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十万户郡或州的治所

　　第六节 十万户郡或州的治所 《隋书·地理志》于各郡之下皆记载有户若干，两《唐书》的《地理志》亦皆兼记户口，可以据以略见其时各地人户分布的情况。至于都会人户的多寡，殆无具体的记载。不过已知郡或州的人户数字，就可以稍事推究。各郡或州皆有属县，从而可知每县的平均户数。郡治或州治的人户应较其他属县为多，至少不低于所得的平均数字。其户数较多的郡治或州治可能就是一方的都会。其时各郡或州，人户较多的都在十万以上，这里就据以论述各地的都会。

　　 隋时十万户郡的治所 隋时统一南北，稍得承平，户口就能岁有增益。当时职方所辖的一百九十郡中，京兆郡为都城所在，独有三十余万户。十万户以上郡还有三十三郡。这三十三郡绝大部分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都在由都城通往各地的道路上。这显示出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的发达，也显示出这些郡的治所能够成为一方的都会，都与交通有关。正是由于交通的便利，使它们能够成为一方的都会。

　　由都城长安东行，首先达到河南郡。河南郡为东都，人户超过二十万。河南府以东，十万户以上的郡依次为荥阳、济阴和鲁郡。荥阳郡于唐为郑州。唐时郑州之东为汴州，为沿汴渠的重要都会。隋炀帝大业年间废汴州为浚仪县，以之属荥阳郡，可能是通济渠初凿，汴州的重要性还未显示出来的缘故。也是因为汴州被废，遂使荥阳郡的户数有所增加。济阴郡于唐为曹州（治所在今山东定陶），鲁郡于唐为兖州。唐武则天时，曾由汴州修凿湛渠，以通曹、兖之漕。当是其间本有道路，再开渠道使其更便于运输。

　　由洛阳于黄河南侧东北行，这条道路上的十万户以上的郡为东郡（唐滑州）、济北（唐济州，治所在今山东在平西南）、齐郡（唐齐州）和北海（唐青州）。唐高宗东封泰山，曾循着这条道路达到齐州，自是隋时已有的旧道。

　　太行山东的十万户以上郡最居多数，分布在南北向的两条道路和永济渠旁。在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道路上的为汲郡（唐卫州，治所在今河南卫辉）、魏郡（唐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武安（唐邢州，治所在今河北永年东南）、赵郡（唐赵州，治所在今河北赵县）、襄国（唐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恒山（唐恒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博陵（唐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州）七郡。隋场帝致祭恒山，就是由这条道路北上的。这条道路上远自秦汉以来，沿途就先后兴起若干经济都会，隋时较前更为繁多。在这条道路的东侧，还有一条南北向的道路，就是由唐时魏州向北通到幽州。隋时在这条道路上的十万户以上的郡就有武阳、信都和河间三郡。武阳郡就是唐时的魏州。信都为唐时的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县）。河间郡为唐时的瀛州（治所在今河北河间）。永济渠在这两条道路之东。永济渠是隋炀帝开凿的，隋炀帝就由这条渠道前去讨伐高丽。这条渠道旁也有三个十万户以上的郡，为武阳、清河和平原。武阳郡固然可由陆道前往幽州，由水道也可以前往，虽稍为迂远，却较为便捷。永济渠可以直达涿郡。涿郡就是唐时的幽州。武阳郡有这样水陆交通的条件，其治所应该较为繁荣。这一郡的人户二十一万有余，超过了东都洛阳。永济渠旁最为繁荣的都会，应该数到清河郡（唐时贝州）。清河郡有人户三十余万，几乎和都城所在的京兆郡相差无几。永济渠也经过平原郡，平原郡为唐时德州（治所在今山东陵县），距永济渠稍远。平原郡有人户十三万有余，还是较多的。可是平原郡治所就没有清河郡那样的繁荣。永济渠还 经过渤海郡。渤海郡为唐的沧州（治所在今山东阳信西南）。渤海郡治所距永济渠较平原郡治所还远，繁荣的程度当然也就更不如了。《隋书·地理志》于信都、清河、河间、博陵、恒山、赵郡、武安、襄国诸郡颇加称道，谓其人务在农桑，并非过誉。其他各郡未见这样褒辞，揆诸实际，可能是稍稍弱些。

　　由洛阳往北，经过河内郡（唐怀州），越太行山，经上党郡（唐潞州）而至太原郡（唐并州太原府），由太原郡西南行，经过河东郡（唐蒲州）而至长安，这是当时的两条重要道路。这几郡都有十万户以上的人家。而以上党郡的人户较少，仅十二万余户。《隋书·地理志》虽亦称道上党人多重农业，这应是确实的评价。不过上党地高气寒，难于和太行山南的河内郡、汾水流域的太原郡、黄河沿岸的河东郡相比拟。

　　经过洛阳东南行，也有三条道路。这三条道路上也各有十万户以上的郡，就是通济渠侧畔的梁郡（唐宋州），蔡水行将入颍水处的淮阳郡（唐陈州），还有东南至庐江郡（唐庐州）的道路上的襄城（唐汝州）、颍川（唐许州）、汝南（唐蔡州）三郡。这条道路唐时庐州人称之为二京路，这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隋书·地理志》称道这几郡，谓其好尚稼穑，与荥阳、济阴两郡相似。同在富庶的农耕地区之中，应该都相仿佛。淮阳濒于蔡水，在通济渠未开凿前，蔡水本为通往东南的水道，虽其时已显得湮塞，行人似未绝迹，所以淮阳郡仍能依旧繁荣。

　　这里所提到的都会都是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应该指出，长江流域也有两郡，就是江都和蜀郡，也就是扬州和益州。扬州有户十一万五千五百二十四，所领却有十六县，平均每县只有七千二百二十户。益州有户十万五千五百八十六，所领十三 县，平均每县也只有八千一百二十二户。这样说来，扬、益二州的治所就不应该作为都会。可是这两州，特别是扬州，当时不仅是一都之会，而且是相当繁荣的。它的繁荣甚至博得隋炀帝的喜爱，还为之开凿了通济渠，前去巡幸，乐而忘返。这样说来，扬州治所的人户不宜以所属各县的平均数计算，应该是超出许多。

　　天宝年间十万户州的治所 经过隋末的乱离，人口普遍减少，唐初休养生息，始得逐渐恢复，迄至玄宗开元年间，才能与隋世相仿佛。可能各地情况不尽相同，前后也难免稍有差异。以天宝年间人口计算，十万户以上的州就较隋时为少。这些州大体仍为隋时的旧郡，故仍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各条重要道路上。由长安东行，到了洛阳。洛阳属河南府，也就是以前的洛州。洛阳仍为唐的东都，有人户十九万余，依然是次于长安所在的京兆府，而为其他各州所不及。由洛阳东去的道路上，十万户以上的州，为汴州和曹州。曹州为隋济阴郡。汴州却是新兴起的都会。这是由于通济渠船舶畅通而兴起的，也取代了隋荥阳郡的繁荣地位。由汴州顺通济渠而下就到了宋州。这是隋时的梁郡，唐时依然繁荣。

　　太行山东十万户以上的州，唐时仅有相、魏、冀、贝、沧六州。相州在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道路上，魏、冀两州则在更东的南北道路上。魏州又和贝、沧两州在永济渠畔。这几州中，贝州以储供给北军的用品及漕粮而被称为天下北库，最有名于开元天宝盛世。太行山西的十万户以上的州，这时就只有一个并州。并州被设置为唐的北都。

　　唐时黄河中下游的十万户以上的州是减少了。长江流域却有增加。这显示出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有所发展。长江流域最为繁荣的州城，是扬州和益州，即所谓“扬一益二”。可是就在玄宗天宝年间，益州有户十六万余，扬州才有七万余户。扬州所领七县，平均每县也还有万户。就把各县的户数都计算到扬州城内，也还不到十万户。可能外来的旅人和商贾相当众多，熙熙攘攘，显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长江流域其他十万户以上的州，为襄州、宣州、润州、常州（治所在今江苏常州）、苏州和婺州（治所在今浙江金华）。襄州为山南西道采访使的治所，就在由长安出蓝田关东南行的道路上。宣州在今安徽南部濒于长江南岸，只是州城稍稍偏南些，依然是藉着长江的交通得到更多的发展。润、常、苏三州都在江南河畔，自然得到交通便利的有利条件。特别是润州是位于江南河和长江交会的地方，条件更为有利。润州和扬州隔江相对，润州却要让扬州一筹。扬州当长江和官河也就是刊沟交会的地方，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处运往长安的漕粮，都必须经过扬州，而润州却只能绾毂江南河一路，所以不能和扬州相提并论。至于其南的委州，则是位于由润、常、苏等州南行，前往福州、建州以及洪州的道路上。

　　元和年间的十万户府州的治所 元和年间，李吉甫以当朝宰相撰著《元和郡县图志》，志中所列十万户以上的府州，仅有京兆和太原两府，襄州和苏州两州， 较之天宝年间，减少甚多。李吉甫在撰著此书之前，曾奏上所撰的《元和国计簿》，据说：“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复、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不申户口就难以确知当地的具体户数。其实就是申报户，也难得都有十万户以上的州，因为经过安史之乱，黄河流域人口大量减少，不易恢复天宝年间的盛况。不仅黄河流域如此，长江流域也受到影响。天宝年间，十万户以上的宣、润、常、婺等州的人户都有所减少，失去原来的繁荣，这就更不必再说黄河流域了。所不可知的乃是扬州的情况。今本《元和郡县图志》淮南道部分早已佚遗，缪荃孙所补辑的阙卷逸文，也未能补出扬州的元和户数，无从核对。当时以“扬一益二”并称，益州的户数也大量的减少，扬州就是有所增加，也是不会很多的。

　　 江南河上的杭州和西域遁中的凉州 唐人很重视十万户州。对一些人户还没有十万的州也以十万户州相称，显示出这些被称为十万户州是相当繁荣的。前面曾征引过诗人赵嘏对于扬州的称道：“十万人家如洞天。”天宝年间，扬州一州才有七万分户，扬州城内如何就能有十万人家？但说到扬州城内的“笙歌夜上木兰船”，确是道出扬州繁荣的盛况。杜牧称道湖州，也说：“十万户州，天下根本之地。”湖州就是现在浙江湖州市，位于太湖之滨，富庶的所在可以承受“天下根本之地”的称道。可是元和年间，湖州才有人户四万有余，还不到十万户州的一半。像这样的称道还可举出一些，这里就特别论述杭州和凉州。

　　以杭州为十万户州，也出自杜牧的称道。其实杭州也只有五万余户，比湖州稍多一点。杜牧以“天下根本之地”称道湖州。湖州固然能承担起这样的称道，太湖周围各州如苏州、常州也都一样可以承担得起，就是杭州也可以包括在内。杜牧称道杭州，还特别指出当地的交通，说是可以远来闽禹瓯越之货，增多商税的收入。作为江南河南端的终点，这是他处所不及的。

　　以凉州作为十万户州，始见于诗人岑参的篇章，诗中说：“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是在天宝年间到过凉州的。天宝年间，凉州才有二万多户，和十万家差得更多。凉州的繁荣虽有其历史的渊源，但在隋时，其西的甘州却较凉州尤为繁荣。西域道上城镇的繁荣，有赖于所谓胡人来往贸易。隋时，西域胡人多聚集在甘州，朝廷还特设置官吏处理有关事务。唐时，凉州设置河西节度使，都州设置陇右节度使，凉、鄯两州并称大镇，这就有助于凉州的发展。不过就在唐代初年，凉州已“为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殆已超过了甘州。其繁荣的情景甚为当代所重视，安史乱后，凉州没于吐蕃，人们对于凉州的盛况，还是深切地怀念，元稹在其所作的《西凉 伎》诗中就曾经说过：“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这样的怀念显示出凉州的繁荣固然由于商胡的众多，当地的物产也是相当富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