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北朝的文化

　　第三节北朝的文化 鲜卑统治阶级，从迷信方面来接受并提倡宗教，特别是崇奉佛教，是很自然的。儒学生根在汉士族群中，随着汉族在政治上的地位逐渐上升，到北周时，儒学竟压倒佛教。儒、道、佛的相互关系，在北朝，多少反映出汉族与鲜卑族间势力消长的过程。

　　 一经学 北朝经学，《易》、《书》、《诗》、《三礼》、《论语》、《孝经》用郑玄注，《左氏春秋》用服虔注，《公羊传》用何休注，完全遵守东汉经师旧说，不尚变通。王弼《易注》，杜预《左传注》偶有传授，不发生显著的影响。北朝少见名儒，自魏孝文帝时起，始有徐遵明最称通博学，讲学二十余年，学徒前后多至万人。《周易》、《尚书》、《三礼》、《左氏春秋》都是徐遵明所传。徐遵明尤长《左氏春秋》，得西晋旧本服氏《春秋》（服虔注《左氏春秋》）研读数年，撰《春秋义章》三十卷。他的弟子李炫撰《三礼义疏》，熊安生撰《周礼》、《礼记义疏》。与徐遵明同时的刘献之，擅长《毛诗》，作《毛诗序义》，授李周仁、程归则。程归则传刘轨思，李周仁传李炫。李炫撰《毛诗义疏》。刘轨思传刘焯、刘炫。刘炫作《毛诗述议》。北朝著名儒生和主要撰述，大体上也只有这些。大抵北朝经学，学风保守，撰述较少，都缺乏开展的气象，唐朝修《五经正义》，重南轻北，重魏晋新注，轻汉儒旧说，就是因为北朝经学比不上南朝经学。

　　北朝经学虽然衰落，但在政治上仍保持佛道两教不敢争夺的正统地位。魏道武帝进入中原，便在平城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余人，后又增至三千人。魏献文帝设立乡学，大郡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最小郡也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魏迁都洛阳后，私学尤为盛行，儒生开门授徒，多或千余人，少也不下数百。官学私学的学生，同样可以被州郡选为茂异（州）孝廉（郡），取得官职。魏乱以后，私学仍盛。高欢得卢景裕（徐遵明弟子），使教诸子经学，齐诸帝都是暴君，却照例要选名儒教自己的儿子。宇文泰尤重儒学，以至实行《周礼》。周武帝定三教先后，儒为第一。鲜卑人逐渐革去落后习俗，儒学所起作用是不小的。

　　 二道 教 道教自称能羽化飞天，长生不死，其次也能画符诵咒，消灾灭祸。东汉以来，道教流传渐广，张角兄弟三人用太平道教发动黄巾起义，张鲁用五斗米道教占领汉中。士大夫欣慕道教的法术，但也不免有些顾虑，因此，没有人敢大规模提倡道教。西晋时沙漠汗居洛阳，他的侍从务勿尘奉道教，说是在伊阙山成了仙。道教影响，第一次带到了拓跋部。魏道武帝笃信道教，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求长生。他和他的儿子魏明元帝都被药毒死。道士寇谦之革新天师道，得到魏太武帝的提倡。它反对佛教也更尖锐化，终于引起了魏齐周两次灭佛、一次灭道的宗教冲突。

　　寇谦之是嵩山道士，自称太上老君亲自封他为天师，继承天师张陵（张道陵）的地位。他改革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收租米（五斗米）钱税的旧规，解除了士大夫的顾虑。又反对男女交接的妖术，说大道清虚，岂有此事（房中术）。他的新道教以礼拜求度为主，以服气食药闭精练气为辅。他制造许多道经，说是太上老君传给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又传服气导引口诀之法；太上老君的玄孙李谦文传给他《录图真经》六十卷，教他辅佐北方泰平真君（指魏太武帝）。寇谦之的新道教，模仿佛教仪式更相似，求功德的方法也力求简便，男女信徒只要在家立坛，朝夕礼拜，就可得到上等功德，不必出家修行。魏太武帝初即位，寇谦之来平城献道经，得崔浩推荐，大为魏太武帝所崇信。魏太武帝在平城立天师道场，亲到道场受符箓，表示受了天命，有权做中国皇帝。崔浩是儒家，利用天师道来反佛教。四四六年，魏太武帝灭佛教，就是听从了崔浩的力劝。天师道是汉族人自创的宗教，所奉的神是汉族人认为本族的神，不同于外来佛教的胡神，因此，魏太武帝以后的魏诸帝，不管怎样崇奉佛教，即位时总要举行受符箓的仪式，作为鲜卑拓跋部统治汉族的一种依据。

　　齐依靠六镇流民立国，特别强调鲜卑人的优越地位，在宗教上也特别崇奉佛教。高澄准备灭东魏，于五四八年，取消天师道坛。五五五年，齐文宣帝灭道教，强迫道士剃发当和尚，齐境内佛教大盛。

　　周依靠关西汉族立国，特别强调儒学，道教也被重视。五七四年，周武帝废佛道二教，令和尚道士还俗。

　　道教排斥佛教，但不主张杀害佛教徒。从寇谦之开始，一直保持着这种主张，因之，佛道斗争仅限于言语攻击，没有引起残酷的报复。四三九年，魏灭北凉，魏太武帝捕获为北凉守城的僧人三千人，下令屠杀。寇谦之替僧人说情，三千人得免死。四四六年，魏太武帝大杀境内僧人，寇谦之对崔浩力争，劝崔浩勿杀，崔浩不听。后来齐文宣帝灭道教，只杀不肯剃发的道士四人，周武帝灭佛教，不曾杀一个僧人。宗教斗争激化的北朝，得免互杀事件，在这一点上，寇谦之是有见识的。

　　 三佛 教 佛教造像立寺及广度僧尼等所谓功德事，在经济上都起着破坏的作用。一部分精通佛学的僧徒，阐发宗旨，在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却起着开拓的作用。天竺各教派，南北朝时期，大体上都传入中国，中国僧徒各就所学，标举心得，聚徒传授，成立学派，为隋唐佛教全盛时期作了重要的准备。佛学目的在于修行证果，途径不外戒、定、慧三端。南朝佛学偏重智慧（义理），北朝佛学偏重禅定，戒律南北并重，北方戒律尤为专门之学。这样，由于南北的环境不同，佛学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学风。在南北不同学风中，各学派得以充分发挥本派的独到处；在同一学风中，各学派得以互较短长处。在南北不同环境中，佛教与儒学所作入世出世的斗争，佛教与道教所作较量地位高低的斗争，佛教与儒学、道教所作华戎之辨的斗争，都带有不同的特色。南北朝因为佛学的兴盛和儒佛道的争论，呈现战国时期以来的又一次百家争鸣，比起汉朝今古文经学之争、魏晋（西晋）儒学玄学之争，规模扩大得多，论旨深入得多（道教鄙陋，除外）。佛学处于斗争的主要面，所以说，南北朝时期，佛学在中国思想界起了开拓的作用。十六国时期，长安是佛学中心，前秦苻坚尊礼释道安，翻译佛经，宣扬佛教。后秦姚兴，得鸠摩罗什，译事更盛，中外名僧云集。赫连勃勃攻入长安，灭佛杀僧，僧徒逃散，号称白脚禅师的惠始，就是鸠摩罗什的学徒，最早到平城传教，受魏太武帝礼敬的一个名僧。凉州自从张轨以来，一向是西北方佛教中心，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人都熟悉西域佛教的旧式（规矩和技艺等），村坞相连，多有塔寺。魏灭北凉，俘掳僧徒三千人，北凉国人三万户（或说十万户）到平城，魏国畿内佛教开始盛行。沙门统昙曜建议魏文成帝开凿云岗石窟，昙曜是凉州僧人，开凿石窟的工匠，大概也有熟悉佛教技艺的凉州人。

　　凉州是禅学最盛行的地方，魏文成帝兴佛后，先后任沙门统的师贤、昙曜，都是凉州禅师，作为北朝佛学主流的禅学，以及规模巨大的佛教艺术，都导源于凉州，凉州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所起的作用是值得重视的。

　　禅的意义是澄心静虑，坐禅入定，绝灭一切妄念，专心求解脱。净土是北朝禅学中的一个大宗，流行最广，信徒最多。净土宗分弥勒净土、阿弥陀净土两派，都是念佛修禅定，希望死后往生安乐土（净土）。所谓念，就是一心想念佛的名号、佛的相（形状）好、佛的光明、佛的神通、佛的功德，等等，心里没有其他杂想，前后相续的想念全部是佛，想念得久了，会在定中看到诸佛。这是可能的，因为精神失常，会看到日常专心想念的东西。心念外还有一种口念佛号，方法比心念简便，流行也较广泛。据说，口念也具有不可思议的威力，这就是口念久了同样会精神失常。他们临死时，邀集三五个同道，帮着将死病人口不停声地高唱弥勒佛或阿弥陀佛名号，一直到病人死去为止，说是死者往生乐土了。怕死本是人之常情，净土宗正是依据人怕死的心理，用简便方法取得广大的信徒。心念口念外，还可以让富贵人也得往生乐土，那就是劝他们出钱财，造像建塔，大修各种功德。他们有的是钱财，自然乐于接受这种更简便的方法。北朝大量佛教艺术品，都是净土宗盛行的遗迹。

　　禅法也是北朝禅学中的一个大宗。禅法主张寂坐修心，不重讲经（义门）。鸠摩罗什译《禅要》，北凉沮渠京声译《治禅病秘要法》等书，标示禅法，为禅学者所宗。天竺僧佛陀禅师来平城，得魏孝文帝礼敬。迁都洛阳后，在嵩岳少室山为佛陀造少林寺。佛陀倡导禅法，有徒众数百人。此后，僧徒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大概在魏宣武帝时，南天竺僧菩提达磨自梁国来到洛阳，北朝禅学进入更发达的阶段。菩提达磨所修是大乘虚（空）宗的禅法，称为壁观，意思是外息诸缘，内心无惴，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达磨用《楞伽经》四卷教徒欢，要破除妄想，遗荡一切诸相，必罪福并舍，空有兼忘；必心无所得，必忘言绝虑。达磨的禅学与老庄清静无为，心如死灰的思想颇相类似。北朝不行玄学，但在欲火炽烈，无可满意的人心里，还是需要老庄一类的思想当作清凉剂。达磨所创始的禅宗，正是代替老庄来供给更寒冷的清凉剂，因而成为禅学的主流。

　　达磨主张忘言，不随于言教。他是禅宗的始祖，他的继承人所谓二祖三祖以至六祖等人，都只是口头说法，不立文字，不出著述。禅宗以明心见性一切皆空为宗旨，只有我心最尊，其他都可废弃。老庄学派的嵇康阮籍，要破除礼法和儒经，禅宗也要破除一切名相，连佛菩萨和佛经都包括在内。以空无为宗，自然会发生嵇阮禅宗的想法。玄学禅宗和其他佛教各宗派都属于唯心主义的哲学，但玄学禅宗在反对不同派别的哲学时，却起着猛烈进攻的作用。

　　禅宗主张心无执著，遗荡一切执见，使思想从各种拘束中解脱出来，也就否定了自身以外的佛教各派别，到后来，空无到极端，连自身也被否定了。禅宗是从佛教内部摧毁佛教的重要力量，达磨创立禅宗，在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上都是一件大事。

　　五一五年，魏冀州沙门法庆聚众起事，自号大乘。封勃海人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法庆专毁寺庙，斩僧尼，烧经像，说是“新佛出世，除去众魔”。他教兵士杀人，杀一人称一住菩萨，杀十人称十住菩萨。法庆可能受禅宗一切皆空唯我独尊的影响，因为他的行为，正是空无的一种表现。

　　 四儒佛道的斗争 自寇谦之革新天师道以后，道佛两教相互攻击，儒攻佛不攻道，形势上似乎儒道联合攻佛。攻佛的理由之一是华夷之辨，这就影响北朝非汉族的皇帝，对华夷之辨需要表示态度。宗教斗争含有政治意义，因之表现的形式比南朝剧烈。四四六年，魏太武帝灭佛，固然由于崔浩寇谦之的劝说，但也由于魏太武帝想证明自己亲汉不亲胡。他在灭佛诏里说“朕承天绪，欲除伪（佛）定真（儒道），获羲（伏牺）农（神农）之治……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佛）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灭一门）。……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后赵石虎说过，胡人该奉胡神，我是胡人，所以兴佛教。魏太武帝排斥胡神，显然是在对汉人说，我是黄帝子孙（拓跋部自称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有权继承羲农的正统。五五四年，齐文宣帝策问秀才说，和尚道士几占民户的半数，国用大感不足，你们认为那个该废除？他作出决定，灭道兴佛，令道士剃发当和尚。他不让道士还俗，足见灭道不是为“有润邦家”（补助国用）而是为尊奉胡神。五七七年，周武帝灭齐境佛教，对僧徒任道林说，佛生在西域，我不是五胡，对他不发生敬心。既非正教，所以该废。魏太武帝周武帝灭佛表示亲汉，齐文宣帝兴佛表示亲鲜卑，其实，佛早就是汉族和非汉族共同崇奉的大神，灭佛兴佛，都不能产生多大的政治作用。

　　周武帝避免魏太武帝所采取的残杀手段，用比较和缓的方法，经过长期的准备来废佛教。当时有个卫元嵩，曾出家为亡名法师弟子，亡名当是受禅宗和嵇阮影响的和尚，教卫元嵩佯狂求声名。卫元嵩还俗，著佛道二论，崇道抑佛，与道士张宾相结合，共排佛教，大得周武帝的尊信。周武帝一向崇儒，这样，造成了儒道联合攻佛的形势。五六八年，周武帝登大德殿，召集百官和尚道士等，亲讲《礼记》，显示儒学的特殊地位。五六九年，周武帝又登大德殿，召集百官道士和尚等讨论佛道两教教义。会后一个月，正式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二千余人到正殿（当是紫极殿）大会，周武帝亲自校量三教优劣，名儒沈重代表诸儒宣扬儒学。会后五天，又召集大会，讨论三教。会后又号召道俗诸人，尽量表示意见。五七○年，甄鸾上《笑道论》三卷，周武帝召集群臣，说《笑道论》伤害道教，当众烧毁。道安法师又上《二教论》，攻击道教。周武帝重道轻佛，早有定见，不过形式上还让二教争辩。五七二年，周武帝到玄都观，亲登法座讲道经。五七四年，周武帝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等，判定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由于佛教徒剧烈驳斥道教，周武帝下令禁止佛道二教，和尚道士一律还俗。别设通道观，选著名道士和尚一百二十人入观学老、庄、《周易》，称为通道观学士。所谓通道，就是要和尚通过学习变成道士，废二教实际是废一教。五七七年，周武帝在邺召集僧徒五百人，宣布废佛，慧远法师抗声争论，最后用阿鼻地狱恐吓周武帝。周武帝说，只要百姓得乐，我愿受地狱诸苦。僧徒技穷，只好从令还俗。还俗僧徒任道林上书要求辩论，周武帝召他入宫，使立御座旁辩论多次，周武帝终于声明我不是五胡。既然说到这一点，任道林就有触犯忌讳的危险了。因此，任道林请求同其他和尚十人入通道观求学。周齐境内佛像被破坏，经卷被焚烧，四万所以上的寺庙，赐给王公作宅第，将近三百万的和尚，还俗作平民，寺院财物散给群臣，寺院奴婢得到释放，周武帝灭佛比魏太武帝深入得多。可是，佛教既有存在的社会原因，想用政治手段消灭它决不能收实效。五七八年，周武帝死，佛教又兴盛起来。

　　 五佛教艺术 北朝佛教以修功德为首要事务，单就现在还存留着的大量艺术作品来看当时社会财富的耗费状况，已经是可惊的，何况消失了的财富如僧尼生活费、巨大建筑物等等，耗费量比这些艺术作品要大得无数倍。佛教徒为了求自己的功德，不惜浪费任何财物作代价，替佛教徒付出代价的却是劳动民众，这实在是太可惜了。付出的代价既如此巨大，遗留下来的又只是这些艺术作品，因之，必须予以十分珍惜，必须从这里吸收有益的资料来取得补偿。

　　下面大体上按年代先后，略述最重要的艺术作品。

　　 敦 煌 千 佛 洞 佛教传入西域，再传入内地，敦煌正是从西域到内地的咽喉处。西域北路的龟兹国，南路的于阗国，都是佛教特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开凿石窟供奉佛菩萨，其中有塑像、有壁画，形成西域式与天竺式相结合的一种石窟艺术。《魏书·释老志》说，“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敦煌所得的旧式，石窟艺术大概也是其中的一种。敦煌出现石窟，显然受西域的影响，不过，它既到了敦煌，就得加入些中国式，成为最早的中国石窟艺术，由此传入内地，加入更多的中国式，再回到敦煌来，发展成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敦煌城东南鸣沙山，东端有断崖，开凿六百多个窟洞，其中四百六十九个都有壁画和塑像。这些窟洞的开凿，一说，开始于三五三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据唐人碑记，最早的一个叫做莫高窟，是三六六年（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僧人乐僔（音zǔn）所作。此后，历代都有造作，现存魏窟二十二个（包括西魏和周），隋九十六个，唐二百零二个，五代三十一个，宋九十六个，西夏四个，元九个，清四个，年代不明的五个。魏窟实际数字可能多于二十二个，但从历代盛衰的趋势看来，极盛时期是在隋唐二朝，魏窟只是这个极盛时期的先驱者。

　　现存的二十二个魏窟，艺术家们按照壁画塑像的作风和云岗龙门等地作比较，判断为魏中期至晚期（四七七年——魏孝文帝太和元年至五八一年——周静帝大象三年）的作品。这是因为魏窟艺术比起云岗昙曜五窟的早期艺术来，魏窟已经添加了较多的中国民族形式，可见现存的魏窟以前，还有一段西域作风更多、中国作风较少的艺术存在过。艺术家们推想从最早的敦煌艺术传到平城（昙曜五窟）以后，经过一个阶段的改变，再传到敦煌，才成为现存魏窟的艺术。乐僔及其后继者所作最早窟洞，久已遗失，无法取证，但这种推想，还是可信的。

　　 云岗石窟 云岗石窟在山西大同市西北的武州山北崖上，共有大小四十几个主洞，佛像可能有十万个左右，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

　　四五○年，魏文成帝令沙门统昙曜开凿五个大石窟（现存石窟的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后人称为昙曜五窟。其余石窟大部分是迁都洛阳以前的作品。最大的一个窟是第六窟（魏孝文帝时开凿），由地面到窟顶高达二十公尺，中央直立一个宽约六十平方公尺的大塔柱，上连窟顶。整个塔柱和洞壁，嵌满了大小佛龛和多种装饰，很难找出一块没有雕刻的空隙。在山石上用人力来完成凿大窟雕佛像的工作，比敦煌石窟规模大得无数倍。

　　云岗石窟参照外来形式进行开凿，有一定的规格，昙曜五窟表现得较为明显。此后所造诸窟，雕刻家似在力求打破这种规格上的限制，尽量使汉族传统艺术的形式适用于这种佛教雕刻艺术。

　　佛像的形状，一般是唇厚、鼻高、目长、颐丰、肩宽，有雄健的气概。它们不很象佛经上描写的佛相，也不很象汉族人的状貌，这大概是依据魏开国诸帝的面貌经艺术家加以佛化后得出的形状。魏文成帝即位，恢复佛教，照自己的身样造石像，脸上足下各嵌黑石，和他的真身上黑子相同。昙曜造大佛像，模仿皇帝面貌以取宠幸，是很可能的。

　　大佛像高大雄伟，显示举世独尊，无可对比的气概。其他石像，各按品级一个低似一个，全体服从大佛像。再配上飞天和侏儒，为大佛服役。飞天手执乐器，飞舞天空，表示在大佛庇荫下服役的愉快。

　　侏儒身形矮小，躯干健壮，雕刻在龛基、座础、梁下、柱顶等处，用力举重物，神情仍甚欢喜，表示为大佛服重役是快乐事。大佛象征皇帝，其他各级石像是大小群臣，飞天侏儒是各种服役的奴隶和民众。在每一个石窟里，雕刻着这样一幅完整的封建统治和谐图，自然是符合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它使入窟的人，就在这个窟里，通过美妙的宗教艺术，感受到服从皇帝统治的全部教训。魏国势自魏文成帝时开始趋向于衰弱，因之向宗教求助也开始趋向于迫切，云岗石窟的主要部分都产生在迁洛以前四十余年中，也就不难理解了。

　　 龙门石窟 四九四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石窟艺术也从平城转移到洛阳来。洛阳南有伊阙，西岸名为龙门山，东岸名为香山，两岸石质都是坚硬的大理石悬崖。四九五年，魏宗室比丘慧成开始在龙门山开凿称为古阳洞的大石窟。五○○年至五二三年，魏宣武帝魏孝明帝连续开凿总称为宾阳洞的北、中、南三个大石窟，古阳洞的续修和宾阳洞的修建，共费人工八十万以上。这些主要石窟以外，还有药方洞以及东魏时开凿的莲花洞等石窟。

　　北朝石窟都在龙门山。古阳洞自慧成至东魏末五十余年的营造，整个石窟刻满了大小佛像。宾阳中洞刻有帝后礼佛图，最为精美。龙门诸窟比云岗诸窟，表现出更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的雄健可畏变为龙门的温和可亲。以宾阳中洞主佛为代表的佛像，清癯面上含着微笑，仿佛想要人和它亲近。佛面变化，反映魏统治力量强弱的变化。

　　伊阙两岸特别是西岸上，石窟和露天的石龛当有几千个，其中北朝所造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唐朝最多，约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龙门诸洞还保存着石刻文字，至少有一千四百余种。

　　敦煌石窟是绘画的最大宝库，云岗和龙门石窟是雕刻的最大宝库。

　　 麦积山石窟 甘肃天水县麦积山石窟，也是一个佛教艺术的重要地区。麦积山石窟可能在后秦时已开始建造，魏孝文帝以后，渐趋发达。现存魏、西魏、周石窟大约还有三十个。麦积山石质不宜于雕刻，佛像一般都是泥塑。经过一千几百年，塑像并未溃败，泥土几乎与坚石相似，这种特殊的和泥法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自隋唐以至明清，历朝都有塑像。大塑像高到十五公尺以上，小塑像高仅二十多公分，一千几百年间各朝代塑像术都有自己的特点，聚集在麦积山的石窟群里，可说是陈列塑像的大展览馆。

　　 义县万佛洞 辽宁义县万佛洞，四九九年，魏营州刺史元景创建。东区西区各有六个石窟，窟中还有些雕像遗存。

　　 炳灵寺石窟 甘肃永靖县炳灵寺石窟，现已查出共有三十六个窟，九十八个龛。其中北朝十窟两龛，唐二十一窟八十五龛，明五窟一龛。有些石雕像已经风化，艺术价值不免减损，但仍是著名的一个石窟群。

　　 巩县石窟寺 河南巩县有石窟寺。魏、东魏、齐陆续开凿，共有五个窟。窟中刻礼佛图多幅。礼佛人（供养人）躯干高大，仪态华贵，侍从人身体矮小，手执仪仗服事主人，也是阶级在艺术上的一种表现。

　　 南北响堂山石窟 河北邯郸市峰峰镇有北响堂山和南响堂山。齐文宣帝在北响堂山开凿三个石窟，其中称为大佛洞的石窟最为宏大，雕刻精美，可与龙门宾阳洞、巩县第五窟以及云岗各大窟相比拟。南响堂山共有七个窟，都是齐时开凿，规模不及北响堂山。

　　 天龙山万佛洞 山西太原天龙山，五五一年，齐文宣帝在山上刻石佛，高二百尺。五五六年，又刻石佛，高一百七十尺。两个大石佛已不见遗迹，当是年久崩坏了。天龙山又有五六○年创建的石窟，经齐隋唐陆续开凿，东岸有八窟，西岸有十三窟。齐窟三个在东峰，隋窟一个在东峰，两个在西峰，其余都是唐窟。

　　上列大石窟群以外，还有不少较小的北朝石窟，散在河南山东山西等地，也可能还有未曾发现的石窟。就已知的石窟来说，窟内作品或因艺术精美被盗贼掠夺而去（主犯是帝国主义分子），或因愚昧无知不加爱惜，破坏的情况是严重的。必须保护这些残存的艺术作品，为今后发展人民艺术提供重要的参考材料。

　　 六文 学 西晋太康时期昌盛的文学，经永嘉大乱，随着士族流迁到长江流域，在北方，文学几乎灭迹。当然，这并不是说，民间创造的文学也灭迹了。民间文学很少被保存，但从《木兰诗》看来，可信民间是有创作的。北朝末年，南方文学回灌北方，衰落已久的文学开始在士人中出现活动的气象。

　　诗赋——《木兰诗》中君主或称可汗或称天子，木兰家在黄河南，出征地点在北边，看来这首诗当是魏迁都洛阳以后，六镇起事以前的作品。魏自道武帝起，对塞外用兵，总是一击就归来，从没有接连作战甚至一去十二年才完结的战事。可能有一个女儿曾代老父从过一次军，这自然是非常动人的奇迹，民间歌颂这个英雄女儿，逐渐扩充成大篇、修改成精品。诗中描写的木兰，确实表现中国妇女的英雄气概和高洁道德。中国妇女是有这样的气概和道德的，因之这首诗的内容也是真实的，倒不必考证木兰是否真有其人，真有其事。《木兰诗》和东汉末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古代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两篇伟大诗篇。北朝有《木兰诗》一篇，足够压倒南北两朝的全部士族诗人。

　　在东魏和齐，北方开始出现温子升、邢邵、魏收三个著名的文士，号称三才。三人互相指责，邢邵斥魏收偷窃江南任蚄，魏收斥邢邵在沈约集中作贼，魏收说温子升不会作赋，不算大才士。三人都模拟南朝人作诗文，并无特色。在西魏和周，有王褒庾信两个大文士。王褒庾信原来都是南朝做宫体诗的名手，梁国破亡，他们到西魏做官，给北方将兴的文学以很大的推动。王褒人品卑劣不堪，所作无非是些宫体。庾信颇有国亡家破的感慨，自称凡有造作，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经历西魏周二朝，所作诗赋，辞采靡丽，情感充溢，如《咏怀诗》、《哀江南赋》等篇，华实相扶，文情并茂，卓然超轶南北两朝众文士，成为当时的文宗。庾信上集六朝精华，下启唐人风气，文学史上地位，堪与屈（原）宋（玉）启汉相比拟。唐张说诗“兰成（庾信）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杜甫用清新二字评庾信诗，又作诗，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唐人推崇庾信备至，正因为受庾信影响至深。

　　骈文和古文——梁陈骈文实际已经是四六文。《四库提要》说“庾信骈偶之文，集六朝之大成，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他在魏周，声望极高，公卿家碑志，多请他撰文，北方文体为之大变。《四库提要》的评论是确切的。

　　宇文泰令苏绰撰《大诰》，作为文章的程式。这种矫枉过正，纯袭训诰形貌的文字，比骈文更不合实用，宜乎远不敌庾信所作南朝文体的得人喜爱，但从有意摈斥浮华，提倡质朴的用意来说，苏绰《大诰》终究是唐人古文运动的正式起点，在文学史上还有它应得的地位。

　　 七重要著作 郦道元《水经注》——汉武帝时孔安国传授《古文尚书》，数传至汉末涂恽。涂恽传授桑钦。桑钦撰《水经》，列举全中国大小水道一百三十七条，大大扩展了《禹贡篇》，这是《古文尚书》经师对地理学的一个贡献。《四库提要》疑《水经》出三国时人之手，非桑钦所作，也可备一说。魏郦道元注《水经》，成书四十卷，收集有关各水的文记极为广博。清末王先谦说，郦道元注书旨在“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凡水道经过的地方，所有山陵城邑建筑名胜珍物异事等项，详为叙述，元魏以上故事旧记，都可以从注文中考求得知大概。《水经注》不仅是水道变迁地理沿革的重要记录，就是叙事写物，文章也极精美，读来没有枯燥繁杂的感觉。《禹贡》、《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沟洫志》讲水道，一般是简略的，到郦道元作《水经注》，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贾思勰《齐民要术》——贾思勰生年大概比郦道元晚一些，当是魏末和东魏时人。他在《齐民要术自序》里说，“采捃（音郡jùn）经传，爰及歌谣，询及老成，验之行事”。这部书引用书籍多至一百五六十种，采取农民口传的农事歌谣三十条，再访问有经验的老农，并且经过自己的实际考查。贾思勰写成这部书，用功非常勤苦，因而成为不朽的农业巨著。全书共九十二篇，合成十卷，凡是当时农业和手工业所已经获得的知识和技术，都叙述在书中，可谓集西周至元魏生产知识之大成。十六国以来，黄河流域民众屡遭战乱，但生产的知识和技术却并不低落，《齐民要术》可以作证。只要全国统一，战乱停止，生产力就会很快地恢复起来。

　　杨衒之（衒音漩xuàn）《洛阳伽蓝记》——杨衒之魏末和东魏时人。他亲见富贵人侵夺百姓财物，造寺塔，养僧尼，祸害无穷。洛阳残破后，撰《洛阳伽蓝记》五卷。记中描写战乱前寺观庙塔的弘壮侈靡，穷形极相，尽文笔之能事，有力地说明奉佛求福的祸国殃民。他在《自序》里说，“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足见《洛阳伽蓝记》是寄托政治情感的著作，文字精美，还只是作者的余事。

　　颜之推《颜氏家训》——颜之推本是梁人，宇文泰破江陵，被俘入关中。他不愿给国仇作臣属，率妻子逃奔至齐。齐亡后入周，至隋文帝时病死。他在《观我生赋》里说，自己一生做三次亡国的人。自注：一次是侯景杀梁简文帝灭梁，二次是宇文泰破江陵灭梁，三次是周武帝灭齐。他反对宇文氏，却不得不做周国的官，在这篇赋的结束处，表现极其沉痛的心情，他说“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人，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谈论）以膏身（有声名），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后，不敢怨天而泣麟也”。他是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颜氏家训》二十篇，就是这些见解的记录。《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言，所以被看作处世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

　　南朝重要著作都是文学，北朝重要著作多切实用，北士著书远比南士少，贡献却比南士多。南北两朝文化上各种成就，作为整体来看，是战国以来又一次出现的辉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