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荣宗敬荣德生

　　第三十七章 荣宗敬荣德生

　　荣宗敬、荣德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族企业家。他们主要经营面粉厂、纺织厂，被人称为“面粉大王”和“纺织巨子”。

　　荣宗敬生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原名荣宗锦，晚号锦园。荣德生生于1875年（光绪元年），原名荣宗铨，后取号乐农。他们是江苏无锡西乡荣巷人。他们的先世多从事商业。祖父荣锡畴是往来于沪、锡两地的贩运商。父亲荣熙泰先在浙江乌镇一家冶坊做帐房，后经人推荐到广东当了清政府的厘卡税吏。母亲石氏。荣氏兄弟幼时入塾读书，并帮助母亲做家务干农活。荣宗敬14岁进上海南市铁锚厂学习帐房业务。翌年，到上海永安街源豫钱庄习艺。3年苦学满师后，到上海南市鸿昇码头里街森泰蓉汇划字号（钱庄）当收解（跑街）①，负责承揽生意、联系客户等业务。1895年，钱庄倒闭后，他回无锡闲居。荣德生比荣宗敬小两岁。15岁时，到上海通顺钱庄学艺。18岁时，随父到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帮理帐务。1895年，他在厘金局3年任期届满，便和父亲相偕离职回乡。

　　1895年，荣氏父子三人都赋闲在家，开始筹划今后的前途。

　　当时江浙一带开钱庄的风气盛行，不少人因开钱庄发了财，加上荣氏兄弟俩都是钱庄学徒出身，于是荣熙泰便说服儿子开设钱庄。1896年2月，荣氏与别人合伙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为管帐。头两年，钱庄盈利不多，合伙的三个股东便将股金抽走。从1898年起，广生钱庄由荣家独资经营。为发展业务，钱庄在无锡设了分庄，荣德生任经理，经营上海、无锡以及江阴、宜兴间的汇兑业务。广生业务日益兴旺，盈利节节增加。1908年，由于荣宗敬在上海投资的裕大祥商号搞投机生意失败，亏银六七十万两，广生钱庄受到牵连，元气大伤，不得不歇业关闭。

　　荣氏兄弟开钱庄的同时，还经营收茧业务。他们利用钱庄汇兑的有利条件，可以无息地使用顾主的汇款来大批收购蚕茧，利用与无锡丝厂经理的私交，使蚕茧销售畅通无阻，因而收购蚕茧的业务年年盈利。收茧季节大量资金的调拨，对广生钱庄的汇兑业务也有所促进。茧行的稳固收益，是荣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来源。尽管后来他们的财富越滚越多，但对茧行一业仍不愿放弃，一直继续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停业。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北方发生粮荒，江南的粮食大批北运，尤其以上海、无锡等地的面粉为最多。因为面粉北运免税，经营面粉业的实业家均获厚利。荣氏兄弟根据自己的经验，决定创办面粉厂。1902年，他们与官僚朱仲甫各出一半股金，合伙在无锡创办保兴面粉厂。荣德生经营工厂内部事务，荣宗敬在上海主管广生钱庄，并负责保兴的对外业务。

　　保兴面粉厂初建时规模不大，只有30余名工人，法国造的 石磨四套，每昼夜出粉300包。开业之初，一时难于打开市场，销路不佳。朱仲甫见面粉厂获利不多，便于第二年退出。为打开销路，荣德生一面派人到本地各面馆、面店、点心店进行推销，实行先试用后付款的办法，并采取各种优惠条件来吸引消费者。另方面，他聘请王尧臣、王禹卿推销产品。王氏兄弟对北方的客帮极为稔熟，与营口、烟台、天津各帮坐庄也有交谊。经过王氏兄弟的努力，保兴面粉在北方打开了销路。这时，保兴厂更名为茂新厂。荣德生仍任经理，荣宗敬任批发经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面粉在东北三省极为畅销，面粉价格也随之上涨。为抓住时机，扩大生产，荣氏兄弟向英国购买钢磨，改进生产设备，扩大了工厂的生产能力。茂新厂的面粉产量增至每天800包。同时，他们注意提高面粉质量，不收潮麦、坏麦，凡购进的小麦都要经过人工挑拣，所有砂石杂物一概剔出。茂新厂生产的“兵船”牌面粉不仅质量优良，而且包装美观，与当时其他名牌面粉并驾齐驱。1912年初，面粉市场曾一度疲软，但“兵船”面粉销路仍畅。

　　棉纺织业也是荣氏兄弟经营的重要事业。1905年，荣氏兄弟同荣瑞馨等合股集资27万元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起初，纱厂因经营不善，亏蚀甚巨。1909年，该厂人事改组，由荣宗敬任董事长，荣德生任经理，经过一番整顿，振新厂才度过难关。到1915年，荣氏兄弟以股东之间矛盾为由，退出了振新纱厂。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初所采取的奖励兴办实业等措施，激起了一些商人和资本家进一步振兴实业的强烈要求和愿望。1912年9月，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荣德生以无锡商会会员代表身份出席会议。会上，荣德生主张扩充纺织业，增设机器制造厂，以轮船、火车、农、矿、军械制造等为主，由国家发起然后招商筹办，并要求政府派学生出国学习国外先进技术①。与会的一些政界名人，也发表了鼓励办实业的演说，荣德生很受感动。加上茂新面粉厂获利甚丰，荣氏兄弟办实业的热情更加高涨。1912年，他们与人合作，在上海创建福新面粉厂，荣宗敬任总经理，荣德生因在无锡经营茂新，仅任公正董事。1913年冬和1914年夏，他们在上海创办福新二厂和三厂。

　　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交战国粮食生产锐减，不但无力向外输出，相反却要向国外采购。于是上海机制面粉工业迎来了“黄金时代”。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荣氏兄弟于1915年收买上海中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四厂。1917年又将在上海租办的华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六厂。这期间，荣氏兄弟还向汉口发展，1918年在汉口兴建福新五厂。在福新厂扩充的同时，无锡的茂新面粉厂也在扩充。1916年，他们租办和收买了无锡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在1916年至1917年间，无锡5家面粉厂中，有4家归荣德生经办。到1919年，茂新、福新面粉系统共有8个厂。面粉厂设备和生产能力与“一战”前相比，增长了近两倍。荣氏兄弟因此获得了“面粉大王”的称号。他们的经营之道主要有：一是充分利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洋行订购机器，以此来不断扩充生产设备。二是依靠信誉，大量抛售远期栈单，作为调度资金的手段。三是采取控制原料的办法，抢先买下大量的新麦，以维持长期不断的生产，这样便使自己的企业在同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四是十分注意生产技术的改进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如他们生产的“兵船”牌面粉之所以光滑洁白，除选用优质麦为原料外，还由于在生产中使用了漂白剂。此外，为适应顾客的心理，他们还采用上等白布制作比其他厂家更大的面粉袋，并且适应一般人的侥幸心理，在面粉袋里放铜元，作为“彩头”以扩大销路。

　　在面粉业发展的过程中，荣氏兄弟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有利时机，努力发展纺织业。1916年，在上海招股创办申新纺织无限公司，确定资本为30万元，分作3000股，荣氏兄弟的出资占总资本的60％，荣宗敬任总经理。公司的经营大权、财务调度、各厂成品销售、原料和物料的采购，以及人员的雇佣和调动等权力都由总经理掌握。申新纺织无限公司成立后，发展很快。到1918年，其盈利额达到22万多元，为1916年该厂盈利额的11倍。1917年，荣宗敬又买下了上海恒昌源纱厂，1919年3月，改称申新二厂。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上海棉纺织业积极响应，举行罢市，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市罢业期间，荣宗敬曾发表讲话，认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这些“不良分子不顾民心”，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致学界罢课，商业罢市，农工辍工，风潮飘荡，全国风靡，人心一致，众志成城，实敝国数千年来第一之奇特。……虽然，此会之事，由敝国不良分子措置不良，而实果乃由日本国人违反世界公理，有以造成之也。”①荣氏兄弟积极参加了全国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同时准备趁此机会继续扩大自己的企业。他们派熟悉国外情况的人至欧美考察，购买新式机器，及时更换旧的生产设备。同时他们联合同业组织了面粉和纱布交易所。在交易所中，荣氏兄弟经营的申新厂不仅做多头，大量购进棉纱来哄抬市价，而且还大量抛出棉花来压低花价，谋取更大的利润。

　　为了改良麦、棉品种，荣氏兄弟在二十年代初设立了农事试验场，进行实验工作。荣氏兄弟接受爱国实业家张謇“用教育来创进实业”的主张，积极兴办教育事业。从1906年起，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第一、二、三、四小学，竞化第一、二、三、四女子小学，在上海申新一厂办子弟学校，鼓励工人子弟就学。1919年，为了培养企业技术管理人才，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开设工商两班，并设有商店、银行和工场，供学生实习用。学生除学习一般中学的共同课程外，还注重工商业基础知识的学习。该校的毕业生在以后荣家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荣家企业在抵制外货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22年，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已经达到12个，其中茂新有4个厂，福新有8个厂。其生产能力，已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量的1/3左右。申新纺织厂在这期间也发展至4个厂，拥有纱锭13万余枚，比创办时期增长了9.4倍，其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了同期全国纱厂及民族资本纱厂的速度。1921年，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在上海成立，荣宗敬任总经理。这标志荣氏企业系统基本形成。

　　1922年，西方列强在医治好战争创伤后，带着他们的商品和资本卷土重来。中国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结束，代之而来的是更加动荡和不安的时期。荣氏企业也和全国所有民族企业一样，在内外压迫下，蒙受了不少损失。申新各厂自1923至1924年两年中就亏损百余万元，福新厂的产销也在下降，从盈余转为亏损。为了加强竞争，荣德生在企业管理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1924年，在申新三厂实行管理改革，聘用专家和技术人员替代工头管理生产，并制订出一整套厂规条例，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产品成本，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爆发，全国再次掀起反帝斗争的高潮。荣宗敬立即发表宣言说：“自五月卅日南京路发生惨剧以后，凡我同胞，莫不切齿痛恨，致酿成罢课、罢市、罢工之举行。……现在家常日用与夫个人生活所必需，实以舶来品占居多数，每年流出之金钱，何以胜计，漏卮不塞，困穷立待。兹由鄙人发起，自6月1日起，凡在本公司范围以内之同仁，一律不购买舶来品。”①荣德生也表示了对罢工工人的支持。《锡报》1925年6月26日报道说，“自沪案（五卅惨案）发生后，本邑各界捐款助沪工者颇为踊跃，昨本市西门外申新第三纺织厂主人荣德生君，因鉴于沪上罢工工人失业日久，亟应量力救济，愿将厂中端节筵资一百万如数捐助。”荣家企业在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高潮中开始转亏为盈。于是，荣氏兄弟趁机再次扩大实业。1925年先后收买上海德大纱厂建立申新五厂，租办常州纱厂成立申新六厂。

　　北伐高潮期间，荣氏兄弟对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感到恐惧。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荣宗敬要求白崇禧解除工人武装“以维治安”②。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企图通过对民族工商业的搜括来维护自己的政权。荣宗敬因抵制蒋介石政府强令摊派购买的“二五库券”而遭到通缉。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荣宗敬被迫屈服，购下了摊派的“库券”。为了拉拢荣宗敬，国民政府让他担任工商部参议、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荣宗敬逐渐向国民政府靠拢，与官僚资本加强了联系，他以做押款的方式，取得银行的支持，举债将申新厂又增添了3个。这样，到1931年底，荣氏兄弟的申新纺织系统已发展到9个规模较大的纺织厂，拥有纱锭46万枚。至此，申新纺织系统已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棉纺织业资本集团。荣家兄弟继获“面粉大王”称号之后，又获得“棉纱大王”的称号。

　　但是，这时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由于国内捐税的繁重，以及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负债累累。到1934年，总公司资产总额为6800万元，负债却超过6300万元，致使大部分厂子被抵押了出去。荣宗敬被迫向国民政府实业部请求救济。然而，国民政府实业部却趁人之危，企图用300万元的低廉价格将荣氏企业据为己有。荣宗敬为此致函蒋介石，指责实业部不仁不义①。在无锡的荣德生联合申新三厂的股东和同业声援荣宗敬。慑于社会舆论，实业部不得不放弃吞噬申新的企图。1936年，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也企图利用债权吞食申新企业。荣氏兄弟再次借助实业界同仁以及社会舆论的帮助，挣脱了宋子文设下的圈套。荣氏企业虽然保存了下来，但债台高筑的局面却没能改变。在抗战爆发前，荣氏各厂仅勉强维持生产。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荣氏兄弟经营的大部分企业未采取措施向内地迁移，致使在战火中损失惨重。纺织厂方面，在上海的除申新二、九两厂因开设于租界之内，在白天能勉强开工外，其余各厂均遭破坏。面粉厂方面，上海福新各厂均损失严重。无锡茂新一厂、济南茂新四厂也未能幸免。当时，荣宗敬因企业损失严重，曾一度参加了日本策划成立的“上海市民协会”，企图重振旧业。但由于爱国者及时对他指明了该组织的反动性质，他未深陷泥坑。荣宗敬为了逃脱日本侵略军的胁迫，1938年1月避居到香港。1938年2月10日因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在香港逝世，享年65岁。荣宗敬的去世，引起社会各界的关切。上海各报都以显著地位登载消息，竞相发表悼念文章。2月17日，国民政府也发表悼念令，褒扬荣宗敬“兴办实业”的精神。

　　荣宗敬去世后，荣德生由汉口返回上海。为避免日本侵略者的纠缠，他拒绝出任申新总公司经理，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经营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这时荣氏企业多由他的子侄们从事经营，其中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在抗战中相继迁入西南和西北，为支援抗战起过一定作用。留在上海租界内的申新厂所生产的产品，除在上海和内地销售外，还畅销于南洋华侨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荣德生积极恢复茂新一厂，并于1946年在上海组织“天元实业公司”，在无锡开设天元麻毛棉纺织厂。1947年，由他控制的茂新厂与上海几家大面粉厂合作组织同业联营组织“五厂公证”，在国民政府粮食部的支持下，曾垄断了小麦的采购，并且操纵了面粉的销售。1948年，由荣德生主持将申新二、三、五厂和茂新厂组成总管理处，并出任总经理。

　　荣德生在抗战胜利后，对国民党政府有过一定的幻想，想通过国民政府向日本索取荣家企业在战争中的损失赔偿，同时还想通过得到国民政府的帮助来发展荣家企业。1945年，他向国民政府婉转进言，要求稳定货币，建立威信。1946年，荣德生遭到绑架。荣家为了救他，竟被上海国民党当局敲诈了60多万美元。荣德生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完全破灭了。无锡解放时，他留了下来。

　　荣德生不仅个人留了下来，而且还于1948年下半年制止自己的部属将申新三厂机器拆迁运到台湾的企图。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新中国，并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人民政府十分尊重荣德生，并给予他相当的荣誉和地位。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务。1952年7月，他因病逝世于江苏无锡，享年77岁。

　　

　　①参见桑逢康著《荣氏家族》，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①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9页。

　　①《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64页。

　　①《锡报》1925年6月11日。

　　②《上海总商会会议记录》，《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92页。

　　①《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4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