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清代官修图书的基本概况

  第二节 清代官修图书的基本概况 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修图书

  顺治年间,虽然连年征战,但摄政王多尔衮和清世祖福临,仍然谕令撰修了一批图书,如《赋役全书》、《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御注孝经》等,还曾下令纂修明史,但未能完成。如和明朝相比,显然更为重视官修图书事业。

  康熙时期,官修图书事业大为发展,种类繁多,卷帙浩繁,百卷以上者屡见不鲜。其在经学方面的著作,便甚为繁多。

  康熙皇帝一生极重视儒家经典,屡开经筵,召儒臣讲论五经四书之经义,并将经筵所讲之稿,命大臣编辑成书,取名“解义”,先后编成《日讲四书解义》等书。他又命儒臣先后编纂成《春秋传说汇纂》(40卷)、《周易折中》(22卷)、《诗经传说汇纂》(21卷,序2 卷)和《书经传说汇纂》(24卷);康熙五十二年(1713),又命理学家、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等修成《朱子全书》(66卷);五十六年,又命李光地等人刊正明成祖时命胡广等纂辑的《性理大全》一书,并亲加厘定,纂辑成《性理精义》(12卷)。

  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史学著作也是比较多的。这个时期完成了四部实录的修纂和修订工作。《太祖高皇帝实录》(10卷)原有崇德元年(1636)刚林、希福等纂本,为了隐瞒不利于满洲贵族统治的历史事实,康熙二十年(1681)又命勒德洪等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65卷)顺治时已纂成,康熙十二年(1673)又命图海等修订。此前,康熙六年(1667)还纂成《世祖章皇帝实录》(146卷)。以上三朝实录,至雍正十二年(1734)又均命鄂尔泰、张廷玉等重加校订。我们今天所见清历朝实录中的前三朝实录,即是雍正十二年后的校订本。另外,雍正时又纂成《圣祖仁皇帝实录》300卷。

  康熙雍正时期也进行了历朝“圣训”的编纂。康熙二十五年(1686)编成《太祖高皇帝圣训》(4卷)。翌年,续成从顺治时开始编纂的《太宗文皇帝圣训》(6卷),并编纂成《世祖章皇帝圣训》(6卷)。雍正九年(1731)又编成《圣祖仁皇帝圣训》(60卷)。由此可见,清代“圣训”之编纂,创始于顺治时期,而形成于康熙雍正时期。此后各帝则尊祖宗成法,相沿不替。此外,清代的“起居注”自康熙以后,按月皆有缮本,每月两册,成为定制①。

  在康熙雍正时期,统治者为了宣示其武功,出现了“方略”一类史书。康熙二十年(1681)所纂《平定三逆方略》(60卷),是清代的第一部“方略”。此后,康熙二十七年(1688)纂成《平定罗刹方略》(4卷),四十三年(1704年)又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48卷)。其后成为定例,从乾隆至光绪,每当一次军事行动以后,都要下诏修“方略”,由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①。

  在史学史上有较高地位的正史——《明史》成书于康熙雍正时期。《明史》之修纂,从顺治二年至雍正十三年,前后经过九十一年之久。是历代官修正史中费时最长的。

  康熙帝还命令修纂了两部地理类著作,即《钦定皇舆表》(16卷)和《钦定方舆路程考》(不分卷)。又修成《御定清凉山志》(10卷),是为清代第一部官修的方志性质的图书。

  雍正朝官修图书,有其一定特点。首先,雍正时公布了一批档案材料,并分别命儒臣编辑成书,计有《上谕内阁》(159卷)、《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复》、《谕行旗务奏议》(各30卷)、《朱批谕旨》(360卷)。其次,修纂了一批训诫臣民的书籍,如《执中成宪》(8卷),前四卷录上溯唐虞,下迄明孝宗,历代帝王之嘉言善政,后四卷则录诸臣论说之被认为“裨于治道者”②。以警诫臣民。第三,又命令编纂了《八旗通志初集》(250卷,乾隆四年成书),当时所以提出修纂此书,是与满洲贵族在入关八十余年,满汉逐渐融合的趋势下,欲保持其特殊权利的思想不无关系的③。

  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书中也出现了几部较有影响的自然科学著作,如《数理精蕴》(53卷)、《历象考成》(42卷),其中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文科学成就,也吸收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天文历算知识④。稍后,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辑成有利农业生产的《月令辑要》(24卷),又《图说》(1卷),修成《广群芳谱》(100卷),此书是中国植物总集,是当时的重要植物学著作。雍正十二年纂修的《工部工程做法》(74卷),是工程学方面的著作。

  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图书中,还出现了数部有分量、有影响的大型类书,形成官修图书事业的一大特点,这个时期也成为中国类书的集大成时期。

  编纂的主要类书有:康熙四十九年(1710)敕命张英等编纂的《渊鉴类函》(450卷);五十年命张玉书等编纂的《佩文韵府》(106卷);五十五年命张廷玉等编纂的《韵府拾遗》(120卷);五十八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骈字类编》(240卷);六十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子史精华》(160卷);六十一年命何焯等编纂的《分类字锦》(64卷),以及康熙时命纂、雍正时成书的著名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

  《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明《永乐大典》以后最大的一部类书。此书原名《汇编》,康熙时由陈梦雷等纂辑成书,但未刊刻。雍正即位后,又命蒋廷锡等重新编校,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1726)用铜活字排印,共印六十四部。全书10000卷,分为6编32典,6109部,约一亿字。内容包括了当时的全部学问。从其组织体系及编辑体例上考察,也远远超过以前的类书。

  康熙、雍正时期,还曾修纂了一批参考工具书。查考字词的工具书有《康熙字典》(42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由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撰。又有《音韵阐微》(18卷),康熙五十四年命撰,雍正四年成书。

  这个时期还修纂了一些词、曲谱和诗文总集。康熙四十四年(1705)孙岳颁等奉敕纂辑的《佩文斋书画谱》(100卷),是古书画鉴赏方面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奕清等奉敕修撰的《词谱》(40卷)、《曲谱》(14卷),是填词作曲和研究词、曲的重要参考书①。康熙五十二年“御定”的《律吕正义》(5卷),是研究声乐之学的重要参考书。编纂的具有参考价值的诗文总集有:《古文渊鉴》(64卷),由徐乾学等编注;康熙四十二年彭定求等编《全唐诗》(900卷),康熙四十五年,陈元龙等奉敕编成《御定列代赋汇》(140卷,又“外集”20卷,“逸句”2卷,“补遗”22卷);是年,又成《佩文斋咏物诗选》(482卷)。四十六年,陈邦彦等奉敕编《历代题画诗类》(120卷),沈辰垣等奉敕编定《历代诗余》(120卷)。四十八年张豫章等奉敕编《四朝诗》(292卷);五十年郭元釪奉敕编《全金诗》(74卷)。五十二年又编《唐诗》(32卷,“附录”2卷)。这些书籍的纂辑,对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其中大多数至今仍被人们视作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工具书使用。

   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

  乾隆时期是官修图书的繁荣阶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经学方面的著作集中于乾隆前期,先后编撰了《四书文》、《三礼义疏》、《周易述义》等书。

  第二,史学著作大都是记录当代历史者。

  乾隆帝极为重视当代史的编纂。除有常设的国史馆修当代史外,乾隆七年(1742)还修成《国朝宫史》36卷(二十四年又予增修)。特别是纪录当代一重大事件(主要是军事事件)本末的“方略”、“纪略”,在这一阶段修纂得最多。以其编纂的年代排列,计有以下数部:《平定金川方略》32卷,乾隆十二年撰;《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54卷,“正编”85卷,“续编”33卷。乾隆三十七年撰;《临清纪略》16卷,乾隆四十二年撰;《平定两金川方略》136卷,乾隆四十六年撰;《兰州纪略》21卷,乾隆四十六年撰;《石峰堡纪略》20卷,乾隆四十九年撰;《台湾纪略》70卷,乾隆五十三年撰;《安南纪略》3卷,乾隆五十六年撰;《廓尔喀纪略》54卷,乾隆六十年撰。

  此外还有乾隆三十八年所撰《开国方略》32卷;四十七年所撰《河源纪略》36卷,也当划归此类。

  第三,此时编纂的典章制度著作很多,成绩较大。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十通”,有六部是乾隆时期所修的,即《续通典》(252卷)、《皇朝通典》(100卷)、《皇朝通志》(200卷)、《皇朝文献通考》(266卷)等。为修“三通”,乾隆皇帝曾特命开“三通馆”,组织儒臣修撰。

  乾隆时期修典章制度书,也与修史书一样特别注重当代。除上述“清三通”是记当代典章制度之外,还撰辑了《大清通礼》(50卷),《皇朝礼器图式》(18卷),又修成专纪翰林院典制的《词林典故》(8卷),专纪学校、科举等典制的《学政全书》(80卷),专纪国子监的沿革及典制的《国子监》(62卷)、专纪救荒救灾之政的《康济录》(4卷)等等。

  更为值得指出的是,在乾隆时期,专门纪述当代典制的“则例”一类书籍得到很大发展,形成清代修纂“则例”的高峰。邓之诚说:“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汇所治事为四条例,新例行,旧例废,故则例岁必小修,十年一大修”①。“则例”一类书籍的出现,要首推《督捕则例》。顺治初年,因为“逃人”问题严重,于是汇辑有关谕旨、奏牍、规定等为一书,经康熙十五年校定,至乾隆八年重加厘正,编纂成《督捕则例》(2卷),这是清代官书中出现的第一部“则例”。兹后,又修纂了多种这种体例的记当代典制的书籍:乾隆十四年(1749)纂《工部则例》(50卷),二十四年(1759)又纂《工部续增则例》(95卷)。三十三年,纂成《物料价值则例》(220卷),三十七年纂成《吏部则例》(66卷)、《八旗则例》(12卷),四十一年纂《户部则例》(120卷),四十九年纂《礼部则例》(194卷),五十三年(1788)纂《军需则例》(16卷)。与则例的体例和作用相近的还有《中枢政考》(31卷)和《大清律例》(47卷)等书。通过编纂“则例”,公布了一些档案资料,就当时讲,这些“则例”也便于各级官员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及其演变情况,以更好地发挥实行政务的职能。

  “则例”是专记当代的一个方面典制的书籍,而汇辑当代全部典制的是“会典”及“会典事例”。清代修“会典”最早始于康熙二十二年②,并纂成康熙《会典》162卷,雍正时又曾修《会典》③,但均无会典“则例”或“事例”。乾隆时期,鉴于“则例旋增”,“典与例无辨”④,而把“典”与“例”分为两部分。乾隆二十九年(1764)修纂《大清会典》(100卷),同时修纂《大清会典则例》180卷(嘉庆后改称为《会典事例》)。从此,修《会典》同时修《会典事例》成为定例。其后在嘉庆朝、光绪朝都曾沿用此例。

  第四,大规模地修纂地方志和地理志。全国现存方志7413种,109143卷,而其中“修于清代的最多”①。

  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帝命蒋溥等修纂《盘山志》(21卷),三十九年(1774),敕撰《日下旧闻考》(120卷),以记注京师掌故史迹。乾隆四十三年(1778)撰《盛京通志》(100卷),四十六年撰《热河志》(120卷)。

  地理志书,乾隆时期修成的有《皇清职贡图》(9卷)、《皇舆西域图志》(52卷)、《五军道里表》(49卷)及《三流道里表》等。而所成最重要的地理志书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大清一统志》(500卷)。

  《一统志》之修,始于康熙年间,雍正时又重新开局修撰,至乾隆九年(1744)告竣。后来,乾隆二十九年(1754)又特谕重修《一统志》,“以昭大同之盛轨”。使“一展卷而九州之砥属、八极之会同,皆可得诸指掌间矣”②。

  第五,注重民族文字学方面的书籍的编纂。这个特点,也是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进步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出现的。乾隆十四年(1749),命撰《同文韵统》(6卷),以正西番及印度译音之音韵;二十八年(1763),命撰《西域同文志》(24卷),此书“以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准部、回部,并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诸门,举凡提要,始以国书(满文——引者注),继以汉文,复继以汉字三合切音。……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①。 可见乾隆帝命修此书的意图即在沟通民族文化,以利集权统治。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命傅恒等撰成满文字书《增订清文鉴》(32卷,又“补编”4卷,“总纲”8卷,“补总纲” 1卷)一书。乾隆四十四年又命阿桂等撰《满洲、蒙古、汉字之合切音清文鉴》(33卷),把蒙古语也对应地排列进去,作为对“久为世臣”的蒙古诸部的宠遇。由此可见修书事业不但有文化意义,也是充满政治意义的。

  第六,编纂成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和一批版本学、目录学著作。编纂《四库全书》是继修纂《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一次更大规模的举动。这部大型丛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诏有计划地征求当时国内所有存书起,共花费了十三年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修纂而成。其内包括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共编辑了从古到当时的3457种著作,计有79070卷。编纂这部大丛书,出力最大的是纪昀,而所动用的抄写人员共达一千五百余人②。《四库全书》前后共抄写七部,分藏在北京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另外还有副本一部,藏于翰林院③。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其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但清政府在修辑《四库全书》过程中也曾大量销毁和删改旧书,使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损失①。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乾隆帝还命令用木活字印行了其中一百多种善本图书②,名之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并且命于敏中等选其中最精粹的书籍,编成《四库全书荟要》,其样式与《四库全书》相同,只是规模小些③。乾隆帝对自然科学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康熙帝,因此这个时期官修自然科学著作较少,并且都集中在乾隆十年以前。

  但是,乾隆帝却极为重视统治策略。这一点也可从官修图书中窥见其一斑:乾隆九年(1744)命撰《八旗氏族通谱》(80卷),目的在于宣扬“祖宗德泽之深”,鉴于“代序日远,族姓日繁”,藉此以“明章统系、俾知世德之所自”④。以增强满族人特别是满洲贵族的民族认同感。十二年(1747)又命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6卷),试图以宗教的形式巩固满族人的共同心理素质⑤。

  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一面命撰《满洲源流考》,一面命将蒙古小徹辰萨囊台吉撰的《蒙古源流》进行翻译,成为“钦定”之书。两年以后,四十四年(1779)又命撰《蒙古王公功绩表传》(12卷),为那些忠心为满洲贵族效力的蒙古王公歌功颂德,以提高其政治地位。又是两年以后,四十六年(178l),则又命撰《宗室王公功绩表传》(12卷),意在把宗室王公之地位置于满洲其他贵族和蒙古贵族之上,更确切地说,是把满洲最高统治者置之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上四种官书的修撰时间和内容如此有次序,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乾隆晚年举行“千叟宴”后,命编成《千叟宴诗》(36卷),其八十岁生日,又命编写了达120卷的《八旬万寿盛典》。乾隆帝还将自己诗文编汇成集,计有《乐善堂文集定本》30卷、《御制文初集》30卷、《二集》44卷、《三集》16卷、《余集》2卷、还有《御制诗五集》100卷、《御制诗文十全集》54卷、《御制全韵诗》不分卷。

  总之,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数量是很多的,涉及范围也很广泛。这个时期是清代文化事业最昌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清代官修图书事业的鼎盛时期。

   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

  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所涉及的内容的范围上考察,都无法与康熙、雍正时期或乾隆时期同日而语,特别是与乾隆时期的盛况比,不啻给人以一落千丈之感。

  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几乎都是援例进行的,嘉庆、道光两代皇帝对修书事业明显地不感兴趣。

  这个时期,嘉庆帝照例修纂了《高宗纯皇帝实录》(1500卷)和《高宗纯皇帝圣训》(300卷),道光帝又照例修纂了《仁宗睿皇帝实录》(374卷)和《仁宗睿皇帝圣训》(110卷)。

  这个时期也照例编成了四部“方略”或“纪略”。即嘉庆二年(1797)纂《平苗纪略》(52卷);十五年(1810)所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360卷,“续编”36卷,“附编”12卷);二十一年(1816)所纂《平定教匪纪略》(42卷),以及道光九年(1829)所纂《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80卷)。

  如果说嘉庆道光时期官修图书还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继乾隆时期之后,依然注重对当代典章制度书籍的修纂。这可能与乾隆嘉庆以后清代统治者“以例治天下”的政治思想有关,但这一时期所修典制书籍,也不过是援前朝之例而无所创新,嘉庆时纂《续修大清会典》(80卷)、《大清会典图》(46卷),及《大清会典事例》(920卷),是这个时期官书事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外,嘉庆朝还命令撰成《词林典故》(64卷),《学政全书》(86卷),《西巡盛典》(24卷),《军器则例》(24卷),《兵部处分则例》(78卷,又续纂4卷),《中相政考》(72卷,续纂4卷)。道光时撰成《大清通礼》(54卷)、《吏部处分则例》(52卷),《台规》(四十卷)等记述当代典制之书。

  有关自然科学的著作,嘉庆道光两朝各成一部。嘉庆时命撰《授时广训》(2卷),道光时命撰《仪象考成续编》(32卷)。

  另外,嘉庆朝还撰成了几部诗文集,即《熙朝雅颂》(《首集》26卷,《正集》108卷);《皇清续文款》(164卷),《三元诗》(1卷,又附《三元喜宴诗》1卷)。嘉庆、道光也各有所谓“御制”诗集、文集①。道光朝还修成记述新疆情况的《新疆识略》(13卷),又修成《字典考证》(36卷),和《春秋左传续本》(30卷)。嘉道时期官修的主要书籍不过上述,是无法和乾隆时期相比拟的,不难看出,嘉庆道光时期是清代官修图书事业的衰弱时期。

  纵观清代鸦片战争以前的官修图书事业,其发展趋势形成一个抛物线型:入关前及顺治时期是创始阶段,康熙雍正时期是大发展阶段,乾隆时期是繁盛阶段,嘉庆道光时期是衰落阶段。

  

  ①参见李宗侗:《中国史学史》第161页。

  ①梁章钜:《栖垣纪略》卷14,《规制二》。

  ②《执中成宪·序》③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序》。

  ④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

  ①参见《四库全书书目提要》卷199,《清朝文献通考》卷236。

  ①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5,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大清会典事例》卷1049。

  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1。

  ④乾隆《大清会典》卷首。

  ①参见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443—4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

  ①《西域同文志·序》,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1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1。

  ②参见陈彬和:《中国书史》第225页。

  ③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谕。

  ①参见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二章,又参见《办理四库全书档案》。

  ②参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2年版,又《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70。

  ③详参见费寅:《记四库全书》,载《图书展望》1948年1月。

  ④《八旗氏族通谱·序》。

  ⑤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22,《四库提要》卷82。

  ①详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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