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国外的蒙元史研究 第一节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蒙元史研究

　　第七章 国外的蒙元史研究

　　第一节 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蒙元史研究 西方学者的早期著述

　　国外的蒙元史研究，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欧洲东方学初兴阶段。其时，法、英、意、德、荷等国都已拥有相当数量的东方文献，一些著名大学先后开设了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土耳其语等东方语课程，创立了科学研究的条件，并出现了第一批东方学家。曾是东方历史上最强盛、并对欧洲发生过很大直接影响的蒙古帝国的历史，自然成为东方学家们十分注意的研究领域。法国的东方学居于领先地位，收藏的穆斯林文献写本和汉文文献最为丰富，东方语言、文化的研究起步也最早。十七世纪法国产生了第一部蒙元史专门著作，这就是克鲁瓦（Petis dela Croix，1622—1695）所著《古代蒙古和鞑靼人的第一个皇帝伟大成吉思汗史》。克鲁瓦通晓土耳其、阿拉伯和波斯语，曾任法国国王的土、阿语翻译，熟悉穆斯林文献。他根据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和欧洲旅行家的行记，用十年功夫译编成此书，分四册，内容包括成吉思汗传以及其继承者（迄于十七世纪）的略传，古代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和法规，蒙古、突厥、钦察、畏兀儿及东西方鞑靼人的地理。书末附有所据穆斯林作者和欧洲旅行家著述名录及生平简介。此书于作者死后十五年即1710年在巴黎出版，1722年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克鲁瓦是最早利用穆斯林史料编著蒙元史的西方学者，开创之功不可磨灭。后来多桑在这方面又前进一大步，达到了更高的成就。

　　十八世纪法国的汉学有很大发展，汉学家通过汉文史料的译编和利用，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个时期的来华耶稣会士以法国人居多，且都具有很好的学术修养，热心于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耶稣会士宋君荣（A.Gaubil，1689—1759，1722年来华）就是一位十八世纪最优秀的汉学家、科学家和历史家，他毕生不知疲倦地研究和翻译中国的经籍和历史。时邵远平《续宏简录》（即《元史类编》，1699年成书）新出不久，他将此书前十卷本纪译为法文，题为《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元朝诸帝史》，1739年出版于巴黎。耶稣会士冯秉正（DeMailla，1669—1748，1702年来华）则译《通鉴纲目》、《续通鉴纲目》为法文，编为《中国通史》13卷，1777—1785年在巴黎出版。其中第九卷为元朝史，除据《续纲目》外，还参考了《元史》。宋、冯二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不识汉文的西方学者获得元朝史知识和利用汉文元史史料的主要依据。

　　同时期，法国汉学家德基涅（de Guignes，1721—1800）完成了五卷本巨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1756至1824年先后在巴黎出版。其第三卷为蒙元朝史（1757），第四卷为帖木儿朝史（1758）。德基涅通汉文、阿拉伯文，因而能直接利用大量原文资料，书中还对蒙古史上的重大问题如成吉思汗征服战争的原因和性质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见解。此书是西方学术文献中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中亚游牧民族历史的名著，尽管其资料和见解在今天看来多已过时，但在蒙元史研究文献中仍占有要重地位。

　　沙皇俄国自十六世纪末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进行扩张，十七世纪中叶先后侵占了额尔齐斯河至叶尼塞河及贝加尔湖东、西各部，并开始了对这些地区和蒙古地理、民族、物产的调查。十八世纪，帝俄科学院组织了大规模的西伯利亚考察。考察团成员密勒（G.F.Muller）指导史料的搜集工作，并著有《西伯利亚诸王国志》（1750年圣彼得堡出版）；菲舍尔（I.E.Fischer）根据密勒搜集的资料著《西伯利亚史》（1768年圣彼得堡出版德文本）。二书都含有卫拉特和布里雅特蒙古历史的内容。被聘为帝俄科学院教授的德国博物学家帕拉斯（P.S.Pallas）参加了西伯利亚考察，他通过译员的帮助收集卫拉特史料，编纂了《蒙古族历史资料汇编》（2卷，1776、1801年圣彼得堡出版），此书曾是西方学者研究蒙古史的基本资料之一。俄人还在西伯利亚、蒙古等地收集了不少蒙古文文献写本和刻本，为以后俄国蒙古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俄国的蒙元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根据1727年签订的中俄“恰克图条约”，允许俄国正教会派传道团驻在北京，每十年轮换一批，并许派留学生来华学习。俄国早期的著名汉学家都出在这些人中，他们在蒙元史籍的翻译和蒙元史研究上有很大贡献。

　　蒙元时代欧洲旅行家的东方行记早已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英国史家哈克鲁特（R.Hakluyt，1583—1616）的名著《英语民族主要海陆路旅行与发现》（1598—1600修订版，1625年Purchas氏增补版），就包含了卡尔平尼、卢勃鲁克、鄂多立克等人的行记。其后又有贝热伦（Bergeron，1634）的法译本，彼特（Pietervander Aa，1706）的德译本及其他多种英、法、德文译本，多是基于哈克鲁特书的英译和原文。用察合台文写成的阿布哈齐的《突厥世系》，先后被译成德文（1716，1780）、法文（1726）、俄文（1770）和英文（1780），此书有关蒙古早期史的记载多含传说成分，史料价值不高，但由于是最早译成西文的蒙古史籍，故在当时很受重视。

　　十九世纪是东方学重大发展时期，一方面是由于科学的进步，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都形成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学体系，尤其是比较语言学对东方学的推动最大；另一方面，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政策，不仅促进了西人对东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也使他们易于获得更丰富的东方文献和实物资料。作为东方学若干分支（汉学、蒙古学、伊斯兰学等）交汇的蒙元史研究，因此也有了显著进展。

　　 法 国

　　法国学者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和德国学者克拉普罗特（M.J.Klaproth）是十九世纪前期杰出的东方学家，新研究方法的代表者。雷慕沙幼眇一目，资质聪慧，精通汉语，兼晓其他东方语言，23岁即著《中国语言文学评论》（1811）。1814年创设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担任首任教授直到去世；1822年创立法国亚洲学会并任其机关刊物《亚洲杂志》（JournalAsiatique）主编。1820年出版了专著《鞑靼诸语言研究》（Re-cherchessur les langues tartares）第一卷，涉及满、蒙、维、藏诸语。蒙元史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基督教君王特别是法国国王与蒙古皇帝的政治关系》（载《皇家研究院论文集》1822、1824）；《哈剌和林城及中世纪鞑靼诸不明地理考》（《皇家研究院论文集》，1824）；《波斯蒙古王朝创立者旭烈兀之西征（摘自续宏简录）》（载《亚洲杂志》，1823）；《蒙古诸王撒里答》；《蒙古将军速不台》；《畏兀儿大臣塔塔统阿》；《鞑靼大臣耶律楚材》；《海山》（以上诸文皆载于1829年出版的论文集《Nouveaux Melanges Asiatique》第2卷）。

　　他还将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译为法文，1819年巴黎出版。对中国宗教史，尤其是佛教（包括西藏佛教）史也很有研究，并写过论述萨满教的文章。

　　克拉普罗特的研究领域也很广，主要有中国的佛教和满文文学等方面。其有关蒙元史的论著都发表在《亚洲杂志》上（法文）：《马可波罗所记澉浦港和剌桐港研究》（1824）；《关于马可波罗行记中的天德州》（1826）；《马可波罗所记中国西部诸省地理考释》（1828）；《关于纸币之起源》（1822）；《拉施都丁史集有关元代中国的记述译注》（1833）；《亚美尼亚王海屯行记译注》（1833）；《十三世纪蒙古入侵谷儿只、亚美尼亚概述（亚美尼亚史料译注）》（1833）。

　　雷慕沙和克拉普罗特的著述显示，他们已将汉文史料与波斯文、拉丁文、亚美尼亚文等各种文字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开创了蒙元史研究的新局面。

　　欧洲尤其法国浓厚的东方学研究风气和巴黎图书馆丰富的东方写本收藏还培育了另一位十九世纪前期杰出的蒙元史学者——多桑（A.C.M.d’Ohsson，1779—1851）。多桑是君士坦丁堡出生的亚美尼亚人，其父仕于瑞典王国，任外交官，也是历史学家，1784年离土耳其赴巴黎之任，在那里一直居住到1807年去世。多桑从小在巴黎受教育，后亦任瑞典外交官，先后为驻巴黎（至1814年）、海牙、柏林公使。他精通欧洲诸国语及土耳其、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又得以利用巴黎所藏东方文献，具备了研究蒙元史的优越条件。在西方学者中，他第一个最全面地检查了有关蒙古史的穆斯林文献，充分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以及拉丁、亚美尼亚等各种文字史料，并利用了宋君荣、冯秉正翻译的汉文史料，用法文著成四卷本《蒙古史》。其第一卷初版于1824年，后又据施密特的《蒙古源流》德译本、俾丘林的《元史》前三卷俄译本作了较大补充，全书于1834至1835年在海牙—阿姆斯特丹出版。第一卷述蒙古起源、诸部族及成吉思汗一代史，第二卷述窝阔台合罕至元顺帝之元朝全史，第三、四卷述波斯之蒙古王朝（按历世伊利汗顺序）史。他把丰富的原始资料组织到系统而完整的叙述中，并标明出处，因此，长期以来此书一直是学者们了解蒙元史全貌和有关资料（特别是波斯、阿拉伯文重要史料）的主要参考书。多桑书无疑是十九世纪最优秀的、划时代的综合性蒙元史著作，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称誉说：“汉学家们的蒙古史著作无一能与多桑书相匹敌”，并非溢美之辞。当然，多桑不懂汉文，未能更广泛利用汉文史料，是此书最大的缺陷；此外，他所用的一些穆斯林文献不是最好的写本，人名、地名、部族名的译写也不太规范，这是早期西方蒙元史著作的普遍毛病（我国清末民初学者通过这些著作接触域外史料，译名常因此致误）。他没有设立专章叙述察合台汗国和钦察汗国史，还不能算做完整的蒙古帝国史。现在，一些最重要的穆斯林史料如《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已有了经过校勘的刊本和译本，研究者们不再取材于多桑书，但多桑书以其系统性和材料宏富，仍不失为蒙元史研究者最好的入门书。

　　与多桑同时的法国东方学家卡特麦尔（E.M.Quatremère，1782—1857），是波斯文、阿拉伯文史籍的卓越研究者，拉施都丁《史集》研究的先驱和典范。他先后在法兰西学院和东方语学校担任教授，初研究伊斯兰埃及史，后主要从事波、阿文史籍的校勘和翻译，成果甚富。1836年，他的《波斯的蒙古史》第一卷，由法国国家印刷局出版于巴黎，这是拉施都丁《史集》“序言”及“旭烈兀传”的波斯原文校勘和法文译注合璧本，加上一篇长达百数十页的《拉施都丁生平和著作》论文。其语言学和历史学注释达五百余条，极其丰赡，利用了大量波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进行阐释考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很多条注释实际是篇幅相当长的专题研究。《汉学书志》作者戈狄埃（H.Cordier）谓，1893年曾听说法国国家出版局准备出版此书之第二卷，但后来未见问世，可能已经散失。此外，卡特麦尔所著《马木鲁克算端史》（1837），对蒙古与埃及的关系有较详细的论述，并将埃及史家马克利齐《诸王国志绪言》的部分内容译出收入书中。

　　一些法国学者研究蒙元时代西方使节的旅行记和元与罗马教廷的关系。1824年，菲鲁萨（M.Ferussac）继德国学者梅纳特（J.G.Meinert）刊布罗马教皇派往元朝的使臣马黎诺里的旅行记（1820）之后，发表了研究论文《马黎诺里行记释》（《地理学会会刊》）。1831年，雅克（E.Jacquet）也发表《元朝与阿维尼翁教廷外交关系诸考》（《亚洲杂志》）。他还刊布了1330年前后驻伊利汗国孙丹尼牙城主教让·柯拉的《大汗国记》拉丁文写本部分内容（《亚洲杂志》，1830），后来玉尔即据此译为英文，收入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这方面最好的成绩是1839年出版的达维扎克（D’Avezac）用莱顿、巴黎和伦敦所藏写本合校的卡尔平尼行记《蒙古史》，随同刊布了其从行者本笃（Benedict）关于卡尔平尼出使的简短报告，并译为法文，加了很有价值的注释，为后来的研究者所重视。东方学家都劳里埃（Ed.Dulaurier）和布洛塞（M.J.Brosset）先后研究了有关蒙元史的亚美尼亚文史料，前者著《亚美尼亚史家所记载的蒙古人》（《亚洲杂志》，1858），后者著《两位亚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刚札克和乌黑塔内·乌尔哈》（圣彼得堡）1870），两书都含有《海屯行记》的法译。德弗列麦里（C.Defremery）和桑吉涅底（B.R.San-guinetti）合作的《伊本拔图塔行记》全文校勘、法译本（1853—1858）使人们第一次获睹这部重要史料的全貌，其功甚大。

　　《马可波罗行记》当时已出了很多版本。1865年，法国汉学家颇节（G.Pauthier）又刊行一种新版本。这是首次依据巴黎帝国图书馆所藏出自马可波罗本人赠送给谢波哇领主迪博之原本的三种抄本整理而成，除异文校勘和说明外，还加了丰赡的历史、地理注释，利用了大量《元史》及其他汉文史籍资料进行考证。此书不仅在版本学上很有价值，在马可波罗行记的史地研究上也前进了一步。但他错误地考证马可波罗就是《元史》所载元世祖时的枢密副使孛罗，而且，特为加上一个汉文书名《忽必烈枢密副使博罗本书》，长期地误导了后来的研究者，甚至附会日甚，直到1927年才由伯希和彻底纠正①。颇节在八思巴字研究方面也有贡献。他继雷慕沙和贾柏莲（德国）、施密特（俄）、伟列亚力（英国）之后，于1860年著文介绍了爪哇泗水发现的八思巴字钱币（载《亚洲杂志》）。1862年，他又将《元史·八思巴传》和陶宗仪《书史会要》中有关八思巴字一节译成法文，并通过与藏文、梵文、蒙文字母对照，构拟出八思巴字母的音值，著成题为《八思巴蒙古字字母表》的长篇文章（载《亚洲杂志》）。这是到当时为止最有份量的八思巴字研究论文。

　　戈狄埃（Henri Cordierl849—1925）和沙畹（Ed.Chava- nnes，1865—1918）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杰出东方学家，他们在蒙元史研究上也有很大贡献。戈狄埃在1869至1876年以美国一商会职员身份驻上海期间开始从事东亚史地研究，1881年就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教职，后与著名荷兰东方学家斯勒格（GustavSchlegel）一同创办了东方学专门刊物《通报》（1890）。他著名的成绩是编纂了《汉学书志》（其中著录了迄至十九世纪末西人有关蒙元史的几乎所有著译书目）、《日本学书志》、《印度支那学书志》以及专著《中国及其对外关系通史》。有关蒙元史研究方面，主要是增订了玉尔的《马可波罗书》（1903年再版本和1920年的《注释与补遗》）和《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913—1916年再版本）。此外，他还撰有《元代中国与中亚的基督教》（《通报》，1917）等论文。汉学大师沙畹，1889年起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开始从事《史记》的翻译；1893年起就任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他一生著述宏富，除《史记》（部分）法译外，主要集中于中西交通（如西域求法高僧行记的译注）和西域史（如《西突厥史料》等）的研究。辽、金、元史方面的研究，有《宋人使辽、使金行记译释》（原题《到辽、金的中国旅行家》，载《亚洲杂志》，1896，1898），《居庸关刻石初释》（《亚洲杂志》，1894），《元代中国碑铭与官文书》（即白话圣旨碑文和文献研究，《通报》1904、1905、1908）等。其《中国的旅行家》一书含有元代耶律楚材、长春真人、张德辉、常德等人旅行记的简单介绍。

　　此外，1895年，波拿巴亲王（Roland Bonaparte，le prince） 刊印了法国所藏元代畏兀字和八思巴字文献（石刻、信件、钱币等）的原件或拓片，根据这些材料，德维里雅（G.Deveria）撰有《蒙-汉文碑铭考释》（《亚洲杂志》，1896），德鲁恩（Ed.Drouin）撰有《波拿巴亲王所刊元代钱币释》（同上）等文。

　　1896年，列昂·加恩（LeonCahun）出了一部长达530页的《亚洲史导论：突厥人和蒙古人，从起源到1405年》。其中199—400页是讲蒙古人和蒙古统治下的亚洲。加恩是一位作家，叙事生动，可读性很强，但他对东方的语言和历史却缺乏较深的了解，未能理解资料，随意解释并加以引申，因而错误很多。

　　 俄国

　　第九届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1806—1821）团长雅金甫·俾丘林（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1777—1853）是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杰出的汉学家和蒙古学家。在北京居住的十四年中，他广泛研究了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并搜集了大量中国典籍。但因沉湎于研究而怠忽职守，被判流放，1826年召回任外交部译官。他著译甚丰，主要有《蒙古志》（1828）、《十五世纪至现代之卫拉特史概述》（1834）、《中亚古代各族史料汇编》（中国历代正史中部分四裔传的俄译，1851）等。他将《元史》前三卷即太祖、太宗、定宗、宪宗本纪译为俄文，并据《通鉴纲目续编》相应部分增补，编为《成吉思汗皇室前四汗史》（1829），俄国和西方研究蒙元史的学者长期以此书为采用汉文资料的主要来源。此外还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许多刊物上发表多篇有关蒙古史的论文。因其业绩，被选为帝俄科学院通讯院士和巴黎亚洲学会会员。

　　同时期的俄国东方学家、科学院院士施密特（I.E.Schm- idt，1779—1847），以其对东方语言特别是蒙古语以及蒙古历史文献的精湛研究而享有盛名，被授予法国和英国东方学会特别名誉会员荣衔。他著有最早的《蒙古语语法》（1831）及《蒙德俄辞典》（1835）等。1824年，他发表了研究中亚诸族特别是蒙古、藏族古代宗教、政治文学形成史的论著；同年，又将雷慕沙所公布的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信件原文（畏兀儿字蒙古文）译为德文并作了语言学评注。施密特最有名的著作是蒙文本《蒙古源流》的德文译注本，名为《东蒙古及其诸王室史》（圣彼得堡，1829），与蒙古原文对照，极便利用。这是最早的，也是极好的《蒙古源流》欧文译本，其注释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他还写有译释1225年移相哥刻石铭文（《科学院论集》第2卷，1833）和研究八思巴字蒙古文（他称为“方形字”。载《帝国科学院历史学部通报》，1848）的文章。

　　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柯瓦列夫斯基（О.Ковалев-ский1800—1878）被认为是俄国蒙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于1828至1832年在外贝加尔、蒙古和北京从事考察研究，为学习东方语言加入了正教会传道团，在北京居住了3年。他对蒙古语言、文学和历史都有研究，曾编集了两卷本《蒙古史料集》（喀山，1836—1837）。其主要贡献则是编纂了三卷本《蒙俄法辞典》（喀山，1844—1849），这部辞典收词完备，质量上乘，至今仍是学习古蒙文的重要工具书。他还著有蒙古史、蒙古文学史等书，惜已不存。杰出汉学家和东方语言学家瓦习理（B.и.Василъев，1818—1900）是1840—1850年的北京传道团成员。在北京十年间，他研究了汉、蒙、藏、满诸语言和中国的儒、佛、道、伊斯兰教史，由于通汉、藏文（这一点同时代学者中无人可比），其佛教研究的成绩尤为突出，所著《佛教：其信条、历史和文献》（2卷，1857，1869）非常有名，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他的蒙元史研究成绩主要是将《蒙鞑备录》译为俄文，并对蒙古古史及其与金朝关系作了详细阐述，题名《十至十三世纪中亚东部历史》，载于《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四卷（1859）。这个时期在蒙元史史料研究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推汉学家卡法罗夫-巴拉弟神甫（ПалладийКафаров，1817—1878）。他也是于1840年成为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后来担任了两届传道团团长，在北京居住了30年，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宗教（尤其是佛教）都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将极其重要的三部蒙元史汉文史料译成了俄文：（1）《元朝秘史》的汉文总译，题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故事》（载于《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著作集》第四卷，1866），这是《秘史》最早的欧洲文字译本；（2）《长春真人西游记》（同上，1868）；（3）《圣武亲征录》译注，题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中国故事》（载于《东方文集》第一集，1877）。此外，他还翻译了张德辉应召赴漠北的《纪行》并加注释（《帝俄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部报告书》第9-10册，1867）。这些重要汉文史料的译介应该大有助于欧洲的蒙元史研究，但由于俄文的限制，被利用面不太广。而较晚的俄国东方学家布莱资奈德（E.V.Bretschneider，1833—1901）用英文发表的论著，在西方学界影响更大。布氏生于里加，1866至1883年担任俄国驻北京使馆医生期间，研究汉学和中国植物学。时英国玉尔的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和《马可波罗书》新出，促使他以浓厚兴趣研究中世纪中西交通和西域史地。他以玉尔书未能直接利用丰富的汉文史料为憾，遂加意搜集和研究有关汉文史料特别是旅行记，在1874到1877年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887年汇集并增补为两卷本巨著《基于东亚史料的中世纪研究》。书中含有耶律楚材《西游录》、乌古孙仲端《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常德西使记》、《辽史·天祚帝本纪附耶律大石传》、《元史·耶律希亮传》等重要汉文史料的译文及详尽的注释。此外，还转译了《史集》（据多桑书）的部分内容和亚美尼亚文史料《海屯行记》等。其注释引用大量俄国和西方的史料、地理和科学考察报告以及其他学术著作，对涉及的史事、地理和物产进行考释，至今仍很有参考价值。

　　这个时期俄国东方学家也开始注意研究和利用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1840年，喀山大学教授、德国人哀德蛮（F.Erdmann）将拉施都丁《史集》中的《部族志》译成德文（有删节）刊行，书名题为《古代突厥、鞑靼和蒙古诸民族概况》。后来，他又根据《史集》之《成吉思汗本纪》以及译成俄文的有关汉文史料（如俾丘林的《前四汗史》和瓦习理所译《蒙鞑备录》等），著《不动摇的铁木真》（德文，莱比锡，1862）。另一位杰出东方学家格里戈里耶夫（B，Гриторъев）通晓波斯文、蒙古文等多种东方语言，在他还是彼得堡大学学生时（1834），就将帖木儿帝国历史家宏达迷儿的《历史概要》（波斯文）译成俄文出版，题为《从古代至帖木儿时代的蒙古史》，并作了语言学和历史学注释。这部译著作为最早译成俄文的穆斯林史料，得到了俾丘林的肯定评价。此后格里戈里耶夫继续从事蒙元时代史特别是金帐汗国史、中亚史和钱币学的研究。他的论文《论游牧民族与定居国家的关系》（1875）分析游牧民入侵定居地区的原因，提出了游牧经济特殊条件下为解决牧地不足而形成相邻民族一浪推一浪向外扩展的观点，被称为“推动论”。他还写过一篇有关八思巴字起源的通讯（《亚洲杂志》，1861）。

　　对波斯文蒙元史史料研究贡献最大的是俄国杰出东方学家贝勒津（И.Н Березин，1818—1896）。他是哀德蛮的学生，精通阿拉伯、波斯和突厥语，有可能直接从穆斯林史料入手进行研究。他的最大功绩是出了拉施都丁《史集》的原文刊本和俄译本。在从事这项巨大工程之前，他先出了一部“预备性著作”《东方历史家丛书》（1849—1854），并对金帐汗国史进行了研究，撰有《从可汗诏敕看金帐汗国的内部制度》（1850）以及论述蒙古对俄罗斯的第一次入侵和拔都侵俄之役的文章。他的博士论文《术赤兀鲁思的内部制度纲要》也是基于诸汗诏书研究而完成的一种重要著作（载《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8卷，1864）。1858年，其《史集》第一部分《部族志》俄文译注本出版（《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5卷）；1861年，刊出《部族志》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7卷）；1868年，出版了《史集》的《成吉思汗纪》从述其先世至他即位前部分的俄文译注与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13卷）；1888年，出版了《成吉思汗纪》从即位至去世部分的俄文译注和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15卷）。作为《史集》中最重要部分《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纪》的最早刊本和完整译本，贝勒津书的译文在他那个时代无疑具有相当高价值，出版后数十年中一直为研究蒙元史的学者所利用。他的注释，特别在语言学方面，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但他所根据的底本是最差的一种抄本（即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1576年抄本），他又未能直接利用汉文史料进行校勘，大大影响了其校、译的质量。

　　稍后，在蒙元史穆斯林史料研究方面作出贡献的俄国学者还有齐曾高曾（B.T.Тизенгзузен，1825—1902）。他广泛搜罗该时代阿拉伯文（主要为埃及马木鲁克朝史籍）和波斯文著作中的有关资料，辑录、编译为两卷本《金帐汗国史资料汇编》。第一卷阿拉伯文著作选辑（原文和俄译文）出版于1884年，包含有伊本·阿昔儿的《全史》、乌马里《眼历诸国行记》、诺外利书、拔图塔行记、埃及马木鲁克朝算端哈剌温传、贝巴尔思传等等，至今仍十分有用（因为其中几种尚无其他文字译本）。但第二卷波斯文著作选辑迟至1941年才由他人整理出版。

　　早在十九世纪初期，亚美尼亚亲王阿古丁斯基（Argutins- ky）就将乞剌可思《亚美尼亚史》中所收录的《海屯行记》译为俄文（《西伯利亚杂志》1822，克拉普罗特法译本即据此转译）。后来，俄国学者帕特卡尼扬（K.Патканиян，即Патканов，1833—1889）进一步研究亚美尼亚文蒙元史史料，1870年在彼得堡刊行由他整理的《引弓民族史》原文；其俄文译注本也于次年出版，题为《僧侣马迦基蒙古史》。自此这部重要史籍始为西方学者所知。他还选辑多种亚美尼亚史家著作，译编为两册《亚美尼亚史料中的蒙古史》（1873、1874）。

　　十九世纪中，有许多俄国人深入中国蒙、藏、新疆等地区进行自然、物产、民族、历史、语言等各方面的考察，他们在蒙古搜集了不少历史文献，发现了多处古迹和文物，写下了大量旅行记和考察报告，其中不乏有关蒙元时代的历史、地理资料。最重要的是1818年在额尔古纳河支流昆兑河上游找到的1225年移相哥刻石（最早的畏兀字蒙文实物资料）。1889年雅德林切夫（H.M.Яадринцев）发现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代与元代碑刻，1890年拉德洛夫（B.B.Раднлов）考察了和林及土拉河、鄂尔浑河一带的古城废墟和碑刻。1892至1899年拉德洛夫出版了《蒙古古物图谱》4册，展示所发现的古迹、文物图片，并标明地图位置，极为有用。以前，中外学者曾对蒙古国都位置以及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做过许多探索，多未中鹄的，和林城及其附近古遗址的发现，使元代蒙古历史地理研究跨入了一个新时代。蒙古学家波兹德聂也夫（A.M.Позднеев，1851—1920）两次进行实地考察，1892至1893年完成了从恰克图到北京、从科布多到库伦的纵横蒙古旅行，收集了大量蒙文史籍。其所著旅行记《蒙古与蒙古人》（2卷，1896、1898），对《秘史》及其他古代蒙古史籍、传说均有论述。其中记录了许多漠南北的元代古迹和遗物。

　　十九世纪俄国的蒙元史研究，还应该提到毕业于喀山大学的布里亚特族学者班咱罗夫（ДоржиБанзаров，1822—1855）。在极短促的一生中，他留下了多篇佳作，如《黑教：蒙古人的珊蛮教》（1846），《两种中亚字母》（关于八思巴字母的研究，1848），《叶卡德琳诺斯拉夫省发现之蒙古文银牌考释》（1848），《蒙古汗敕令“牌子”考》，《蒙古名称考》与《论卫拉特与畏兀儿》，《移相哥碑铭考释》（1851）等。他的所有论文于1955年逝世100周年时由语言学家桑热也夫结集出版。

　　杰出的俄国东方学巨子巴托尔德（B.B.Бартолвд，1869—1930），其学术生涯与法国的戈狄埃、沙畹一样都是跨世纪的。他精通波斯、阿拉伯、突厥文，在著名伊朗学家门下受过严格科学训练。1896年他调彼得堡大学任副教授，第一部著作《成吉思汗帝国的形成》（授课讲义）就在《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札记》第五卷刊出；同年，又发表了评论法国加恩所著《亚洲史导论》的文章，反映他在学术上已经成熟。他把蒙元时代的中亚史定为自己的重点研究课题，为此广泛搜集波斯、阿拉伯和突厥文史料——大多数是抄本，编成《原文资料选辑》，作为其预定著作《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的第一编，于1898年出版。1900年，其第二编即本人著述也完成出版。巴托尔德治学极其严谨，坚持在尽可能全面搜检史籍和严格审查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著述，做到言必有据，据必确切。为了弄清蒙古西征前中亚的历史背景，他用大量精力根据原始资料研究蒙古时代以前的中亚史，以致这一部分竟写到占全书的五分之四，弄成“文不对题”（见作者前言），因此在1928年出版英译本时，书名改为《迄至蒙古入侵的突厥斯坦》。本书绪论部分详细介绍史料（分“前蒙古时期”、“蒙古入侵”、“欧文著作与文献”三部），第一章为“河中地区地理概观”，第二章为“迄至12世纪的中亚”（从穆斯林征服至哈剌汗朝衰亡），第三章“西辽与花剌子模”，第四章为“成吉思汗与蒙古人”（从蒙古建国至成吉思汗之死，主要述其西征），最后附有大事年表与参考书目。1963年，莫斯科开始刊行巴尔托德著作全集，《突厥斯坦》作为第一卷首先出版，并增补了作者生前未定稿的第五章（从1227年成吉思汗之死至1269年的中亚史）。1968年出的英译本第三版也据此增加了第五章。巴托尔德未能直接检查和利用蒙、汉文史料，尽管他充分利用了多种蒙、汉文史料的译本，难免有若干不当之处，伯希和曾著《评注》一文①提出修正意见。但除此之外，此书在利用穆斯林史料方面可说十分完美，堪称是蒙元史和中亚史的划时代巨著。

　　1898年，巴托尔德还出了一本《七河史纲》（七河地区指巴尔喀什湖以南、锡尔河上游纳林河以北之地）。二十世纪初期，他发表了大量中亚史、伊朗史、伊斯兰教史著作，著名者如《中亚史四讲》、《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等，都是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其他西方诸国

　　德国学者很早就重视东方语言的研究。贾柏莲（H.C.vonder Gabelentz）在1838年发表《一个古代蒙古碑文的研究》（《东方艺术杂志》第2卷1期），公布了从赵涵《石墨镌华》中抄录的八思巴字“重阳万寿宫碑”，并加转译和注释。这是西方最早研究八思巴字文献的文章。1840年，他又撰《古代蒙古碑文补释》（同上第3卷），对前文作了补充、订正。奥地利东方学家哈默尔-普尔格施塔勒（J.F.vonHammer-Purgstall，1774—1856）曾任驻奥斯曼帝国外交官，后为宫廷官员，帝国科学院院长，通突厥、阿拉伯、波斯语，对土耳其史、蒙古史均有很高造诣。1832年，帝俄科学院悬重赏向国内外学者征求金帐汗国史著作，哈默尔于1835年以其所著《钦察之金帐汗国史》应征，虽然得到基本肯定的评价，但却没有获奖。1840年，他自己出版此书。1842年，他又出了另一部蒙古史著作《伊利汗国史》。两书都是最早的元代西北汗国史专著，恰与多桑书和卡特麦尔书几乎同时问世，标志着这个时期欧洲蒙元史研究的长足进展。他的另一贡献是将波斯文《瓦萨甫史》第一卷译为德文，1856年于维也纳出版。

　　1872年，维也纳大学教授沃而甫（OttoWolff）出了一部《蒙古或鞑靼人史》，篇幅也很大。此书叙事从蒙古兴起至窝阔台合罕之死和拔都从中欧班师，尤详于拔都西征之役（征服钦察、斡罗思和入侵波兰、匈牙利等国的战事）。其后，又有巴希菲尔德（G.Bachfeld）写了一本小册子《蒙古人在波兰、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1889），专述1241年战事。斯特拉哥什（G.Strakosch-Grassmann）著有《1241—1242年蒙古对中欧的入侵》（1893），可补沃而甫书之不足。

　　蒙元时代西方旅行家的行记也早有德文译本，十九世纪这方面的主要成绩是布列克（A.Burek）所译，经诺依曼补充、订正的马可波罗行记译注本（1845年初版，1855年补订本）。

　　德国东方学家胡特（G.Huth）于1898年出版了清代蒙古学者用藏文著作的《蒙古佛教史》的德文译本，这部重要史籍始为西方学者所知，并被广泛利用于元代史研究。胡特将此书作者误认为是济美日多尔吉（济美南喀），后人多沿其误，直到晚近才被订正。

　　这个时期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有贡献的英国学者主要是亨利·玉尔（Henry Yule，1820-1889）和霍渥士（H.H.Howorth，1842—1926）。玉尔于1840至1862年在印度英军中服役，后任总督秘书。他对东方历史地理，特别是中世纪旅行记，有很广泛、深入的研究，成为哈克鲁特学会会员。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2卷，1866），始于鄂多立克行记的研究，后扩大到其他有关中国的中世纪旅行记和地理资料。在长达253页的“绪论”中，叙述了从上古直到十七世纪初的中西交通史（含蒙古西征和元代的中西交往），并附录有古希腊、罗马及中世纪西方作者有关中国记述的摘译。本文部分分别译出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的《东游录》，来元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等人）的信件、《史集·忽必烈纪》有关中国的记载（主要据多桑书转译），十四世纪前期佛罗伦萨商社代理商帕哥罗提（Pegolotti）《诸国志》所载从塔纳到中国之路及中国诸地贸易和货物情况，教皇使者马黎诺里的《东行回忆录》、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旅行记的中国和印度部分，以及十七世纪初鄂本笃的中国行记。每篇前面都有详细的作者、版本和研究情况的说明，译文注释亦较详赡。此书后经法国学者戈狄埃修订、增补改为四卷（1913—1916年出版），至今仍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特别是元代）的重要参考书。玉尔的另一名著《马可波罗书》（1871年初版，1874年再版修订本）是当时最权威的马可波罗行记英文译注本，与1818年出版的马斯登（Marsden）英译本相比竟有天壤之别。其注释详明，考证颇多精当，超过了同时的颇节。此书后亦由戈狄埃修订、增补，更趋完善（1920）。

　　霍渥士年轻时代在印度殖民政府工作，后任英国下院议员，考古学会会长。他是一位人种学家和历史学家，虽然不通汉、蒙古、波斯等东方文字，却有志写一部完整的蒙古史，并相信凭他的史学素养，利用转手资料（欧洲学者著作以及所译东方史料），也可以完成。他的确极其广泛地阅读了几乎所有前人的著述和译著，前后用数十年之功，终于写出了四大卷（分五部）巨著《九至十九世纪蒙古史》，第一卷为中国的蒙古史（1876），第二卷为俄国的蒙古史（1880），第三卷为波斯的蒙古史（1888），第四卷为附录与索引（1928）。此书可以视为汇集了迄至十九世纪欧洲蒙古史研究成果的综合性著作，在时间和地域跨度上包罗最广，叙述亦颇详，重要地方注明出处，不失为了解蒙古史全貌的参考书。但由于作者的蒙元史学术修养和语言知识不足，所用资料全出于转手，阐述史事也多因袭前人，少有新意，从学术性方面衡量远逊于先前的多桑书。霍渥士还发表过几篇蒙元史论文，如《成吉思汗及其祖先》（1880）、《钦察的白帐汗国》（1878）等。

　　此外，在上海的英国牧师伟列亚力（A.Wylie）对元代八思巴字蒙文碑刻做过一些研究。他在上海发现一件八思巴字碑刻，将拓本寄往伦敦，并著文介绍（《汉蒙文古碑铭》，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部会报》，1855），其后又相继写了《关于一件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铭》（《亚洲杂志》，1862）、《论居庸关古石刻铭文》（《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70）等文。他还写了一篇关于北京元代天文仪器的文章（《第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论文集》，1876）。这个时期，发表过有关蒙元史论著的英国学者还有奥尔良（P.J.Orle-ans《中国两个鞑靼征服者史》，1854），格伦威尔德（W.P.Gro-eneveldt《1293年元征爪哇之役》，《中国评论》，1875—1876，为《元史·爪哇传》的英译，1877），布舍尔（S.W.Bushell，《古蒙古都城上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75）等。1881年，兰-蒲耳（S.Lane-Poole）出了一本《不列颠博物馆藏蒙古钱币》（馆藏东方钱币目录第六卷），绪论中叙述了蒙古历史，特别是伊利汗国史，并公布了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钱币目录和图版。奥立佛（E.E.Oliver）研究了察合台汗国史，发表有《察合台蒙古人》（《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88）、《察合台蒙古人的钱币》（《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91）。

　　波斯文史料的翻译，有拉维尔弟（H.G.Raverty）的术兹札尼《纳昔里史话》英译本（《亚洲伊斯兰诸王朝史》，1881）和罗斯（E.D.Ross）的海达儿《拉施德史》英译本（《中亚蒙人史》，1898）

　　美国著名东方学家柔克义（W.W.Rockhill，1854—1914）的主要研究领域和业绩虽然是在藏学方面，但他学识广博，对宋、元时代的中西交通也有精湛的研究。他和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F.Hirth，1845—1927）合作的《诸蕃志》英文译注本十分有名。他在1900年完成的《卢勃鲁克东行记》英文译注本（含卡尔平尼行记，伦敦哈克鲁特学会出版）注释详明，利用了大量欧洲中世纪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有很多精辟的考证，迄今为止仍是研究这两种行记最好的著作。

　　

　　①伯希和《评沙海昂译注本马可波罗书>》，《通报》，1927。

　　①载《通报》，1930年。冯承钧译为汉文，收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