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时期——东晋和南朝

  第五章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时期——东晋和南朝——三一七年——五八九年 第一节 五个朝代的更替东晋朝 三一七年至四二○年 东晋朝的开始——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长江流域算是较为安静的地方,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开始渡江来避乱。三○七年,晋怀帝任命琅邪王(邪音牙yá)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晋愍帝时改称建康)。司马睿有了这个职位和地盘,来投靠的士族也就多起来,成为长江流域的中心势力。三一六年,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三一七年,司马睿被推戴为晋皇帝(先称晋王,三一八年称帝),建立起东晋朝。晋元帝(司马睿)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在晋宗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依靠王导的支持。王导出身中原著名的高级士族,是老练的政治家,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长江流域建立起汉族政权以后,有利于抵抗北方少数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发展。自东晋至陈亡约三百年间,南方经济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东晋和南朝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首先创立东晋政权的晋元帝和王导是有功的。

  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就是收揽一批北方来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的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这个措施说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却完全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北方来的士族间、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间、王氏势力与司马氏势力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便不可能建立东晋朝。王导的事业就在于调剂这些矛盾,造成苟安江左的局面。

  王导劝晋元帝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这些名士避乱南来,得到官职,算是有了安身地。其中有不少人怀疑晋元帝能有什么作为,例如桓彝,初到时见晋元帝势力单薄,对人说,我到这里避乱,原想得个安全,不料如此不济,看来难有前途。和王导谈话以后,知道他有些办法,才安心任职。大部分名士更是失望悲观。例如,有一次诸名士在江边一个亭上宴会,周(音蚁yǐ)叹气说,风景一样好,只是黄河边(洛阳名士多在黄河边宴会)换了长江边!名士们都哭起来。王导正色道,大家正应该出力辅助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穷困丧气到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哭认错。事实上王导并无恢复中原的意图,不过他能说这样的话来改变情绪,比起诸名士显得有见识。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

  西晋灭吴国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陆机荐贺循表里说,扬州士人现在还没有人做到郎官,荆州和江南士人做京朝官的一个也没有。南方士族对中原士族的独霸仕途,当然不能满意。王导想在吴国旧境内建立以中原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士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晋元帝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大半年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很担心,和从兄王敦商议,替晋元帝制造威望。一个节日,王导请晋元帝坐肩舆出巡,王敦王导和北方名士都骑马随从,显出晋元帝的尊严。南方士族顾荣等在门隙窥看,大惊,相率到路旁拜见。王导对晋元帝说,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招这两人来任职,其余士人自然都来了。晋元帝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晋元帝。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

  士族间必须说洛阳话,通婚姻必须严格衡量门第的高低。王导为联络南方士族,常常说吴语。北方士族骄傲自大,说王导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辞谢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例。北方士族轻视吴语,实际就是轻视南方士族,南方士族拒绝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谦逊,实际也是轻视北方士族。陆玩曾在王导家食酪(北方食品)得病,写信给王导说,我虽是吴人,却几乎做了伧(音仓cāng南人轻视北人的称呼)鬼。这都说明南北士族的界限很分明,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比南方士族高,南方士族并不心服。义兴郡(江苏宜兴县)强族周

   ,因被北士轻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忧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伙伧子气死的,你能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集合一些怨恨北士的豪强,谋起兵攻王导、刁协等。事败后,王导因周氏强盛,不敢追究。在晋元帝即帝位以前,王导的政治措施,主要是在争取南北士族间相对的平衡,由于王导的忍让,基本上是成功了。

  王导在政治上取得这些成功,关键在于给士族安排了经济上的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陆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王导定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郡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同时流亡士族保持原来的籍贯,凭借势力在寄居地依然奴役从北方流亡来的民众,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又是流亡士族的出路。所以,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穷困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政权说来,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间矛盾的重要措施。

  流亡士族的权利以渡江先后为标准。北朝颜之推作《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谱》(《百家谱》)。晋孝武帝时,贾弼之广集百家谱记,朝廷派人帮助贾弼之撰定《十八州士族谱》,共一百帙,七百余卷。贾弼之、贾匪之、贾希镜祖孙三代传谱学。贾氏《百家谱》抄本藏在官府中,有专人掌管,并且有专长谱学的人来辨别真伪,防止冒滥(如贾希镜受伧人王泰宝的贿赂,冒入琅琊谱,经王晏揭发,贾希镜几乎被齐明帝杀死)。这一百家人才是享受政治权利的士族,后来渡江的北方士族,被这百家人呼为伧,不得享受同等的权利。东晋政权主要是这一百家的政权,西晋士族的全部腐朽性,也主要由这百家移植到长江流域。

  就在晋元帝登位以前,也不曾显出有什么开国的新气象。陈頵给王导信里说,西晋朝所以颠覆的原因,正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挽救。现在应该改变旧习,分明赏罚,选拔贤能,共谋中兴。王导不听他的劝告。陈頵看到王府官属,贪图安逸,不管职事,写信给晋元帝说,现在官员都继承洛都积弊,看来前车覆了,后车还不知警戒。晋元帝也不听他的劝告。陈頵屡发正论,被名士们逐出王府去做郡太守。陈頵的劝告和被逐,正好说明东晋政权是一个怎样腐朽的政权。

  三一八年,晋元帝改称晋王为晋皇帝。登帝位受百官朝贺时,晋元帝三四次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辞让不敢当。原来晋元帝除了因为姓司马有权被推为皇帝,其他实力是没有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家人占有,他想选用自己亲信人也不能无顾忌。当时人们说“王与马,共天下”,实际是司马氏势力远不敌王氏势力。作为一个开国的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此后东晋政权的存在,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力量,而是因为几个大姓间常常保持势力的平衡,共同推戴司马氏作皇帝来维持这种平衡。

  晋元帝只想做个偏安皇帝,王导也只想建立一个王氏当权的小朝廷,他们的目光专注在江东内部的权利分配上,从来不作北伐的准备,而且还反对有人主张北伐。晋元帝将要称帝,周嵩上书劝他整军讲武,收复失地,那时候称皇帝不算迟。周嵩说忠直话,几乎被杀死。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一失,朝官们忘记国耻,以游戏酒食为正务是二失。熊远说忠直话,掉了京官出去做地方官。谁主张北伐,谁就被排斥,至于实行北伐的祖逖,当然要遭到冷酷的对待。祖逖是当时最识大体最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中原大乱,祖逖率亲友数百家来投晋元帝,要求率兵北伐。三一三年,晋元帝给他豫州刺史名义,又给一千人的食粮和三千匹布,叫他自己去募兵、造兵器。祖逖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在淮阴铸造兵器,募兵得二千余人。祖逖军纪律严明,得广大民众的爱护,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黄河以南全部土地。晋元帝给祖逖镇西将军的称号。三二一年,祖逖准备渡黄河击石勒,收复河北。晋元帝却派仅有虚名的戴渊做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真正出征的祖逖官职是镇守;根本不出征的戴渊官职是出征,而且祖逖已收复的和未收复的州,都归戴渊统辖,这显然是不信任祖逖的表示。当时王敦和晋元帝对抗,东晋内乱势必爆发,祖逖感到前途无望,忧愤成病,就在这一年死去了。晋元帝深怕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起崇高的威望,对自己的帝位不利,却不想想专和臣下在内部计较权利,自己原来就很有限的一些威望将愈益缩小,对帝位的保持更加不利。格言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晋元帝正是这样的一个庸人。

  晋元帝登帝位后,不满意王氏的骄横,想削弱王氏势力。他引用善于奉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暗中作军事布置。王导被疏远,仍能保持常态,士族一般都同情他,刘隗、刁协反陷于孤立。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阴谋篡夺。祖逖死后,王敦更无忌惮。三二二年,王敦在武昌起兵反晋,刘隗等人战败,王敦攻入建康。王导和朝官们消极抵抗,王敦无法实现他的篡夺野心,只好退回武昌。三二三年,晋元帝忧愤病死,晋明帝继位,王导辅政。王敦以为有机可乘,加紧谋篡夺。三二四年,晋明帝乘王敦病重,发兵谋讨王敦。王敦派兵来攻建康,被晋军击败。王敦病死,篡夺帝位的战争告一结束。

  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几个强大士族之间的矛盾。帝室如果安分享受尊荣,不干涉强大族的权利,那末,各种势力相对平衡,政治上呈现正常的局面。反之,帝室企图增强自己的权力,因而引起强大族的不满,野心家便乘机而起,要篡夺司马氏的帝位。归根还是那些强大族保护帝室,推翻野心家,使势力又趋于平衡。晋元帝信任刘隗、刁协,并且用南方士族戴渊作将军,这是和王氏势力不相容的。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杀逐这些人。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篡夺,王导便宣称“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表示坚决的反对态度来维持帝室。

  东晋朝在三九九年农民起义以前,重大政治事件的演变,本质上无非是这个主要矛盾在反复表现。

  东晋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间的矛盾,当然是严重的。东晋政治是西晋政治的继续。首先是用人,“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和西晋完全相同。大族人可以做大官,做大官可以横行不法,人民的痛苦,从这两句话里也就可见一般了。王导作扬州刺史,派属官到本州各郡考察政治。考察官回来向王导报告郡太守得失,只有顾和不说话。王导问他听到些什么事。顾和说,你是国家的首辅,应该让吞舟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连声称赞他说得对,其他考察官都追悔自己不该说话。这说明有势力的人做了任何不法事,王导连听也是不愿意听的。扬州设立侨郡县,收容北方逃来的民众。他们不愿意屈服在非汉族的统治之下,背离乡土,流亡到南方,可是他们的遭遇是什么呢?三二一年,晋元帝下诏:中原良民遭难在扬州诸郡当奴隶或佃客的人,免除他们的身分,奴隶改充兵士,佃客改充运输兵。戴渊作征西将军,部下有奴隶改充的兵一万人。可以当兵的奴隶多至一万,当然还有老弱不能当兵和被主人隐藏的人,人数可能比当兵的人更多些,当佃客的人数也不会比奴隶少。这个数以万计的奴和客,都是有血气的中原民众,因为他们有血气,流亡到南方,却被士族强迫作奴客。这自然也是王导连听也不愿听的一件小事,但东晋人民所受压迫的严重,从这件小事里可以推知了。东晋民众对统治集团是不可能有好意的,不过它终究是汉族政权,民众希望它抵御北方非汉族统治者的来侵,更希望它能北伐。因此,后来想打破大族间势力的平衡,从而夺取东晋帝位的人,总是借北伐来提高自己的威望。

  东晋朝的持续——晋元帝晋明帝在位共九年(三一七年——三二五年),在上述情况下,东晋朝算是确立起来了。自晋成帝至晋安帝隆安三年农民起义,共七十四年(三二六年——三九九年),情况同开始的九年区别不大,东晋朝也就象开始的九年那样安而复危,危而复安地持续着。

  王导保持安的方法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就是让有势力的大族在相互牵制下,以民众为牺牲,各自满足他们的要求,朝廷不加干涉也不加抑扬。他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的确,东晋是靠糊涂来求安静的。晋成帝时,外戚庾亮当权。庾亮想振作帝室,排斥王导,疑忌上游重镇荆州刺史陶侃,任意杀逐大臣,引起各势力间的不安。三二七年,野心家历阳(安徽和县)镇将苏峻、寿春(后改称寿阳,安徽寿县)镇将祖约以杀庾亮为名,率叛军攻入建康。幸得陶侃、温峤起兵救援,三二九年,击破苏峻祖约军。王导又执政,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庾氏势力不得专擅朝政,转移到上游,宣称以北伐中原为己任,企图建立起自己的根基。庾亮庾翼兄弟相继镇守武昌,占有了东晋朝重要领土的一半。三四五年,庾翼临死,让他的儿子继任,开藩镇世袭的恶例。东晋朝廷不允许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但用桓温去驱逐庾氏势力,东晋朝又出现篡夺事件。

  桓温是当时最有才干的野心家。他做了荆州刺史以后,积极对外发展。三四七年,桓温灭成汉国,收复蜀地,威名大振。东晋朝廷疑惧,引用虚名甚大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专和桓温作对。桓温伐前秦伐前燕,都遭致失败,损害了他的实力和威望,在王谢两大族抵制下,桓温篡夺的野心未能实现。三七三年,桓温死,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

  桓温死后,谢安执朝政。桓温弟桓冲做荆州刺史,与谢安同心保护帝室。东晋朝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气象,是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大族间势力平衡的作法分不开的。谢安的作法是“镇之以和静”。三八三年,晋兵大破苻坚的南侵军。谢安乘前秦国崩溃,使谢玄等率诸将北伐。三八四年,收复徐、兖、青、司、豫、梁六州。三八五年,猛将刘牢之进入河北名都邺。东晋朝建立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战胜扩地。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内部和睦,有些力量可以对外。

   谢安立了大功,内部和睦状态又开始破坏。当时的皇帝是整天酒醉昏迷的晋孝武帝。他重用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也是一个整天昏醉的酒徒,引用一批奸人作爪牙,合力排斥谢安。三八五年,谢安病死,朝政全归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委任儿子司马元显当政。帝室间晋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兄弟争夺权力,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争夺权力,同时帝室与大族间也展开权力的争夺。三九八年,京口(江苏丹徒县)镇将王恭联络藩镇殷仲堪、桓玄、庾楷等起兵反帝室。王恭被杀,藩镇推桓温的儿子江州(治武昌)刺史桓玄为盟主,形成大族推翻帝室的中心力量。

  司马道子父子当权,贪污奢侈,政治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在司马道子当权的初期,儒生范宁就说现在边境上没有战事,国家仓库却空匮无物,现在民众服徭役,一年里几乎没有三天的休息,生下儿子不能抚养,鳏夫寡妇不敢嫁娶。好比在着了火的柴草上睡觉,国家危亡就在眼前了。司马道子父子一伙人当权十多年,受尽苦难的东晋民众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恶政。

  依靠大族支持和民众容忍而存在的东晋朝,在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和民众起义反抗的情况下,不得不归于崩溃。

  东晋朝的崩溃——桓玄为盟主的诸藩镇,占据建康以西的州郡,朝廷政令只能施行在东方的会稽(治山阴,浙江绍兴县)、临海(治章安,浙江临海县)、永嘉(治永宁,浙江永嘉县)、东阳(治长山,浙江金华县)、新安(治始新,浙江淳安县)、吴(治吴,江苏吴县)、吴兴(治乌程,浙江吴兴县)、义兴(治阳羡,江苏宜兴县)八郡,一切残酷的剥削自然也集中在八郡民众的身上。司马元显为防御王恭等人的进攻,调东方诸郡“免奴为客”人集合建康充当兵役,号称“乐属”。这又引起地主(乐属的主人)和佃客(乐属)的怨恨。五斗米道徒士族孙恩乘民心骚动,三九九年,从海岛率徒党百余人攻破上虞县(浙江上虞县),又攻破会稽郡,部众骤增至数万人。其余七郡同时起事,攻杀晋官吏、响应孙恩,不到十天,孙恩有众数十万人。孙恩的徒党号称“长生人”,是一群奉五斗米道的亡命无赖。孙恩和这群人专事屠杀掳掠,破坏不遗余力。会稽是王羲之谢安等北方士族聚居的名郡,吴郡、吴兴(包括义兴)是南方士族的中心居地,这三郡号称三吴,是东晋朝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当然,士族所在地的民众,受士族的压迫是说不尽的,对士族的仇恨自然也是难以抑制的,愚蠢而疯狂的野心家孙恩等人利用民众的积怒,纵徒党杀人,甚至婴儿也不能免死。晋将谢琰刘牢之率兵来攻,孙恩徒党在诸郡烧仓库,毁房屋,塞水井,砍林木,掳掠妇女财物,都逃到会稽郡来。谢琰收复义兴吴兴两郡,刘牢之收复吴郡,进军到浙江边。孙恩起初听说诸郡响应,对徒党们说,天下没事了,我带你们到建康享福去。后来听说刘牢之到了浙江边,对徒众们说,我割据浙江东部,还可以做个越王勾践。等到刘牢之军渡过浙江,孙恩对徒众们说,我是不以逃走为羞耻的。孙恩掳男女二十余万人逃往海岛。此后孙恩连年从海路入寇。四○一年,孙恩率舟师十余万人自海路突袭京口,逼近建康,司马道子惊骇,不知所措,赖刘牢之部将刘裕奋勇进击,大破孙恩军。刘牢之等援军赶到建康,孙恩屡次战败,又逃入海岛。四○二年,孙恩入寇临海郡,被晋兵击败。孙恩穷困投海自杀,徒党和妓(奏音乐的妇女)妾说他成了水仙,跟着投水的多至百余人。被孙恩掳去的二十余万人,三四年间,不是战死溺死,便是被贩卖作奴隶,到孙恩死时只剩下数千人。孙恩连年从海岛入寇,前后数十战,又杀死民众数万人。

  孙恩死后,余众推卢循为首领,被刘裕追击,泛海逃走。四○四年,卢循攻陷广州,以后连年入寇,四一○年,率兵十余万逼近建康,被刘裕击败,卢循逃到交州。四一一年,交州刺史杜慧度击杀卢循。孙恩在败逃入海以前,多少还算是率领农民起义,卢循则完全是五斗米道作乱。

  正当东晋朝全力攻击孙恩的时候,桓玄乘机吞并上游诸藩镇,占有东晋三分之二的土地。三吴破败,东晋朝失去了依靠,成为仅有空名的朝廷。桓玄认为灭晋称帝的机会到了,与孙恩军逼近建康同时,桓玄在江陵聚众,谋夺取建康。四○二年,司马元显发兵要进攻桓玄,桓玄军却顺流而下,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政权全归桓玄。四○四年,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皇帝,国号楚。

  东晋朝是王谢庾桓四大族势力平衡下的产物,王谢庾三族相继衰落,桓氏成为唯一的大族,骄奢淫昏毫无才能的桓玄便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东晋朝。

  孙恩乱后,东方诸郡大饥,一向腐朽的士族中人,这时候披着精制的罗衣,抱着心爱的金玉,关着大门整家整家地饿死。他们连掘些草根充饥的本领也没有,当然不会有人起来和桓玄争夺帝位。但是,桓玄也是腐朽已极的一人,他不可能维持既得的地位。当时存在着一个能够消灭桓族势力的人物——刘裕。桓玄刚登上帝位,刘裕便在京口纠集力量,率众一千七百人攻入建康,桓玄逃回江陵。晋兵杀桓玄,灭桓氏一族。刘裕恢复晋安帝的皇帝名义,自己在政治上武功上积极准备威望。四二○年,刘裕废晋帝,建立起宋朝。

  东晋朝十一帝,首尾凡一百零四年。宋朝四二○年至四七九年刘裕出身破落的低级士族。东晋初,刘家避难,从彭城迁居京口。刘裕幼年贫穷,不得读书,以耕地为业,兼做樵夫、渔夫及卖履小贩。他又是个酷爱赌博的无赖,曾因赌输,被京口大族刁逵缚在马桩上索赌债。这种经历使得刘裕懂得劳动民众的疾苦并具有冒险求利的性格。

  京口是从北方各地流亡来的士族和民众聚居的地方,号称北府,与历阳同为扬州重镇。居民风俗强悍,敢于从军。谢安辅政,举谢玄为将。谢玄在京口募兵,得勇士刘牢之等人。刘牢之常领精锐当前锋,战无不胜,号称北府兵。淝水大战,苻坚军崩溃,晋军前锋五千人,就是刘牢之统率的北府兵。三九九年,刘牢之击孙恩,刘裕在刘牢之部下当小军官,勇悍善战,屡立大功。刘牢之部下诸将,抢掠财物,比盗贼更凶,独刘裕约束部属,纪律严明,大得民心。从此,刘裕成为北府兵的著名将领,击灭孙恩卢循,主要是刘裕的功绩。

  四○四年,桓玄篡晋,刘裕在京口约集失意士人密谋攻桓玄,被众推为盟主。刘裕击败桓玄,掌握东晋朝政权。后来积累战功,打下帝业基础,和晋元帝依靠大族推戴的情形完全不同。刘裕所创的宋朝,皇帝独掌大权,主要辅佐,多选用寒门,原来的高门大族,只能做名大权小的官员,难得皇帝的信任。削弱士族的政治势力,实行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宋朝国内的统一程度远非强藩割据的东晋朝所能比拟,政权大大增强了。当时鲜卑拓跋部统一黄河流域,出现强大的魏国,如果没有统一的汉族政权,鲜卑人几次大举南侵,很有可能并吞长江流域,摧残发展中的经济和文化。所以,刘裕消灭纪纲不立、豪强横行的东晋朝,建立起比较有力的宋朝,对汉族历史是一个大的贡献。

  刘裕灭桓氏后,要取消司马氏皇帝的名号,还必须自己先取得更高的威望。因此,刘裕为灭晋而进行北伐。同时也为消灭国内割据势力而进行统一战争。

  四○九年,刘裕攻南燕。四一○年,破南燕都城广固(山东益都县),灭南燕,收复青州。卢循乘刘裕北伐,率军向建康进攻,刘裕亲率精兵回建康,击败卢循。四一一年,收复广州。四一二年,攻破江陵城,杀割据者刘毅。四一三年,刘裕遣将军朱龄石收复成都,杀割据者谯纵。四一五年,刘裕遣将军王镇恶攻克襄阳,驱逐割据者司马休之。东晋境内在刘裕势力下全部统一了。四一六年,刘裕率将军王镇恶、檀道济、沈田子等分五路,水陆并进,攻后秦国,沿途收复滑台(河南滑县)、许昌、洛阳等重镇。四一七年,刘裕军攻破长安,灭后秦国。刘裕出关回彭城,留守军内乱,四一八年,关中被赫连勃勃夺去。这次北伐,胜利是巨大的,关中虽失去,自潼关东至青州,却成为宋朝的疆土。后来宋魏间战争,多在这些土地上进行,使长江流域得到较为长期的安静。

  东晋初,设立侨郡县,凭空增添官职,用以安置流亡士族。四一三年,刘裕实行土断法,令北方流亡来的士民,就所居地作为土著,与南方土著同等待遇。许多侨郡县从此省去,有利于行政统一和节省开支。

  东晋朝重要地区用大族作镇将,因而形成割据的局面。刘裕改用皇子作镇将,特别是荆州江州两镇,所统兵甲占全国兵甲的半数,更非选皇子不可,从此建康朝廷不再受大族重镇的威胁。

  刘裕完成了上述军事上政治上的措施,东晋朝显然再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四二○年,刘裕很自然地建立起宋朝。四二二年,宋武帝(刘裕)死。四二三年,北魏攻夺宋地,司州(治洛阳)全部,青州、兖州、豫州大部,被北魏夺去。

  四二四年,宋文帝即位。长江流域在宋文帝统治的三十年中,呈现东晋以来未曾有的繁荣气象。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到元嘉(宋文帝年号)时期才真正开始。

  宋文帝凭借富强的国力,经常出兵击魏,想收复黄河以南土地。魏太武帝勇武善战,统一黄河流域后,有吞并江南的奢望。四五○年,南北两个全盛的国家,爆发了决存亡的大战争。

  四五○年,魏太武帝自率步骑十万攻宋悬瓠城(河南上蔡县东),宋将陈宪坚守苦战,魏军死伤甚重,败退。接着,宋文帝发大军,分水陆数路北伐,魏太武帝也发兵号称百万渡黄河来应战。宋将王玄谟率主力军攻滑台,被魏主力军击败。柳元景薛安都破魏洛州守军,收复陕城和潼关。宋文帝因王玄谟溃败,召还柳元景等军。四五一年,魏军乘胜攻彭城,徐州刺史刘骏(宋文帝子)决心坚守,魏太武帝攻城不克,率大军南行,攻盱眙城(江苏盱眙县)不克,又率军南行直到瓜步(江苏六合县境),声言要渡长江。宋沿江戒严,每户都得出丁男来服役,王公大臣家子弟也不能免。魏兵缺粮,前面有大江,后面有宋兵坚守城镇,只好退走。魏太武帝攻盱眙,向宋守将臧质求酒,臧质给他一罐便尿。魏太武帝受辱,大怒,全力攻城三十日,魏兵尸体高与城平,仍不能攻入,又只好忍辱退走。

  这次大战争,宋兵力小,魏兵力大,宋进攻中原,失败是难免的。宋文帝并无战争经验,每次出兵作战,总要预先制定计划,限制将帅的机动性。交战的日期和时刻,也必须由宋文帝亲自决定。朝廷离战阵路途遥远,常常坐失时机,这也是遭致失败的一个原因。魏是野蛮的国家,每次作战,总是驱迫汉民在前阵,鲜卑骑兵在后面驰逐,汉民前进得慢一点,就被骑兵踏死。魏兵走到的地方,屠杀宋民异常残酷,少数人被捕捉到北方去作奴婢,算是幸运,多数人都被杀死。攻城尤其避免用鲜卑人。魏太武帝猛攻盱眙,给臧质信里说,我派出的攻城兵,都不是我国人(鲜卑人)。攻东北城的是丁零人匈奴人,攻南城的是氐人羌人。你杀死这些人,省得他们在我国内作乱,对我只有好处,你尽力杀吧!魏兵作战就是这样消耗大量非鲜卑人的生命来进行的。魏太武帝南侵失败,尽量发泄了他的所有野蛮性。宋朝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地方,都遭受大破坏。魏兵一见丁壮人就杀,刺婴儿在长矛上,舞矛以为戏乐。掳去生口(被捕获作奴婢的人)一万多人,听说宋兵来追,把生口全部杀死。魏各军又捕捉宋民,驱回北方,有的捕得五千余家,有的捕得五万余家。魏兵经过的郡县,房屋被烧毁,变成一片白地,春燕归来,只好在树上造巢。宋从此国力大损,魏兵马死伤也过半数,南北两朝都疲惫,不敢再轻易较量兵力。

  继承宋文帝的宋孝武帝是个暴君。他要更加增强皇帝的权力,厉行宋朝原有的典签制。每一镇将,不论是王或功臣,皇帝都派遣自己的亲信人去做典签官,代镇将掌实权或分掌实权,并且监视镇将的行动。他控制镇将愈紧,疑忌心也愈重,诸王因遭疑忌,先后被迫起兵作乱,宋朝廷从此陷入骨肉相残君臣互疑的一片混乱中。到宋明帝时,混乱愈益加剧,除了宋明帝自己的儿子,其余残存的诸弟(宋文帝子)和诸侄(宋孝武帝子)几乎全被杀绝。被疑忌的文武大臣,有的被杀,有的带城镇投降魏国。四六六年,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降魏,与魏军合力击败宋军,宋朝淮河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河以西九郡先后被魏夺去,南朝疆域又一次缩小。四七二年,宋明帝死,子苍梧王继位,内乱更加炽烈,一个不甚被疑忌的普通镇将南兖州刺史萧道成,在内乱中造成势力。四七九年,萧道成灭宋朝,建立齐朝。

  宋朝八帝,首尾凡六十年。

   齐朝四七九年至五○二年 齐高帝(萧道成)侨居南兰陵(江苏武进县)。出身“布衣素族”(寒门),原来并没有夺取帝位的野心。宋明帝大杀宗室和文武大臣,以为自己的子孙可以永保帝业,事实恰恰是为萧道成开辟了帝业。齐高帝知道他这个做皇帝的机会是难得的,急于想保持它,问儒者刘瓛(音桓huán)怎样才能久安。刘瓛说,想久安,要宽厚。宋所以亡天下,就是因为残刻。你如果以前车为戒,能宽厚待人,危可以得安,不然的话,只有危,不会有安。齐高帝很同意刘瓛这番话。

  齐高帝改革宋孝武帝以来的暴政,提倡节俭,常说,让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泥土同价。他对民众的剥削比宋朝轻些,因而稳定了齐朝政权。他做了四年皇帝,临死时嘱咐继承者齐武帝说,刘氏如果不是骨肉相残,他族那得乘乱夺位,你必须深深记住。齐武帝遵遗嘱不杀诸弟,朝政也还严明,境内外十几年没有战事,南朝民众又得到一个休息时期。齐明帝继位,又走上宋孝武帝宋明帝的旧路,大杀齐高帝齐武帝的诸子,引起内乱。他的继承者东昏侯,也和宋苍梧王一样,凶狂乱杀,臣属人人自危,内乱大起。五○一年,雍州刺史(镇襄阳)萧衍起兵攻入建康。五○二年,萧衍灭齐,建立梁朝。

  齐朝六帝,首尾凡二十三年。

   梁朝五○二年至五五七年 梁武帝(萧衍)也是出身侨居南兰陵的素族,早年就博通众学,尤其擅长文学,与著名文人沈约、任蚄等齐名。四九八年,被任为雍州刺史。乘齐朝内乱,在镇准备起事。他比其他起事人准备得周到些,因之一举便成帝业。

  梁武帝在位凡四十八年,国境内平静无战事,当时北朝已经衰乱,无力大举南侵,南北两朝间不曾发生决存亡的大战争。南朝在这一长时期里,应该是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好时机,可是,梁武帝恰恰是个伪善而残暴的、愚蠢而贪婪的统治者,他采用各种方法来维持他的政权,他又为社会大破坏造成各种条件,到末年爆发了侯景的大乱,接着爆发了诸王争夺帝位的大乱,整个长江流域遭受空前未有的普遍破坏,统治阶级的所有丑恶也都在大乱中暴露出来。

  梁武帝看到东晋朝凭借士族的维持,国运延长到百余年,但皇帝无权,朝廷为大族所挟制。宋齐两朝用诸王作镇将,用典签监视诸王,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但骨肉相残,政权为素族所夺取。梁武帝依据这些经验,定出两条基本方针,企图取三朝的长处,改三朝的短处,建立起久安的梁朝。

  一 恢复百家士族的权利宋齐两朝用素族来压制士族,梁武帝按照东晋的经验,认为不如用士族来压制素族较为有利,因之东晋初的百家士族又被重视起来。徐勉作吏部尚书,熟悉《百家谱》,写给每一个人的文告里,都避这个人的家讳,表示对百家士族的尊重。五○八年,梁武帝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每州每郡每乡都有专官一人搜罗士人,推荐给朝廷,这种专官无疑是士族中人,被搜荐的人自然多数也是士族中人。用什么方法来安置这许多被搜荐的人呢?梁武帝令徐勉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又增设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分二十四班,共有名号一百二十五个。不入十品的将军,别有八班,共有名号十四个。又增设施于外国的将军(如镇远、抚北等名号)为十品,分二十四班,共有名号一百零九个。大批将军以下,当然还有更多的军官名号,文武官名号如此繁多,可以容纳许多人。从最低的第一班向最高的第二十四班,逐次升迁,可以销磨许多人的时光,计谋算是很巧的了。可是官数终究有限,并不能容纳愈来愈多的求官者,梁武帝因而又大增地方官。自东晋以来,侨州郡县和实在的州郡县逐渐增多,五一二年,梁境内共有二十三州,三百五十郡,一千零二十二县,地方官数目本来已经够庞大,梁武帝还嫌不够,又增立许多州郡县名目。到五四○年,共有一百零七州,按州的大小,分为五品: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下品州多在边地,在一个村落里就设立起州或郡县,刺史太守县令及僚属都用非汉族的本地土豪,和朝廷只是有时候发生一些贡纳关系。五品州以外,还有二十余州,根本不知设在什么地方,官自然还是有的。边境上镇戍地点,居民很少,为提高镇戍军官的官位,都给与郡名,一个军官往往兼任两三个郡的太守。自文武朝官至地方官,都有品第,按百家士族、寒门素族和非汉族土豪的门第高低以及势力大小来配合官品,大概求官的人都可以相应地得到做官或僚属的俸给,虽然寒门被排抑,不得任显职,但在得官较易这一点上,对梁武帝的安排不能不满意。

  二 提高诸王的权力尽管梁武帝增设大量的文武朝官和地方官,但政权的实际分掌者仍是诸王。宋齐两朝典签监视诸王的制度废除了,诸王成为有实权的藩镇。诸王犯大罪,也只行家教,训诲一番就算了事,想用这种骨肉恩爱来改变宋齐两朝的骨肉相残。梁武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是个奢侈放纵过度、贪财牟利无厌的人,用重利盘剥法夺取田宅邸(客店)店(商店),单是在建康的客店就有数十处。萧宏住宅内有库屋约一百间,关闭极严。有人告发萧宏谋反,库屋里藏的是兵器。梁武帝到萧宏住宅亲自逐屋检查,看到库屋三十余间,每间藏一千万钱,共有钱三亿以上。其余库屋满藏布、绢、丝、棉等杂货,不计其数。这都是巧取豪夺得来的赃物,梁武帝知道不是兵器,非常喜欢,对萧宏说,阿六,你家当不小!从此对萧宏更加信任。萧宏本来怕查出赃物得罪,经这一次检查,贪财成为合法的行为,搜括更无忌惮。其他诸王、公、侯,自然也要学萧宏的行为,因为贪财能得梁武帝的信任。梁武帝早年没有儿子,过继萧宏的儿子萧正德作嗣子。后来生太子萧统,萧正德还本,封西丰侯。萧正德失掉皇帝继承权,很不满意。五二三年,逃到魏国,自称废太子来避祸,希望魏国利用他来攻击梁朝。魏国正在内乱,待遇他很薄,萧正德失望,第二年又逃回梁朝。梁武帝哭着教训他,还给他西丰侯爵位。梁武帝的次子豫章王萧综,为南兖州刺史,镇守彭城,五二五年,魏兵来攻,萧综投降魏军,梁朝失彭城重镇,将佐士卒死十分之七八,梁武帝仍封萧综的儿子萧直为永新侯。梁武帝这样来实行骨肉恩爱,恰恰为晚年准备了比宋齐两朝更丑恶的骨肉相残。

  梁武帝对待亲属和士族,一概不用法律,这些人犯了罪,都可以得到宽免。对待民众却完全相反。民众犯了罪,用法极严,如该从坐,不论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人都被囚禁罚作苦工。剥削阶级的法律,本来都是为压迫民众而制定的,不过,梁武帝连伪装的公平也不要了。五一一年春,梁武帝到南郊祭天,路上有个老人挡住车驾,说道,你使用法律,对民众太严,对权贵太宽,不是长久之计呵!这个老人冒险替民众说了话,当然,梁武帝有他自己的一套不可变的作法。

  梁武帝对民众是这样的残暴,但是,他有任何一个皇帝做不到的特殊伪装术来掩饰他的残暴。他在冬天,五更就起床办事,手冻得拆裂,也不停笔。这算是他的勤劳。即位不久,便按佛教的规矩,长斋素食,祭天地祖宗以及朝廷大宴会,也只用蔬菜,不用牲畜。他一天只吃一顿菜羹粗米饭。自称不是公宴,不吃公家饭,宫里人也不吃公家饭。意思是说,他和宫里人的生活费,不要国库来供给。至于生活费从那里来的,还不是用另一种剥削形式从民间得来。他穿的是布衣,挂的是木绵制的黑色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不饮酒,平时不听音乐。这些都算是他的节俭。任何时候他总是衣冠整齐,就在大暑天也一丝不苟;对待宫内阉宦,也是礼貌严肃好似对贵宾,更不用说接待士大夫的礼貌。这都算是他的谦恭。他专精佛教戒律,每次断重罪(杀普通民众),总要涕泣,整天表示不高兴;士族犯罪一概宽免,亲属甚至是犯谋反罪,哭着教诲一番也就算无罪。王侯横行不法,或者白天在大街上公然杀人,或者夜间派人出去抢掠,盗匪逃进王侯家,就没有人敢追捕。梁武帝完全知道这种情形,因为讲慈爱,所以让他们无恶不作。这都算是他的慈爱。五四六年,一个直臣贺琛上书指出梁武帝的恶政:第一,搜括极其残酷,民不堪命;第二,官员穷奢极欲,无限浪费;第三,权臣玩弄威福,专找别人的罪过;第四,朝廷大兴土木,民众服役不得休息。贺琛说的都是实话,句句揭穿梁武帝的伪装。梁武帝看了大怒,举出自己的节俭生活作证,辨明没有那些劣迹。贺琛不敢再说话,梁武帝依然用他老儒兼老僧式的勤劳、节俭、谦恭、慈爱掩饰着他的残暴。

  仅仅依靠伪装,到底只能起有限的作用,梁武帝利用这些伪装以外,又拿出儒学和佛教两套办法来欺骗人。

  兴儒学、制礼、作乐——五○二年,制定雅乐。五一二年,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一十九条,颁布施行。制礼作乐是儒学盛事,梁武帝即位,首先制成礼乐,连北方士族中也有人南望羡慕,想来投奔。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兴儒学。五○五年,梁武帝下诏提倡经术,在建康设立五经馆,每馆设博士一人,有学生数百人。学生生活费由国家供给,考试及格就给官做。不到一年,各地士人纷纷来投馆求学。这些投馆的士人无疑是寒门,他们有了做低级官的门路,自然也就满意了。

  大兴佛教——自东晋至宋孝武帝,佛教在儒家、道教制约下,还不能独占上风。宋明帝开始佞佛,立湘宫寺,极其壮丽,自称功德极大。老臣虞愿说,这都是百姓卖儿贴妇钱造的,如果佛有知识,该多么悲悯!罪比塔还高,有什么功德!宋明帝发怒,赶虞愿下殿。齐宰相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斋僧时亲自送饭送水,佛教开始盛行。儒生范缜不信佛,萧子良问:你不信因果报应,试问人为什么有富贵贫贱?范缜依据儒家学说作《神灭论》,驳斥因果说。朝野分儒佛两派展开争辩,佛教徒无法驳倒神灭论。虽然宋明帝、萧子良提倡佛教,但虞愿范缜所代表的反佛教思想还很有力量。到梁武帝时,南朝佛教才进入全盛时期。他大兴佛教,不是废弃儒玄(道家),而是用佛来调和儒玄。他本是一个博学无所不通的大学者,著《孔子正言》、《老子讲疏》等属于儒玄的书二百余卷,又著属于佛教的书数百卷,确实表现了他对儒玄佛三家学说的精通。他用儒家的礼(《孝经》引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来区别富贵贫贱,用道家的无(刘向论道家“清虚无为,务崇不竞”)来劝导不要争夺,用小乘佛教的因果报应,来解答人为什么应该安于已有的富贵贫贱,为什么不要争夺。三家合用,非常有利,因此他创三教同源说,硬派孔子老子当佛的学生。他作《会三教诗》,以日比佛,以儒、道比众星,说“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所谓无二非三,就是佛教最高,儒、道是佛的辅助。他对三家学说进行调和,在推行上着重在佛教。他装成一副苦行僧的状貌,皇帝的生活享受,似乎都舍弃了,好叫人相信他的宗教信仰是纯洁无私的。他建立同泰寺,早夜到寺礼拜。屡设救苦斋、四部(僧、尼、善男子、善女子)无遮会、无碍会,在会上讲演佛经,说是做功德事,替百姓求福。五二七年,他到同泰寺舍身,表示要出家当和尚,过了四天,才回宫。五二九年,又到寺舍身,群臣出钱一万万,向同泰寺赎他回来。五四六年,又去舍身,宣称他和宫人以及全国都舍了。群臣出钱二万万又算赎回来。五四七年,又去舍身,这一次出家多至三十七天,群臣又出钱一万万赎回这个“皇帝菩萨”。他只用舍身法就替同泰寺讹诈得四万万钱,群臣一只手付出四万万,一只手向民众不知要掠夺多若干倍的钱。在他赎身回宫那一天的夜间,同泰寺的塔烧毁了。他说,这是魔鬼干的事,要做更广泛的法事来镇压魔鬼。下诏道,道愈高魔也愈盛,行善事一定有障碍,应该大兴土木,比旧塔增高一倍。他役使大量民众造十二层高塔,塔还没有完工,他就被侯景拘禁饿死了。梁武帝兴佛教,已经达到发狂的程度,虞愿斥责宋明帝罪比塔还高,梁武帝的罪恶,比宋明帝当然更要高无数倍。当时民众遭受如此残酷的剥削,不曾起来反抗,足见因果报应说的麻醉作用确实可以使被麻醉者陷入昏迷状态中。

  梁武帝的残暴统治,得到士族、亲属及僧徒的共同拥护,在国境内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表面上的平静,实际是内乱已经酝酿得足够成熟了。最后由于接纳东魏叛将侯景,造成梁国境内的大破坏。当时黄河流域也正在大破坏,南北同时大乱,西晋末年开始的灾祸,到梁武帝末年才真正达到全中国普遍大乱的最高峰。东晋宋齐三朝多少还能保持长江流域的偏安局面,梁武帝却引进北方的破坏势力来蹂躏江南,从这一点说,梁武帝是东晋以来最坏的统治者。

  梁武帝初年,魏国开始内乱。梁乘敌国内乱出兵恢扩疆土,本是南朝政权应作的事,可是,在梁武帝指导下的军事行动,却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下面列举几次军事失败的情况。五○五年,梁大举伐魏,梁军器械精新,军容甚盛,魏军认为百数十年来未有的劲敌,不敢交锋。梁武帝舍韦叡等良将不用,却用懦怯昏庸的六弟临川王萧宏作主将。五○六年,萧宏驻军的洛口(安徽怀远县境),一个夜里忽有暴风雨,萧宏恐惧,率数骑弃大军逃回建康。将士不见主将,纷纷溃散,器械全部遗弃,人死将近五万人。五一四年,梁武帝发徐扬二州民,二十户取五丁,役夫及战士合二十万人筑浮山堰(在安徽凤阳县境),企图壅遏淮水灌没魏国的寿阳城。水利工程家都说,淮河中沙土轻浮,不可筑堰,梁武帝不听,用铁器数千万斤沉水底,仍不能筑成。他又用木料叠成方框,中填大石,上面加土。役人担负木石,肩肉腐烂,疫病流行,尸骸满路,苍蝇声昼夜薨薨。冬季大寒,役人又冻死无数。五一六年,淮水暴涨,浮山堰崩坏,沿淮水城镇村落的居民十余万人都被水漂入海。北魏不动兵力,梁国民众死伤却在二十万人以上。此外,对魏战争不时发动,南北军民在战争中死伤不可数计。梁武帝是个“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但得不到什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但得不到什么地的无能而贪残的杀人恶魔,他装扮着一副佛教的慈悲面目,在战争上却更明显地暴露出他的真实面目。

  对魏战争的残害民众,还只是梁武帝罪恶的较小部分,他最大的罪恶是接受侯景的降附。侯景是东魏高欢部下有谋略的将帅,统治黄河以南土地。五四七年高欢死,侯景与高欢的继承者高澄为敌,据河南反高澄。侯景投降西魏,受西魏官爵,又来投降梁国。梁武帝贪得河南土地,纳侯景降,封为河南王。侯景投降西魏和梁国,原想取得援助,攻灭高澄。他和高澄交兵,向西魏宇文泰求援,宇文泰知道侯景不可信任,以援助为名,出兵占据侯景所属土地的一半。梁武帝也出大兵援侯景,被东魏击败,亡失士卒数万人。宇文泰处置得宜,西魏不战获地;梁武帝贪婪昏愚,梁成为接受灾祸的对象。侯景早有灭梁的意图,这次战争更证明梁朝腐朽已达极度。五四八年,东魏大败侯景军,侯景率败兵八百人南逃,夺取梁寿阳城,准备灭梁,公然对人说,我取河北不成,取江南却有把握。侯景诱萧正德作内应,许事成后尊萧正德为梁帝。萧正德大喜。侯景举兵夺取谯州城(安徽滁县),梁武帝命萧正德防守长江。萧正德让侯景渡江,建康大惊乱。梁武帝令太子萧纲筹防御。萧纲命萧正德守宣阳门。

  侯景渡江时,只有兵八千人,马数百匹。他乘梁君臣震骇,进攻建康城。萧正德开城门迎侯景入城。侯景攻台城(宫城),萧纲依仗良将羊侃,率众力战。侯景屡攻不克,众心离散。侯景令兵士掠夺民间粮食和妇女金帛,并胁迫民众数万人充兵士。侯景又招募梁奴隶483得千数人,分配各军。奴隶被重用,人人感恩,愿出死力,侯景兵力又振。五四九年,侯景攻入台城,梁武帝饿死。萧纲即帝位(梁简文帝)。五五一年,侯景杀梁简文帝,自称为汉皇帝。

  梁武帝在位年久,等待时机,积极准备夺取帝位的主要有这些人:侄子萧正德蓄谋最早,但势力最弱。五三一年,太子萧统(昭明太子)死。照继承惯例应立萧统的儿子作皇太孙;梁武帝却立儿子萧纲为太子,因此萧纲与诸弟萧纶、萧绎、萧纪之间,萧统的儿子萧詧(同察)与诸叔之间,充满着仇恨。侯景作乱,主要争位人阴私丑恶的面目,尽情暴露出来。萧正德引侯景入建康城后,便自称皇帝。与侯景约定,攻破台城,必须杀梁武帝和萧纲。台城攻破后,萧正德亲自执刀去杀,被侯景阻止,皇帝名号也被侯景取消。萧正德密谋攻侯景,侯景把他杀死。这个图谋帝位数十年,无所不为的萧正德,在一群谋图者中首先结束了他的丑恶的生命。南徐州刺史萧纶率军入援,与其他援军互相猜忌,拥兵观望,莫有战意。侯景破台城,萧纶逃走。五五○年,萧纶据郢州(镇夏口——湖北汉口市),称自己办事的厅屋为正阳殿,表示要做皇帝,一面向北齐称臣投降,希望得到北齐的援助。北齐封萧纶为梁王。雍州刺史萧詧据襄阳,与荆州刺史萧绎交兵。五五○年,萧詧向西魏称臣,请作附庸国。西魏派兵助萧詧,封萧詧为梁王。萧绎据江陵,声势最大。侯景围台城,萧绎声称举兵入援,实际是观望形势,积极消灭其他争夺帝位的敌人。西魏兵助萧詧攻萧绎,逼近江陵,萧绎也向西魏求和,愿作附庸国。萧绎又向东魏求和。五五一年,北齐(五五○年,北齐灭东魏)封萧绎为梁相国。这时候,萧纶专附北齐,萧詧专附西魏,萧绎附北齐和西魏,北齐与西魏互相牵制,萧绎所受到的控制力比较松一些。侯景在江南毫无凭借,只有一些被胁迫作战的乌合军队。他破台城后,释放北方人在南方当奴婢的约一万人,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势孤力弱可以想见。梁国任何一个争位人,都有力量击灭侯景,可是,这些人都想借侯景的手摧毁梁武帝和萧纲的地位,自己专力对付其他争位人。等到萧绎造成得位的形势,可以抽出一部分兵力进攻建康的时候,侯景早在这个空隙中,进行着空前规模的大破坏。

  自东晋以来,建康一直是长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的第一个中心地点。统治集团在各地方搜刮财物,主要是集中到建康,在这里纵情耗费掉,商业和手工业,自然也跟着发达起来。梁武帝时,建康已经成为南北各四十里,拥有二十八万户的大城市。贺琛上梁武帝书里指出官员穷奢极欲无限浪费的情形,说:地方官所以贪残,总是由于风俗太侈靡。现在做一任地方官,得钱就可以上万万。罢官回京,尽量享受,一次宴会费钱超过百金,家中畜妓无数,极声色的乐趣。不过几年,钱财用完,追恨过去得钱不够多,再出去做官,贪残得更加厉害。贺琛说的只是地方官,至于王公贵戚和世家大族,贪残侈靡自不待言。梁武帝否认贺琛的指责,但也承认自己斋僧的饭菜,一个瓜能变出几十个式样,一种菜能做出几十种味道。素食还如此精致,可见贺琛所说风俗侈靡,确是事实。侯景宣布梁武帝罪状说,梁朝割剥民众,以供贪欲,你们如果不信,试看皇帝的大苑囿,王公的大第宅,僧尼的大寺塔,以及文武百官,都是美妾成百,仆从上千。这些人不耕不织,锦衣美食,不从百姓夺取,从那里得来!侯景的指责也是事实。侯景渡江攻建康城,梁武帝命提取诸寺院及公库所藏钱,得五十万万充军用。建康有的是钱和用钱的人,他们比赛豪华,衣服食物器具,力求精美,都要各地方运输进来,本城产品是很少的。侯景作乱,交通阻隔,粮食断绝,几个月功夫,人饿死大半。侯景攻台城,萧纲命人烧侯景所据宫殿,宫殿及多年积聚的图书文物几乎全部被烧毁。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建康,经侯景之乱的破坏,荡然无遗了。

  五四九年,侯景攻入台城,就派遣部下诸将出外杀掠,告诫诸将说,攻入城市,要杀个干净,使天下人知道我的威名。因此诸将专事烧杀掠夺,做尽惨虐行为,以取笑乐。侯景军一路向三吴,有饥兵数百。梁吴郡太守有精兵五千,不敢抵抗,开城门迎侯景军。侯景军据吴郡,大掠财物妇女。侯景派兵攻破吴兴郡,又进攻会稽郡。会稽有精兵数万,粮食军器都很充足,侯景兵到,东扬州刺史萧大连(梁简文帝的儿子)弃城逃走,侯景军不战取得会稽郡。三吴最为富庶,是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第二个中心地点,经东晋末一度破坏后,宋齐以来,又恢复了它的繁荣景象。建康城的大量消费,主要是依靠三吴来供给。侯景据有三吴,夺完了金帛,又掠夺人口,有的被杀死,有的被贩卖到北方,遗民存留无几。五五○年,侯景军一路向广陵。破城后,捕城中人不论老少,埋半身入地,侯景兵驰马射击,八千人一时都被惨杀,广陵成了一座空城。五五○年,侯景军一路沿江西进。五五一年破江州,又破郢州。侯景率大军向江陵,萧绎向西魏求援,割汉中给西魏。萧绎有力量击败侯景,割地给西魏,实际是请求西魏不要助萧詧来夺取江陵。果然,侯景被萧绎军击败,逃归建康。侯景已经完成了他的大破坏动作,再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只好坐在建康城等待死灭。

  萧绎击败侯景,取得江州和郢州,争位人之一萧纶也被西魏军杀死。五五一年,萧绎派大将王僧辩率军东下,陈霸先率精兵三万人助王僧辩。五五二年,王僧辩攻建康,陈霸先大破侯景军,收复建康城。侯景遁逃入海,路上被部属杀死。萧绎在江陵称帝(梁元帝)。建康已是一座荒城,江陵一向是西部重镇,为长江流域第三个经济文化的中心,舍不得离开;同时,在襄阳的萧詧,在成都的萧纪,都是主要争位人,需要防御,因此,梁元帝决定建都在江陵,使陈霸先镇守建康。

  五五二年,益州刺史萧纪自称皇帝。五五三年,发兵来攻江陵。梁元帝请西魏攻蜀。宇文泰很喜欢,对诸将说,取蜀灭梁,就在这一次了。宇文泰派将军尉迟迥率军入蜀攻成都。萧纪宁愿失蜀,却一心想得江陵。他用金一斤或银一斤制成一个金饼或银饼,共有金饼一万个银饼五万个。临战,给将士们看看,但并不分赏给有功的人。萧纪军溃散。梁元帝兵追萧纪,萧纪掷一小袋金饼给追者,说,我用这金饼雇你,送我去见七官(梁元帝行七)。追者说,我杀了你,金饼会跑到那里去?萧纪就这样结束了他那条丑恶的生命。萧纪死后,益州全境也就为西魏所有。

  一群争夺帝位的人,现在只剩下梁元帝和萧詧二人。五五四年,西魏宇文泰使于谨率兵五万合萧詧兵来攻。五五五年,攻破江陵。梁元帝自以为读书万卷,仍免不了亡国,把所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一起烧毁,随后到西魏军前投降。他受尽萧詧的侮辱以后,结束了他那条极其丑恶的生命。

  西魏封萧詧为梁主,以江陵附近约三百里土地作为梁国封地。使萧詧居江陵东城,西魏兵驻西城,监视萧詧。西魏取襄阳,掳走江陵府库中所藏全部珍宝,并捕捉王公百官以及居民数万人,分赏魏军作奴婢。长江流域第三个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建康和三吴也彻底破坏了。五五六年,萧詧在荒城里自称为皇帝。他和他的子孙对周(五五七年,周灭西魏)隋执臣礼甚恭谨。五八七年,隋文帝消灭了这个丑恶的梁国。

  梁武帝酿造祸乱,侯景和萧氏一群争夺帝位的人实行祸乱。这次大祸乱归根是士族制度自然的结果。颜之推说,江南士族至今已传八九代,生活全靠俸禄,从没有自己耕田的。田地交奴隶佃客耕种,自己连起一块土,耘一株苗也没见过。人世事务,完全不懂。所以做官不办事,管家也不成。都是太优闲的缘故。又说,梁朝士大夫,通行宽衣大带大冠高底鞋,香料熏衣、剃面搽粉涂胭脂,出门坐车轿,走路要人扶持。官员骑马就会被人上表弹劾。建康县官王复未曾骑过马,见马叫跳,惊骇失色,告人道,这明明是老虎,怎么说它是马。侯景作乱,士大夫肉柔骨脆,体瘦气弱,不堪步行,不耐寒暑,死亡无数。他们因为得不到食物,饿成鸠形鹄面,穿着罗绮,抱着金玉,伏在床边等死。隋炀帝也说,江东诸帝多抹脂粉,坐深宫。这都说明梁朝整个统治集团自皇帝以至士族已经腐朽到极度,剥削阶级的黑暗全部集中表现在这群人的行动上,既然西晋极度腐朽的士族造出了十六国大祸乱,梁朝同样腐朽的士族,自然也不能不造出梁末的大祸乱。

  梁武帝为贪得土地,招纳侯景,结果是梁国内部大乱,失去广大的土地。东魏取得淮南和广陵,西魏取得益州、汉中、襄阳。江陵有西魏守军,实际也为西魏所有。南朝自巴陵(湖南岳阳县)至建康,与北朝对峙以长江为界。此后,南方汉族政权作为凭借的长江天险, 江苏南京陈永宁陵石麒麟至少失去了一半,等到北方也建立起汉族政权的隋朝,一举灭陈,长江根本不起作用了。

  梁朝四帝,首尾凡五十六年。

   陈朝 五五七年至五八九年 陈霸先,吴兴郡长城县(浙江长兴县)人,在梁末大乱中,是一个保护南方汉族政权最有功的人。他家世寒贱,不列在士族。早年当里司、油库吏、传令吏等微职,后来得小军职,因镇压交州农民起义,官位渐显。五四九年,陈霸先在广州起兵讨侯景,排除当地割据者的阻碍,五五○年,进军至南康(江西南康县)。五五一年,萧绎遣王僧辩率军东下至湓城(湓音盆pén江西九江),陈霸先率精兵三万人来会。五五二年,王僧辩攻克建康,陈霸先立功最多。五五五年,王僧辩、陈霸先在建康拥立梁元帝的儿子萧方智为主。北齐派兵护送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来作梁主,王僧辩畏齐兵,迎立萧渊明。陈霸先再三苦争,王僧辩不从,陈霸先起兵袭杀王僧辩,立萧方智为梁帝(梁敬帝)。如果萧渊明得立,和江陵的萧詧一样,建康的梁将成为齐的附庸。陈霸先杀王僧辩,立梁敬帝,齐的势力被摈斥不得侵入江南。陈霸先击败齐兵并削平许多叛乱。五五七年,灭梁称帝(陈武帝),建立起对抗齐周和后梁(萧詧)的陈朝。

  陈武帝和陈文帝、陈宣帝统治陈国共二十五年,虽然与敌国经常进行着战争,国内的叛乱也不时发生,但梁末遭受大破坏的南朝境内,经济和文化逐渐恢复起来了。陈宣帝的儿子陈后主(陈叔宝),就在这个恢复起来的物质基础上,又恢复极度腐朽的丑恶生活。

  陈后主荒淫,使宠妾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左右,文士江总、孔范等十人参与宴会,号称狎客。妃嫔与狎客共赋诗,互相赠答,采取尤艳丽的诗篇,造作歌曲,选美女千余人奏乐歌唱。君臣酣歌,通宵达旦。陈后主又大造宫室,其中临春、结绮、望仙三阁最为壮丽。三阁各高数十丈,材料多用香木,装饰着大量金玉珠翠,东晋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侈靡的建筑物。不言而喻,他的搜刮是极其残酷的。赋税繁重,民不堪命,刑罚苛暴,牢狱常满,直臣傅縡(音宰zǎi)劝他改过,说:陛下酒色过度,任用小人,恶忠臣如仇敌,看百姓是野草。宫中妾婢穿着拖地的长绣裙,厩里马匹饱得连豆粟都不想吃,百姓呢?流离失业,饿死不得葬,尸体抛弃在荒野上。天怒民怨,众叛亲离,我看陈朝就要完了。陈后主大怒,派人告诉傅縡说,你能改过么?你能改过,我想免你的罪。傅縡坚决拒绝,答道:我的心同我的面貌一样,如果我的面貌可以改,那末,我的心也可以改。陈后主更怒,杀傅縡。五八七年,隋文帝灭萧詧的梁国,定计灭陈。五八八年,隋发兵五十一万,以杨广为统帅,准备渡江。陈后主说,从前北齐三度来攻,北周兵也来过两次,都大败逃去。这次隋兵来攻,一定送死。宠臣们也说,隋兵决不能渡长江。君臣依然饮酒赋诗,守江诸将告急求救,一概不理。五八九年,隋将贺若(姓)弼自广陵直渡京口,韩擒虎自横江(安徽和县)直渡采石,攻入建康,俘获陈后主,陈亡。

  陈朝五帝,首尾凡三十三年。

  三一七年,晋元帝在建康立国,至五八九年隋灭陈,前后共二百七十二年。西晋灭亡后,黄河流域在少数族统治下,长期遭受严重的破坏,汉族在长江流域建立本族政权,抵抗少数族的南来蹂躏,这是有利于民众的事业,不能看作分裂和割据。长江流域比起黄河流域来,一向是落后地区,东晋时期,北方汉族人大量南迁,长江流域经济有很大的发展,逐渐接近黄河流域未遭破坏时的经济水平,文化的兴盛,更远远超过当时的北方。南朝文化为隋唐统一时期高度文化奠定了基础。闽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比长江流域又落后得多。东晋时一部分北方士族迁居晋安郡(治设原丰县,福建福州市),闽江流域经济文化开始发展起来。梁末大丧乱,晋安郡独富饶安宁,不受丧乱的影响。侯景陷三吴,会稽郡公侯士人很多迁居到岭南,汉族文化在珠江流域也开始有一些发展。每经一次大乱,总有一部分汉族向落后地区迁移,他们带来汉族的经济和文化,在落后地区起着进步的作用,影响当地的非汉族人。例如四三六年(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魏灭北燕,北燕主冯弘族人冯业率三百人浮海归宋,居住新会(广东新会县),宋朝命冯业世为罗州(治石龙县,广东化县)刺史。冯氏非本地人,号令不行。高凉郡(广东阳江县)有“蛮”族部落十余万家,酋长洗氏。洗氏有女多智谋,善于用兵,梁末,罗州刺史冯宝娶洗氏女为妻。洗夫人约束洗氏部落使从民礼,冯氏政令才得行施。陈霸先起兵讨伐侯景,得洗夫人援助,洗夫人成为陈朝在岭南的重要支柱。冯氏数百人终于影响洗氏十余万家。以此493 为例,汉族士人避难到闽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在当地总要发生大小不等的影响。不过,由于士族的极度腐朽,在它统治力愈强的地方,劳动民众所受的痛苦也愈大,一直到造成大灾难,长江流域就是这样遭受破坏的。总的说来,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士族统治,对中国南部的开发,积极作用终究比消极作用要大一些。因为南朝以前,中国经济文化的主要基地只有一个黄河流域,经过南朝,长江流域也成为主要基地,中国经济文化的主要基地从此扩大了一倍,封建社会也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隋唐时期的繁荣就是在这个扩大的基地上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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