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倡导“我手写我口”的晚清新派诗人

　　第四节 倡导“我手写我口”的晚清新派诗人 黄遵宪是清末著名的新派诗人。他十五六岁“即学为诗”①，一生诗作除史诗《日本杂事诗》外，还写有题材广泛的诗篇，但“所作诗多随手散佚”。光绪十五年使英期间，他“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荟萃成编，借以自娱”②。光绪十八年编成《人境庐诗草》4卷，收录此前的诗247首，未曾刊行。光绪二十四年，黄遵宪“放归”嘉应，购筑“人境庐”，继续编著《人境庐诗草》，辑成11卷，按年编次，生前亦未印行。宣统三年，诗集首次刊印于日本，由从弟黄遵楷初校，部分经梁启超复校。之后有1926年出版的古直笺注的铅印本，1930年北平文化学社印行的高崇信、尤炳圻校点本，1931年上海出版的黄能立重校本，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萼孙（仲联）笺注本，1957年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钱仲联新式校点笺注本，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重排本，共收古今体诗641首。此外，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人境庐集外诗辑》，辑录《人境庐诗草》以外的黄遵宪诗260首，其中94首系《人境庐诗草》初稿所辑，定稿本删去的。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③“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①这是黄遵宪诗歌创作的主要思想。

　　黄遵宪的许多诗充满炽热的爱国激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感。同治十一年他到香港，眼见30年前被英国割让去的香港如今“居然成重镇，高垒矗狼烽”，不禁感叹“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认为割让香港，是因清政府的“自误”。《琉球歌》，记述光绪三年使日抵达神户时，一位“颓髻斜簪衣惨绿”的琉球“白头老臣”，登上使团轮船“倚墙哭”，出示国王密勅，诉说琉球受日侵吞之苦，恳请清皇朝援救。《冯将军歌》歌颂冯子材在中法战争镇南关龙州战役中，英勇打击法国侵略军的爱国行为。《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台湾行》和《度辽将军歌》等，讴歌了甲午战争中坚持抗日的爱国将士，鞭挞贪生怕死的文官武弁。《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闻车驾西狩感赋》、《闻驻跸太原》、《闻车驾又幸西安》、《聂将军歌》、《奉谕改于八月二十四日回銮感赋》、《和议成志感》、《启銮喜赋》和《车驾驻开封》等，是一组反映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往西安，清将领聂士成抗击侵略军，为国捐躯，以及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史诗。晚年他还写有《出军歌》八首、《军中歌》八首和《旋军歌》八首，每首末字联起来为“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②。这是鼓舞斗志的爱国主义战歌。

　　黄遵宪认为变法维新已成为一种趋势，并且积极参与维新活动。戊戌政变，一批维新志士或流血牺牲，或受到迫害。《己亥续怀人诗》抒发了黄遵宪对维新派人物陈宝箴、徐致靖、张元济、江标、徐仁铸、严复、夏曾佑、皮锡瑞、欧阳中鹄、唐才常和麦孟华等的深切崇敬和怀念之情。

　　黄遵宪的诗继承了中国传统诗的优点，不仅反映社会生活，而且善于吸收民歌风格。他在《山歌》序中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③他的《新嫁孃》、《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①等，也都是有浓厚民歌色彩的作品。

　　黄遵宪的诗在晚清有重要的影响。康有为说：“公度之诗乎，亦如磊砢千丈松，郁郁青葱，荫岩竦壑，千岁不死，上荫白云，下听流泉，而为人所瞻仰徘徊者也。”②梁启超的评价是：“近世诗人，能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③胡适认为“黄遵宪是有意作新诗的”④。郑振铎认为，“欲在古旧的诗体中，而灌注以新鲜的生命者”，“惟遵宪是一个成功的作者”⑤。

　　黄遵宪诗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他写的关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的作品，则表现了他对民众斗争的错误态度。

　　

　　①《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②《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页。

　　③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三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4页。

　　①《杂感》，《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42页。

　　②《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页。

　　③《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264页。

　　①《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54页。

　　②《人境庐集外诗辑》，第8—11、62—67页。

　　③《人境庐诗草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1页。

　　④《饮冰室诗话》（四），第3页。

　　⑤《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