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集权制统治的加强

  (二)中央集权制统治的加强 唐末五代以来,军阀长期割据。宋太祖建国后,继续统帅后周的禁军,后周官员也都继续任职。灭江南各国后,也仍然任用原有的大批官吏,并收编了各国的军队。为了防止割据势力的复辟,宋王朝把军事、政治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以巩固它的统治。

  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主要是兵制和官制,在太祖、太宗两朝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一、兵制 宋朝军队的主力,是朝廷直接统领的禁军。唐初,设十二卫,唐玄宗改设骑■(■音扩ku^),宿卫京师。天宝以后,■骑虚弱,边镇兵强大,形成长时期的藩镇割据。后周时,仍沿用禁军制度,但军士累朝相承,多已老弱,又骄横不听指挥,实际上已不可用。周世宗制定“兵务精不务多”的方针,命宋太祖统领禁军,精锐者提升,老弱者除去。又召募各地壮士,选择尤强者编入禁军,加以训练。禁军由此成为一支强劲的军队。周世宗对外作战,屡获胜利,禁军的整顿是有作用的。宋太祖在后周统领禁军六年,依靠这支兵力推翻后周,建立宋朝。他深知掌握军队的重要,即位后从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集中掌握兵权,沉重地打击了割据势力。

  选练——宋太祖即位的次年,九六一年,即着手加强禁军,进一步拣汰老弱,补充精壮。这年五月,下令各州拣选勇壮兵士,升为禁军。又除去禁军中的老弱,设“剩员”处理。退兵下到诸郡,仍给兵俸。诸郡多用来看守仓库。九六五年,又选强壮兵定为“兵样”,分送各地。各地军队按兵样选拔,送到京师充禁军。此后多次派遣使臣到各地选择精兵收补。禁军聚集在京师,太祖亲自教阅,加强训练,并给以优于外州的俸给。宋朝统一南方各国的过程中,也从各地的降卒中选择精锐补入禁军。军中并制定“阶级法”,使上下有制,不可侵犯。由于禁军的不断选练,宋朝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直辖的兵力,削弱了地方的兵力。

  地方的镇兵,五代时驻守城厢,又称“厢兵”。九六六年,宋太祖下令禁止将帅选取军中精锐作牙兵(衙兵)。厢兵中的精锐,经多次选拔,全被收入中央的禁军。留在地方的,不再训练,只服杂役。厢兵实际上已成为不能作战的役卒。后来司马光曾评论说:选练禁军后,“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远不是京师的敌手,谁也不敢再有异心”。这就是说,镇兵力量远比禁军薄弱,没有割据反抗的可能。唐末以来的军阀割据势力不能复辟了。

  建置——太祖开宝(九六八——九七六年)时,有禁军马步兵十九万三千(全国兵额三十七万八千);太宗至道(九九五——九九七年)时,禁军马步兵三十五万八千(全国兵额六十六万六千)。起初,禁军都驻在京师,后来也部分地出守各地。太祖时以十万驻京师,十万派守外郡。戍守边地重镇或内郡要地者称屯驻,隶属于总管司者称驻泊。此外,因粮价低廉暂留某地者称就粮,人数不多。屯驻军由兵马钤辖(钤音潜qi2n)、都监等统领,当地州官不得干预。派出的禁军定期轮换,因而有所谓“出戍法”(或称“更戍法”)。出戍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荆湖、川、峡、广东等地的,三年一轮换。广西等地,二年一轮换。陕西兵,半年一换。禁军家属妻子都在京师。据说更替出戍,可以使士兵“习勤苦,均劳逸”,免得留恋家室。短期在外地,也不会想反抗朝廷。禁军军官提升时,都调离原来的队伍。统领驻泊、屯驻的禁军的将官由朝廷任命,也不固定。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宋太祖、太宗时期,在禁军制度上,从各个方面消除唐末五代以来方镇割据的积弊,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禁军将领也不能拥兵割据了。

   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王小波提出的这一目标,立即获得广泛的响应。前来参加起义的群众越来越多。起义军攻占青城,转战邛州、蜀州各县,进而攻打眉州的彭山。彭山县令齐元振,曾被宋朝赐玺书(玺音喜x!)

  奖谕为“清白”。其实这个所谓“清官”是把大量贪污剥削来的财物寄存在别处,与民为仇,早为群众所痛恨。王小波打到彭山后,搜出齐元振的大批金帛,散发给贫民,并立即把齐元振处死。张咏《悼蜀》诗说:“害物黩货辈(黩音独d*),皆为白刃烁(音朔shu^)。”想见那些“害物黩货”的地主豪绅,同齐元振一样受到应得的惩处。起义军的行动,使人心大快,由此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建立起更为崇高的威信,参加起义的人更多了。本来此时农民战争爆发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地区又有着反抗斗争的传统,在王小波均贫富的号召下,起义军不断胜利发展。攻下彭山,已是一支万余人的队伍。

  十二月,起义军进攻江原县。宋西川都巡检使张玘(音启q!)出战。王小波在作战中不幸额上中箭,仍带箭奋战,力斩张玘。起义军在江原大胜。但此战之后,王小波负伤过重,壮烈地牺牲了。王小波点燃了起义的烈火,开辟了战斗的道路。起义群众在王小波妻弟李顺领导下,继续顽强战斗。农民起义的浪潮,更加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

  起义军在江原获胜后,更加强盛。在李顺领导下,起义军乘胜攻下蜀州,杀宋监军。攻下邛州,杀知州、通判。在新津江口,大败宋乓,杀宋巡检使。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进取永康军,夺得双流、新津、温江、郫县等地。兵锋所向,直指成都。

  随着起义的胜利发展,起义军逐步建立起严格的军事纪律。沈括《梦溪笔谈》记述李顺军“号令严明”,又说起义军“所至一无所犯”,即毫不侵犯民间利益,和宋军在蜀地的四处劫掠,形成鲜明的对比。李顺继续贯彻并进一步发展了王小波平均贫富的主张,有领导地没收地主土豪的财富,分散给贫民。沈括记载说,李顺军召集“乡里富人大姓”,叫他们出具家中所有的财产粮食,除生活需用之外,“一切调发(没收)”,分给当地贫苦的农民。当时蜀地饥荒严重,起义军的正义行动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号令严明”也提高了作战能力。淳化五年(九九四年)正月,李顺军进攻成都,不利,转攻汉州、彭州。两天之内接连攻下两州,形成对成都的包围。十天之后,起义军攻下成都,宋知府郭载率残部逃到梓州。农民军入成都城,建号大蜀。李顺称大蜀王,立年号“应运”。大蜀设中书令、枢密使等职,各路起义军分别设立统帅,号“大蜀雄军”。李顺随即派遣各路军四出攻打宋军,剑关以南,巫峡以西,都为农民军占领。农民军发展到数十万人,震动了整个宋朝。

  宋朝兵权集中在朝廷,地方兵力薄弱。这就为农民起义的发展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农民军因地方官兵力弱,比较容易顺利取胜,攻占州城;另一方面,宋朝因集中兵权,也得以随时派出重兵,镇压起义。农民军在起义获胜后,又不得 不面对着强大的敌军。九九四年初,宋太宗派亲信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领京师禁军入川,镇压起义。王继恩军发,太宗得知失成都,又加派重兵分别向峡路和剑门进军。峡路军在广安军和渠州、果州一带,遭到农民军阻击,不得前进。剑门栈路是宋军入川的要道,原来只有疲兵上百人驻守。李顺分遣农民军数千北攻剑门,企图截断宋朝进军的通路。农民军至剑门作战,正值成都撤出的宋军到剑门,农民军寡不敌众,败回成都。宋军占有栈路,得以长驱入川,农民军在军事上失利了。

  宋军重兵压境,农民军没有专力设防,而在集中兵力攻打梓州。梓州宋军已有防守的准备,据城顽抗。农民军二十万以云梯、冲车攻城,不下。乘风纵火急攻,又不能下。围城硬攻至八十余日,不能取胜。农民的兵力被牵制在梓州。宋军却自剑门一路急速挺进。剑门一路,农民军兵势单弱。四月,王继恩军由小剑门路入研口寨,农民军五百人牺牲,宋军过青强店,剑州被攻陷。五月,王继恩军攻绵州,绵州失陷,另派一支宋军攻阆州。农民军在老溪,依天险拒守,三千人牺牲。阆州失陷。宋军别部攻巴州,农民军五千战败,巴州失陷。王继恩又分兵救梓州,农民军败退,损失极重。大蜀的成都处在敌军的威胁之中。

  成都从来是蜀中的要地,又是后蜀的都城。农民军得成都,建大蜀,政治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形势。但从此不得不以十万兵据守成都,军事上由攻势转入了守势。宋军却由守势变成了攻势。王继恩军得梓、绵两州,集合兵力围攻成都。李顺率农民军据城固守。宋太宗在三月间即下诏给王继恩,说农民起义军如再反抗,“即尽加杀戮,不得存留”。五月,王继恩军攻进成都,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农民军三万人英勇战死。李顺也壮烈牺牲了。大蜀的枢密使计词、吴文赏和农民军领袖卫进、李俊、徐师中、吴利涉、彭荣等人被捕,英勇就义。大蜀农民军遭到了失败。

  但是,民间还长久流传说:李顺并没有死。有的说他已到湖北,有的说他在岭南。民间的这些传说使宋朝廷极为惊恐。二十三年后(一○一七年),广州知州听说有个贫民饮酒说王小波事,便把他捕送京城,说是抓到了“真李顺”。枢密院也向朝廷祝贺。御史审问,原来这是广州民李延志,曾在成都当过宋兵。只好把他黥面配军了事。四十年后(景祐中),又有人告发李顺在广州。巡检使臣捕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翁,又说是“真李顺”,把他处死,向朝廷报功。此后若干年内,宋朝的大臣们上疏言事,还往往以“恐李顺之事再起”来向皇帝提出警告。这些事例从不同的方面说明:李顺农民军的起义活动,长久地给宋王朝带来了恐惧,也长久地受到人民的怀念。起义领袖虽死犹生,因为他代表了广大农民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李顺牺牲,成都失陷,大蜀农民军仍在继续战斗。成都郭门十里之外,就还有农民军的据点。成都以西、以东和以南,还有农民军几十万人,形成三面包围。农民军在张余等领导下,再一次掀起了战斗的高潮。

  宋军集全力攻下成都,王继恩以重兵留驻,又由攻势转成了守势。大蜀农民军领袖张余见宋朝孤军无援,坐守成都,乘势聚集农民军各部,得数万人。张余没有去硬攻成都,而是向宋朝守卫空虚的南部和东川各州进取。张余军一举攻下嘉州,进兵东南,攻下戎州、泸州,沿江而上,连续攻下渝州、涪州(涪音浮f*)、忠州、万州,北向攻下开州。东川要地都为农民军所占有,声势大振。农民军列阵西津口,进攻夔州。这时,宋太宗正加派白继赟等领兵自峡路经夔州入川镇压起义。五月,白军与夔州宋军两面夹攻。张余军出乎意料,损失严重。农民军二万人在作战中牺牲,战船千余艘也被宋军夺去。《续通鉴长编》记载,农民军的尸骸在江上漂流,长江流水都被鲜血染红。张余军西走,攻破云安军。别部数千人攻打施州,不下。宋军反攻云安,农民军向西部退走。

  夔州以西,成都以东,包括梁山、广安军、渠州、果州、遂州、合州、普州、资州等大片地区的农民军,在成都陷后,仍然继续坚持战斗。白继赟军与原来自峡路进军到此的宋军,集中在这里镇压起义。宋军攻广安军,农民军万人力战,五千人战死。梁山、广安的起义据点被消灭。六月,农民军二万余人由张罕率领,在嘉陵江口抗击宋军,遭到失败。宋军攻陷合州。果、渠、普、资等州也相继失陷。农民军五万人转攻陵州,不下。张余率万余人到遂州。宋指挥使张璘(音林lín)杀统帅王文寿,率领所部响应起义。宋兵至,张璘部下杀死张璘,叛变降宋,宋军用为向导,进攻张余军。张余败走,退守嘉州。

  嘉州以北,成都以南和以东,农民军一直在据守各要地,形成对成都的包围。王继恩入成都后,整天在城中宴饮,抢掠民间财物,白天也关闭城门,不敢出战。宋太宗又派宦官卫绍钦持诏书去成都指挥军事,督令王继恩出兵。卫绍钦军与农民军战于学射山南,攻陷双流等寨。农民军损失数万人。宋军攻安国镇,农民军领袖马太保战死。自夔州进军的宋杨琼部,攻陷农民军占据的蜀州和邛州。永康军、永昌、导江、双流、温江、郫县等地的农民军相继遭到镇压。大蜀中书令吴蕴在七月间领兵攻眉州不下,仍在眉州一带继续战斗。十一月,宋军来攻,吴蕴战败牺牲。张余军在嘉州,成为无援的孤军了。十二月,宋军自眉州引兵攻嘉州,大蜀嘉州知州王文操背叛农民军降宋。九九五年二月,张余被捕,壮烈牺牲。自成都失陷李顺牺牲后,大蜀农民军在张余、吴蕴等领导下,转战东西两川,坚持斗争十个月之久。只是在宋朝一再派出重兵后,才遭到镇压而失败。农民军号称大蜀雄军,作战中表现的顽强精神,确是极为雄壮而英勇!

  张余牺牲后,农民军仍有一支队伍隐蔽在山谷间,坚持抵抗。九九六年五月,在领袖王鸬鹚(音卢慈l*cí)领导下再次起义,攻打蜀、邛二州,被宋军镇压。王鸬鹚部虽然没有再能取得重大的进展,但代表了农民群众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坚强意志,是值得赞颂的。

  自从九九三年初,王小波以“均贫富”号召起义,到张余在嘉州兵败,前后两年之间,西起蜀州,东至夔州,燃遍了起义的烈火。在宋朝建国后不久就爆发的这次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也为后来农民阶级的斗争开辟了先路。赵宋-朝,全国各地规模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地兴起,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第二节 农业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 九九七年,宋太宗病死。太子恒(真宗)即皇帝位。从这时到一○六八年神宗即位前,宋朝经历了真宗(九九七——一○二二年在位)、仁宗(真宗子赵祯。一○二三——一○六三年在位)、英宗(濮王允让子赵曙。一○六四——一○六七年在位)三个皇帝的统治。宋朝建国以来的这一百年间,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显著的发展。

  唐代中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期。垄断着政治、经济权利的门阀士族制和农奴性质的部曲制,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中期以后,门阀士族制和贵族世袭占田的旧制逐步瓦解。拥兵割据的军阀分享了门阀士族的部分权利。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扫荡了门阀士族势力和部曲制的残余。宋朝统一了各个军阀割据国后,在经济领域中,地主购置田地剥削佃客的租佃制关系得到普遍的发展;在政治上军事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上出现的这些新变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这一变动的完成,又不能不反转来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宋朝建国以来的一百年间,广大农民群众开垦了大量的农田,农业生产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随着租佃制关系的确立和农业的发展,工商业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手工业者作出了许多新创造。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火药火器的应用等等,都出现在北宋。适应着商业发达的需要,这时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工商业的繁荣,成为宋代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个明显的新特点。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地主、商人中逐渐出现一批大地主、大商人。他们日益扩大土地占有,垄断商业利益,成为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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