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政局的变化 第一节 英、法发动侵华战争和《天津条约》

　　第四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政局的变化 第一节 英、法发动侵华战争和《天津条约》

　　咸丰六年到十年（1856—1860），正当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在俄美两国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一次新的侵略战争。它们企图利用中国国内战争的机会，胁迫清廷全面修改条约，扩大鸦片战争中所取得的侵略权益。因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黄埔停泊的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蓄意挑起事端，硬说这是一只英国船，并说船上悬挂了英国国旗，而这面旗子受到了中国士兵的侮辱。九月二十五日（10月23日），英国舰队悍然向广州进犯。十月初一日（10月29日），英军攻进广州城，大肆焚掠。当地人民和清军奋起抵抗。英国兵力不足，被迫撤走。

　　英国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后，决定扩大侵略战争，任命额尔金（Earl of Elgin）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海陆军前来中国，同时要求法国共同出兵。法国即借口天主教神甫马赖（A.Chapde－ laine）在广西被杀，派葛罗（BaronJ.B.L.Gros）为全权专使，率军来华。美国和俄国也积极支持，英、法、美、俄四国结成了侵略中国的联合战线。

　　咸丰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十二日（1857年12月24日、27日），额尔金、葛罗向两广总督叶名琛等发出通牒，限24小时内让出广州城。叶名琛忠实执行清廷“息兵为要”的方针，不事战守。十三日（28日），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叶名琛被俘，被解往印度加尔各答，咸丰九年（1859）病死于囚所。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投降，柏贵在以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S.Parkes）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

　　在敌人入侵的严重形势面前，当地人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经常武装攻城，使侵略者胆颤心惊。香港、澳门同胞也开展抗英斗争，以为支援。咸丰八年，香港岛人口仅8万人，而离港返回内地的各业中国工人约2万人，使英国殖民者的日常生活陷于困境。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小部分留守，大部分乘军舰北上，于咸丰八年三月（1858年4月）到达大沽口外。俄国公使普提雅廷（E.B.Пyтятин）、美国公使列卫廉（W.B.Reed）也陆续到达，他们表面上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实际上却为英、法出谋画策。四月初八日（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守台清军英勇还击，然而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人毫无斗志，争相逃跑，大沽陷落。侵略军溯白河而上，进逼天津城下，扬言即将进攻北京。腐朽的清廷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

　　五月十六日、十七日（6月26日、27日），桂良、花沙纳分别同英、法订立《天津条约》。十月初三日（11月8日），英、法又迫使清廷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规定：外国公使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在营口）、登州（后改在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在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海关由外国人帮办税务；进出口货物一律按时价抽5％的关税，外货入内地只加征2.5％的子口税；对英国赔款银400万两，对法国赔款银200万两。

　　在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订立前，俄国公使普提雅廷诱逼清廷于五月初三日（6月13日）首先订立了中俄《天津条约》，取得了许多特权，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以便通过“勘界”来侵占中国领土。美国公使列卫廉也于五月初八日（6月18日）迫使清廷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同样攫取了许多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