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外国对华投资的性质和作用

　　第三节 外国对华投资的性质和作用 外国对华投资的性质

　　在近代中国，外国对华投资具有资本输出的性质，具有很强的吸血性，完全符合列宁所说的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这个资本输出的一般规律。但这还不够，在近代中国，由于外国在华侵略特权的存在，外国在华投资更具有赤裸裸的掠夺的性质。具体表现在：外国在华投资大多是“白手起家”，而利润却十分的丰厚。

　　从外国在华投资的资金来源方面来看，许多外资企业的所有者是“白手起家”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创办企业时，根本就身无分文，而是在华投机冒险起家的。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在中国以鸦片贩卖、土地占有、战争勒索、投机欺诈等手段攫取非法利益，从而取得在华企业投资的资本。抗日战争以前，帝国主义诸国在华企业和不动产投资的总额，约值37亿美元。但其资本，大部分并非自国外输进，而是从中国掠夺得来的。其中价值4.4亿多美元的地产，则是由特权强占和地价上涨而来的。有人估计，除日本外，英、美等国输华的企业资本额，最高不会达到其投资额的1/3。就鸦片贩卖而言，鸦片是西方列强踏上中国土地后所做的第一件伤天害理的祸事，当时来华的许多大洋行如怡和洋行、宝顺洋行、旗昌洋行都是靠鸦片起家的。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走私贩卖鸦片的洋行约有200家，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沙逊洋行在中国操纵了70％的鸦片贸易市场，大发其财，逐渐形成为从事房地产的托拉斯集团。据有人估计，从1800—1894年的95年中，西方强盗共向中国输入了372万箱鸦片，价值在22亿银元以上①。再以工业为例，大规模的企业如开滦煤矿原为中国的企业，是英国人趁庚子事变仅以5万英镑骗得的，实际上等于由英国无代价地“收买”了。自1911年开平煤矿公司与中国的滦州煤矿公司合营时起，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为止，英国股东已坐享371万英镑红利、96万英镑股息，同时其资本净值增加了50％。可见英商以其5万英镑的投资，在26年时间里，不仅赚取了371万英镑的利润，而且在中国保有300万英镑的财产。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近代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外国在华企业，就是这样凭借侵略特权毫无代价地取得的。不仅如此，各大企业庞大的资产和历年的增资，也大都来自在华攫取的利润，很少有资本输入。

　　一是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企业所得的高额垄断利润，也是外国在华企业资本的重要来源。从外国在华投资的利润上看，它们一般均能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据估计，自二十世纪初的1902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止，帝国主义国家所输入中国的企业投资不过10亿美元，而从中国汇回去的企业利润却高达20亿美元。关于外国资本在华经营近代工业的利润情况，我们可以从下表中看出一二（详见后表）。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利润率，只是账面的纯利对已缴本额的百分比，并没有包括各种形式的变相利润和隐蔽利润。所以，实际利润肯定要超过此数。许多外资厂矿企业，在三、五年内就从企业利润中收回了原来投资的数额。如开平煤矿在1901年、1904—1913年间的平均利润率达17.49％，则五六年就可收回原投资额。再如耶松船厂在1895—1913年这19年间，平均利润率达16.12％，这意味着已经收回几倍原始资本了。另外，外国在华工矿企业的利润，除了提存准备金和折旧费外，都分股息红利，并且相当高。这些剥削来的高额股息，稳稳当当地流入外国资本家手中。关于这一点，英商耶松船厂（1900年）对此供认不讳：“在过去八年间，我们付给股东的股息共计887500两，或者说，比公司原始资本（800000两）还要多77500两；这就是说，各位先生，你们已经收回你们的资本和超过资本10％以上的收入了。”①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外国在华企业的投资的利润率，远远超过他们本国的利润率。据日本人的估计，在二十世纪初期，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利润率趋势如下：1900年，日本9.31，英国3.66，法国3.13，德国4.59；1905年，日本7.69，英国2.58，德国2.48；1906年，日本7.12，英国4.00，法国2.69，德国4.04①。

　　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近代工业利润表②

　　

　　

　　

　　 外国对华投资的作用

　　如何评价近代中国外国在华投资，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史学界一直有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应把握以下两点：第一，近代外国对华投资，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的手段。

　　近代外国对华投资，是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相始终的。在这个过程中，近代中国的外国对华投资，成为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的手段。具体表现在：1.外国对华直接投资，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重要工具。在近代中国，中国主要的经济部门几乎都被外国企业所控制。抗日战争以前，帝国主义在华工业，垄断了中国的煤、铁生产和公用事业：煤的76％，铁的全部，电力的60％。中国民族资本唯一较有发展的棉纺工业，外资也占了50％左右（详见后表）。这些部门，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一旦落入外国掌握之中，必然是受制于人。说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社会，从经济上来看，就是经济命脉被别人控制。

　　2.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我国民族工业是一个沉重的压迫。由于外国在华所设的工厂企业的生产，都是带有垄断性的大生产。如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发电量，超过所有华商发电厂发电量的总和；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的产量，超过所有华商烟厂的产量；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生产，占华商生产的一半。在这些优势的外资企业面前，中国的民族资本就显得十分的单薄，往往成为外国资本对中国主要经济部门的垄断①单位：％

　　

　　

　　1936年华资与外资在近代工业中的比重（不包括东北地区）②单位：％

　　

　　

　　外国在华投资企业排挤和兼并的对象。以棉纺工业为例，华商纱厂在清末就有4家被外资兼并，至民国元年以后，又有许多华商纱厂陆续被外资兼并，而且越来越激烈。在1936年一年中，被日本帝国主义企业兼并的中国纱厂，竟达6家之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国在华企业的垄断和压迫。

　　3.外国对华贷款大多带有政治性质，附有苛刻的政治经济条款。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利用贷款，不仅把中国的关税、盐税、厘金、田赋以及铁路、森林、矿藏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控制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而且据此干涉内政，操纵军阀的混战，影响中国的政局。如西原借款所达到的目的与“二十一条”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如中国海关长期由外国人把持，海关总税务司先是英国人赫德，后是美国人梅乐和。从他们的实际作用看，就是中国政府的太上皇。

　　第二、外国在华投资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对于中国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国是人类四大文明古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走在世界前列。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早在唐宋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资本主义的嫩叶始终没有突破封建主义的桎梏，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中国仍处于封建专制的统治之下。随着西方商人的东来，随着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外商企业开始在中国沿海一带建立，尽管是偷偷摸摸的，但它毕竟是中国大地上第一批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对当时仍处于封建专制下的中国在客观上起到了示范作用。在洋枪洋炮的震撼声中，在西方机器的轰鸣声中，中国一部分人开始醒悟过来，一时之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洋务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而要办工业，要开矿山，就得筹款，这对于被赔款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近代中国历届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件难事。于是向外举债就成了唯一的出路。从留下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的铁路主要是靠借外资修起来的（详见下表）。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外国投资也就没有中国近代化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正是针对此而言，我把外债作为中国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特殊方式，并且这种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常常采用。

　　中国近代经济建设借款及占外债总额的百分比

　　

　　

　　中国资本、外国资本占铁路里程的百分比①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马克思接着写道：“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得到重建。”①由此，马克思得出这样辩证的结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马克思的这一段名言，对于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外国对华投资具有指导意义。

　　

　　①许毅、隆武华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①《北华捷报》1900年9月19日，第605页。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356页。

　　②引自马宇平、黄裕冲：《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国情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99—100页。

　　①引自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23—124、127—129、134—136、221—222、248页。

　　②引自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上海1947年版，第169—171页。

　　①引自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71—7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