为王府和公主府服役。侍女的地位与家仆、家奴相同，所生子女，也世代为奴。
蒙古族社会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仍是畜牧业。蒙古人民生活必需的奶制品、肉食以及毛毡、皮革制品等，都由畜牧业提供。马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但畜牧业多是自然放牧，打井、修圈、保护草场等工作都依靠手工劳作，抵抗天灾的能力非常薄弱。少数地区兼营农业生产，但极其粗放。山西、直隶等地无地少地的汉族农民陆续进入蒙古地区耕垦，从事农业生产的蒙古人也随之逐渐增加。嘉庆时，西起鄂尔多斯，东至郭尔罗斯前旗的狭长地带，基本上已成为农业或半农半牧的经济区，并还在不断扩展。蒙、汉人民一起提高了耕作技术，种植各种庄稼和蔬菜。但由此也使一些牧场遭到破坏，妨碍了牧业的发展。农田与牧场争地的矛盾，日益激化，成为难以解决的严重问题。
手工业是家庭副业和领主的手工作坊，主要经营畜牧业的加工生产，如制革、制毯、制车、制鞍和盐碱加工、伐木等项。王公贵族进京时，常带着牲畜、皮毛、药材、木材等土特产品在京师出售，买回京师的杂货、布疋、绸缎、砖茶、纸张、瓷器、铁锅等物品。北京御河西岸之南设有里馆，安定门外设有外馆，专供蒙古人居住。山西和北京的汉族商人，也到蒙古地区贸易，收购畜产品和原料，贩卖日用品，进而在蒙古地区开设商店和手工业作坊。蒙古的市镇日益兴盛，如内蒙古的归化城、多伦诺尔、赤峰、经棚、小库伦、科尔沁左翼旗的郑家屯、外蒙古的库伦等地，都已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城镇。驼马运输业空前发达。张家口是内地和蒙古地区间货物的集散地和贸易要地，康熙初年只有商号店铺十家，到一八二○年（嘉庆二十五年），已发展为二百三十家。大寺庙和兵营周围，也往往成为集市中心。如内蒙古的甘珠尔庙（在呼伦贝尔）、大板上（在巴林右旗），外蒙古的王呼勒、额尔德尼召等地，都有贸易额很大的定期集市。还有汉族大商人在蒙古地区放高利贷，盘剥蒙古人民。蒙古王公、台吉进京时，也向汉商借贷，利息三分，三年本利加倍。议定以牲畜和土地作抵押，到期不偿，辗转增息。王公、台吉无力偿还债务时，勒令属下牧民代还，由商人代替札萨克直接向他们征收赋税，并勾结清朝官吏严刑逼债，因而激化了蒙、汉民族间的矛盾。
三、学术文化的发展 清代蒙古族学术文化的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色。一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加强。元朝亡后，蒙古族处于大漠南北，与明朝对峙，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不能不受到阻遏。清朝建立后，蒙古贵族侪于统治集团的行列，各族人民间也增多了来往。蒙古族汲取满、汉、藏等族的文化精华，而发展了自己民族的学术文化，对中华各民族作出了贡献。第二是文化领域的扩展。自喇嘛教传入后，蒙古族的学术文化依附于宗教的传播而得到发展。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加强，清代蒙古族的文化日益突破了宗教的樊篱而扩展了领域。历史学以至自然科学都取得显著的成就。反映现实生活的民间文学也得到了发展。下面叙述的只是几项有代表性的成就。
语文与翻译 明代蒙古族不再使用元朝八思巴喇嘛创制的方体的蒙古国字。被元人称为蒙古畏兀字的字体，经过修改，而在大漠南北广泛通行，成为通行至今的蒙古字。清初漠西卫拉特蒙古依据自己的方言，对蒙古字体有所修改，称为托忒蒙古文，只在西部地区行用。
清代蒙古语文的研究，取得显著的成绩。这是因为：（一）分布在内外蒙广大地区的蒙古族形成多种方言，语音、词汇与语法都不尽一致。他们同处于清朝统治之下，迫切需要有共同的书面语和正字法，以利于文化的发展。（二）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加强，蒙古族文士需要学习满、汉、藏等族的语文。满、汉、藏等族也需要学习蒙古语文。相互学习的需要促进了语文研究和词典编纂学的发展。
雍正时，拉布金巴·丹赞达格巴编成《蒙文启蒙诠释》一书，全面探讨了蒙古语音、词类、语法结构和文字源流，是蒙古语言文字学的重要著作。乾隆时，敬斋公编纂的《三合便览》，收集满、蒙、汉三种文字的词一万九千余，并对蒙文的正字法和语法有所编列，是供满、汉文士学习蒙古语文的词典。清廷集合满、蒙、汉、藏、维等族学者编纂《五体清文鉴》，以满文为主，五种文字对照互释，分类编纂，收词一万八千余，是一部综合辞典。它确立了蒙文正字的规范，也便利了蒙古族与兄弟民族相互学习语文。乾、嘉以来，编修字典、辞典成为风气，多种蒙文字书相继问世，翻译之学也随之兴起。早在元代，即已出现了蒙文翻译的《论语》、《孝经》、《资治通鉴》节要等汉文经史著作。清代以蒙文翻译的汉籍，已不再限于经史，而扩展到民间文学。明代以来广泛流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相继被译为蒙文，在蒙古族民间传播。蒙古文字的普及和文化交流加强，也促使蒙古族的民间文学趋向繁荣。原来以说书形式流行的许多美好的民间故事，以规范的蒙文记录成篇，在文学史上放出异彩。
历史学著作 清代蒙古族学者编纂了两部重要的蒙古史著作，《黄金史纲》和《蒙古源流》。
约在明清之际，蒙古族学者罗卜藏丹津依据前人所著《黄金史纲》（作者不详）加以修补扩充，编成此书，因而又被称为《大黄金史》。作者对蒙古古史的叙作，参据了《元朝秘史》，并糅进了藏族喇嘛教中关于蒙古起源的传说。这使本书蒙上了宗教色彩，却也把藏族文化介绍给了蒙古读者。关于明代蒙古的记述，则保留了许多可信的史实，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与本书约略同时编写的《蒙古源流》，为鄂尔多斯部贵族萨囊（一作萨冈）彻辰所撰。乾隆时，喀尔喀部亲王成衮札布将本书抄本进呈，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近世学者陈寅恪考订，本书的基本观念与编撰体裁，均取之于元代土蕃喇嘛八思巴所著《彰所知论》，自成系统。本书因而也融入了藏族佛教传说，但于明代蒙古史事记载详确，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重要著作。本书进呈后，曾由蒙文译为满文，又由满文译为汉文。
天文历算 清初设钦天监，以汤若望领监务。钦天监招收满洲、蒙古天文生，从而培养了一批兼通历算的蒙古天文学者。天文学、数学、历法等科学知识，逐渐在蒙古族中传播，打破了宗教观念的束缚。出身于天文生的蒙古正白旗人明安图，精于天文历算及测绘之学，乾隆时为钦天监时宪科的五官正（官名），掌译布蒙文宪书，并参与测算历日、编制时宪书等事。著有《历象考成》一书。晚年精研数学，论证求圆周率公式，著割圆密率捷法，死后由其子明新续编成书，在数学史上作出了贡献。明安图父子是清代蒙古族杰出的科学家。
（二）东北诸族 在东北地区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山林中，居住着一些人数不多的从事狩猎的民族。早在清朝建国前，即被满洲所征服。他们生活在边疆地区，各有自己的特点，也是清朝军队中的一支突击力量，占有特殊的位置。
锡伯族 居住在松花江、嫩江流域的锡伯族，从事狩猎，是清初泛称为打牲部落的诸族之一。明朝末年，为蒙古科尔沁部所统治，向科尔沁部纳贡服役。科尔沁部降清后，康熙帝给予赏赐，将锡伯人作为奴隶“赎出”，由清廷直接统治，编为牛录，分别安置在齐齐哈尔、伯都讷（扶余）和吉林乌拉等地。锡伯人长于骑射，康熙帝视为劲兵，命他们披甲效力。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吉林乌拉地方的锡伯人二十牛录，被调迁到京师，分编到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服役。此后三年间，又陆续将齐齐哈尔和伯都讷的锡伯人调迁到盛京，分别派赴盛京附近各地披甲服役。乾隆帝削平准噶尔部和卓木战乱后，一七六四年（乾隆二十九年）四月，经军机大臣议准，于盛京锡伯官兵内，挑选一千名，携眷发往塔尔巴哈台驻防，“于伊犁满洲大员内拣派协领二员分翼管理。”（《高宗实录》卷七○九）每二百户，设一佐领，共设六佐领。以后，户口日增，又增设二佐领，在伊犁河南屯田自给。这一部分人在此长期驻防，即在当地生息繁衍。驻在盛京地区的锡伯兵，遇有战事，常被调遣作战，成为清兵中的一支善战的劲旅。锡伯语与满语属于同一语族。清代锡伯人多习满语、满文。
达斡尔族清初文献中，又有打虎儿、打呼儿、达呼儿、达瑚里等译名。原来生活于黑龙江中、上游地带，以射猎为业，部分居民兼营农耕。清初习用索伦部一名。此名大抵是这一地带射猎部落的泛称，而并非专用的部名或族名。因而又有索伦达呼尔或达呼尔索伦等称谓，以区别于从事农耕的达斡尔人。早在清太宗时，索伦达斡尔部首领即向满洲进贡貂皮求保护。一六四三年（崇德八年），达斡尔居民曾击退自俄罗斯来犯的哥萨克骑兵。一六五○年（顺治七年），俄国哥萨克兵侵占务农达斡尔人的城堡雅克萨城。清军连年作战，击败俄国侵略军。达斡尔人南迁到嫩江流域。一六六五年（康熙四年），依旗制，设索伦部落二十九佐领。一六六七年，从事农耕的达斡尔另编十一佐领。一六六九年置总管。驻于齐齐哈尔西北一百六十里的布特哈地方，统领达斡尔等打牲部落。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清军收复雅克萨城，布特哈达斡尔兵曾参加对俄作战。雍正时，依八旗制度编组布特哈诸部，达斡尔族编为三旗，即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又抽调达斡尔兵，在呼伦贝尔至中俄交界处游牧，另编佐领。另挑选兵丁驻守齐齐哈尔城北三百四十里本尔得地方，与其他打牲部部落兵丁，共一千名编为八旗，设总管统辖，称为打牲处总管。其地即称打牲总管地方。（《高宗实录》卷一二六、《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七一）达斡尔兵还被征调去西北，与准噶尔部作战。乾隆时，先后调遣达斡尔兵数千人携眷驻防维吾尔族住区的所谓回部各城，编入索伦营，归伊犁将军统辖。
达斡尔族在清代东北诸族中，是作战能力较强，经济、文化水准也较高的一族。达斡尔族首领授为佐领，即升入清朝官员的行列，作战有功者并可擢任高官。达斡尔语应属蒙古语族，但也收入不少通古斯语支诸族的语汇。清代文士，则多兼通满语、满文。
鄂伦春族 原在黑龙江以北骑马射猎，使用驯鹿。鄂伦春一词，原义为使鹿（驯鹿）人或山中人。清初，满洲统治者对其情况似不甚了了，因而往往也泛称为索伦部落。康熙时，因沙俄哥萨克骑兵侵扰，南迁到兴安岭山林之中。清廷和他们接触渐多，史籍上频繁出现有关鄂伦春或鄂罗春的纪事。布特哈地方设总管后，在使马部鄂伦春和使鹿部鄂伦春分别设置佐领。所谓使马部鄂伦春（摩凌阿鄂伦春），是擅长骑射的鄂伦春骑士，雍正时被编入布特哈八旗，成为清朝兵丁的那部分人。此后，常和锡伯、索伦达斡尔等旗丁一起，被调遣到各地作战。使鹿部鄂伦春则留住于大兴安岭山林之中，从事狩猎。佐领由鄂伦春族的首领充任，依例向清廷贡献貂皮。山林中的鄂伦春人，长期保存原始的氏族和家族组织，同一氏族称为木昆，同一家族称乌力楞。共同生产，平均分配。现在仍然生活在大兴安岭山中的鄂伦春人，应是他们的后裔。鄂伦春人语言与锡伯、满洲属同一语族，无文字。
赫哲族 又有黑斤、黑津等译名。主要居民生活在松花江两岸，从事渔猎。清太祖时即被招服。一六五三年（顺治十年），清廷在宁古塔设按班（一译昂邦）章京及副都统镇守。赫哲人去宁古塔向清廷进贡貂皮。（《圣祖实录》卷八）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帝在宁古塔以北建三姓城，设兵驻防，置协领，统辖赫哲等部。雍正时，设副都统。赫哲族以捕鱼和狩猎为生，以鱼皮或鹿皮作衣装，因而又被称为鱼皮部。语言与满语同语族。
此外，现在生活在呼伦贝尔地区的鄂温克族，是近世确定的族名。清代文献中无此名，而把他们纳入泛称的索伦部落之内。他们的地位和经历，与索伦部的其他各族略同。
（三）维吾尔族与西北诸族 维吾尔族 元明史籍中的畏兀儿，清人泛称为回部。清初，蒙古察哈台汗后裔在喀什噶尔建国，后迁都叶尔羌，因而被称为叶尔羌汗国，向清廷纳贡，维吾尔族处于汗国统治之下。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汗灭叶尔羌汗国，统治天山南北。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战胜准噶尔部，噶尔丹败亡。维吾尔族贵族玛罕穆特建国自立。一七○○年（康熙三十九年），被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攻灭，玛罕穆特一家被囚禁于伊犁。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乾隆帝平准部，以玛罕穆特之子大和卓波罗尼都与小和卓霍集占分别统治喀什噶尔与叶尔羌。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霍集占叛清自立，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败死。天山南北的维吾尔人从此均归于清朝统治。
乾隆帝讨平准部和霍集占后，在天山南北路逐步建立起统治制度。原乌哈尔里克城改名伊犁，设伊犁将军，总管天山南北两路，设参赞大臣为副。在乌鲁木齐筑土城，又在其北建新城，名迪化，设参赞大臣，后改都统。吐鲁番地建六城（鲁克沁、色更木、哈喇和卓、托克逊及吐鲁番两城），置办事大臣，后改设领队大臣，归乌鲁木齐都统节制。在额敏河北筑绥靖城，后改名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统领巴勒喀什湖以东地带。在喀喇沙尔建城，设办事大臣。又收降准噶尔所属图尔满城，改名乌什；霍集占部所据龟兹旧城，改名库车，各设办事大臣。在喀什噶尔道治所疏勒设参赞大臣，哈密、莎车、和阗等地各设办事大臣。各城参赞、办事大臣统归伊犁将军节制。南路八城，即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等城，是维吾尔族人民最为集中的地区。
维吾尔族执政的贵族领主，仍沿旧制称伯克，综管地区政务者称阿奇木伯克。维吾尔人自明代渐奉伊斯兰教。宗教尊者和卓，也往往是实际执政的贵族。清廷对降附的伯克与和卓，依照满族封爵制度，分别授以贝子至王公的爵位，成为各据一方的官员和领主。
吐鲁番和卓授多罗郡王额敏占有土地十万余顷，吐鲁番六城居民都是他的贡民（阿勒巴图）。哈密大伯克授一等札萨克额贝都拉及其曾孙贝子玉素卜，占据哈密一带土地，役使维族贡民三千户。库车阿奇木伯克授多罗贝勒鄂对、拜城阿奇木伯克授辅国公噶岱默特、拜城伯克授公爵提卜阿勒底等，相继被清廷授任为南路诸城官员，统治当地维族居民。清廷规定，三品官级的阿奇木伯克给地一百五十巴特满（一巴特满约合汉地五石五斗），依附民户（燕齐回子）八十户。各级伯克，依官位递减。但各级官员，依恃权势，役使民户，可任意增至数百户。（《那文毅公奏议》卷七七）清廷曾谕令乌什阿奇木伯克授多罗郡王霍集斯、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授辅国公和什克及叶尔羌和卓额色尹等贵族，卖出当地田户，移居京师，以削弱他们在当地的权势。
维吾尔族被压迫的人民中，贵族的贡民、依附民（燕齐）以外，还有为数众多以劳役租种土地的全农、半农和帮农。全农从和卓领主处领取十亩至四十亩的一份土地耕种，从家中出一人全年为领主从事农作，领取一份约二百斤的口粮。半农领受半份土地，半份口粮，以十日为一单位，五日为领主耕作。帮农领取数量少于一份的土地，适量的口粮，为领主从事畜牧、园艺或其他手工服役。各类农民都要遵照领主管家的命令劳动，经常遭受毒打，极为艰苦。清廷派驻的官员，自办事大臣至章京等吏员，服食日用，都取给于维族的伯克。伯克以供官为名，敛派居民，多方需索。维族农民遭受着严重的敲剥。
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不堪忍受重重压迫的乌什维族人民曾经举行武装起义。
哈密贵族玉素卜弟阿卜都拉，被清廷任命为乌什阿奇木伯克，暴虐异常，乌什人民经常遭到鞭打凌辱。一七六五年二月，佥派维吾尔人二百四十名运送沙枣树，带队者向阿卜都拉询问送交地点，竟被重责数十鞭；再向印房章京询问，又被毒打三十大板。群情激忿，杀死阿卜都拉全家，举行起义。起义者处决了办事大臣素诚父子，占领乌什城，共推赖哈木图拉为阿奇木伯克。阿克苏、库车两地办事大臣领兵前来镇压，都被起义者击退。自四月至七月，乌什人民坚守阵地，阿克苏、叶尔羌、库车各城人民也酝酿起义响应，但被当地伯克破坏。清廷急调伊犁、喀什噶尔满汉官兵一万余人，围攻乌什城。起义人民进行了艰苦斗争，终因没有外援，弹尽粮绝，赖哈木图拉战败身死。清军残酷镇压了起义者。
维吾尔族自信奉伊斯兰教后，逐渐应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维语，形成新的维文，古代的回鹘字渐被废弃，不再行用。清朝统治确立后，上层文士多识汉字，研习汉人文化与历算之学。据《西域图志》记述，维文著述多至数百种，包括字书、史书、农书、占候书、医书等门类。维族的学术文化有显著的发展。
维吾尔族的一支今称裕固族。唐代自漠北迁至河西走廊，史称河西回鹘。元代称撒里（黄）畏兀儿，清人称为黄蕃。明代自河西迁入嘉峪关内，散居于甘州、肃州和酒泉境内。康熙时，七部落各有头领，总头领受封为“七族黄蕃总管”。向清廷贡奉马匹，换取茶叶。居民分别通用源于古回鹘语的裕固语、蒙语和汉语。
哈萨克族 哈萨克一词，原义为“逃离的人们”。此族原为蒙古钦察汗国和窝阔台汗国的属民。约在明成化时，因不堪乌孜别克汗的压迫，逃至巴勒克什湖周边与察哈台汗国的属民共建哈萨克汗国。居民约有一百万人，包括某些突厥部落即元代所谓色目人或西域人、蒙古人和克烈、乃蛮等族的后裔。疆域东起七河流域，西至乌拉河，南自塔什干，北达伊施姆河。哈萨克人按居住地区分为三个部分，称为三玉兹（部落联盟）：鄂图尔玉兹，即中玉兹，在伊施姆河、托波尔河中游一带，清人称为左部；乌拉玉兹，即大玉兹，在七河流域，清人称为右部或中部；奇齐克玉兹，即小玉兹，在今哈萨克斯坦，清人称为西部。
在准噶尔汗国兴起后，中玉兹和大玉兹被迫臣服准噶尔汗，一七三一年（雍正九年）小玉兹被沙俄控制。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军追击准噶尔残部，深入到伊施姆河以西的中玉兹境内，中玉兹阿布赍汗归附清朝。随后，大玉兹阿布勒比斯汗向进抵塔什干附近的清军表示，愿接受清朝管辖。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小玉兹努拉利汗也向清朝表示臣服。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清廷通知阿布赍汗，哈萨克牧民可以到伊犁等地游牧，此后迁到伊犁、塔城、阿勒泰的哈萨克人，日益增多。
哈萨克族归附清朝以前，汗及算端（王）以下高级官员都是蒙古贵族，称为白骨头；原来处于蒙古汗国统治下的非蒙古贵族出身的人称为黑骨头。二者等级森严，不能通婚。白骨头和哈萨克头人共同构成哈萨克族的封建主阶级。他们占有牧场，强迫牧民交纳一定数量的牲畜，或为贵族官员服役、放牧。牧民没有牲畜，终年为封建主放牧、服役，仅能取得少量羊皮和奶子。
哈萨克族的大多数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畜牧业发展缓慢，手工业仅是加工畜产品的家庭副业，商业也不发达，部落内部还保存着以物易物，或以羊只作为交换的媒介。清廷规定，伊犁、塔城、科布多、乌鲁木齐为互市地点，每年春秋两季，哈萨克人赶着牛羊马驼，携带畜产品来换取绸缎、布疋、茶叶、大黄和粮食。这种互市贸易，原来只是在哈萨克封建主与清朝官府之间进行的，以后才有哈萨克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民间贸易。哈萨克语与维语同属突厥语族，但吸收了不少蒙古词汇。因信奉伊斯兰教，也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哈语。
柯尔克孜族 唐代黠戛斯的后裔。元代史籍作乞儿吉思，明代作吉利吉斯，因遭瓦剌攻击，迁至天山游牧，直达阿克苏、乌什一带。清人沿用准噶尔部对他们的称谓，称布鲁特部（山民），游牧在伊犁西南天山特穆尔图湖一带者称东布鲁特，在喀什噶尔西北者称西布鲁特，曾处于准噶尔汗的控制之下。清廷平准部后，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将军兆惠领兵追剿准部余众，抵东布鲁特境。东布鲁特部落长老附清，遣使入朝进贡。次年，兆惠追捕和卓木余部至西布鲁特。布鲁特首领阿济比上书兆惠说“谨率所部，自布哈尔以东二十万人众尽为臣仆”，“谨遣使入朝京师”。布鲁特首领称“比”（匐），以下有阿哈拉克齐等大小首领，清廷依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奏请，分别授予二品至七品翎顶。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西布鲁特曾遭到中亚浩罕城伯克的侵扰。嘉庆时，清廷官员枉杀部落首领，西布鲁特部众逃往塞外。
乌孜别克族 原为蒙古钦察汗（金帐汗）国的部分属民。汗国第七世汗名乌孜别克，元代史籍作月即别，奉伊斯兰教，因而又称乌孜别克汗国。汗国瓦解后，从事游牧的部落南迁到中亚的布哈拉、撒马尔罕、安集延等地，被称为乌孜别克人。清初，乌孜别克人多经叶尔羌至天山南北诸城镇经商。清人依他们所从来的城市，分别称他们为安集延人、布哈拉人等等。从事商业贸易的乌孜别克人，逐渐定居于各城镇。同操突厥语族的乌孜别克语，形成乌孜别克族。
塔塔尔族 原为蒙古金帐汗国的属民，后属喀山汗国。因欧洲居民称蒙古为鞑靼，故自称为塔塔尔。约在嘉庆时期，因不堪沙皇俄国的统治，有千余人逃来天山地区，散居于塔尔巴哈台、伊犁、乌鲁木齐等城镇。以后，前来经商定居者日增，形成塔塔尔族，操突厥语。
（四）回族及撒拉等族 回族 回族在中华各民族中，人数仅次于汉族和壮族。据近年统计，人口近六百五十万。清乾、嘉时期，无统计数字，但人口数显然也居于非汉族的各族的前列。元代，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被调遣到中国，编为军兵，从事耕作。大批商人和手工业者也相继来到元朝，元人泛称他们为回回。其中一些人侪于统治集团的行列，成为显赫的官员和富有的贵族。元代回回散居各地，与奉伊斯兰教的诸民族通婚或娶汉族女为妻，日益繁衍，到明代逐渐形成为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独立的民族。奉教者仍以阿拉伯语诵经，习阿拉伯文，但在日常生活中，逐渐习用汉语，作为人们交际的共同语。
清代回族分布在全国的许多地区。各地的居民，往往在乡村中自成聚落，在城市中也多形成聚居的街坊。居住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回民，多是小商贩和手工业工人，也出现了不少富商大贾和乡绅地主。在云南境内，以昆明、大理为中心，北自昭通、会泽、巧家，南至开远、蒙自、石屏，东起曲靖，西达保山、剑川的广大地区里，逐渐形成了许多回族居民点。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也经营商业和矿冶业。在云南对四川和缅甸的贸易中，回族商人是重要的经营者。陕西、甘肃地区的回族，人数最多，西安城内回民数千家，有清真寺七座。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大荔、华州、南郑等州县，回民聚堡而居，人口稠密。甘肃东部，从宁夏府至平凉府，布满“回庄”。天水、秦安、通渭、渭源、临洮、西宁，以至甘肃西部的张掖、酒泉等地，也都有回族聚居的村庄。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与当地汉族农民共同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工程，对西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天山南北，所谓回疆（光绪时建省，始称新疆）地区的城镇中，也有不少回族居民，与当地伊斯兰教各族居民杂处，经商贸易。
甘肃省（包括今属宁夏的宁夏府和今属青海的西宁府）境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回民，大都聚居在彼此孤立的村落中，大者数百户，小者十几户。各村镇的居民，自行聘请阿訇主持宗教事务，根据伊斯兰教的“天课制度”，凡有财产与收入的人，除生活开支外，如有余存财货，都要按照一定比例向“天库”缴纳“天课”。“天课”由阿訇负责接收保存，形成为叫做“阁的木”的教坊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回民向教坊缴纳的“天课”日益增加，阿訇除用以生活外，还可动用购买土地，租给缺少土地的农民耕种。一些以宗教为职业的阿訇，开始转化为宗教地主。尔后，教坊制度又演为“门宦制”（花寺），由门宦教长管辖各教坊。教长子孙世袭。
一七八一年，甘肃回族与撒拉族人民在苏四十三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见前节）。
撒拉族 清代居住于循化厅境。清人称为回民撒拉族或撒拉回。他们的祖先在元代来自中亚，定居于此。信奉伊斯兰教，语言属突厥语族。定居后，多习汉语。明代，实行土司制，部落首领受任为千户、百户。清雍正时，以聚居的若干村落组成一“工”。称外八工、内五工。和甘肃回族一样，在教内实行门宦制。一七八一年，与回族人民举行起义。起义领导者苏四十三即属撒拉族。起义失败后，清廷将十三工改编为上八工、下八工。
东乡族 居于甘肃河州东乡，又称东乡回。因其祖先出于蒙古，又称“蒙古回回”。奉伊斯兰教，通用蒙古语，但形成独立的方言，夹入不少阿拉伯语汇。从事农业耕作。清乾、嘉时，约有十余万人。
保安族 清人称为保安回，也是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后裔。通用蒙古语，保留了元代蒙古语的某些成分。明代驻于陕西临洮府保安站。清乾隆时，改隶甘肃兰州府循化厅。人口仅数千人。今称保安族。
土族 自称蒙古或察罕（白）蒙古，自认是元代蒙古贵族的后裔。明代居西宁卫，清雍正时设甘肃西宁府，居地在府北威远堡一带。奉喇嘛教，操蒙古语，形成蒙古语的一种方言。与汉族杂居，多通汉语，用汉文。清初仍沿明制实行土司制度。泛称为番族。今称土族。
（五）藏族 藏族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清代各族中处于重要的地位。西藏地区分为卫、康、藏、阿里四个区域。卫即元明时代之乌斯藏，以拉萨布达拉宫为中心，又称前藏或中藏。康即喀木地区，以察木多（昌都）为中心，与四川邻界。藏即后藏，以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为中心。阿里地处西北，即元明时代之纳里。早在一六五二年（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即应邀前来北京，与顺治帝会见，接受清廷的封号。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封授五世班禅，命其管理札什伦布寺后藏地区。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又封授七世达赖主管前藏。乾隆帝击退喀尔喀后，制定善后章程，进而确立西藏地区的统治制度。
早在雍正时，清廷平阿尔布巴之乱后（见本书第九册），即规定留驻藏大臣正副二人，分驻前后藏，领兵镇抚。乾隆时，进而确定“凡卫藏事务，皆命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裁决。”（《高宗实录》卷三七八）善后章程更规定清廷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地位平等，督办西藏事务，并依金奔巴瓶掣签制，监督达赖、班禅及大寺院活佛的转世。西藏地方执政机构称噶厦，设噶伦四人（内一人为喇嘛），在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主持下，共同处理政务。军官称戴琫，一戴琫领兵五百。管理寺院仓储财务的僧官称仓储巴（商卓特巴）。清廷规定噶伦为三品，戴琫、仓储巴为四品，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奏请清廷授任。嘉庆时，噶伦策拔克与成林侵吞公产，相互攻讦。嘉庆帝曾将二人革职，发往回疆效力。
前后藏地区以外的藏族，分布于四川、云南和青海、甘肃等地，清廷封授当地土司，并分别设置官署统治。巴塘、里塘在康熙时附清，雍正时隶属于四川，分设宣抚司，正副各一人。里塘各部落置长官司、百户，巴塘置百户。德格雍正时设安抚司，后改宣慰司，是四川藏族地区最广的土司。瞻对分上、中、下，各设官一名。上瞻对、中瞻对为长官司，下瞻对为安抚司。明正设宣慰使司，乾隆时因征金川有功，授二品顶戴。大小金川在乾隆时被征服后，设懋功厅统治。其他部落也各设宣慰司或安抚司。云南中甸、维西两地，雍正时分别设厅，乾隆时隶丽江府。
青海蒙古和硕特部控制的藏族居民，在清廷征服准噶尔及和硕特部后，统由西宁办事大臣统辖。藏族聚居于黄河以南，凡四十一部，封授指挥使、同知、佥事，下授千户、百户。甘肃境内的藏族则由兰州府、凉州府及巩昌府属的岷州和洮州厅直接统辖，封授土司。
官家（官府）、寺院和世袭贵族，号为藏族的三大领主。耕地和牧场都集中在三大领主手中。管家是全部土地的名义上的所有者，并且直接占有大量庄园称为“雄豁”，出租给农奴耕作，收取地租。寺院是宗教中心，也是掌握政治、经济的中心。乾隆时理藩院统计，前藏有寺院三千一百五十处，喇嘛三万余人。后藏有寺院三百二十七处，喇嘛一万三千余人。拉萨的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号为三大寺，各有喇嘛五千人左右。各地大小寺院都占有多少不等的庄园称为“却豁”。大喇嘛并占有私人的庄园。各地新老贵族约有二百余户，大贵族可占有几十处至百余处庄园，称为“该豁”。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奴差巴和堆穷，从事畜牧业的牧奴以及担当家务劳动的朗生，构成了藏族的被压迫阶级。
差巴，意为当差的人，是藏族中人口最多的阶层。他们领种领主的一份差岗地（份地），要自带口粮、农具、牲畜在领主自营的田地上耕作服役，称为服内差。从下种到入仓，都是在监工的皮鞭下集体劳动。还要负担各种杂役，如砍柴、割草、背水、磨糌粑、打酥酪、喂牲口、运货物、当随从等等。有手艺的人要为领主制造各种用品。除内差外，差巴还要应官府的外差，包括为官府兴建房屋、道路、沟洫等工程。
堆穷，意为烟火小户。他们领不到差岗地，不应外差，只能耕种极少量的耕食地。若是领种领主十克田地，就得出三百天工，替领主耕种自营地，作为劳役地租。他们对领主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生要登记，死要除名，婚嫁需要领主同意。领主可以随意转让、交换、买卖堆穷。
牧奴也和农奴一样依附于三大领主，在领主牧场上为领主放牧牲畜，或放牧自己的少量牲畜，向领主交纳牧租。凡是有牛一头，或绵羊十只、山羊二十只，每二年还向官府交纳税银。达赖官府每二年征收的税银达三万两之多。另外，还要按牲畜多少为官府服差。
朗生，意为“家中饲养的”，即家奴，主要担当领主的家务劳动。他们多半是从差巴和堆穷中破产而来，没有生产资料，没有人身权利，完全被农奴主占有，子女也继续为奴。
在清代藏族中，差巴和堆穷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朗生人数已很少。
藏族自唐代以来，即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汉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文化，逐渐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藏文化。与宗教相结合的藏文化，包括天文、历算、医学、建筑学、语言文字学、历史学、地理学等许多领域，多能自成体系，独具风格。文学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戏剧、美术以及民间故事等等，更具有显著的特色，丰富的内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藏文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西藏南部门隅地区，住有人数不多的门巴族（现有四万人左右），通用藏语和藏文。自清初，即处于达赖喇嘛统治之下，向西藏官府交纳赋税，服差役。奉喇嘛教。
门隅以东的洛渝地区，有珞巴族（现有二十万人），清代文献称为洛渝人。藏人称他们为珞巴，义为南方人。语言与藏语同属藏缅语族，但与藏语不同，形成独立语种。无文字。五世达赖时，即声称洛渝人等“入我治下”。由西藏官府统治。从事狩猎。无佛教寺院，只有原始的宗教信仰。
在四川阿坝一带，汉藏两族之间，居住有羌族（今有八万余人）。语言同属藏缅语族。无独立的文字。多通汉语、汉文。与汉民杂居，从事农业。清代泛称他们为蕃族。今定名为羌族，确认为古代羌人的支裔。羌族多信巫术，只有少数人奉喇嘛教。
（六）彝族与云南诸族 彝族 即元代之罗罗，清人或作倮罗、倮倮。元代的罗罗斯宣慰司，明代改为建昌府，设五卫，与马湖路（府）同隶于四川。乌撒、乌蒙宣慰司，改设乌蒙、镇雄、乌撒、东川四府，也隶属于四川。亦奚不薛（水西）宣慰司，改为贵州宣慰司，隶属于贵州。云南境内滇东地区的云南、澄江、楚雄、临安、曲靖等府，改设流官，由明廷任命知府、知州，统辖当地彝族。广西府、寻甸府、武定府、蒙化府等，仍设土官，由当地彝人首领任知府、知州。 清初，进军西南，击败贵州彝族水西土司及乌撒土知府安氏，设黔西、大定、平远、威宁四府，改置流官。雍正初，东川府、乌蒙府、镇雄府改属云南，设流官。镇雄后降为州，与乌蒙同属昭通府。云贵总督鄂尔泰乘乌蒙彝族部落内部互攻，进兵乌蒙，遭到彝族抵抗。自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至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间，清军在乌蒙、东川、镇雄等地，严厉镇压，屠杀甚众。彝族一些奴隶主，渡金沙江逃往四川凉山地区。明万历时，凉山周围地区的建昌、马湖、越嶲、峨眉分置重兵防守。一七二八年，清兵镇压彝民后，将建昌卫改为西昌县，越嶲设厅，并隶于宁远府。原马湖府撤销，所属屏山县改隶于叙州府。乾隆时，又在叙州府设雷波厅与马边厅。嘉庆时，在峨眉县彝族居地设峨边厅，隶嘉定府。自雍正时凉山地区隶属于叙州府，清廷即自称为“改土归流”。实则原建昌卫地区仍设长官司、宣抚司，任命彝族土司土目。彝族各部首领仍各据一方，继续实行原来的奴隶制度。
在云、贵、川等设置府县流官的改土归流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得到发展，彝族土司统治彝民的政治权力受到限制。他们占有的土地需报粮入册。原来的庄奴、院奴向地方官交纳丁银，成为清朝的百姓。土司的子孙多为土目，《黔南识略》卷二十六说：“大约田多而佃众者，即称土目，非官设也。夷民俱听土目管束，地方有命盗案及征粮等事，皆责成土目，协差分办，如乡约然。”土目占有祖上报垦或购置的私田，按亩收租，经常借口佃户欠租，夺田另佃。
乾隆以来，汉族商人、地主逐渐进入改土归流地区，向土目、头人购买田地。如兴义府典买全庄的汉族地主共一三一户，一三二庄，招收汉佃一二二八户。彝族农民纷纷控告土目，不认主佃之名，并对汉族地主纷起反抗。嘉庆初，白莲教起义期间，西南各地的汉族地主不断逃入彝族地区。云南永北厅属北胜土司所管土地，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至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典卖与汉人者，或十分之七八，或十分之三四。彝族农民无地可耕，生计艰难。彝族人民七、八千人，曾以“驱逐汉人”作号召，渡江进攻大姚一带地方，形成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以大凉山为中心，东自金沙江，西抵越嶲、西昌，南起巧家、永善，北至马边、峨边，纵横千里，有十余万人。土司及其境内的黑彝家支，都占有众多的奴隶和大片土地。雍正时，土司与黑彝家支已经是：“实各司其人，互相雄长”（《朱批谕旨》黄廷桂五年六月十九日折）。黑彝是凉山彝族的奴隶主阶级，白彝是奴隶。黑彝不与白彝通婚，依据血缘关系建立起家支制度。基本单位是房，联合许多有血缘关系的房为家，联合许多有血缘关系的家为支。支或家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集团。在凉山就有几十个互不统属的家支，各自统治着辖区内的数百千家奴隶，开垦力所能及的田地，放牧着以千百计的羊、牛、马、猪等牲畜。黑彝不参加生产劳动，夏秋过着“晒太阳、捉虱子”的闲散生活，冬春则进袭汉族地区，掳掠人畜财物。彝族各家支之间，也因为争夺奴隶或其他事故，经常发生械斗——打冤家。胜利的一方要把战败的人，俘虏为奴，并夺取他们所有的财产作为战利品。所以，彝族有“不抢不偷不硬”的谚语，劫掠抢夺就是奴隶主的职业。在生活上，因为生产水平很低，奴隶主远不如汉族官僚地主那样豪华，但遇婚丧大事，一次也可消费猪数百头、牛数十头。
白彝通称娃子，是被黑彝掳来的汉人、苗人、藏人及其子孙后代。黑彝可以任意杀害所属白彝；白彝打主人，不论是非、轻重，一律处死。白彝包括：（一）曲诺——彝语是依附主人之意，即一代、二代娃子，也称百姓。他们世代属于黑彝主人，不能迁出主人辖区。在主人土地上建房居住，耕种主人田地，或牧养牲畜，每年把生产品的一部分献给主人，过年或主人家娶妻嫁女，要送酒、猪等礼品。他们可以自置家产，有生产工具和牲畜，个别人还可购买奴隶。曲诺被黑彝主人挑选作管家娃子（彝语衣库署事），料理家务，经管奴隶、牲畜，便成为奴隶总管，在社会地位上高于奴隶一等。有十几代历史的曲诺，也形成了几百户的白彝家支。（二）阿加——彝语为门坎，即安家娃子。经由主人婚配成家，住在主人家庭周围。大部分时间在主人田间劳动，或是领一份“耕食地”，替主人服无偿劳役。阿加是主人的财产，主人有权买卖。他们的子女要给主人当呷西或陪嫁丫头。（三）呷西——彝语义为锅庄旁的手脚，即锅庄娃子。他们都是阿加的子女和被掳上山不久的单身汉，不能独立门户。呷西从事家务劳动或生产劳动，生活极苦。彝族的谚语说：“背桠桠柴，披羊皮子，吃萝卜菜。”他们与牛马一样被主人驱使或买卖，是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最下层。
雍正以来，汉人农民陆续进入彝族地区开垦荒地。一八一八年（嘉庆二十三年）树立的《昭觉开山碑》（碑在县城北乡汉人墓地）记载：河东土司安世裔于嘉庆二年（一七九七年）招民开垦交脚（昭觉）、三湾、四块一带地方，每斗籽种收租三斗。同年马边商人到金岩溪开办铜矿，一八○○年又有商人到象鼻子及盐井溪开办金矿，屡次与彝人发生冲突。彝族奴隶主越界掳掠人畜，也连年不断。一八○八年（嘉庆十三年），峨边、马边彝族奴隶主纠邀凉山阿侯、阿奴等家支，骚扰峨边、马边、雷波境内九十余处，掳去大批人口、财物。大凉山恩扎、阿奴家支曾焚掠雷波银厂沟、马颈子、东林乡等地，被清兵镇压。此后，越界骚扰之事，仍不断发生。
彝族有自己的文字，汉文古籍中称为“爨文”。宗教巫师称“毕摩”，传授经典并主持裁决纠纷。
白族 即元代的白人，是大理国人的后裔。元世祖时，云南设行省，大理设路。大理国王段氏后裔受任为大理路总管。明军攻占大理，俘获大理路总管段世及其二子，在大理设府，改任流官统治。
清代的白族与当地汉族、回族同处，封建经济较为发达。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招佃收租。据《大理县志稿》记载，租额占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白人往往合群结队，旅行四方，随地经营工商。白族聚居的下关，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商业城市。
白族语言被认为属彝语支。但白族行用汉文，习汉文化。康熙《大理府志》上说：白人“理学名儒，项背相望”。佛教禅宗元代已在白族中传布，影响很大，白族居地，寺院林立。寺院占有土地财产，自成势力。
傣族 傣族即元代的白衣、金齿。清代统称为摆夷。元朝在傣族居住区车里和金齿设立宣慰司和宣抚司，明朝继续设车里宣慰司，又在元金齿地区设南甸、干崖、陇川等宣抚司及猛卯安抚司。清沿明制，并保留车里土司的思茅、普腾、整董、勐乌、六大茶山、橄榄坝等十七个土把总、土千总，统治傣族及当地其他民族人民。
傣族封建主阶级是大大小小的世袭土司以及村寨头人，他们领有辖区内的全部土地。傣语称宣慰使为“召片领”，汉译为广阔土地之主。土司委派的村寨头人，分配农民耕种的田地，称为门户田，可以世袭耕种，必要时进行抽补调整，但不准买卖。剩余的田地，称为寨公田，由村寨头人经管。土司分给头人的田地，指派村民耕种，农产品全归头人，这种田地，称为薪俸田，离职时必须退回土司。还有各种差役田（土司亲兵、挑水、煮饭）、客田（土司待客费用）、缅寺田等等。
傣族的农民阶级包括滚很召和傣猛。滚很召原是家内奴隶，后来多在土司私庄上从事农业生产。傣勐原意是建寨最早的人，他们按照耕种门户田的多少，每年向土司交纳定额的官租，有的地方种一担种子地交租三担。官租统由村寨头人收交土司衙门，“荒田不荒租”，不论收成好坏，官租不能缺额。农民还要服各种劳役，种差役田的人，每年至少要服役四五十天。土司的日常生活用品，如瓜果、烟茶、鸡鸭都向农民征派。农民住着竹篱茅舍，有几件农具、一两头猪牛，过着艰苦生活。
傣族以农耕著称。傣的字义是犁（一说是自由），傣族中有一句成语“哈傣奴梅农”，汉译为“一个母亲生下来的犁田的儿子们”，即所有的傣族都是一家人。明隆庆时，车里宣慰使刁应勐依据征派赋税差役的需要，把辖区划分为十二“版纳”，意为十二“千田”，傣语称西双版纳。傣族开沟修渠，灌溉田地，大量种植水稻。不施肥，不除草，产量不高。同时种植棉花、茶树等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是农村的副业，纺织很普遍，刺绣的“织锦”很精美，制造的铁质农具有犁、锄等，用具有锅、刀等，“摆夷”刀较锋利，远近驰名。傣族定期在大寨子赶街子，交换产品，多是以有易无，仍然过着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
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文化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有医学、历法、数学、文学等方面的傣文书籍。史书《里克勐》，即地方史书，约二十万言，叙述傣族来源、部落形成、战争过程、土司世系等等，是研究傣族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约在明代，傣族开始信奉邻国传来的小乘佛教，男幼童都要先进寺院为僧数年，然后还俗从事生计。傣族聚居的村落都有一寺庙，建寺、斋僧（供养和尚）、赕佛（敬佛集会）、做摆（走向佛处的宗教大典），是傣族经济生活中的大事。
和泥、傈僳、么些等族 云南境内同属于汉藏语系彝语支的民族，还有和泥（哈尼）族、傈僳族、么些（纳西）族、倮黑（拉祜）族、攸乐（基诺）族。他们之间，语言接近，但各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历史渊源。
和泥（哈尼）族的先民，可能源于唐人所称的“和蛮”。先后处于南诏和大理国的统治之下。元代统属于元江路军民总管府。明代实行土司职，封授和泥族各部首领土职。清雍正以后，改设流官，隶属于元江州，同时也有若干地区继续保留土司制度。与傣族杂处的和泥人，则处于傣族官员的统治之下。
傈僳族聚居在云南西北部怒江流域。唐樊绰《蛮书》已有“栗粟”族名。元、明两代则视为罗罗的一支。元代属丽江路军民总管府。明初在山林中以射猎为生，后迁至怒江流域，与其他民族杂处，逐渐务农。清嘉庆时，属丽江府统治。但楚雄府、大理府也有傈僳人散居各地。
么些（纳西）族主要居住在丽江府地区。元代，设云南行省丽江路。明初，设府，以么些族头领木氏为土官知府。清雍正时，改设流官，任命知府，木氏家族改任通判。乾隆时，置丽江县，为丽江府治所，是么些族的主要居地。么些族早在宋代即已从事农业，开发田亩，并有了自己民族的文字东巴文（象形表意字）和哥巴文（音节字）。信奉崇拜自然的巫教。因巫师称“东巴”，故称东巴教。东巴文原为纪录宗教经文，后也用于书写文学作品和历史传说。哥巴文主要在宗教上使用，使用范围较小。
倮黑族，今名拉祜族，居住在澜沧、思茅等地的山区。清朝统治时期，由狩猎转营农耕，并且传入佛教，在居民中流行。部分居民处于傣族领主统治之下。语言同于彝语，无文字。
攸乐族居住在普洱府车里宣慰司以东攸乐一带的基诺山中。明代以来，称攸乐族，今称基诺族。无文字。经营原始的粗放农业。清雍正时设普洱府思茅厅，统辖攸乐，置同知。攸乐族居山中，仍处于氏族制阶段，自有首领，清人称为土目。
景颇、俅、巴苴、阿昌等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景颇与俅接近，同属景颇语支。怒语近于俅语。巴苴属羌语支。阿昌多习汉语，用汉文。
景颇族，清人或称“山头”人。被认为是唐代寻传蛮的后裔。部分居民自怒山地区南迁至茶山。元代属金齿等处宣抚司。明设茶山长官司，隶永昌卫，改属腾冲府。后又南迁至大盈江（今太平江）地区山中，与他族杂居。清代属干崖、陇川、勐卯诸司统辖。嘉庆时，设腾越厅，统领诸司。清代景颇族多已从事农业，村寨土地共有，由山官、头人管理，但多受治于傣族领主。
俅族今称独龙族，清人称为俅人。人数不多，居丽江山岩中，以树皮为衣，无屋宇。由丽江么些木氏土知府统治，经常受傈僳族领主的侵掠。
巴苴族今称普米族。清代主要聚居于丽江府丽江县及维西厅辖境，从事农业。无文字，习用汉字。
阿昌族，清代又作峨昌或莪昌，主要居于陇川、户撒、腊撒等地及保山地区。嘉庆时设腾越厅后，陇川等地均隶属于厅。保山属永昌府。阿昌族多受傣族领主统治，向傣族土司交纳贡赋。由傣族传入小乘佛教，多通傣语。与汉族交往后，也习用汉族语文。
怒族，居于永昌府怒江内外。以射猎和采集为生，原由丽江府么些族木氏统治。信奉原始巫教。清代藏族的喇嘛教也在部分地区的怒族中传布。
哈瓦与崩龙、蒲人 清代文献中的哈瓦、崩龙与蒲人，即今佤族、德昂族与布朗族，同属于南亚语系的高棉语族。
哈瓦族又作卡瓦、卡喇瓦，今称佤族。元代居地属镇康路及孟定路。明代逐渐西迁，明廷设孟琏长官司，后改称孟脸。清沿旧制，设孟连长官司，隶属于永昌府。部分哈瓦人仍居镇康土府及孟定土府。哈瓦人经营农业，与汉族、傣族杂居。自成村寨，仍保存氏族、部落组织，并有奴隶买卖。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云南石屏汉人吴尚贤与哈瓦葫芦王地班洪部落首领蜂筑合议开办茂隆银厂。在永昌府与顺宁府交界地区采矿炼银，各族矿工聚至二、三万人。哈瓦人始知用银。银矿事业发达，每年向清廷贡纳税银至一万余两。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吴尚贤进京纳贡。返回云南后，被清廷制造罪名。嘉庆帝又以防范边民聚众滋事为由，于一八○○年（嘉庆五年）将银厂封闭。但哈瓦族因与汉族、傣族共同经营农业、手工业，社会经济生活有所发展。
崩龙族之名始见于清代。明代以前，曾与蒲人（布朗）同被泛称为蒲或濮，近年改称为德昂族。世代居住在贡山和怒山山区，以种植竹、茶为业。清代，多由傣族领主统治，但隶属于永昌府的贡山崩龙族也曾直接由清廷封授土官。
蒲族今称布朗。明代以前，古籍中所称蒲人或濮人、濮蛮、百濮，多泛指哈瓦、崩龙及蒲人等语言相近的各族。清代称今布朗族的蒲人，主要聚居在普洱府车里司勐海县一带山林中。部分居于思茅厅地区及顺宁府的云州、耿马州、永昌府的镇康州等地。顺宁、永昌境内的蒲人，明代以来，与汉人杂居，从事农耕，习汉语。统治机构也逐渐改土归流。勐海及思茅地区的蒲人，也以经营农业为主，但仍实行父系氏族制度，父系血缘关系的数户至数十户组成一个氏族（戛滚），由氏族长管理。多为当地傣族土司所控制。
（七）苗、瑶、僮族及南方诸族 苗族 苗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古代泛称长江中游南方诸族为蛮。宋代文献中已经分别出苗、瑶、僚、仡伶、仡佬等族，并指出他们“风俗气习，大体相似”（朱辅《溪蛮丛笑·叶钱序》）。清初主要聚居在贵州水西地区、四川南部和湖广西部。元代在苗族地区设长官司。明代在湖南开始实行改土归流。清康熙、雍正时期，苗族各居地先后设置流官，但土司仍继续保留。
湖广西部统治苗族的土司，“赋敛无名，刑杀任意。或抄没其家资，或缚鬻之境外为奴婢”（道光《桑植县志》卷八）。容美、保靖等土司又在邻近的汉族地区购买田地，招佃收租，并在城市之内，置有房产，经营工商。容美土司田旻如曾经“新造鼓楼三层，拱门三洞，上设龙凤鼓、景阳钟。门内凿沼一道，清流环绕，名曰玉带河。架石桥三拱，名为月宫桥。住居九重厅房五重，僭称九五居。”（《朱批谕旨》黄焜五年闰三月二十日折、迈柱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折）是富比王侯的大地主。
贵州水西土司在康熙时改土归流后，比较单弱，但仍然勾结土目、寨主、头人剥夺苗民，甚至贩卖奴隶。云贵总督高其倬说：“贵州各土司，地小人穷，多以窝贩窝盗为事。”（同上书，高其倬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折）并有所谓“拿白放黑之习”，即把掳掠的苗、汉等族男女，贩运到四川等地出卖。鄂尔泰曾在一个奏折中列举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破获的九起贩卖人口案件，其中标明贩卖过苗人的即达七起之多。
苗族与杂居各族人民，不断反抗土司的压迫。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桑植土民千人，逃出边境，控告土司暴虐。一七三四年（雍正十二年），忠峒十五土司说：“今土众既不甘土弁之鱼肉，而土弁亦不能仍前弹压”；酉阳土司则是，“其地与楚黔接壤，风俗情形与内地无异。土民苦其虐累，久已离心。”（《世宗实录》卷一四四、一四三）苗族地主向苗民收取地租，大地主一年可收田租四百石，并多经营高利贷。《苗防备览》载：“苗寨中，富民放帐，其息甚大。钱一千、谷一石，一二年加息至数倍。不能偿，折以山地、衣服各项。穷民虽受其盘剥，而仰以为生，或即以所折山地，转求佃耕，或易以他山地，为之佃耕。听其役使，生死惟命，率以打冤家，无不从者”（严如熤《苗防备览》卷八）。
汉族地主也在苗族居住区放高利贷，兼并田地。一年利息即可超过本钱数倍。“约包谷杂粮熟时，折取息钱，或乘其空乏催讨，将地折算”。因此，苗民“往往秋收甫毕，盎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既久，田地罄尽。”（《苗防备览》卷二十二）汉族人民租佃苗族地主田地，则遭受苗族地主的剥夺。据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贵州巡抚嵩溥查报贵州全省买当苗人田地客民（汉民）共三万一千四百三十七户，其中大多数为自耕农。佃种苗人田地的客民佃农，共一万三千一百九十户。地主约两千户。
在苗、汉地主的压榨下，苗族农民丧失了大部分土地，或者根本没有土地。贵州松桃石岘九寨农民，在雍正年间都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到乾隆末年就有将近半数的人失去所有田地。无地农民生活无着，不得不发动武装起义。
一七九四年（乾隆五十九年），松桃苗族石柳邓率领人民，支援四川秀山县青龙屯汉族人民反抗土司的斗争，继于十二月间约会石三保、吴半生、吴陇登等到凤凰厅鸭保寨秘密商定，明年正月贵州松桃、湖南永绥、凤凰、乾州等地苗族人民，同时举行武装起义。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正月十八日，石柳邓树立起“统兵元帅”的旗帜，提出“逐客民、复故地”的战斗口号，领导松桃苗族人民围攻厅城和正大营、盘石汛的清朝官兵。乾州厅平陇吴八月，以“穷苦兄弟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作号召，领导苗族人民攻克厅城。永绥厅黄瓜寨石三保领导苗族人民包围了厅城，用刀指着城中的清朝官吏，大声喊道：“问你太爷们！我苗子来告状，还要规矩钱八千八百否？”各地苗族和布依族、土家族人民纷纷响应，两三个月内，起义军的活动范围就扩大到：东起沅江，西接秀山、酉阳，南自麻阳，北达永顺、古丈的广阔地区。起义军所到之处，严厉处置了罪大恶极的清朝官吏和汉、苗地主。
三月间，清廷集中云贵、湖广、两广和四川等七省兵力，共十余万人，由云贵总督福康安统一指挥。福康安自南向北进兵，四川总督和琳带兵自西而东，湖广总督福宁带兵从北向南，分兵合围，企图一举歼灭苗民起义军。在凤凰厅的乌草河、廖家冲一带，起义军阻击福康安部，清军在半年之内寸步难进。起义军又在乾州厅狗爬岩设伏，歼灭了清军福宁部六千人，乘胜出泸溪巴斗山，攻克浦市，并进攻镇筸营及永顺、保靖、泸溪等地，挫败了清军的攻势。八月，苗民起义军推举吴八月为王，领导起义各部抗击清军，声势更加浩大。
在这次苗民大起义中，“逐客民、复故地”是个有号召力的战斗口号，它主要是打击清朝官吏和掠夺苗民田地的汉族地主。汉族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却有不少人参加了苗民起义。《黔南识略》总结说，石柳邓、白老寅等先后起义，“实亦受愚于汉奸，非尽其性好仇杀也”。汉族人民久居苗地营生，“若夫与苗渐狎，而诡为苗语、苗装，以通婚姻者，俗为之变苗，实则乱民也”。
一七九五年上半年，清军节节失败，福康安一面以“暴雨山潦涨阻”为辞，欺骗朝廷；一面收买起义队伍中的地主分子，封官加爵，赏给盐粮、布帛，分化苗民起义军。原鸭保寨百户吴陇登投降清军，出卖苗民起义的领导人吴八月，削弱了革命力量。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五月，清廷指示接替清军统帅的和琳（福康安病死），将汉族地主侵占的苗地，赏给降苗。七月，和琳报告说：“臣于攻克乾州之次，即将黔、楚两省所有降苗百户、寨长，一并传齐，剀切晓谕。本月三、四等日，各路百户人等，齐集于鸭保寨五六百名。佥称仰蒙如此高厚恩施，从此各安生业，谁敢再有反复，及现在未降各寨，一闻此信，想必踊跃前来等语”（但湘良：《湖南苗防屯政考》卷三）。
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石柳邓、石三保和吴八月的儿子庭礼、庭义领导苗民起义军继续战斗，先后在天星寨、高吉陀、结石岗、燕子岩等地，打败清军。五月，土家族叛徒龙子贵在坳溪诱捕石三保。九月，清军在苗族地主的带领下，围攻平陇，石柳邓领导苗民起义军阻击。十二月，石柳邓在战斗中负伤牺牲，叛徒吴庭梁逮捕吴庭礼、吴庭义降清，苗民起义根据地平陇失陷。苗民起义被清军镇压而失败。但此后十余年中，苗族人民反抗苗、汉地主的斗争，仍然不断兴起。
瑶族 瑶族古代称为“莫徭”，宋以后称为瑶（徭族）。清代瑶族居住在广西大瑶山区及湖南永州府、桂阳州和广东连山一带。清廷在永州、连山，设理瑶同知统治。瑶族官员称瑶总、瑶目。
瑶族人民世代在山区垦殖，清代大部分瑶族与汉族、僮族杂处，经营农业，生产与生活渐与汉族接近。山区少数人则是“由此迁彼，种山佣趁，往来无定”。广西大瑶山区仍保留原始制度的残余。村寨立有石牌，为共同遵守的法规。由石牌头人执行。广东连山地区瑶族首领称瑶老，管理村民事务。
农业区的瑶族人民，经济较为发达，但要遭受清官府和瑶族贵族、地主的压迫。一七○一年（康熙四十年），连山瑶族人民起义，打败前来镇压的广东官兵。清廷任命嵩祝为广州将军，会同两广总督石琳，征调湖南、广西军队围剿。事后，陆续添设三十六个城汛，在瑶山周围镇守。瑶族民间流传着的斗争方针是：“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兵来我去，兵去我还”（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七）。依恃山险，往来游击，以抗击清军。
土家族 生活在湖南西部和湖北西部的山区。宋代以来，即被称为土人或土民。语言属汉藏语系，近于彝语，但清代土家族因长期与汉、苗族来往，多已习用汉语。只有少数聚居的土家人，仍操本族语言。
元代在湘西土家族住区设置安抚司、宣抚司，鄂西地区设宣慰司。明代统属于湖广都司，下设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由明廷授任各级土司，世袭统治。土司向明廷进贡马匹、虎皮、麝香等山区土产。领主占有大量土地，奴役农民。土司自有军兵，并依据本族的传统制度进行统治。清雍正时，在土家族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世袭制度，由清廷授任流官，取消土司军兵，实行汉地的赋税制。此后，土家族与汉、苗族人民的往来更为密切，农业经济也有所发展。但由于强制推行汉化，加剧了民族间的矛盾。清朝地方官员的腐败统治，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乾隆时，土家族人民参加了苗民反清的起义。嘉庆时，又参加了白莲教起义。
僮族 僮族为古代越人的后裔。宋代以来，汉籍多称为僮，今改称壮。主要聚居在广西省境。清初沿明制，有泗城、思明、镇安、广南等土知府。雍正时，改土归流，广西保留有二十七个土州、三个长官司、四个土县、十一个土司，共计四十五处；云南有土富州（今富宁县）。其他地区，都由流官管辖。
僮族土官占有大量田地。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查明泗城土知府岑映宸占有各种官田共四万余亩。广西巡抚金鉷说：“（泗城）土府官庄田五百二十六白（每白约一亩半至二亩），分与各亭里民出力耕种，每白派收谷一千斤，二谷一米折算，每白收米五石。但土属所种一白，止比内地亩半、二亩不等，以亩半、二亩之地，勒供五石租米，原系土府派累亭民之苛政”（《朱批谕旨》七年六月初四日折）。其他族目田和各种工役田，分拨给僮族农民耕种，或收取地租，或强派徭役，剥夺是严酷的。
土司与属下人民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赵翼说：“土民虽读书，不许应试，恐其出仕而脱籍也”；甚至有的青年女子出嫁，也要征得土司同意（《檐曝杂记》卷四）。土司除收取地租外，还要强迫人民每年贡献农副产品，承担各种劳役。改土归流以后，汉族地主典买土司田地的日益增多，僮族人民反抗土司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土司势力逐渐衰落。
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七月，广西思明土府各村僮族农民数百人，声称土官听信宠役黄瑞卿等，审断不公，手持器械，冲入衙署。土官黄观珠夫妇逃走躲藏，群众抄了他的家，砍死黄瑞卿。据太平府知府屠嘉正报告说：“因土官庸弱，有头目谭道美、郑可传鱼肉小民，黄瑞卿潜与勾通。以致村民聚众赴控土署，适遇黄瑞卿，遂擒砍杀。而各头目不乐归流，乘此土民轰闹之时，亦从中唆使，聚散不常等语”（《朱批谕旨》高其倬十年九月初三日折）。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广西按察使黄士杰指出，境内四十五处土司，“旧有田例之名，即系按田取租。其租银较民田加重，又有额外各项科派，土民剥削难堪，以致往往滋事”（《高宗实录》卷三十三）。僮族农民连续不断地进行抗租斗争，得到了汉族人民的支持。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雒容县僮民易法权联络群众，抗不交租，就是汉人张若鹏帮助策划的（同上书，卷九五三）。
僮族的农业生产，在平原地区，“耕用牛，溉用车，亦用戽”（钱元昌：《粤西诸蛮图说》）。水田称田，旱田称地。田种稻谷，地种杂粮，雨水充足，常获丰收。乾隆年间，广西粮食接济广东民食，其中包括僮族农民的贡献。“僮人布”有很高的声誉。“以青白缕相间成文，极坚韧耐久，用为手巾，每一幅可三、四年不敝”。僮锦，“用杂色丝绒织成，五彩灿然，与刻丝无异，可为茵褥。凡贵官富商，莫不争购之”。（沈日霖：《粤西琐记》）僮族人民以土产与汉族商人贸易，商业也逐渐发展。
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早在宋代，曾出现过依据汉字改制的僮文“土俗字”，行用不广。清代僮族多通汉语，习用汉文。
居住在广西地区属于壮侗语族的民族，还有姆佬、毛难等族。姆佬可能是古称僚人的后裔，今称仫佬。主要居住在广西罗城县境。毛难族聚居在广西环江等县。两族在清代，都从事农耕，多已渐习汉语和僮语，通用汉文。
洞族及其他诸族 洞族聚居在贵州、广西、湖南交界地带，也是古代越人的后裔。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因居民结为峒寨，故被称为峒人或洞人。明代以来，称为洞民。今改称侗族。明初设黎平、新化二府统治，新化后并入黎乎。领长官司十三。宣德时，设置流官，土官与流官并存。清雍正时，实行改土归流，进兵古州地区。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洞民与苗族起义反抗。次年，乾隆帝调遣西南各省兵力去古州镇压起义，当地洞民多被迫逃散。清兵设置军屯，驻军屯田。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广西龙胜地区的洞民二千余人，在吴金银领导下起义抗清，遭到镇压失败。吴金银被俘。
洞族经营农业，地主占有土地出租，大姓地主成为一方的豪霸。清初以来，大力修建水利工程，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由于与汉族往来，清代洞族多习汉文，并陆续设立了传习汉文化的书院、学校。洞族文士参加清廷的汉文科举考试，也曾取得功名。
居住在贵州境内，同属于壮侗语族的民族还有仲家与水族。仲家古称俚僚。宋代以来，称为仲家，今称布依。元代以来，分居在安顺、兴义及贵州南部地区。经营农业。雍正时，实行改土归流，废除明代的长官司，改设流官。嘉庆时曾爆发了韦朝元、王阿崇等领导的反清起义。水族被认为是越人的后裔。明代以后称水族。主要居住在苗岭山脉以南的龙江与都柳江上游地区。也以农业为主，山区则经营林木及各种特产。雍正时改土归流。水族聚居的荔波县清初属广西庆远府，后改属贵州都匀府。
贵州西部地区有仡佬族，古称仡僚。从事农耕。因长期与汉族交往，习用汉语汉文。也在雍正时实行改土归流。
黎族 聚居在海南岛上，古称骆越或俚。宋代以来，汉人即称他们为黎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多通汉语，习用汉文。元代海南岛隶属于海南道宣慰司统治。明初设琼州府，下置州县。清沿明制，仍设琼州府。黎族以农耕为主，若干村落组成一峒，有峒首管理，官府授以职任。峒首以下又有总管、哨官、黎甲等名目。黎族多以黎为姓，其次王姓、符姓居多。
黎族农耕地区，明朝官府陆续设置官田和屯田。来自湖广、福建、广东地区的豪民，不断霸占田地。黎族土官恃势占田，掠夺黎民。清朝官员贪婪敲剥，也极残刻。当时人即指出：“额粮一石，私收数石，毒加骨髓，祸及鸡豚”（《清朝经世文编》卷八十八）。明朝统治时期，黎族人民曾不断举行武装起义。一五○一年，以儋州符南蛇为首的起义，曾波及三州十县。明清之际，南明抗清武装以海南为据点，黎族人民曾参加反抗清兵。康熙时期，清朝统治海南后，一六八○年（康熙十九年）琼山农民曾与广东海上汉族起义军联合，攻占定安等地。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琼山县指马峒王镇邦领导农民起义，先后攻破清朝设在黎族居住地的重要军事据点水尾营和薄沙、宝停、乐安等营汛。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黎族人民“被客民居住黎村者，重利盘剥，凌虐难堪”（《高宗实录》卷七六○）。在那隆、水满山领导下起事，处死二十余人。各地黎民纷纷响应，汉族地主、商人多逃进乐安城内躲避。
黎族农民长于种稻，稻田一年两熟，崖陵一带有黎米出售。黎族妇女织的黎锦、吉贝（棉布）、黎布，极具特色，盛销于海南（《黎岐纪闻》）。山区黎族的土特产品，通过墟市流入市场，换回黎族人民所需要的犁、锄、镞等铁制工具，以及盐、酒、针、线等日常物品。
居住在海南五指山区的黎族人民，明代以来，被汉人称为“生黎”，生产较为落后，并保留着原始的“合亩”制组织。合亩黎语称“纹茂”，意为“大伙做工”，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由若干户有血缘关系的父系小家庭组成。耕地有合亩公有、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三种，但都归合亩统一使用，集体劳动，产品除少量公共开支外，按户平均分配。每个合亩都有一父系长辈担任亩头，负责主持生产、分配及处理合亩内外的一切公共事务。合亩内各户称亩众，互相帮助，猎得野兽者，也将兽肉平均分给各■。合亩制在山区黎民中，一直保存到现代。
畲族 畲族自宋元以来即称为畲民。明清时大部分居住在福建宁德地区和浙江温州、金华等地。广东、江西境内也有少数畲人散居各地。畲族从事耕作，以种植水稻为主。地主占有土地剥削佃农。元初畲民陈吊眼、黄华等曾领导人民起义。明代多次爆发起义，以反抗明朝官府的统治。明廷设置畲官，由畲族人受任。清沿明制，仍置畲官统治。乾隆时，浙江青田县令吴楚椿曾著《畲民考》，详载浙江畲民状况。畲族与汉族杂居，习用汉语文。
番族 清人统称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为番族。又称平原地区从事农耕者为“熟番”，山林中以狩猎为生者为“生番”或“高山番”。今统称为高山族。不同地区的高山族又有阿美、排湾、泰雅、赛夏、布农、雅美等称谓。郑芝龙据台湾后，大批汉人进入台湾，与高山族共同垦殖，农业逐渐发展。清康熙时设台湾府后，乾隆时又设南北理番同知，分别统治南北两路“番社”即高山族村社共三百数十社。高山族人民遭受清官府和本族富人的压榨，曾先后参加了朱一贵、林爽文领导的起义，以反抗清朝的统治。
第五节清朝统治下的各民族
中国通史
范文澜 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