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北朝的文化

  第三节北朝的文化 鲜卑统治阶级,从迷信方面来接受并提倡宗教,特别是崇奉佛教,是很自然的。儒学生根在汉士族群中,随着汉族在政治上的地位逐渐上升,到北周时,儒学竟压倒佛教。儒、道、佛的相互关系,在北朝,多少反映出汉族与鲜卑族间势力消长的过程。

   一经学 北朝经学,《易》、《书》、《诗》、《三礼》、《论语》、《孝经》用郑玄注,《左氏春秋》用服虔注,《公羊传》用何休注,完全遵守东汉经师旧说,不尚变通。王弼《易注》,杜预《左传注》偶有传授,不发生显著的影响。北朝少见名儒,自魏孝文帝时起,始有徐遵明最称通博学,讲学二十余年,学徒前后多至万人。《周易》、《尚书》、《三礼》、《左氏春秋》都是徐遵明所传。徐遵明尤长《左氏春秋》,得西晋旧本服氏《春秋》(服虔注《左氏春秋》)研读数年,撰《春秋义章》三十卷。他的弟子李炫撰《三礼义疏》,熊安生撰《周礼》、《礼记义疏》。与徐遵明同时的刘献之,擅长《毛诗》,作《毛诗序义》,授李周仁、程归则。程归则传刘轨思,李周仁传李炫。李炫撰《毛诗义疏》。刘轨思传刘焯、刘炫。刘炫作《毛诗述议》。北朝著名儒生和主要撰述,大体上也只有这些。大抵北朝经学,学风保守,撰述较少,都缺乏开展的气象,唐朝修《五经正义》,重南轻北,重魏晋新注,轻汉儒旧说,就是因为北朝经学比不上南朝经学。

  北朝经学虽然衰落,但在政治上仍保持佛道两教不敢争夺的正统地位。魏道武帝进入中原,便在平城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余人,后又增至三千人。魏献文帝设立乡学,大郡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最小郡也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魏迁都洛阳后,私学尤为盛行,儒生开门授徒,多或千余人,少也不下数百。官学私学的学生,同样可以被州郡选为茂异(州)孝廉(郡),取得官职。魏乱以后,私学仍盛。高欢得卢景裕(徐遵明弟子),使教诸子经学,齐诸帝都是暴君,却照例要选名儒教自己的儿子。宇文泰尤重儒学,以至实行《周礼》。周武帝定三教先后,儒为第一。鲜卑人逐渐革去落后习俗,儒学所起作用是不小的。

   二道 教 道教自称能羽化飞天,长生不死,其次也能画符诵咒,消灾灭祸。东汉以来,道教流传渐广,张角兄弟三人用太平道教发动黄巾起义,张鲁用五斗米道教占领汉中。士大夫欣慕道教的法术,但也不免有些顾虑,因此,没有人敢大规模提倡道教。西晋时沙漠汗居洛阳,他的侍从务勿尘奉道教,说是在伊阙山成了仙。道教影响,第一次带到了拓跋部。魏道武帝笃信道教,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求长生。他和他的儿子魏明元帝都被药毒死。道士寇谦之革新天师道,得到魏太武帝的提倡。它反对佛教也更尖锐化,终于引起了魏齐周两次灭佛、一次灭道的宗教冲突。

  寇谦之是嵩山道士,自称太上老君亲自封他为天师,继承天师张陵(张道陵)的地位。他改革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收租米(五斗米)钱税的旧规,解除了士大夫的顾虑。又反对男女交接的妖术,说大道清虚,岂有此事(房中术)。他的新道教以礼拜求度为主,以服气食药闭精练气为辅。他制造许多道经,说是太上老君传给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又传服气导引口诀之法;太上老君的玄孙李谦文传给他《录图真经》六十卷,教他辅佐北方泰平真君(指魏太武帝)。寇谦之的新道教,模仿佛教仪式更相似,求功德的方法也力求简便,男女信徒只要在家立坛,朝夕礼拜,就可得到上等功德,不必出家修行。魏太武帝初即位,寇谦之来平城献道经,得崔浩推荐,大为魏太武帝所崇信。魏太武帝在平城立天师道场,亲到道场受符箓,表示受了天命,有权做中国皇帝。崔浩是儒家,利用天师道来反佛教。四四六年,魏太武帝灭佛教,就是听从了崔浩的力劝。天师道是汉族人自创的宗教,所奉的神是汉族人认为本族的神,不同于外来佛教的胡神,因此,魏太武帝以后的魏诸帝,不管怎样崇奉佛教,即位时总要举行受符箓的仪式,作为鲜卑拓跋部统治汉族的一种依据。

  齐依靠六镇流民立国,特别强调鲜卑人的优越地位,在宗教上也特别崇奉佛教。高澄准备灭东魏,于五四八年,取消天师道坛。五五五年,齐文宣帝灭道教,强迫道士剃发当和尚,齐境内佛教大盛。

  周依靠关西汉族立国,特别强调儒学,道教也被重视。五七四年,周武帝废佛道二教,令和尚道士还俗。

  道教排斥佛教,但不主张杀害佛教徒。从寇谦之开始,一直保持着这种主张,因之,佛道斗争仅限于言语攻击,没有引起残酷的报复。四三九年,魏灭北凉,魏太武帝捕获为北凉守城的僧人三千人,下令屠杀。寇谦之替僧人说情,三千人得免死。四四六年,魏太武帝大杀境内僧人,寇谦之对崔浩力争,劝崔浩勿杀,崔浩不听。后来齐文宣帝灭道教,只杀不肯剃发的道士四人,周武帝灭佛教,不曾杀一个僧人。宗教斗争激化的北朝,得免互杀事件,在这一点上,寇谦之是有见识的。

   三佛 教 佛教造像立寺及广度僧尼等所谓功德事,在经济上都起着破坏的作用。一部分精通佛学的僧徒,阐发宗旨,在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却起着开拓的作用。天竺各教派,南北朝时期,大体上都传入中国,中国僧徒各就所学,标举心得,聚徒传授,成立学派,为隋唐佛教全盛时期作了重要的准备。佛学目的在于修行证果,途径不外戒、定、慧三端。南朝佛学偏重智慧(义理),北朝佛学偏重禅定,戒律南北并重,北方戒律尤为专门之学。这样,由于南北的环境不同,佛学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学风。在南北不同学风中,各学派得以充分发挥本派的独到处;在同一学风中,各学派得以互较短长处。在南北不同环境中,佛教与儒学所作入世出世的斗争,佛教与道教所作较量地位高低的斗争,佛教与儒学、道教所作华戎之辨的斗争,都带有不同的特色。南北朝因为佛学的兴盛和儒佛道的争论,呈现战国时期以来的又一次百家争鸣,比起汉朝今古文经学之争、魏晋(西晋)儒学玄学之争,规模扩大得多,论旨深入得多(道教鄙陋,除外)。佛学处于斗争的主要面,所以说,南北朝时期,佛学在中国思想界起了开拓的作用。十六国时期,长安是佛学中心,前秦苻坚尊礼释道安,翻译佛经,宣扬佛教。后秦姚兴,得鸠摩罗什,译事更盛,中外名僧云集。赫连勃勃攻入长安,灭佛杀僧,僧徒逃散,号称白脚禅师的惠始,就是鸠摩罗什的学徒,最早到平城传教,受魏太武帝礼敬的一个名僧。凉州自从张轨以来,一向是西北方佛教中心,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人都熟悉西域佛教的旧式(规矩和技艺等),村坞相连,多有塔寺。魏灭北凉,俘掳僧徒三千人,北凉国人三万户(或说十万户)到平城,魏国畿内佛教开始盛行。沙门统昙曜建议魏文成帝开凿云岗石窟,昙曜是凉州僧人,开凿石窟的工匠,大概也有熟悉佛教技艺的凉州人。

  凉州是禅学最盛行的地方,魏文成帝兴佛后,先后任沙门统的师贤、昙曜,都是凉州禅师,作为北朝佛学主流的禅学,以及规模巨大的佛教艺术,都导源于凉州,凉州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所起的作用是值得重视的。

  禅的意义是澄心静虑,坐禅入定,绝灭一切妄念,专心求解脱。净土是北朝禅学中的一个大宗,流行最广,信徒最多。净土宗分弥勒净土、阿弥陀净土两派,都是念佛修禅定,希望死后往生安乐土(净土)。所谓念,就是一心想念佛的名号、佛的相(形状)好、佛的光明、佛的神通、佛的功德,等等,心里没有其他杂想,前后相续的想念全部是佛,想念得久了,会在定中看到诸佛。这是可能的,因为精神失常,会看到日常专心想念的东西。心念外还有一种口念佛号,方法比心念简便,流行也较广泛。据说,口念也具有不可思议的威力,这就是口念久了同样会精神失常。他们临死时,邀集三五个同道,帮着将死病人口不停声地高唱弥勒佛或阿弥陀佛名号,一直到病人死去为止,说是死者往生乐土了。怕死本是人之常情,净土宗正是依据人怕死的心理,用简便方法取得广大的信徒。心念口念外,还可以让富贵人也得往生乐土,那就是劝他们出钱财,造像建塔,大修各种功德。他们有的是钱财,自然乐于接受这种更简便的方法。北朝大量佛教艺术品,都是净土宗盛行的遗迹。

  禅法也是北朝禅学中的一个大宗。禅法主张寂坐修心,不重讲经(义门)。鸠摩罗什译《禅要》,北凉沮渠京声译《治禅病秘要法》等书,标示禅法,为禅学者所宗。天竺僧佛陀禅师来平城,得魏孝文帝礼敬。迁都洛阳后,在嵩岳少室山为佛陀造少林寺。佛陀倡导禅法,有徒众数百人。此后,僧徒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大概在魏宣武帝时,南天竺僧菩提达磨自梁国来到洛阳,北朝禅学进入更发达的阶段。菩提达磨所修是大乘虚(空)宗的禅法,称为壁观,意思是外息诸缘,内心无惴,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达磨用《楞伽经》四卷教徒欢,要破除妄想,遗荡一切诸相,必罪福并舍,空有兼忘;必心无所得,必忘言绝虑。达磨的禅学与老庄清静无为,心如死灰的思想颇相类似。北朝不行玄学,但在欲火炽烈,无可满意的人心里,还是需要老庄一类的思想当作清凉剂。达磨所创始的禅宗,正是代替老庄来供给更寒冷的清凉剂,因而成为禅学的主流。

  达磨主张忘言,不随于言教。他是禅宗的始祖,他的继承人所谓二祖三祖以至六祖等人,都只是口头说法,不立文字,不出著述。禅宗以明心见性一切皆空为宗旨,只有我心最尊,其他都可废弃。老庄学派的嵇康阮籍,要破除礼法和儒经,禅宗也要破除一切名相,连佛菩萨和佛经都包括在内。以空无为宗,自然会发生嵇阮禅宗的想法。玄学禅宗和其他佛教各宗派都属于唯心主义的哲学,但玄学禅宗在反对不同派别的哲学时,却起着猛烈进攻的作用。

  禅宗主张心无执著,遗荡一切执见,使思想从各种拘束中解脱出来,也就否定了自身以外的佛教各派别,到后来,空无到极端,连自身也被否定了。禅宗是从佛教内部摧毁佛教的重要力量,达磨创立禅宗,在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上都是一件大事。

  五一五年,魏冀州沙门法庆聚众起事,自号大乘。封勃海人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法庆专毁寺庙,斩僧尼,烧经像,说是“新佛出世,除去众魔”。他教兵士杀人,杀一人称一住菩萨,杀十人称十住菩萨。法庆可能受禅宗一切皆空唯我独尊的影响,因为他的行为,正是空无的一种表现。

   四儒佛道的斗争 自寇谦之革新天师道以后,道佛两教相互攻击,儒攻佛不攻道,形势上似乎儒道联合攻佛。攻佛的理由之一是华夷之辨,这就影响北朝非汉族的皇帝,对华夷之辨需要表示态度。宗教斗争含有政治意义,因之表现的形式比南朝剧烈。四四六年,魏太武帝灭佛,固然由于崔浩寇谦之的劝说,但也由于魏太武帝想证明自己亲汉不亲胡。他在灭佛诏里说“朕承天绪,欲除伪(佛)定真(儒道),获羲(伏牺)农(神农)之治……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佛)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灭一门)。……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后赵石虎说过,胡人该奉胡神,我是胡人,所以兴佛教。魏太武帝排斥胡神,显然是在对汉人说,我是黄帝子孙(拓跋部自称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有权继承羲农的正统。五五四年,齐文宣帝策问秀才说,和尚道士几占民户的半数,国用大感不足,你们认为那个该废除?他作出决定,灭道兴佛,令道士剃发当和尚。他不让道士还俗,足见灭道不是为“有润邦家”(补助国用)而是为尊奉胡神。五七七年,周武帝灭齐境佛教,对僧徒任道林说,佛生在西域,我不是五胡,对他不发生敬心。既非正教,所以该废。魏太武帝周武帝灭佛表示亲汉,齐文宣帝兴佛表示亲鲜卑,其实,佛早就是汉族和非汉族共同崇奉的大神,灭佛兴佛,都不能产生多大的政治作用。

  周武帝避免魏太武帝所采取的残杀手段,用比较和缓的方法,经过长期的准备来废佛教。当时有个卫元嵩,曾出家为亡名法师弟子,亡名当是受禅宗和嵇阮影响的和尚,教卫元嵩佯狂求声名。卫元嵩还俗,著佛道二论,崇道抑佛,与道士张宾相结合,共排佛教,大得周武帝的尊信。周武帝一向崇儒,这样,造成了儒道联合攻佛的形势。五六八年,周武帝登大德殿,召集百官和尚道士等,亲讲《礼记》,显示儒学的特殊地位。五六九年,周武帝又登大德殿,召集百官道士和尚等讨论佛道两教教义。会后一个月,正式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二千余人到正殿(当是紫极殿)大会,周武帝亲自校量三教优劣,名儒沈重代表诸儒宣扬儒学。会后五天,又召集大会,讨论三教。会后又号召道俗诸人,尽量表示意见。五七○年,甄鸾上《笑道论》三卷,周武帝召集群臣,说《笑道论》伤害道教,当众烧毁。道安法师又上《二教论》,攻击道教。周武帝重道轻佛,早有定见,不过形式上还让二教争辩。五七二年,周武帝到玄都观,亲登法座讲道经。五七四年,周武帝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等,判定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由于佛教徒剧烈驳斥道教,周武帝下令禁止佛道二教,和尚道士一律还俗。别设通道观,选著名道士和尚一百二十人入观学老、庄、《周易》,称为通道观学士。所谓通道,就是要和尚通过学习变成道士,废二教实际是废一教。五七七年,周武帝在邺召集僧徒五百人,宣布废佛,慧远法师抗声争论,最后用阿鼻地狱恐吓周武帝。周武帝说,只要百姓得乐,我愿受地狱诸苦。僧徒技穷,只好从令还俗。还俗僧徒任道林上书要求辩论,周武帝召他入宫,使立御座旁辩论多次,周武帝终于声明我不是五胡。既然说到这一点,任道林就有触犯忌讳的危险了。因此,任道林请求同其他和尚十人入通道观求学。周齐境内佛像被破坏,经卷被焚烧,四万所以上的寺庙,赐给王公作宅第,将近三百万的和尚,还俗作平民,寺院财物散给群臣,寺院奴婢得到释放,周武帝灭佛比魏太武帝深入得多。可是,佛教既有存在的社会原因,想用政治手段消灭它决不能收实效。五七八年,周武帝死,佛教又兴盛起来。

   五佛教艺术 北朝佛教以修功德为首要事务,单就现在还存留着的大量艺术作品来看当时社会财富的耗费状况,已经是可惊的,何况消失了的财富如僧尼生活费、巨大建筑物等等,耗费量比这些艺术作品要大得无数倍。佛教徒为了求自己的功德,不惜浪费任何财物作代价,替佛教徒付出代价的却是劳动民众,这实在是太可惜了。付出的代价既如此巨大,遗留下来的又只是这些艺术作品,因之,必须予以十分珍惜,必须从这里吸收有益的资料来取得补偿。

  下面大体上按年代先后,略述最重要的艺术作品。

   敦 煌 千 佛 洞 佛教传入西域,再传入内地,敦煌正是从西域到内地的咽喉处。西域北路的龟兹国,南路的于阗国,都是佛教特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开凿石窟供奉佛菩萨,其中有塑像、有壁画,形成西域式与天竺式相结合的一种石窟艺术。《魏书·释老志》说,“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敦煌所得的旧式,石窟艺术大概也是其中的一种。敦煌出现石窟,显然受西域的影响,不过,它既到了敦煌,就得加入些中国式,成为最早的中国石窟艺术,由此传入内地,加入更多的中国式,再回到敦煌来,发展成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敦煌城东南鸣沙山,东端有断崖,开凿六百多个窟洞,其中四百六十九个都有壁画和塑像。这些窟洞的开凿,一说,开始于三五三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据唐人碑记,最早的一个叫做莫高窟,是三六六年(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僧人乐僔(音zǔn)所作。此后,历代都有造作,现存魏窟二十二个(包括西魏和周),隋九十六个,唐二百零二个,五代三十一个,宋九十六个,西夏四个,元九个,清四个,年代不明的五个。魏窟实际数字可能多于二十二个,但从历代盛衰的趋势看来,极盛时期是在隋唐二朝,魏窟只是这个极盛时期的先驱者。

  现存的二十二个魏窟,艺术家们按照壁画塑像的作风和云岗龙门等地作比较,判断为魏中期至晚期(四七七年——魏孝文帝太和元年至五八一年——周静帝大象三年)的作品。这是因为魏窟艺术比起云岗昙曜五窟的早期艺术来,魏窟已经添加了较多的中国民族形式,可见现存的魏窟以前,还有一段西域作风更多、中国作风较少的艺术存在过。艺术家们推想从最早的敦煌艺术传到平城(昙曜五窟)以后,经过一个阶段的改变,再传到敦煌,才成为现存魏窟的艺术。乐僔及其后继者所作最早窟洞,久已遗失,无法取证,但这种推想,还是可信的。

   云岗石窟 云岗石窟在山西大同市西北的武州山北崖上,共有大小四十几个主洞,佛像可能有十万个左右,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

  四五○年,魏文成帝令沙门统昙曜开凿五个大石窟(现存石窟的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后人称为昙曜五窟。其余石窟大部分是迁都洛阳以前的作品。最大的一个窟是第六窟(魏孝文帝时开凿),由地面到窟顶高达二十公尺,中央直立一个宽约六十平方公尺的大塔柱,上连窟顶。整个塔柱和洞壁,嵌满了大小佛龛和多种装饰,很难找出一块没有雕刻的空隙。在山石上用人力来完成凿大窟雕佛像的工作,比敦煌石窟规模大得无数倍。

  云岗石窟参照外来形式进行开凿,有一定的规格,昙曜五窟表现得较为明显。此后所造诸窟,雕刻家似在力求打破这种规格上的限制,尽量使汉族传统艺术的形式适用于这种佛教雕刻艺术。

  佛像的形状,一般是唇厚、鼻高、目长、颐丰、肩宽,有雄健的气概。它们不很象佛经上描写的佛相,也不很象汉族人的状貌,这大概是依据魏开国诸帝的面貌经艺术家加以佛化后得出的形状。魏文成帝即位,恢复佛教,照自己的身样造石像,脸上足下各嵌黑石,和他的真身上黑子相同。昙曜造大佛像,模仿皇帝面貌以取宠幸,是很可能的。

  大佛像高大雄伟,显示举世独尊,无可对比的气概。其他石像,各按品级一个低似一个,全体服从大佛像。再配上飞天和侏儒,为大佛服役。飞天手执乐器,飞舞天空,表示在大佛庇荫下服役的愉快。

  侏儒身形矮小,躯干健壮,雕刻在龛基、座础、梁下、柱顶等处,用力举重物,神情仍甚欢喜,表示为大佛服重役是快乐事。大佛象征皇帝,其他各级石像是大小群臣,飞天侏儒是各种服役的奴隶和民众。在每一个石窟里,雕刻着这样一幅完整的封建统治和谐图,自然是符合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它使入窟的人,就在这个窟里,通过美妙的宗教艺术,感受到服从皇帝统治的全部教训。魏国势自魏文成帝时开始趋向于衰弱,因之向宗教求助也开始趋向于迫切,云岗石窟的主要部分都产生在迁洛以前四十余年中,也就不难理解了。

   龙门石窟 四九四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石窟艺术也从平城转移到洛阳来。洛阳南有伊阙,西岸名为龙门山,东岸名为香山,两岸石质都是坚硬的大理石悬崖。四九五年,魏宗室比丘慧成开始在龙门山开凿称为古阳洞的大石窟。五○○年至五二三年,魏宣武帝魏孝明帝连续开凿总称为宾阳洞的北、中、南三个大石窟,古阳洞的续修和宾阳洞的修建,共费人工八十万以上。这些主要石窟以外,还有药方洞以及东魏时开凿的莲花洞等石窟。

  北朝石窟都在龙门山。古阳洞自慧成至东魏末五十余年的营造,整个石窟刻满了大小佛像。宾阳中洞刻有帝后礼佛图,最为精美。龙门诸窟比云岗诸窟,表现出更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的雄健可畏变为龙门的温和可亲。以宾阳中洞主佛为代表的佛像,清癯面上含着微笑,仿佛想要人和它亲近。佛面变化,反映魏统治力量强弱的变化。

  伊阙两岸特别是西岸上,石窟和露天的石龛当有几千个,其中北朝所造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唐朝最多,约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龙门诸洞还保存着石刻文字,至少有一千四百余种。

  敦煌石窟是绘画的最大宝库,云岗和龙门石窟是雕刻的最大宝库。

   麦积山石窟 甘肃天水县麦积山石窟,也是一个佛教艺术的重要地区。麦积山石窟可能在后秦时已开始建造,魏孝文帝以后,渐趋发达。现存魏、西魏、周石窟大约还有三十个。麦积山石质不宜于雕刻,佛像一般都是泥塑。经过一千几百年,塑像并未溃败,泥土几乎与坚石相似,这种特殊的和泥法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自隋唐以至明清,历朝都有塑像。大塑像高到十五公尺以上,小塑像高仅二十多公分,一千几百年间各朝代塑像术都有自己的特点,聚集在麦积山的石窟群里,可说是陈列塑像的大展览馆。

   义县万佛洞 辽宁义县万佛洞,四九九年,魏营州刺史元景创建。东区西区各有六个石窟,窟中还有些雕像遗存。

   炳灵寺石窟 甘肃永靖县炳灵寺石窟,现已查出共有三十六个窟,九十八个龛。其中北朝十窟两龛,唐二十一窟八十五龛,明五窟一龛。有些石雕像已经风化,艺术价值不免减损,但仍是著名的一个石窟群。

   巩县石窟寺 河南巩县有石窟寺。魏、东魏、齐陆续开凿,共有五个窟。窟中刻礼佛图多幅。礼佛人(供养人)躯干高大,仪态华贵,侍从人身体矮小,手执仪仗服事主人,也是阶级在艺术上的一种表现。

   南北响堂山石窟 河北邯郸市峰峰镇有北响堂山和南响堂山。齐文宣帝在北响堂山开凿三个石窟,其中称为大佛洞的石窟最为宏大,雕刻精美,可与龙门宾阳洞、巩县第五窟以及云岗各大窟相比拟。南响堂山共有七个窟,都是齐时开凿,规模不及北响堂山。

   天龙山万佛洞 山西太原天龙山,五五一年,齐文宣帝在山上刻石佛,高二百尺。五五六年,又刻石佛,高一百七十尺。两个大石佛已不见遗迹,当是年久崩坏了。天龙山又有五六○年创建的石窟,经齐隋唐陆续开凿,东岸有八窟,西岸有十三窟。齐窟三个在东峰,隋窟一个在东峰,两个在西峰,其余都是唐窟。

  上列大石窟群以外,还有不少较小的北朝石窟,散在河南山东山西等地,也可能还有未曾发现的石窟。就已知的石窟来说,窟内作品或因艺术精美被盗贼掠夺而去(主犯是帝国主义分子),或因愚昧无知不加爱惜,破坏的情况是严重的。必须保护这些残存的艺术作品,为今后发展人民艺术提供重要的参考材料。

   六文 学 西晋太康时期昌盛的文学,经永嘉大乱,随着士族流迁到长江流域,在北方,文学几乎灭迹。当然,这并不是说,民间创造的文学也灭迹了。民间文学很少被保存,但从《木兰诗》看来,可信民间是有创作的。北朝末年,南方文学回灌北方,衰落已久的文学开始在士人中出现活动的气象。

  诗赋——《木兰诗》中君主或称可汗或称天子,木兰家在黄河南,出征地点在北边,看来这首诗当是魏迁都洛阳以后,六镇起事以前的作品。魏自道武帝起,对塞外用兵,总是一击就归来,从没有接连作战甚至一去十二年才完结的战事。可能有一个女儿曾代老父从过一次军,这自然是非常动人的奇迹,民间歌颂这个英雄女儿,逐渐扩充成大篇、修改成精品。诗中描写的木兰,确实表现中国妇女的英雄气概和高洁道德。中国妇女是有这样的气概和道德的,因之这首诗的内容也是真实的,倒不必考证木兰是否真有其人,真有其事。《木兰诗》和东汉末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古代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两篇伟大诗篇。北朝有《木兰诗》一篇,足够压倒南北两朝的全部士族诗人。

  在东魏和齐,北方开始出现温子升、邢邵、魏收三个著名的文士,号称三才。三人互相指责,邢邵斥魏收偷窃江南任蚄,魏收斥邢邵在沈约集中作贼,魏收说温子升不会作赋,不算大才士。三人都模拟南朝人作诗文,并无特色。在西魏和周,有王褒庾信两个大文士。王褒庾信原来都是南朝做宫体诗的名手,梁国破亡,他们到西魏做官,给北方将兴的文学以很大的推动。王褒人品卑劣不堪,所作无非是些宫体。庾信颇有国亡家破的感慨,自称凡有造作,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经历西魏周二朝,所作诗赋,辞采靡丽,情感充溢,如《咏怀诗》、《哀江南赋》等篇,华实相扶,文情并茂,卓然超轶南北两朝众文士,成为当时的文宗。庾信上集六朝精华,下启唐人风气,文学史上地位,堪与屈(原)宋(玉)启汉相比拟。唐张说诗“兰成(庾信)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杜甫用清新二字评庾信诗,又作诗,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唐人推崇庾信备至,正因为受庾信影响至深。

  骈文和古文——梁陈骈文实际已经是四六文。《四库提要》说“庾信骈偶之文,集六朝之大成,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他在魏周,声望极高,公卿家碑志,多请他撰文,北方文体为之大变。《四库提要》的评论是确切的。

  宇文泰令苏绰撰《大诰》,作为文章的程式。这种矫枉过正,纯袭训诰形貌的文字,比骈文更不合实用,宜乎远不敌庾信所作南朝文体的得人喜爱,但从有意摈斥浮华,提倡质朴的用意来说,苏绰《大诰》终究是唐人古文运动的正式起点,在文学史上还有它应得的地位。

   七重要著作 郦道元《水经注》——汉武帝时孔安国传授《古文尚书》,数传至汉末涂恽。涂恽传授桑钦。桑钦撰《水经》,列举全中国大小水道一百三十七条,大大扩展了《禹贡篇》,这是《古文尚书》经师对地理学的一个贡献。《四库提要》疑《水经》出三国时人之手,非桑钦所作,也可备一说。魏郦道元注《水经》,成书四十卷,收集有关各水的文记极为广博。清末王先谦说,郦道元注书旨在“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凡水道经过的地方,所有山陵城邑建筑名胜珍物异事等项,详为叙述,元魏以上故事旧记,都可以从注文中考求得知大概。《水经注》不仅是水道变迁地理沿革的重要记录,就是叙事写物,文章也极精美,读来没有枯燥繁杂的感觉。《禹贡》、《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沟洫志》讲水道,一般是简略的,到郦道元作《水经注》,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贾思勰《齐民要术》——贾思勰生年大概比郦道元晚一些,当是魏末和东魏时人。他在《齐民要术自序》里说,“采捃(音郡jùn)经传,爰及歌谣,询及老成,验之行事”。这部书引用书籍多至一百五六十种,采取农民口传的农事歌谣三十条,再访问有经验的老农,并且经过自己的实际考查。贾思勰写成这部书,用功非常勤苦,因而成为不朽的农业巨著。全书共九十二篇,合成十卷,凡是当时农业和手工业所已经获得的知识和技术,都叙述在书中,可谓集西周至元魏生产知识之大成。十六国以来,黄河流域民众屡遭战乱,但生产的知识和技术却并不低落,《齐民要术》可以作证。只要全国统一,战乱停止,生产力就会很快地恢复起来。

  杨衒之(衒音漩xuàn)《洛阳伽蓝记》——杨衒之魏末和东魏时人。他亲见富贵人侵夺百姓财物,造寺塔,养僧尼,祸害无穷。洛阳残破后,撰《洛阳伽蓝记》五卷。记中描写战乱前寺观庙塔的弘壮侈靡,穷形极相,尽文笔之能事,有力地说明奉佛求福的祸国殃民。他在《自序》里说,“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足见《洛阳伽蓝记》是寄托政治情感的著作,文字精美,还只是作者的余事。

  颜之推《颜氏家训》——颜之推本是梁人,宇文泰破江陵,被俘入关中。他不愿给国仇作臣属,率妻子逃奔至齐。齐亡后入周,至隋文帝时病死。他在《观我生赋》里说,自己一生做三次亡国的人。自注:一次是侯景杀梁简文帝灭梁,二次是宇文泰破江陵灭梁,三次是周武帝灭齐。他反对宇文氏,却不得不做周国的官,在这篇赋的结束处,表现极其沉痛的心情,他说“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人,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谈论)以膏身(有声名),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后,不敢怨天而泣麟也”。他是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颜氏家训》二十篇,就是这些见解的记录。《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言,所以被看作处世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

  南朝重要著作都是文学,北朝重要著作多切实用,北士著书远比南士少,贡献却比南士多。南北两朝文化上各种成就,作为整体来看,是战国以来又一次出现的辉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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