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对外政策

　　第二节 对外政策

　　关于对外关系，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当权者仍打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旗帜，仍然把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作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并作出了一些维护国家尊严与民族利益的表示。但不久它便与帝国主义列强勾结在一起，完全放弃反帝的革命任务。

　　1927年5月10日，外交部长伍朝枢宣布国民政府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己任。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缔结平等新约。1928年2、6月国民政府重申了上述原则，7月7日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改订新约。这是南京政府企图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西方列强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的一次尝试。这种努力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有益的。

　　国民政府初期对于英、日帝国主义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1927年5月17日国民政府特派江苏交涉员郭泰祺就英国士兵强奸华妇一案向英国驻沪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惩治凶手。对于日本不断增兵山东的侵略行径，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6月1日、1928年4月21日两次提出强烈抗议。济南惨案发生后，5月13日南京政府派员赴英、法、美等国报告惨案真相，揭露日本的侵略行为，希望得到英、法、美等国的声援与帮助。同月，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本企图干涉中国东三省内政的谍书。

　　国民政府对英、日的强硬态度顺应了中国人民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革命形势。1927年6月3日上海各妇女团体召集会议，组织了由21个团体参加的反对英兵强奸华妇案后援会，掀起抗暴斗争。后援会通电全国，提出撤退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海陆军队，收回外人在华掠夺之租借地等要求。针对日本增兵山东的侵略行为，上海、南京等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南京政府的这些举措表明，这一政权成立之初，当权者并没有立即放弃反帝的旗帜，而是顺应人民高涨的反帝情绪，做了一些维护民族尊严与利益的事情。这说明南京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达成谅解与妥协有一个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它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不仅接受了列强无理的要求，而且开始阻挠并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公开放弃“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与真诚支援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南京政权逐步确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与它向西方列强妥协并得到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过程是同步的。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虽有反帝的表示，但它尚有更重要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向西方列强的妥协。这是它赢得西方列强的承认与支持，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步骤。1927年6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的布告称：“本府兴师北伐，志在铲除军阀，解北方同胞于倒悬，俾先总理之三民主义得以实施于中国，而非与各国为敌。凡我军人当知爱护党国，体谅斯意，嗣后对于各国之兵舰商船，不得擅施射击，对外人之生命财产，军行所至，尤须随时加意保护，以重邦交。”这是南京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的最初表示。意谓北伐战争以铲除军阀为目的，并非与列强为敌，并公开表示保护列强在华的利益。6月21日南京外交委员会的通告对“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作了新的解释，其中说：“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之标语非系为引起对外人之憎恶与敌忾，望一般国民一扫对外人之误会，以除对外人之敌意。”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

　　7月5日，南京政府训令“反日出兵运动应有相当程度”；同月17日南京政府命令制止上海的对外群众运动。这是对帝国主义进一步妥协的表现。对宁案、济案的处理则是南京政府对列强更加露骨的妥协。

　　1928年3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与美国政府代表在上海签订解决宁案的《中美协定》，协定将美军炮轰南京，阻碍国民革命的暴行说成是共产党人煽动而致，国民政府向美方“深表歉意”，答应惩办肇事者，并向美方赔偿损失。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蒋介石一面派员与日方交涉，同时命令所部退出济南，绕道北伐。同月5日国民政府临时会议决定对日本采取“容忍态度”。同月7日，蒋介石接受日军提出的惩办肇事者的条件，免去贺耀祖所兼各职。由于南京政府对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妥协，它赢得了西方列强的承认与支持。

　　南京政府对于苏联的敌视态度与对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27年7月16日，上海工部局根据淞沪公安局长杨虎的告发，搜查并封锁苏联远东银行。同月26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通电取消用孙中山的名义命名的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命令不得继续向该校派遣学生。

　　1927年底，南京政府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公开放弃孙中山联俄反帝的革命政策。12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对于时局的谈话称，“各地有苏俄领事署做共产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联远东银行做共产党的金融机关，我以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对俄绝交，待至革命成功后，再来设法恢复邦交”。12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对苏绝交令。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向苏驻沪总领事馆面交断绝邦交通牒。随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开始驱逐苏领事，封闭苏营商业机关。从此，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反共，而且反俄，正式放弃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这样，国民党的外交政策由联俄反帝逐步变为联帝反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