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冶金

  第三节 冶金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又大规模卷土重来,致使原来发展较快的民族金属冶炼业又落入缓慢发展的阶段。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日军侵占了我国大片土地,大部分冶金企业落入日军之手,使我国的冶金业受到很大打击,更加举步维艰。抗战胜利后,大量美国物资倾销,加之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又很快发动内战,使我国的冶金业陷入萎缩甚而几乎崩溃的境地。

   钢铁冶炼

  在1911至1937年期间,华资钢铁厂和日资钢铁厂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华资钢铁厂经不起外国钢铁的倾销和市场不景气的冲击,产量逐步下降,1926年后更是急剧衰退。1937年生铁产量仅为1.95万吨,钢产量仅为4万吨。这一时期,汉冶萍公司由于生产成本高于外国企业,公司又先后向日本财团贷款5000多万日元,企业为日本财团所控制,加上经营不善等原因,至二十年代汉冶萍公司的炼钢厂不得不全部停产。上海的和兴化铁厂和大鑫铁厂则主要从事轧制废钢业务。上海钢铁厂在留美博士周志宏担任厂长后,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技术改造,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生产了不少军工用钢。这一时期还曾积极筹建中央钢铁厂(厂址设在湖南湘潭)、广东钢铁厂(厂址广州)、西北炼钢厂(山西)等,但有的未能建成,有的虽然建成,如阎锡山以山西煤铁为基础兴办的西北炼钢厂,建成后尚未正式投产即因抗战爆发而落入日本人手中。此外还有不少重大发现及研制了一些新的钢铁品种,如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主矿体,在周仁、严恩棫、周行健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研制成功各种碳素钢、锰钢、镍铬钢、铬钢、不锈钢、高速钢等。

  日资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曾一度困难,但此后通过某些技术改造并在扩军备战刺激下,又有所发展,1931年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后,钢铁产量更是大增,1937年生铁产量达81万吨,钢产量增为51.6万吨。如1933年由满铁和关东军在鞍山组建的昭和制钢厂,经过不断扩建,发展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钢铁企业,1937年其贫矿处理量即达15233万吨。其他如鞍山制铁所在大战后因严重亏损仅留1炉出铁,随后,他们大力解决技术问题,即贫矿处理问题,于1921年由梅根常三郎等研究成功“还原焙烧法”;又从德国获得有关资料,由久留岛秀三郎发明液氧爆炸法,提高了采矿效率。通过这些措施,降低成本,增加产量,如1926年前其生铁产量在7—8万吨,1926年2号高炉投产,产量上升至20万吨,成本下降50%。本溪湖制铁所也通过改建和重建而不断扩大生产。

  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继东北之后,华北、华东、华南广大地区相继成为沦陷区。日本为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方针,对沦陷区资源,特别是钢铁资源进行更为野蛮的掠夺。如在我国东北,成立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简称“满业”),对钢铁、轻金属、机械、煤炭进行支配性投资和经营。不断扩充原有的钢铁企业,同时又建立一批新的钢铁研制和生产单位,特种钢生产也有一定发展。由于实行“日满一体化”方针,伪满时期,向日本运送大量生铁与钢坯,致使伪满末期的钢铁生产结构成为倒宝塔状,即在设备能力方面,可生产生铁252.4万吨,钢锭144万吨,钢材48万吨;而在产量方面,生铁170.2万吨,钢锭86.9万吨,钢材51.9万吨。①在华北,日本占领了石景山铁厂、阳泉铁厂、西北炼钢厂(改称太原制铁所),先后修复生产;在天津日本成立了10家钢铁企业及其配套工厂;在唐山,开始兴建“唐山制钢株式会社”;在华东,日军占领马鞍山铁矿区,1938年成立“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后改称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马鞍山,成立了马鞍山制铁所。日本占领这些矿冶企业后,大肆掠夺我国的铁矿资源,将各厂所开采、冶炼的钢铁制品大量运往日本。

  抗战期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和运输的困难,洋铁很少进口,但因抗战和民生的需要,使抗战后方及抗日根据地的钢铁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上海、武汉及沿海地区的数以百计的官办和民营工厂纷纷入川,国内大部分冶金工程技术专家、学者也云集重庆。这一时期,后方的钢铁企业,以其隶属关系及经营方式可以分为四类:(1)以兵工署为主的,由兵工署独办的官办企业,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又称兵工署第二十九厂及大渡口钢铁厂)、第二十四厂、第二十八厂等;(2)资源委员会主办的企业,如电化冶炼厂、威远铁厂、陵江钢铁厂、资和钢铁厂、资蜀钢铁厂、资渝钢铁厂、云南钢铁厂等;(3)官商合办和独资经营的企业,如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国兴业公司,民族资本家经营的渝鑫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等;(4)民营小铁厂,如蜀江炼铁厂、协和炼铁厂、清平炼铁厂、东源实业公司、福昌炼铁公司、大昌炼铁公司、渠江矿冶公司、荣昌铁厂、永兴铁厂、上川钢铁公司、永和实业公司、中华工业社綦江铁厂等。1944年上述地区共有铁厂100家,钢厂5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的有16家,占全部资金总和及全部动力设备的80%。后方冶金工业,虽因战争需要而较抗战前夕有所发展,但由于海岸封锁,技术设备落后,原材料基地为日本人所占,其产量增加缓慢。如1943年新法冶金的生铁产量仅为7万吨,钢只有0.68万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因地制宜发展钢铁冶炼,以满足根据地对钢铁制品的需求。在陕甘宁边区,利用边区仅有的煤铁资源和薄弱的设备制造能力,由徐驰等人主持工作,建成陕甘宁边区第一座高炉(在延安)。1943年冬,该座高炉开始出铁,由于技术准备充分,高炉由试炼到正常生产,很快达到设计要求,日产铸造生铁1吨以上,完全满足了边区对铸造生铁的需要。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山根据地,陆达针对当地只有土法生产的白口生铁,但不能车削加工做成炮弹壳体的现实,采取措施对白口生铁进行韧性处理,使之转化为可锻性铸铁。经过处理,陆达所在的柳沟铁厂的炮弹壳月产量由4000发提高到3万发。在1939年末皖南事变后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先后建立不少修械所,利用坩埚、三节炉等工具炼铁和铸造地雷外壳、手榴弹外壳、迫击炮弹壳、枪炮弹外壳等,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敌斗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我国的钢铁工业在总体上陷入萎缩和崩溃的境地。后方的冶金工业,特别是重庆地区兴办的各类冶金企业,当抗战一结束,就面临破产的命运。由于战时封锁的解除,美国钢铁大量进口,致使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因而重庆地区的大量钢铁制品销售不出去,不少钢铁厂,包括规模较大的渝鑫钢铁厂、中国制铁公司、中国兴业公司等都先后停工、减产或倒闭①。据统计,1945年10月,重庆等地钢铁工业炼炉继续开工生产者仅为1944年的10%②。原来沦陷区日本军部和商人经营的一些钢铁厂,因遭日军撤退时的破坏和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洗劫,迟迟不能复工。1945年后,资源委员会担负了对日伪工业的接收和全国工业的调整任务,组织了鞍山钢铁有限公司、本溪煤铁有限公司、抚顺特殊钢铁厂、东北金属矿业有限公司、华北钢铁有限公司筹备处、华中钢铁有限公司筹备处、上海钢铁公司等。资源委员会下属的钢铁企业,其钢铁产量占全国的80%。虽然有如此庞大的系统,但却抵挡不住国民党经济总崩溃态势的冲击,美国剩余物资又大量涌入,占领市场。据统计,资源委员会系统的钢铁厂及民营钢铁厂,1945年产生铁48495吨,钢63000吨;1948年上半年产生铁22056吨,钢932吨③。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钢铁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晋冀鲁豫边区在这时由陆达领导建立了故县铁厂。1947年阳泉解放,为了建设故县铁厂,根据军工部的指示,陆达、陈志坚等人,将阳泉荣华铁厂日产20吨生铁的2号高炉全套设备搬迁到故县。1948年1月故县铁厂高炉(20吨)开炉,随后,10孔焦炉棘臻焦炉也投产。高炉出铁后,迫击炮弹的生产量成倍增长,以60、82、120、150四种炮弹为例,1947年高炉投产前总产量仅为20.88万发;1948年激增至102.8万发;1949年增至175.63万发。在晋察冀边区,1947年成立了井陉、阳泉办事处,着手规划恢复这个矿区的煤铁生产。由于阳泉铁厂的设备遭到严重破坏,2号高炉又已拆迁到故县,因此只能对残缺不全的1号高炉进行修复,同时还要进行人员培训。1948年初,高炉按计划装料、点火,顺利出铁,很快达到这座高炉的设计要求,日产铸铁80吨,当年年产7228吨。① 有色金属

  由于整个民族工矿业发展缓慢,所以自1921至1927年,全国较大的有色金属矿虽增加到31个,但资本增加不多,且利润下降,甚至亏损。1928年,国民党全国政权建立后,基本垄断了有色金属矿冶业的生产、运输和出口,排斥、压制、打击民族矿冶业,结果更使有色金属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在1942年前一段时间,由于战争对军工生产的刺激,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扩大军工生产,增加战略物资的储备,使有色金属在世界市场上销路扩大,价格上升,因而促使有色金属生产有所发展。1931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为了侵略战争和掠夺我国矿产资源的需要,而力图把我国东北建成为其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基地,并在其侵占期间掠夺了大量的有色金属矿产。七七事变特别是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为适应其侵略战争的需要又积极在台湾发展金属工业,使台湾的铝镁金铜等有色金属产量有较大的增长。

  这一时期有色金属的采矿技术与前一时期相比,虽然仍旧较多采用原始、手工的落后方法,但在机械开采方面也有一些进步。如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时在华铜、杨家杖子、青城子、天宝山等矿山采用了干式填充法和留矿采矿法,还使用了风动凿岩机和黄色炸药。1909年官商合资成立个旧锡务有限公司,从德国订购新式设备,从1913年开始机械化采锡。1930年,广西贺富钟地区商矿公司,开始用水轮、水泵、砂泵等水力机械开采。1936年,国民政府开办茶盘源公司,引姑婆山槽河的自然高压水源,用水力提升机、水轮开采望高砂锡矿,1938年建成投产,成本比电力开采降低30—50%①。1947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第二特种矿产管理处在锡矿山建立示范锑矿,实行“探采结合,贫富兼采”。竖井掘进用手持风钻,运输用矿车和卷扬机,主巷用电灯,工人携充电矿灯照明,电泵排水,从而改善了工人劳动条件,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选矿技术方面,直到三十年代开始采用近代的选矿技术。1931至1945年,日本在我国东北建成杨家杖子、青城子等十多座有色金属选矿厂,使用浮选法选矿。1936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从德国进口旋转磁选机,对湖南和江西的钨砂进行集中精选,脱除锡、硫等杂质。1941年,锡业管理处建立桂林选矿厂,使用汀氏磁选机,精选广西、湖南、广东所产钨、锡毛砂。1942年,在湖南零陵兴建反射焙烧炉,进行焙烧除砷,所产钨精矿达到了德国鉴定的“汉堡标准”(氧化钨含量大于65%,含锡小于1.5%,含砷小于0.2%)。

  在冶炼技术方面,这一时期除采用土法冶炼技术外,还出现了较多采用西方近代冶炼技术的厂矿。如:锌冶炼技术,1931年工程师饶湜试验西法炼锌。他吸取1919年湖南黑铅炼厂德国工程师在长沙进行横罐炼锌试验失败的教训(炉温未达1200℃时炼罐软化),着重炼罐的研制,经过八个月的试验,炼罐耐火度达到1200℃,符合炼锌要求。1934年于湖南长沙建成炼锌厂,采用横炼法生产蒸馏锌。1942年,日伪在葫芦岛建成有8座竖罐蒸馏炉的炼锌厂。该厂是根据美国新泽西州锌业公司竖罐炼锌专利,由美国工程师设计,年产锌1万吨,投产后16个月共生产锌84.6吨。由于罐体破裂致使生产被迫中断。

  炼锡技术,1910年,云锡公司开始采用水箱鼓风炉和煤气反射炉炼锡,后由于效率低而继续使用土炉冶炼。1933年改造煤气反射炉,同时增建熔析反射炉提纯,从此开始新式炼锡。1943年创调温结晶法成功。该法先结晶出较纯的锡,经几层阶梯式的锅,可获得纯度达99.5%的纯锡。

  炼铜技术,1937年冶金专家叶渚沛在长沙试验成功电铜生产,并建成精铜炼厂。1938年又在重庆建成电解铜厂,产品含铜99.93%。1939年,日伪“奉天制炼所”的炼铜车间,其工艺是用烧结锅烧结焙烧、熔炼、真吹炉吹炼、电解槽精炼。

  铝冶炼技术,1929年日本理化研究所铃木取得了用烟台矿电热熔融分离矽铁后,再进一步氯化以制造氧化铝的专利。经过试验,1938年建成的日伪抚顺铝厂,用此法生产氧化铝,再通过电解法生产金属铝。

  黄金提取技术,土法一般用木盆反复淘洗留金于盘。淘出的细碎砂金经熔炼纯化,即成赤金。若金中含银较高,则需将金银分离。1939年建成并投产的“奉天制炼所”则从铜铅阳极泥中回收金银产品。

  炼汞技术,1938年王子佑提出改良土灶意见,指出原炉有底锅易坏、取汞不便、汞回收率不高等缺点,并进行改良试验。1941年《湖南建设厅地质调查报告》中说,汞业管理处试用的铁管炉成绩甚佳。拟行于各厂。这种改良灶有圆锅和长方形锅两种,都用铁管导入水箱,加强了冷凝系统,使回收率约提高10%。改良灶沿用到1953年。

  炼锑技术,四十年代后,赵天从进行提高锑质量问题的研究,经过试验,成功地取得了用纯碱去砷的工艺,使含锑成分由99%提高到99.8%。此外,他和刘树人、邓传似等提出锑提纯除砷、除铅的新工艺和试验数据。试验结束后,又组建纯锑精炼厂和锑产品厂。

  其他如钨、钼等稀有金属的冶炼和加工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仅有少量的作坊式的生产,使得我国在钨精矿的产量和出口量上虽居世界第一位,但钨制品却全部依靠进口。至于对另外一些新发现的稀有金属,则仅仅做了部分勘探、调查的工作,其开采、冶炼及应用尚未提上日程。

  

  ①解学诗、张先良著:《鞍钢史》,冶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页。

  ①施复亮:《论当前的经济危机》,《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第1期,1946年1月。

  ②《重庆工商界控拆美帝摧残我民族工商业》,《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7日。

  ③黄逸平:《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史》,《中国冶金史料》1985年第1期,第1页。

  ①徐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钢铁工业》,《中国冶金史料》,1985年第1期,第33页。

  ①见莫友怡:《我国锡矿砂的水力开采今昔》,载《有色今昔》,1992年第4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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