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治河崭露头角

　　第一节 治河崭露头角

　　张伯行，字孝先，号恕斋，晚年又号敬庵。清顺治八年（1651）十二月，出生在河南开封府属一个名仪封（今兰考县东侧）的小城镇。他成名后，人们又尊称他为“仪封先生”。

　　张伯行的家资富有，这使他有优越的条件受到良好教育。他从七岁开始入私塾读书。父亲通晓孔孟之学，经常告诉他，“宋朝周、张、程、朱五子，乃上接孔、曾、思、孟之传者也，他日务读其书。”①张伯行牢记父亲的教导，总是打听、搜集周、张、程、朱五位大学者的书。十三岁时他已读完了“四书”“五经”。康熙二十年（1681），以县学廪生的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得中举人。康熙二十四年，他进京考试，获殿试三甲八十名，给予赐进士出身。这年，他已三十五岁。经考核，授予内阁中书，又改授中书科中书。中书科的职责是缮写册文、诰敕等事宜①。这是直接为皇帝办文、宣谕的机关之一。张伯行所任之职不过是一小办事员，还显露不出其才华。

　　张伯行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引起人们的注意，始于治河，他的发迹和锦绣前程亦始于治河。

　　张伯行的家乡仪封地处黄河南岸，水患频年发生，沿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不断地被洪水所吞没，清政府的经济为此也受到巨大损失。康熙帝很重视治黄，从康熙二十年到二十七年，以考城、仪封一带为重点地段，施工筑堤，以防水冲刷。

　　康熙三十八年六月，连续下暴雨，迅猛的洪水冲开了仪封城北关堤坝，咆哮而出，向城内袭来。人们惊惶失措，乱作一团，是时，张伯行正在家中为父丧守制，在此危难时刻，他挺身而出，召募当地百姓，亲自督率，找来布袋装沙填塞住决口，从而避免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惨剧。张伯行的事迹很快被前来巡视水患的河道总督张鹏翮所知道，他很赏识张伯行的才干和魄力，便上疏推荐他治黄。次年，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帝下达谕旨，命张伯行以原衔赴河工之任，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余里及马家巷、东坝、高家堰诸地的水利工程。他悉心于河务，苦干三年，劳绩显著。康熙四十二年（1703），授山东济宁道，他善治水的才华得到进一步施展。后来，他回忆这段治水的经历时，说：“余自庚辰（康熙三十九年）岁，奉命效力河工，日夕奔驰于淮扬（指扬州一带）徐泗（徐州地区）数百里之间。”②其辛苦和鞍马劳顿可以想见。不仅如此，他对治河颇有见地。他细心体察河务，精心研究治河方法，提出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设想方案。

　　清政府在开海运之前，运河一直是南北经济运输的大动脉。由于运河河床狭窄，加之长期淤积，容水量有限，往往黄河发大水时，倒灌入运河中，不只运河，连淮河也都跟着同时受害。所以，治理黄河，不能不治运河、淮河，而运河北段水浅，常出现干涸，更影响至关重要的漕运。如何治理黄、淮、运河，成了清政府长期面临的一大难题。张伯行驻地济宁，地当运河要津，距黄河甚近，黄河一发大水，济宁地段的运河同被水灾。他在此任上，以治河为要务，倾注了心血与才能。

　　张伯行根据自己的实践，参酌古人治水经验，提出治水的原则是：“补偏救弊，相时度势，毋拘成格，毋循覆辙，善为之节宣。”①他认为，河水“宜蓄者蓄之，宜泄者泄之，而河犹有不顺其治者，未之前闻”②。这就是说，只要“蓄”、“泄”得宜，河水就不会为害。张伯行总结前人治水，概括为四个字：疏、浚、筑、塞。他则强调治黄河在于“分”其水。因为黄河之害苦于洪水来临无处可泄，其结果势必冲决堤坝，或倒灌运河、淮河，造成大面积水灾。因此，他建议应修通会河，最为有效。这样做，是“分”其水势，减“强”为“弱”，水流畅通，就不会发生水患。

　　治理运河，也是这样。张伯行详察运河水量，看出运河北段水源不足，是其干涸的主要原因，提出北运河要蓄水，办法是开引河一条，把发源于山西而流入黄河的沁水，设法引至张秋，入运河。其南运河所依赖的水源如南旺湖、马场湖，逐渐变为百姓耕地，运河缺水，而一到雨季，则田地尽被淹没。张伯行主张应将两湖还其为湖，既足运河水源，又使运河之水可蓄可泄，可保运河畅通而无害。

　　张伯行治河的思想主张及实践都保存在他自编的《居济一得》一书之中。从这本书的内容，已经展示出他对治河的许多精辟见解。

　　虽然张伯行提出许多治河的建议未尽被采纳，但是他在自己管辖范围之内努力实践其主张。他亲自督修黄河南岸堤坝二百余里，“往来督催，无时即安”。他颁行《济宁以南各闸放船之法》，制定山东四十八闸放船的具体规章，这些措施保证了他管辖的一段运河畅通无阻。康熙四十四年（1705）二月，康熙帝南巡，途经山东临清，召见张伯行，十分赞赏他的治河才干，亲书“布泽安流”榜，作为对他治河成绩的奖励。①张伯行以治河而知遇于康熙帝，受到器重。次年五月，经康熙帝批准，提升张伯行为江苏按察使司按察使②。从此，张伯行进入清政府的高级官员的行列。

　　

　　①《张清恪公年谱》卷上。

　　①《雍正会典》卷245。

　　②张伯行：《居济一得》序。

　　①张伯行：《居济一得》序。

　　②《居济一得》卷7《条陈通会河》。

　　①《清史稿》卷265《张伯行传》载：“（康熙）四十五年，上南巡，赐‘布泽安流’榜。”误。查《清圣祖实录》卷225所记，四十五年五月提升张伯行为江苏按察使之前，并无南巡之事，仅在二月有“巡幸畿甸”之举（见卷二百二十四）。而康熙南巡是在四十四年二月：“御舟泊临清州”（卷219），伯行即于此时被召见，赐“布泽安流”榜。

　　②《清圣祖实录》卷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