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物理学教育

　　第一节 物理学教育

　　1.大学物理学系的设立。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我国许多大学相继设立了物理学系（或数理系、理化系），如：金陵大学（1912）、北京大学（1918）、大同大学（1919）、南开大学（1919）、东南大学（1921）、北平师范大学（1922）、厦门大学（1923）、中山大学（1924）、清华大学（1926）、燕京大学（1926）、浙江大学（1928）、武汉大学（1928）、交通大学（1930），等等。到三十年代中期，我国设有物理系（或数理系、理化系）的大学已超过30所。随着在国内和国外物理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的日益增多，特别是随着出国深造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毕业研究生的陆续归国，大学的师资力量得到加强，物理学高等教育已在我国具有一定的规模。

　　大学物理学教学在二三十年代有了明显的改进。以清华大学为例，该校于1929年成立理学院，以实验科学为主要发展方向，这在当时国内实验科学尚不发达的状况下，是比较新颖和独特的。1930年该校物理系开始招收研究生。三十年代初该校物理系开设的理论和实验课程共37门，其中必修课16门，选修课21门，有的课程还反映了当时物理学的最新发展。该系建有普通物理、热学、光学、电学和近代物理五个实验室以及金木工厂，设备先进，仪器一流。图书方面，物理学各科的重要书籍、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的文集以及1900年以后的各种重要期刊，均多齐备。系里经常组织学术讨论会，报告研究成果、评介新成就与新发展，学术风气浓厚。其他各大学对科系的建设也都颇为重视。总之，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各大学的物理系都力图给学生以经典物理和近代物理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的广泛教育。

　　2.留学人员及其归国后的教学等工作。

　　早年赴国外留学深造的人员，大多学成之后立即归国，献身于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但由于受到国内种种条件的限制，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困难很多，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培养物理学专业人才。因此，他们既是物理学家，更是物理学教育的专家。

　　这一时期，许多大学里都有我国物理学界的一些老前辈执掌教学，如：颜任光、丁燮林、李书华、王守竞、饶毓泰先后主持北京大学物理系；叶企孙、吴有训主持清华大学物理系；谢玉铭主持燕京大学物理系；胡刚复主持东南大学物理系；等等。各校均聘请知名教授任教，如三十年代初，清华大学物理系有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等五位教授，真可谓人才济济。这些曾经留学欧美的著名学者，在各校建立实验室，开设反映最新成就的课程，进行理论与实验并重的物理学教学。他们的出色工作，使这些大学的物理系享有盛名。

　　物理学教学所必需的实验仪器，在我国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方面，留学人员亦作出了很大贡献。1925年，颜任光和丁佐成创办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该公司有实验室，修理和制造各种实验仪器。这是我国第一个现代科学仪器工厂，从此我国有了自己生产的物理仪器。1929年，中国科学社在上海设立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也进行仪器制造，在抗日战争结束后逐渐有所发展。此外，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也有制造。

　　3.教材、译著与专著。

　　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物理学家们根据自己在多年教学工作中的经验，编写了许多教材。其中供中学物理学教学用的有：丁燮林和王书庄的《初中物理实验》（1930）、《高中物理实验》（1930）；倪尚达的《高中物理学》（1933）；戴运轨的《开明物理教本》（1931）、《高中物理学实验教程》（1933）、《正中高中物理》（1938）、《初中物理》（1949）；方嗣欔的《物理实验》（1932）、《初中物理学》（1934）；严济慈的《高中物理学》（1948）、《初中物理学》（1949）；等等。这些教材在三四十年代相当流行，很受欢迎，有的曾多次再版。它们对于提高中学物理学教学的质量起了很大作用。

　　我国物理学家们从二十年代起，就编写供大学物理学教学用的中文教科书，从而改变了在我国大学里曾经一度使用英文教科书的局面。比较有影响的，如：李书华的《北京大学物理实验讲义》（1924）；叶企孙和郑衍芬的《初等物理实验》（1929）；倪尚达的《无线电学》（1929）；萨本栋的《普通物理学》（1933）、《普通物理实验》（1935）；戴运轨的《大学普通物理学》（1941）；严济慈的《普通物理学》（1947），等等。

　　为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学术水平，我国学者翻译了许多物理学书籍，包括学术专著、通俗读物、教科书等。据统计，1911至1936年的25年间，我国译刊科学书籍495种，其中物理学书籍52种，占10.5％。①在这些物理学书籍之中，有相当数量的书，其著者是著名物理学家，如牛顿、法拉第、迈克尔逊、普朗克、密立根、爱因斯坦、布拉格，以及罗素、石原纯等。而在译者之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是我国著名学者、科学家或翻译家，如何育杰、夏元瑮、文元模、周昌寿、张贻惠、杨肇燫、郑贞文、张钰哲、任鸿隽、郑太朴等。这些译著，不仅包括许多颇负盛名的教材，而且还有不少学术专著，如《相对论浅释》（1922）、《最近物理学概观》（1922）、《物质与量子》（1936），等等，其原著就很有名，译书也很有影响。抗日战争期间，物理学家们在生活和工作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翻译世界著名科学著作，为日后国家复兴和科学进步作准备。如：严济慈和李晓昉合译的《理论力学纲要》（1938）；王普译的《原子物理学入门》（1945）、《核子物理学入门》（1946）；陆学善译的《力学概论》（1949）、《柔体力学》（1949）；许国保译的《热学与声学》（1950）；杨肇燫译的《电学理论》和《电学原理》（1951年再版）等等。

　　我国物理学家在多年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也撰写了不少专著。如：谢玉铭和C.H.Corbett（郭察理）的《物理学原理及其应用》（英文本，1924；中译本，1928）、《物理学实验》（英文本，1924）；倪尚达的《无线电学》（1929）；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其结构》（英文本，1939）；萨本栋的《并矢电路分析》（英文本，1939）、《交流电机基础》（英文本，1946）、《交流电路》（1948）、《交流电机》（1949）；黄昆和玻恩（M.Born）的《晶格动力学》（1954）；等等。这些专著颇负声誉，在国内甚至国外都有相当的影响，被用作教本或被视为经典之作。

　　4.人材培养。

　　我国物理学教育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前半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培养了许多物理学的专业人才。然而总的说来，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缺乏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学校被迫内迁，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大量散失，师生备尝颠沛流离之苦。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迁到重庆；浙江大学迁到贵州湄潭。在学习、工作和生活都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师生们坚持教学和开展学术活动，在此期间培养出的学生中后来多人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如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黄昆、朱光亚等等。

　　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老一辈的物理学家献身教育与研究事业，为国家培养年轻人才。像胡刚复曾先后在11所高等院校筹建物理系或理学院或在其中任教。清华、燕京和北京三所大学 的物理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优秀的物理学家。学有师承，后继有人，保证了中国物理学事业的不断发展。

　　

　　①参阅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载《张菊生先生七十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实际上，按周昌寿所列的书目，其中物理学书籍近60种，约占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