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进士科与社会风习

　　第五节进士科与社会风习

　　进士科在唐代众多科目中最为显贵，所以在社会上围绕着举子应试进士科而产生过许多风俗习称及例行活动，既有及第前的，更有及第后的。久而久之，有些还形成强盛的风气，对现实生活影响很大。如当时人所说：“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而为俗亦弊”。举子相互之间称呼就叫“秀才”，考中进士的人自称“前进士”，及第进士之间互相推敬则称为“先辈”，同一榜上的进士称为“同年”，主考官被称作“座主”，则考生为门生。拜访请托权贵的行为称作“关节”，互相吹虚捧场叫做“还往”，考中的人将其姓名题写在慈恩寺塔（大雁塔）墙壁上的活动叫做“题名会”，选试之后在曲江亭子举行宴会叫做“曲江会”，未考中的人痛饮大醉就说是“打毷氉（驱除烦恼）”，认为考官不公而匿名制造舆论者被称为“无名子”，落第者不出京而居一僻静处温习举业叫做“过夏”，新作成的文章叫做“夏课”，举子私下结伙并凑钱宴请名人以探听题目的行为叫做“私试”。

　　此外，还有所谓“谢恩”、“期集”、“过堂”等习俗活动：凡榜上有名的进士，先一同前往主考官的府上，以感谢座主的鉴拔之恩；但在皇帝未正式批准前，新科进士连续几天都到主考官的官署门前集合参见；一等正式批准，就由主考官领着到尚书省都堂拜见宰相。

　　又有一种习俗活动叫“杏园宴”，主要内容是探花，故亦称“探花宴”，最能使新科进士们扬眉吐气，出尽风头。所谓探花，就是在同一榜进士中选出两位年少貌美的，称作两街探花使，也叫探花郎，让他俩骑着马遍游长安城内外的名园，摘取名花。如果被他人折得最先开放的牡丹、芍药等花朵而来，则两位探花郎就要受罚。这项活动使新及第进士显得特别风光，而每每赋以歌咏，如前文曾引过的孟郊《登科后》诗就是。此外尚有张籍《喜王起侍郎放牒》诗：“谁家不借花园看，在处多将酒器行。”又有刘沧《及第后宴曲江》诗：“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又有皮日休《登科后寒食杏园有宴因寄录事宋垂文同年》诗云：“雨洗清明万象新，满城车马簇红筵。”当然，最激动的莫过于探花使本人，如翁承赞曾为探花使，作有《擢探花使三首》，其一曰：“洪崖差遣探花来，检点芳丛饮数杯。深紫浓香三百朵，明朝为我一时开。”其三曰：“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称意忙。每到黄昏醉归去，纻衣惹得牡丹香。”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在这些习俗活动中，或因座主与门生的特殊关系而易结朋党之私，或因宴游豪华而助长奢侈之风，故朝廷曾下令禁止过。

　　唐代在进行科举考试时，考生公开在试卷上题写姓名，考官也不将试卷密封起来，谁都可以知道哪一份试卷是谁的。“唐世科举之柄，专忖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可见，主考官在决定考生的“去取高下”时，不仅要阅评试卷的优劣，更重要的，还要参考平日所作诗文及其声望，以及照顾推荐者的意见，说情者的面子，权势者的人情。如此诸多因素的影响，作用于考生身上，便是纷纷将各自的好作品献给达官贵人，名家前辈，以求获得有力推荐。进而由此引发了一般很强的社会风气，即行卷之风，也叫温卷。“唐举子先投所业于公卿之门，谓之行卷”。“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迸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唐人举进士必行卷者，为缄轴，录其所著文以献主司也。”可见，“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行卷的地域和对象都很广泛，并不限于京城，而是遍及天下，十分盛行。

　　行卷之风也产生了利弊两方面的问题。

　　通过行卷，曾使一批无权无势的优秀书生或具有真才实学的士人能脱颖而出，考中了迸士。朱庆余的作品受到名诗人张籍的“推赞”，于是众人“无不缮录讽咏”，朱庆余因此而登进士第。项斯曾向名家杨敬之行卷，“杨苦爱之，赠诗云：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一时广为传颂，而项斯便在第二年考中进士科，并且名列第二。白居易向前辈诗人顾况行卷，顾况特别欣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句，“因为之延誉，声名遂振”。这无疑为白居易后来考中进士、名列前茅起着铺垫作用。程昔范应试进士科落第后，人都为之叫屈。原来，他曾向韩愈投献《程子中谟》三卷，韩愈一看“大称叹”，于是对主考官说；“程昔范不合在诸生之下。”因得到韩愈的赏识，故程昔范的落榜就使人们不服。最终还是因韩愈的揄扬起作用而“登第”了。李翱的文名很大，在任地方官时，有位举子叫卢储向他行卷，李翱以礼相待。而这份行卷又被李翱的女儿看见，很是欣赏，并断言“此人必为状头”。因为李翱的延誉，卢储于“来年果状头及第”。及第进士的第一名为状头，也称状元。随后，这位状元与这位红颜知己喜结良缘时，挥笔写下一首催妆诗：“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从而为行卷增添一段佳话韵事。此外，如陈子昂、王维、杜牧、牛僧儒、李固言等诗人、宰相，其当年进士及第与行卷都多少有些关系，只是方式上略有异同。由此看来，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局面下所产生的行卷风气，对于选拔人才，确实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使一些怀才抱器之士，可以寻找机会将其创作成果加以展示，一旦遇着有眼力的前辈，便得到鉴拔。而且，这种风气也促使考生在平日就注意提高个人的文化修养，客观上对促进唐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这种行卷的社会风气，也有极坏的方面，有的人窃取自己亲戚所作诗文去行卷，竟然考中了进士；有的人抄袭他人的作品去行卷，竟撞上被抄袭者本人；甚至有进士及第者，乃得益于妻子所代写的行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盗窃行骗的勾当，弄虚作假的行为，偷梁换柱的伎俩，在当时还较普遍。“今子弟之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轴，投知于先达，靡不私自衒耀，以为莫我若也。”至于卑躬屈膝以叩拜达官贵人，阿谀奉承以干谒名公前辈，投献行卷，希求知己，则更是常事：“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嗟乎！风俗之弊，至此极矣。”

　　行卷风气，由唐一直延至五代而不衰。只是到了北宋，科举考试实行糊名、誊卷、锁院的制度，行卷之风才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