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朝的经济状况

　　第二节南朝的经济状况 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孙吴建国时，又有些进展。西晋末大乱，黄河流域汉族人大量南迁，其中士族只是少数，极大多数还是劳动民众。他们带着北方比较进步的生产技术来到南方，在南方原有的生产基础上，加入新力量，因而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东晋末和梁末两次祸乱以外，南朝境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破坏，这也是生产力得以逐渐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依据下列事例，可以说明南朝发展中的经济状况。

　　 人口增加 长江流域向来人口稀少，最大的荆、扬二州，当西晋武帝太康全盛时，荆州有三十五万户，扬州有三十一万户。西晋惠帝割扬州七郡荆州三郡置江州，又割荆州三郡属梁州。西晋怀帝又割荆州五郡置湘州。荆州所属二十二郡割去了一半，但多数户口仍在荆州所属襄阳江陵及江州所属武昌一带地区。东晋时，北方流人大量南来，主要侨寓在荆扬二州。宋孝武帝时，荆、江、扬三州户口占江南全户口的半数。所谓三州，实际仍是太康时的荆扬二州（江州本是荆扬二州的一部分，荆州割归梁州湘州的八郡，不是户口稠密地区），假如北方流人户口和东晋以来荆江扬三州一百三十余年繁殖的户口，总数相当于荆州割去的八郡户口数，那末，宋孝武帝时荆江扬三州仍应有六七十万户，全江南应有一百二三十万户（不包括豪强藏匿的户口）。但四六四年（宋孝武帝大明八年）的户口数，全国只有九十万六千余户、四百六十八万余口。当时江南以外，尚有徐、南兖、兖、豫、青、冀、司、雍、梁、秦等州以及益州全部，全国实际户口，决不能只有此数。陈朝国土最小，陈宣帝时有户六十万，隋灭陈，得陈户五十万，男女口二百万。二八○年，西晋灭吴，得吴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陈朝地比吴国略小，陈亡时户口也略少，自吴亡至陈亡，中间经过三百余年，户口似乎一点变动也没有，显然是不合实际的。东晋和南朝的户口数过度不合实际，原因主要在于士族享有特权。东晋元帝依靠士族立国，法禁宽弛，列入《百家谱》的士族固然特权最大，不入谱的北来士族以及东南原有的士族，也各享特权。这种特权之一是“挟藏户口，以为私附”，即并若干户为一户，士族出名作户主。户主势力愈大，所附私户数也愈多。东晋时山遐作余姚令，到县八十日，即查出私附一万余人。县中豪强，群起攻击，山遐要求朝廷再留二十天，追查私附，朝廷不许，免山遐官。会稽郡所属共十县，人口约三十五万（这是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人口数，东晋时人口也许较少），假如平均每县人口为三万五千，余姚一县私附竟多至万余人。余姚不是士族聚居地，豪强藏户已如此众多，其他郡县可以类推。

　　侨郡县并无一定境界，朝廷不问侨寓士族所占田亩数，当然不征租税和徭役，岁月积久，兼并愈甚，土断与侨寓两种主张成为政治上严重的斗争。所谓土断，就是主张把侨郡县士民作为土著，民众向朝廷纳租税服徭役，不再让士族独占这些利益。所谓侨寓，就是主张维持士族在侨郡县里一向独占的利益。土断对朝廷有利，凡有可能代替东晋自立朝廷的人都主张土断。三六四年（东晋哀帝兴宁二年），桓温实行土断，制定严法禁止挟藏户口，并在全国大查户口，普禁藏户，彭城王司马玄藏匿五户，被桓温惩罚，朝廷因此收入大增。桓温失败后，土断制废弃不行。四一三年（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刘裕又实行土断，省去不少侨郡县。宋孝武帝时，雍州刺史王玄谟请在雍州实行土断，宋孝武帝下诏并省雍州所属三郡十六县为一郡。宋完成了土断制，但士族制度既然存在，就无法变革挟藏户口的积弊。

　　齐高帝新建齐朝，想整顿黄籍。黄籍是普通民众的户口簿，是朝廷征取租税徭役的根据。黄籍向来是一个大弊窦，官吏受富民（非士族的地主和富农、商贾，商贾不一定要入仕，但可得士人免税的利益）贿赂，给纳贿者或注军功，军功户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假冒；或出钱一万余，伪造祖先爵位，就可以称士族；或因秃发，假托僧人；或迁徙无定，不立户名；或户存而黄籍不载，或人在而注已死亡，如此种种，弊端极多。免役免税的户口愈增，贫苦民众的负担也愈重。齐高帝设专官检查黄籍。齐武帝继续检查，罚纳贿改籍人到边地充戍役。四八五年，富阳（浙江富阳县）妖人唐寓之作乱，三吴纳贿改籍人来投奔的多至三万。齐武帝派兵进击，斩唐寓之。这次作乱，是富民反抗检查黄籍，畏罚叛变，根本不是农民起义。唐寓之虽然失败，纳贿改籍人的反抗依然强烈。四九○年，齐武帝不得不取消检查，承认宋代黄籍上一切弊端完全合法有效。

　　梁武帝不敢再检查黄籍，却想从整理士籍入手，依据东晋贾弼之所作《士族谱》，宋刘湛所作《百姓谱》，设立谱局，改定《百家谱》，凡八十卷，东南士族另立一部，不在百家之内。梁武帝能定百家士族和东南士族的谱系，但不能防止富民的继续纳贿改黄籍，结果只能是百家土族、东南士族和富民冒名的士族并存，各按自己的势力去剥削劳动民众。梁郭祖深说，民众为避免重役，或自断手足，或投靠士族作附隶，称为属名。梁朝的属名，就是东晋的私附，足见豪强挟藏户口，一向保持不变。

　　自桓温首创土断制，至梁武帝定《百家谱》，都说明士族与朝廷争夺民户，朝廷并不能改变这个形势。因此，长江流域人口实际是增加了，在偶存的几个户口数字上却看不出人口的增加。

　　 农业前进 江南地势卑湿，人口稀少，农民向来用火耕水耨法从事生产。所谓火耕水耨，就是烧去田里杂草，灌水种稻，草和稻并生，高七八寸，一并割去，再放水灌田，草死稻长。这样简单的耕种法，生产量自然很低微。西晋武帝时，杜预奏称东南水灾特别严重，原因在于火耕水耨必须高地蓄水，多筑陂堰，每遇水雨，堤坏泛滥，低田损毁，延及陆田。过去东南地旷人稀，不妨用这个旧法，现在户口日增，村舍相接，田地高低不一，每岁陂堰放水，为害实多。请令地方官决去曹魏以来新造诸陂堰，修缮汉朝旧堰及山谷私家小陂，借免水灾。晋武帝听从杜预的建议。魏吴对立，魏在边境上造陂堰，不顾吴境受灾害，西晋统一后，旧边境上人为的水灾可以减轻，至于火耕水耨的逐渐改革，主要由于户口日增，村舍相接，不得不改进耕作技术，以免水火的灾害。在人力薄弱的地区，自然还会保持着落后的旧耕种法。

　　扬（包括东扬州——会稽郡）、荆（包括雍州——襄阳和江州）二州，人口较多，农业也最发达。依据史书所记的一些材料，可以看出这些地区兴修了不少水利。例如东晋时，曲阿（江苏丹阳县）立新丰堰，溉田八百余顷，乌程（浙江吴兴县）筑荻塘，溉田千顷，勾章（浙江慈谿县西）修复汉时旧堰，溉田二百余顷。宋齐梁相继修复芍陂（在安徽寿县南）堰堤，溉田万顷。宋时修复汉六门堰（河南邓县西），溉田三万顷。江南多湖沼，泄水可变成湖田。宋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又求始宁（浙江上虞县西南）休崲湖（崲音皇huáng）作湖田。宋孔灵符奏请迁徙山阴县（浙江绍兴县）贫民到余姚（浙江余姚县）、鄮（音贸mào浙江鄞县东）、鄞（浙江鄞县）三县开垦湖田。作堰溉田和泄水成田，都是显示农业在发展中。用粪作肥料，不见记载，宋武帝功臣广陵人到彦之微时以挑粪为业，挑粪很可能用作肥料，因为荆扬等地，火耕水耨法已不能继续行施，必须采用施肥法。《史记·吴世家》记吴楚两国边邑妇女争桑树，引起战争（前五一八年），足见远在春秋时期，南方丝织业已很普遍，东晋以来，愈益发达。耕织都前进，树立了社会财富的基础。

　　 手工业发展 南朝在手工业方面，有三个重要的进步，一个是炼钢术，一个是造纸术，一个是制瓷术。

　　炼钢术——人类使用铁的发展过程，按照炼铁技术的限制，形成熟铁、生铁、钢铁三个阶段。首先得到的只能是熟铁，因为当时的技术（主要是风箱），还不能熔化铁矿石。熟铁缺乏炭素，性柔软，不能制造需要有相当硬度的工具，作用远不及青铜器，也不及石器。技术前进一步，能够熔化铁矿石，这就得到了生铁。生铁含炭素过多，性硬而脆，耐磨性较高，可以铸造农具，但还不能制造武器。熟铁比生铁难熔化，用炼生铁的方法（熔铁炉中铁矿石与木炭混合在一起）来炼熟铁，因风箱通风力量不够强，熟铁不曾熔化，却在高温下吸收了百分之零点二五至百分之一点七的炭素，这就成为渗炭钢。再加以淬、锻等工，挤出铁中所含熔渣（杂质），就成为质量较纯的钢铁。有了这种钢铁，才能代替青铜在武器上的地位。中国古代炼铁技术的发展是迅速而卓越的，远在春秋前期，已经能够熔炼生铁，铸造农具和大鼎。按照铁的发展次序，春秋前期既有生铁，春秋以前应早有熟铁，只是缺乏硬度，不能用来作重要的生产工具。春秋后期，《吴越春秋》所记干将莫邪夫妇剪爪发投入炼铁炉因而制成宝剑的故事，暗示冶炼家开始摸索出渗炭钢的制炼法。战国时有钢，不仅可从文字记载上推知，并已有实物发现。到西汉武帝时，钢铁武器完全代替了青铜武器。炼成渗炭钢是伟大的成就，中国取得这个成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早。不过，渗炭钢要制为纯钢，必须锻炼百来次，费人工太多，而且愈锻炼愈柔软，不适宜于战时的实用。曹操曾制百辟（避）刀五把，是百炼的宝刀，他说，我的儿子里有不好武而好文学的，每人给一把。足见百炼的钢刀，是不能上战场的。锻炼较少的钢制武器，又可能因熔渣和含炭量多了些，容易折断。要刚柔得中，生产较易，就得在制炼法上再前进一步。这一步在南朝时期实现了。

　　《重修政和证类本草》铁精条下引陶隐居（陶弘景）说“钢铁是杂炼生（生铁）鍒（音柔róu熟铁）作刀镰者”。杂炼生鍒法后世一直保持着。在近代炼钢法应用以前，它是一种进步的技术。《天工开物》里说这种炼法是熔铁炉中生铁和熟铁混合在一起，火力到时，生铁熔化，包裹和渗入熟铁，生铁多余的炭素被缺少炭素的熟铁所吸收，也排挤出一些熟铁所含的熔渣，生熟铁都成为钢铁。取出加锻，再炼再锻，反复数次，就成质量较纯的钢铁。这种炼法，费功较少，产量较多，既可制刀剑，又可制农用的镰（能制镰刀，价不会太高），对发展生产力是一个贡献。陶弘景一生历宋齐梁三朝（四五六年——五三六年），所说杂炼生鍒法的应用，当与他同时或在以前。吴越在春秋时期最先发明渗炭钢，有冶炼技术的传统。齐时上虞人谢平创制刚（钢）朴，号称中国绝手。刚朴不知是何物，按朴原意为树皮，刚朴可能是指生铁熔液包裹熟铁（象树皮包裹树干）而同成钢铁，如果是这样，那末，谢平就是杂炼生鍒法的发明人了。南朝著名制造兵器的冶所是在会稽郡所属的剡县（浙江嵊县）三白山，看来会稽郡冶炼技术较高，谢平是尤高的冶炼家。东晋初年，会稽郡民众避重役，从海道逃到广州，刺史邓嶽大开鼓铸，好些非汉族居民因此知造兵器。可见会稽一向是南方冶炼技术较高的地方。

　　扬州在南朝，是鼓铸的重要地，建康有左右二冶，尚方（皇室工业）有东西二冶，工人多用囚徒。铁的产量多，梁铸铁钱，堆积如丘山，市上交易，用车载钱。梁武帝用铁数千万斤塞浮山堰决口，足见南朝铁产量是丰富的。梁武帝曾令尚方造刀剑，装饰极精巧。尚方有横法钢，仍是百炼的柔钢，技术可能比旧的百炼法有些改进。

　　造纸术——西汉时已有纸，经东汉蔡伦改良，纸的功用大进一步。至东汉末建安时，左伯改良造纸法，纸的功用又前进一步。左伯是东莱（山东黄县）人，东莱一带成为造好纸的重要地。陈朝徐陵《玉台新咏序》里说“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梁元帝《咏纸诗》“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足见南北朝时，美色纸出在北方，南方造纸术也有很大的进步。剡溪（在浙江四明山区）一带四五百里盛产藤，取藤皮造纸，质地极佳，余杭（浙江余杭县）由拳村也出好藤纸。唐时书家以用藤纸相夸。制造藤纸开始在东晋时。范宁令属官说，“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藤角纸即藤纸。东晋末，桓玄选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写在帛上和纸上的字迹，各装成一帙，常置手边。南朝书家写字多用麻纸，麻纸别称布纸，就是用破旧麻布制造的纸。麻纸可供二王写字，精美可以想见。王羲之曾一次赠送谢安纸九万张，当是这种麻纸。在纸上涂黄色防蠹药物称为黄纸。当时好纸已能大量生产，因之桓玄下令废竹简，用黄纸代竹简。隋灭陈，获得大量陈朝藏书。这些书籍多是陈宣帝时用纸抄写。纸到南朝完全代替了竹帛的地位，是和造纸技术的发展相适应的。

　　制瓷术——实物证明，商和西周的带釉硬陶器，可说是最原始的瓷器。两汉瓷器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状态，但制作技术继续在提高。三国西晋制瓷术又有进境，脱离原始状态转入成熟的初期。西晋文士作赋，茶、酒和瓷器联系起来，说明瓷器已是日常生活的用具。现在发见的瓷器，三国以迄南北朝都是青瓷，出土地点遍及南北。不过，制瓷术最高的地方还是在会稽郡。据现有的发掘资料，孙吴西晋，会稽制瓷业已渐发达。东晋和南朝将近三百年，会稽遭受战乱较少，是一个士族聚居地。士人享乐生活里饮茶也是享乐的一种，讲究茶具，对制瓷技术起着推动作用。茶具以外，日常生活用具及特制殉葬的明器，种类也很多，越窑和各地窑业成为一种重要的手工业。到唐朝，越窑声名更大，陆羽《茶经》说，“瓷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照陆羽的比较，越窑所制茶具是最好的。陆龟蒙赞美越瓷诗，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句，大抵青瓷的制作，越窑确已达到最高境。唐时越瓷无疑是东晋南朝时越瓷的继续发展。

　　 商业通畅 东晋和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经济开始发展，以皇室和百家士族为首的统治阶级，在这个经济基础上过着奢侈腐朽生活。一般他说来，统治阶级用政治势力从农民手工业者搜刮得钱，通过商业用钱取得各种消费品，消费品的大部分是由农民手工业者生产出来的（小部分是奴婢、罪徒等人的无偿生产），通过商业，农民手工业者得以收回一部分钱来进行再生产。因之，社会经济在政治较好、剥削较轻、商业通畅的情况下，可以有缓慢的进展；在政治苛暴，但商业仍能流通的情况下，也还不至于全部窒息；只有遭受破坏性特别强烈的战争，商业完全停顿的时候，社会经济才呈现崩溃现象。梁末侯景大乱，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候，其余大体上属于前两种情况，也就是长江流域经济上升的趋向，其中商业起着一定的流转作用。

　　建康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城中有四个市，又秦淮河北岸有大市，还有小市十余所。建康以外，京口、山阴（会稽郡治）、寿阳、襄阳、江陵、成都、广州等地也是商业城市。史称建康“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音劣liè相等）于二京（长安、洛阳）”。商业主要为官人供给消费品，所有商业城市都是和建康一样。齐朝暴君东昏侯，极其淫侈，妃妾服装，都选用最珍贵的材料，向商市购买金宝，付钱比普通价高数倍。他宁愿用其他方法去搜括民间钱物，却不敢不付给商人所索的高价，这说明官和商相互依存，谁也缺少不了谁。

　　士人向来有免税权，因之士人多兼营商业。东晋王彪之整顿商市令里说，近查山阴市多有不法商人，或随地开设店肆，或隐漏估税，假冒豪强的名号，拥有贸易的厚利，凌践无势力的平民，独占居要害的地点。其他城市，情形大致相同。这里所说不法商人，或者就是兼营商业的士人，或者是和士人勾结、仗势横行的奸商，普通商人是不敢这样做的。又如东晋谢安有一个同乡罢官从广州回建康，带来蒲葵扇五万把。谢安取一把自用，建康人争出高价买蒲葵扇，这个同乡获利数倍。宋孔道成从会稽来建康，带货船十余艘，满载绵绢纸席等物。梁武帝弟萧宏，贮藏布绢丝绵漆蜜纻（细麻）蜡等杂货数十屋。萧宏在建康有数十处商邸，招待各路商客，廉价买进客货，贮藏起来，待价出售。萧宏又用高利贷的方法，吞并别人的田、宅、邸、店，建康和三吴不少人因此丧失产业。士人和贵族经商求富是普遍的，不过，对整个商业说来，主要经营者仍是社会地位卑微的商贩。

　　南朝重要产盐地，在江南是吴郡海盐县（浙江海盐县），在江北是南兖州盐城县（江苏盐城县）。海盐县海边有大片盐田。盐城县有盐亭（制盐场所）一百二十三所，公私商运，每年常有船千艘往来。经营盐业的自然是豪强，其中有商人也有士人。

　　军人（小军官，凡小军官都是素族，士人不作小军官）也是一向享有免税权，军事重镇寿阳、襄阳，与北方有商业上往来，在这里军官可以贩运求富。

　　南朝和海南诸国通商，主要是经由广州南海郡的番禺（广州市），交州的龙编、西卷。自宋朝开始，有林邑、扶南（柬埔寨）以至天竺、师子国等十余国与南朝通商，梁时商业尤盛。输入货物多是象牙、犀角、珠玑、琉璃、吉贝（又写作古贝、木棉布）、香料等，中国输出货物多是绫绢丝锦等。《宋书·夷蛮传论》里说外国珍货，为富贵人所喜爱，所以“舟舶继路，商（商人）使（使官）交属（往来）”。梁时，外国商船有时一年到来十几批。当时北魏贵族已经腐化，也需要南货（南海货）供消费，梁就多输入南货在边镇与魏互市，交换北方产品。做交广二州官，很快就致巨富。宋时垣闳作交州刺史，任满回来，带资财值钱一万万。凡作广州刺史，无不暴富，俗话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的说法。从官吏贪污的钱数来看，当时中外交易的货物，数量并不小。

　　南方水上交通便利，也是商业发达的一个原因。东晋安帝时，建康一次风灾，毁坏官商船多至一万艘。此后官商船当愈来愈多。孙吴时，海上大船长二十余丈，可载六七百人，装万斛重的货物。梁时，大船可载二万斛。南朝造船技术比孙吴有很大的进步。由于人口增加，有较充足的劳动力用以开发农业，手工业商业也随着发展起来，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一个时期里，长江流域起了很大的变化。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描写西汉时长江流域的经济状况说，江南卑湿，人多夭死。地广人稀，生活依靠稻米鱼羹。种稻用火耕水耨法，懒散成俗，缺乏积蓄，少有冻饿的穷人，也少有千金的富家。经过东汉和孙吴，经济逐渐上升，到东晋南朝时，长江流域成为富饶的地区。沈约《宋书·孔季恭等传论》里说，江南地广，田亩肥沃，民众勤于本业（耕织），一郡丰收，可供数郡食用。会稽滨海傍湖，良田有数十万顷，上等田地，一亩值一金，北方上等田地还比不上它。荆州扬州盛产鱼盐木材、丝绵布帛，运销四方，满足天下人的需要。看司马迁和沈约的两种描写，显然，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面貌大不同于西汉时期了。

　　劳动民众改造长江流域的面貌，使它从贫困进入富饶，但富饶的享受者当然是那些剥削者，沈约所说良田，主要是为士族文武官员所占有，满足天下人的需要也只是满足剥削者的需要，劳动民众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因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下面简单地分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两大类。

　　皇帝——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主要是用沉重的租税、徭役及铸劣质钱来实行苛暴的剥削。

　　劳动民众为维护偏安的汉族政权，负担着过重的租税。东晋初年，承用西晋户调法，晋成帝改为按田亩实数收租制，平均每亩取十分之一，税米三斗，称为度田收租制。这是对地主不利的制度，地主拒交租米，积欠至五十余万斛。晋哀帝减田租，亩收二斗。晋孝武帝再对地主让步，废度田收租制，改定王公以下，丁男（十六岁称全丁，十三岁称半丁）每口税三斛。这一改变，对非地主的民众是极大的不利，为和缓反对，免除服徭役人的口税。过了六年，增税米为每口五石，服徭役人免口税的制度，不久也就无形取消了。贫民与王公平等纳税，负担不平等到什么程度！宋齐梁陈，口税有增无减。口税以外，又课丁男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禄绢禄绵供官禄）。害民尤甚的还有苛税多种，其中有所谓资税（财产税）。晋刘超做句容县官，以前县官亲到四乡估评百姓家产，刘超但作大函送各村，教百姓自写家产数目投函中，写讫送还县官。百姓依实投报，课税收入，超过往年。收资税不扰民的官只有刘超一人，可见其余都是扰民官。宋时资税，民家桑长一尺，田增一亩，屋上加瓦，都得抽税。因此，人民不敢种树垦地，屋破不敢涂泥。齐萧子良说当时官吏苛敛，民间桑树房屋都评价抽税，往往斩树发瓦，折钱充数。梁郭祖深说，官吏迫胁良善，比豺狼还要凶恶。齐时征塘丁税，萧子良上表称，浙东五郡，塘511丁税每人一千文，贫民典卖妻子，不能足数，仍多积欠。这些苛杂税制，迫使民众加速地失业破产，沦落到佃客奴婢的地位。

　　从东晋到梁陈，有所谓估税，是抽百分之四的商业税。凡买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的大买卖每一万钱抽税钱四百，卖方出三百，买方出一百，称为输估。不立文券的小交易，随物价百分抽四，称为散估。估税以外，还有过路杂税。如建康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设津主一人，贼曹（检查员）一人，直水（水上检查）五人，检查违禁品、来历不明人以及柴炭鱼苇等物。大小各津并十分税一。士人经商免税，商人纳百分之四的税，小贩过津口纳百分之十的税，朝廷设估税的理由是“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纳税），欲为惩励”，实际却是励士人惩商人，励商人惩小贩。

　　西汉以来，通行五铢钱。孙权在江东铸大钱，一个当五铢钱五百，又铸当一千的大钱。东晋时沈充私家铸小钱，市上与孙权钱并用。宋铸钱极劣，一千钱长不满三寸，称为鹅眼钱。比鹅眼钱更劣的钱，称为綖（音延yán）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商贾不敢行用。后来禁用鹅眼、綖环等钱，专用古钱（五铢）。古钱多被奸人剪凿破损，公家收税，必须圆大，人民纳两钱代一钱，或加七百买好钱一千，负担严重，因此犯罪受刑，冤苦无告。梁铸钱多种，轻重不一，币制纷乱，后废铜钱改铸铁钱，纷乱更甚。陈废铁钱，改铸五铢钱，一钱当鹅眼十钱。又铸六铢钱，一当五铢十，行用不便，人民愁怨。南朝钱法紊乱，轻重屡变，主要是造轻钱取利。齐武帝时孔觊指出铸轻钱的原因是由于朝廷“惜铜爱工”。所谓惜铜，就是用少量的铜铸多数的钱；所谓爱工，就是粗制滥造，不管质量的恶劣，归根是朝廷利用劣钱来夺取民众的财物。

　　繁重的徭役对农业生产是一种极大的破坏力。东晋范宁说：“古代役民，一年不过三天，今世役民，几乎一年不得三天的休息。”齐朝与北魏接境的扬徐二州，人丁服军役三中取二。远郡每人出米五十斛免行，仍须充杂役。梁郭祖深说，人民充军役身死，有的主将给死者妄加叛亡恶名，死无对证，按叛亡惩罚，全家同村，悉遭破坏。人民被迫或自斩手足，避免重役，或投靠士族做附隶，称为属名。这是因为士族有免役特权，附属在士族户下，为户主服役，比服官役要好一些。梁武帝曾停止各地女丁服役，足见妇女也不能免役。只看这些事例，再看范宁说的那句话，可以想见东晋南朝徭役害民的严重。

　　上述各种苛暴的剥削，都是以皇帝的名义，通过全部官吏来进行，所有劳动民众都得接受这种剥削。皇帝以外，还有两种主要剥削者，一种是从来就有的地主，一种是齐梁新起的僧尼。

　　地主——东晋南朝是少数大地主的政权，所以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晋刁协家有田一万顷。谢混家有田业十余处。宋沈庆之家财累万金，有产业在娄湖（在江苏昆山县），指地告人说，钱都在这里。孔灵符产业殷富，有墅（庄园）在永兴（浙江萧山县），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又有果园九处。当时大族，都拥有广大土地，这些只是偶见的例证。

　　他们土地的获得，有所谓赐田，如王导有赐田八十余顷在钟山（南京城东北）西。有所谓求田，如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始宁休崲湖，决水为田。有所谓悬券，如萧宏放高利贷，借钱给人，文契上预先指定田地房屋作抵押，到期不还，驱逐业主，收归己有。更强暴的方法是霸占山泽。如刁协家专擅京口山泽，蠹害贫民。齐萧子良在宣城（安徽宣城县）、临城（安徽青阳县）、定陵（青阳县东北）三县封闭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山林湖泽被势家占有，百姓误入捕鱼，罚布十匹，汲取饮水，刈割柴草，都有罚禁。甚至有些统治者也感到横暴太甚，民愤难抑，在法律上规定霸占山泽的禁律，事实上禁律依然是一些空文。

　　势家大族拥有部曲，作为私有的武力。部曲本是大地主胁迫本族贫人、佃户及附近农民组成的私人军队。大地主作将帅时，部曲当作亲兵随从出战，在平时，用部曲压迫民众，霸占山泽田宅。部曲有部曲将，这一种人是大地主的爪牙，是附属于大地主的一种剥削者。

　　南朝士族又拥有称为门生的一种人。晋陶潜有脚病，使一门生与二儿舁篮舆。陶潜是贫士，还有一个门生为他服役。宋徐湛之有门生千余人，都是三吴富家子弟，衣服鲜丽，随从徐湛之出入。谢灵运有门生数百人。齐刘瓛每出游，一门生持胡床随行。门生对主人似乎有些象亲随人的身分。梁顾协标榜廉洁，有门生新来投靠，不敢献厚礼，只献钱二千文，顾协发怒，赐杖二十。姚察有门生送南布（木棉布）一端，花綀（音束 shù葛类）一匹，姚察厉声驱出。顾协姚察不收礼物，算是例外，其余当是以收门生礼物为敛财的一个方法。东晋南朝最重门第，凡不入士流的微族，即使豪富，不敢僭士族，也不敢希望获取高的官位，可是出钱买做门生以后，得服事贵人，自觉身分提高。贵人出仕，更得随从到任，分润赃物。例如益州历任刺史，莫不大事聚敛，多至万金，随从宾僚，都是京城穷子，出去做郡县官，尽量贪污致富。刘秀之做益州刺史，整顿政治，人民悦服。门生地位比宾僚低，情谊却很亲近，他们跟随主人，自然也要仗势剥削。

　　佛寺——齐萧子良提倡佛教，南朝佛教开始兴盛。梁武帝时，佛教极盛。建康有佛寺五百余所，各拥大财产。僧尼十余万人，食肉饮酒，穷奢极侈。外州郡佛寺，不可胜数。男僧得收白徒，女尼得收养女，白徒养女不入户籍，免除一切课役。郭祖深说，天下户口，几乎失去一半。郭祖深主张革除白徒养女，准僧尼蓄奴婢。僧尼只许蔬食，婢女只许著青布衣。梁武帝正在515大兴佛教，当然不听郭祖深的建议。

　　佛寺财产丰富，兼营高利贷。齐江陵长沙寺僧铸黄金为金龙，重数千两埋土中。甄彬曾持一束苎向长沙寺库房质钱，后赎还苎，苎中有黄金五两，问寺库知是有人持黄金质钱，管库僧误置苎中。小自一束苎，大至黄金贵物，都可以质钱，想见营业范围的广泛。后世典当业，从南朝佛寺开始。

　　上列从皇帝到僧尼，是一大群残酷的剥削者，长江流域经济不能有更多的发展，主要是受这群人的阻碍。劳动民众在这个阻碍下辛勤地进行着长江流域的开发事业。

　　小农——占有一小块耕地，农业生产以外，兼营副业，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的农民，在数量上是较大的，租税徭役，朝廷主要是从这部分农民取得。史载宋武帝刘裕微时的生活，可以代表这部分农民。刘裕是个农民，有时贩履卖芦苇，穿的是妻臧氏手制的短布衫袄。做皇帝后，保存所用耕具示子孙。在皇宫里仿照农民住屋造自己的寝室，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制的灯笼，麻制的蝇拂。他的孙子宋孝武帝看了说，田舍翁有这些，已经算是很好了。大抵普通农民，连葛灯笼麻蝇拂也是没有的。宋孝武帝时，山阴县人多田少（多被大族占有），孔灵符请迁徙贫民到余姚、鄮、鄞三县开垦湖田。当时朝臣全数反对孔灵符的建议，说山阴豪族富家，田并不少，贫民佣耕，可以谋生。朝臣代表大地主的利益，要贫民来充当佃户，孔灵符代表最高地主（朝廷）的利益，要贫民垦得一些田地，为朝廷纳租。宋孝武帝不听众议，移民垦田，都成良业。自然，这些良业终究还是被豪族富家占去。

　　东晋定制，官品第一第二，佃客不得过四十户，自第三品起，每品减五户，第九品五户。农产物主客酌量分配。都下民户多投王公贵人当佃客，朝廷制度，并不实行。士族有免役特权，民众为避免可怕的徭役，不得不投靠士族当属名。既然很大部分的土地为豪族富家所占有，佃客数量无疑也是很大的。

　　奴婢——南朝士族又多拥有奴婢。如晋陶侃有家僮千数，刁协家有奴婢数千人。宋谢混有奴僮千数百人，沈庆之有奴僮千人。其他大族所有奴僮数量当不相上下。普通士族家庭，也养奴婢当作重要的财产，兄弟分家时分取奴婢。奴婢主要用在耕田织布，所谓“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就是使用奴婢的目的。有时也派奴到远方去经商，不会逃走。五二五年，梁将元法僧逼迫彭城兵将三千余人来建康，都印额为奴。足见奴隶额上印着字，所以无法逃走。齐时，刘寅使奴当伯上广州，经过七八年还是回来。据说当时六斗米约抵钱五千，奴婢一人抵米六斗或值钱五千至七千。奴婢来源主要是破产农民，奴婢身价惊人的低也就说明农民生活惊人的恶劣。奴隶是劳动民众中最受压迫的一层，侯景作乱，奴隶成为侯景的唯一支持者。

　　手工业者也是开发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力量，炼钢、造纸、制瓷、造船都是他们特出的贡献。

　　劳动民众推动长江流域的经济前进，士族享受了这个前进的利益，其中一部分人在文化上作出贡献，算是对劳动民众提供了一种报酬。

　　隋唐文化继承南朝，隋唐经济也依仗南方。数全国财富，“扬一益二”，就是长江流域开发的结果。到唐中期，韩愈说“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长江流域地位更见重要。所以，将近三百年的东晋南朝，在政治上是偏安一隅，在经济文化上却有巨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