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瞿秋白

　　第六章 瞿秋白

　　瞿秋白，原名双、霜，族谱中排名懋淼，原号雄魄、铁柏、铁梅、涤梅等，后改名爽，改号秋白（亦说秋白为字）。五四前后发表的作品多署瞿秋白或秋白。二三十年代使用过的笔名和别名有一百多个，如巨缘、维它、史维它、屈维它、史铁儿、易嘉、何凝等。1899年1月29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诞生于江苏常州一个破落的仕宦家庭。祖父瞿西同曾任江西候补知县。父亲瞿世玮长期无业，擅长山水画，通医道。母亲金璇，通晓史书，长于诗词。

　　秋白很小即开始学画和背诵唐诗名句，5岁入塾馆，6岁入小学堂，10岁跳级考入常州府中学堂。12岁时辛亥革命爆发，他决然剪掉辫子，表示对推倒清皇朝的拥护。

　　秋白上学后，家境日趋衰败。1911年因担负不起房租，全家搬到瞿氏宗祠居住。从1914年起，开始靠借债和典当家产维持生活。1915年夏，秋白终因学费拮据而辍学。母亲经受不住家庭破产、爱子失学的痛苦折磨，于1916年初服毒自杀。秋白在《哭母》诗中写道：“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这年，秋白在无锡乡下杨氏私立国民小学任职半年，随后前往武昌投奔堂兄瞿纯白，并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次年春又随堂兄到了北京，入北京大学旁听。9月考入北京政府外交部设立的俄文专修馆，主修俄语，同时自学英语、法语，还研究文学和哲学。他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期间他对俄罗斯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已试着翻译托尔斯泰和果戈里的著作。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秋白开始注意阅读有关方面的新书刊，汲取新思想。但直至五四运动爆发，秋白的思想仍是庞杂而混沌的，今文经学、佛学及改良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对他都有影响。由于对现状极度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秋白的苦闷彷徨达到了极点，他自称这段时间是他“最枯寂的生涯”，甚至由此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思想。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秋白的思想发生重大改变。他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他带领俄文专修馆学生参加了五四大游行，并作为俄专代表参加了北京学联，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6月3日，他在街头讲演时被捕，6月7日被放出。出狱不久，因劳累过度而得了肺病，此后就再也没有治好。1919年11月，秋白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创办《新社会》旬刊，进行改造社会的宣传。他是该刊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1920年春，秋白参加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学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

　　1920年10月，秋白在俄文专修馆还未毕业，即应北京《晨报》馆的聘请，以该报特约记者身份前往莫斯科。秋白为有机会实地研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共产党和俄国文化而高兴，希望借此“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

　　经过3个月的艰苦跋涉，秋白于1921年1月到达莫斯科。此后在苏俄的两年间，秋白撰写了大量通讯，通过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向中国人民报道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实况，写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有名的散文集，叙述他在苏俄的观感，介绍苏俄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1921年3月，他以记者身份参加了第十次全俄共产党代表大会。9月，除担任记者外，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讲授俄文，并担任该校俄国教官的翻译，由此他多次会见列宁、托洛茨基等苏俄领导人。他还忍着疾病的折磨，顽强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并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1922年1月，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担任大会翻译工作。2月，经张太雷、张国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1月秋白回到北京，此后专门从事党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不久离京赴沪，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的主编，同时参加中共另两个机关刊物《前锋》和《向导》的编辑工作。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秋白翻译的《国际歌》歌词。那时，《国际歌》已有三种中文译词，但都不便吟唱，秋白一边弹唱，一边翻译，苦心斟酌，始将《国际歌》成功地译了出来。同期《新青年》季刊还发表有秋白所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该文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随后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上，秋白又发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强调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

　　秋白在上述三个刊物上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和译作，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探讨和总结中国革命中的根本问题，如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并宣传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以及武装工农群众的思想。他还在文章中批驳胡适、张东荪、梁漱溟、吴稚晖、戴季陶等人，逐步成为中共早期最卓越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1923年1月至1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文章达100多万字。

　　1923年6月，秋白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并为大会起草了党纲草案。在中共三大和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他均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三大后，秋白投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出席了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文稿翻译）。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3年夏，秋白到上海大学任教，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讲授《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等课程。11月，他发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批判了当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玄学派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和所谓科学派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及胡适的实用主义，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观点。

　　1925年，秋白与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了五卅爱国运动。6月4日，中共中央第一个日报《热血日报》创刊，秋白担任主编。他在报上先后发表数十篇社论和短文，分析形势，提出对策，指导革命运动的进行。其中《谁是敌谁是友？》一文，尖锐地提出“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的问题，要人们抛弃对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幻想，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热血日报》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出完24期后被租界捕房查封。其后，秋白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如《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等，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重要。五卅运动前后，秋白还积极参加了反击国民党右派反共逆流的斗争。他所写的《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等文章，对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歪曲三民主义、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对国共合作的反动观点，给以狠狠一击。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农民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秋白非常重视农民问题，8月发表了《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讲演，强调了农民对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认为如果工人阶级不与农民结成联盟，国民革命将不可能取得胜利。秋白还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办法：耕地农有、组织农民自卫军、农民参加政权、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1927年春北伐革命达到高潮，农民运动更加风起云涌，冲击着封建统治的基础。农民运动遭到反动派的疯狂攻击，中共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也认为农运“过火”。3月，毛泽东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赞扬农民运动。这个报告曾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上全文连载，但在中共中央机关刊《向导》上刊登时，只刊出了一部分便被停发。秋白读了毛的文章，深表赞同，他将毛文易名《湖南农民革命》，改出单行本，并于4月11日深夜为毛文写序，指出：“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后，中共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革命任务，于1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秋白将他几个月前写成的长文《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发给每个代表。文中对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作了详细分析，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和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点名批评彭述之，系统地批判了当时中共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中枢问题是农民问题，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文章坚决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努力做“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但是，文章在批判割裂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系的“二次革命”观点的同时，却犯有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一次革命”论的错误，认为中国革命将“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

　　中共五大未能起到挽救中国革命的作用。中共五大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继续发展，武汉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之后亦走上公开反共的道路，终于导致大革命的惨痛失败。在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秋白参加了南昌暴动的决策，主持了八七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八七会议上，瞿秋白代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报告提出中共要燃起农民暴动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并“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开展“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八七会议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作了彻底清算，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是中共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在这一挽救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秋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八七会议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它只注意了纠正右的机会主义，而没有注意防“左”、反“左”，以致使“左”的倾向很快发展起来。

　　八七会议后，以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继续坚持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左”的错误也在发展。1927年11月，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左”倾观点，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使“左”倾错误第一次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次“左”倾盲动主义，在理论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由民主革命“急转直下”而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无间断”革命；在革命形势的估计上，认为中国革命仍在继续高涨，因而反对组织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在武装暴动中执行烧杀政策。“左”倾盲动主义的推行，招致了实际工作中的许多损失，1928年2月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久即基本上停止执行。这段时间，秋白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如主张发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地域”等。他还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布尔塞维克》。

　　1928年4月底，秋白离开上海前往苏联，参加筹备中共六大，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6、7月，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同周恩来等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中共六大。他向会议致词，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长篇报告，并在会上多次发言。中共六大正确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策略是争取群众。大会既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秋白以坦荡的胸怀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分析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危害及其错误的根源。秋白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继之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中共六大以后，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28年7月中旬至9月初，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作《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报告》之后，秋白作补充报告及关于这一问题的总结发言。会上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成为由布哈林等人组成的政治秘书处的成员。由此秋白直接参加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这时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他仍然废寝忘食地工作。在繁忙的革命领导工作之外，他还与吴玉章、林伯渠等共同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并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组织过拉丁文研究小组。1929年10月，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一书，于次年出版。1931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根据此书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并在侨居苏联的华工中用来扫盲。

　　1929年秋，苏共中央发动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当时米夫和陈绍禹（王明）等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原莫斯科中山大学）大搞宗派活动，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诬蔑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1930年6月，秋白被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由李立三主持，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再次统治了党中央。共产国际遂决定派秋白和当时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周恩来回国召开会议，纠正立三路线。

　　1930年9月，秋白与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七月决议，会议通过了秋白起草的《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指出前一时期犯有冒险主义的错误。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基本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的统治。但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从思想上加以清算和纠正，反而强调要反右倾。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实际上由秋白主持党中央的工作。

　　1930年10月末，共产国际发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一反过去的基调，把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为反国际、反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错误，并指责按共产国际指示纠正李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几名长期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器重而又想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留俄归国学生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早于中共中央得到了这封信。他们抢先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旗号，把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置于非常被动的地位。12月中旬，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达中国，指令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经过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秋白同李立三、李维汉一起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王明一派人实际夺取了中共中央领导权。会后秋白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信，表示对四中全会对自己的批评“完完全全的接受”，对决议“完完全全的拥护”，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

　　秋白被自己一向崇拜的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用卑劣的手段赶下中央领导岗位，痛苦和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他对政治的兴趣大大减弱，转而致力于他一心向往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秋白的文学翻译和创作活动，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二十年代初期在苏俄的两年时间中，他以很大精力实地研究俄国的文学和文化，并克服种种困难写成《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三本文学著作。回国后，同著名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建立了密切联系。在遭到米夫、王明等的打击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他便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工作。他同鲁迅一起，领导了当时中国革命文化运动。

　　秋白大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翻译了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论文艺的经典著作和苏联著名作家的文艺作品，写了许多具有指导性、战斗性的论文和杂文，积极开展文艺批评和倡导大众文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在从事翻译和著述的同时，秋白同种种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文艺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对于由国民党官员、特务和反动文人发起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秋白尖锐指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即是“屠夫文学”。在关于“文艺自由论”的争论中，秋白发表受到鲁迅高度赞扬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署名易嘉），深刻批评了自诩为“自由人”的胡秋原和称作家为“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的文艺观，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与阶级、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观点。

　　秋白撰写大量文章参加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秋白第一次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他在1932年4月以史铁儿笔名发表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比较全面地讨论了大众文艺问题，指出普洛大众文艺应当 “首先是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但秋白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五四后新文学的一些成就缺乏足够的估计。

　　1933年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向秋白发动了新的攻击。9月22日，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即秋白），在全党范围内对秋白进行了公开的批判，指责秋白“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犯有“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要求全党对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责令他在党内公开检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秋白对强加给自己的罪名很不理解，但仍在中央命令下达五天后，写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的检讨，按“左”倾领导人的调子，全盘承认了“错误”。1934年底，秋白接到中央调他去中央苏区工作的通知，他因身体极差，需家人照顾，要求偕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但未得到允许。1934年1月，秋白告别鲁迅、茅盾等战友，离开上海，于2月5日抵达江西瑞金。

　　在中央苏区期间，秋白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同时他还是艺术局负责人，苏维埃大学校长，并主持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编辑工作。他以羸弱的身躯，顽强地、忘我地工作。在教育工作方面，由于苏区文盲多，师资不足，他重点抓了师范教育。对《红色中华》报，他撰写文章，提出改进方案，并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指导性意见。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他倡导成立了中央苏区第一所戏剧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并亲自指导戏校所属的中央苏维埃剧团的工作。1934年秋主力红军长征后，秋白把剧团一分为三，由他直接领导，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 创作和演出。

　　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秋白也已整装待命，准备随军出征。但中央主要负责人不同意他参加长征。主力红军撤走后，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秋白被任命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央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不久，项英、陈毅决定疏散负责干部，送秋白回上海养病。

　　1935年2月11日，秋白同何叔衡、邓子恢等化装成商人，离开瑞金，向江西、福建交界处的山区转移。2月26日，秋白等渡过汀江，到达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附近时，被地主武装包围。何叔衡壮烈牺牲，邓子恢突围，秋白与张亮（项英妻子）、周月林（梁柏台妻子）因体力不支，在敌人搜山时被俘获。①3月9日和4月15日，秋白在上杭监狱中先后写了一份“自供”和一份要求保释的“呈文”。他为了脱身，化名林祺祥，谎称自己原来是国民党军医，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帮红军做事。他还写信给鲁迅：“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释放我。”鲁迅得悉秋白被俘的消息后，与杨之华等多方筹资，设法营救，但正在此时，由于叛徒的告密和指认，敌人知道了林祺祥就是瞿秋白。这时他已被解到长汀。

　　秋白被敌人认出后，抱定必死的决心。5月13日他在长汀狱中，写下一份“供词”，真实地反映了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方面的成就，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同时谴责国民党在苏区的暴 行，驳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诬蔑和诽谤。

　　在长汀狱中，秋白写了一篇总结一生历史的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内分《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七个部分。他坦率地剖析自己，暴露内心世界，批判自己的弱点，歌颂革命，在《告别》部分中表示了准备就义的决心。秋白由于受到“左”倾中央的无理打击，精神一直很痛苦，现在面临死亡，想倾诉自己的痛苦而又不能让敌人得知中共内部的斗争，因而文中流露出低沉、伤感的消极情绪。

　　敌人对秋白软硬兼施，用尽威胁利诱的种种手段。在决定枪杀秋白的前几天，还专门派中统特务和中共叛徒前往长汀劝降，并以顾顺章为例加以诱惑，但秋白不为所动，庄严宣告：“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我情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的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表示“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

　　劝降、诱降失败，国民党最高当局决定杀害瞿秋白。6月18日，秋白赴刑场，一路上神态坦然，用俄语吟诵《国际歌》，在“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声中，饮弹洒血，从容就义。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是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理论家和文艺理论家，牺牲时只有三十六岁。

　　秋白著作极丰，遗著编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6卷、政治理论编8卷。

　　

　　①关于秋白被捕日期，有2月24日和2月26日两说，这里从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