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开元年间十五道采访使的治所

　　第五节开元年间十五道采访使的治所隋代疆域区划以州为主，其后改州为郡，实际上并无所更张。亦曾设司隶刺史，分部巡察，似无具体建置。唐太宗贞观年间，始因山河形便，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玄宗开元年间再加分析，遂成十五道，每道皆置采访使，以检察非法。采访使各有治所，因而成为各道的都会。这十五道为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山南东、山南西、剑南、淮南、江南东、江南西、黔中、岭南。京畿、都畿的治所分别在京师和东都城内，关内以京官遥领，河南以下各道治所，依次为汴州、蒲州、魏州、鄯州、襄州、梁州、益州、扬州、苏州、洪州、黔州和广州。蒲州和益州皆为陪都，扬州又为最大的经济都会，与东西两都皆已曾道及，这里接着论述其他九道采访使的治所。

　　汴渠岸上的汴州汴州能够成为一方的都会，是由于当地位于水陆的要津，四通八达，所涉及的地区相当广泛。由长安和洛阳通向东方的道路就是经过汴州。汴州和其东北的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一河之隔，中间虽夹着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东南），也还不算很远。就是和河北各处都可以通过魏州相互往来。汴州之南同样也可以达到相当遥远的地方。汴州之南为许州（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和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再南为蔡州。唐中叶后，据有蔡州的藩镇，先后叛乱数十年，其间也尝争夺过汴州，军事往来，往往取道许州，当是许州一途较为便捷。就在唐军进讨吴元济时，鄂岳（驻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汉）的军队也尝由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进讨。通过这样一些军事活动，可知由汴州南行，经过蔡州和安州，还能达到鄂州。

　　汴州虽有这样一些陆路，主要交通还是凭借汴渠。就是其他水道也还有助于交通。汴州之南，原来有一条蔡水，可以通到陈州。蔡水下游流入颖水，在这中间还分出一条涡水，因而和颖水、涡水两流域都能有所交往。唐德宗初年，淄青李正己控制徐州，在埇桥（在今安徽宿州）阻遏汴渠运道，漕舟就由涡口（在今安徽怀远）进入涡水，运到汴州。

　　唐人对这样的都会也有相应的评论。据说：“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既然是“当四会五达之通庄”，也就“杂燕赵悲歌之人，迩吴楚剽轻之俗”。所说的倒也符合汴州具体的形势。正是这样，才使“汴州成为四战之地”，特别是在唐代中叶以后，汴州更成为“危邦”，而且这样的“危邦”，还是“积年”都不易有所改变的。

　　汴州成为“危邦”固然是与四战之地有关，实际上却是汴渠促成的。汴渠为漕运要道，而汴渠流经汴州城下。唐中叶以后的跋扈藩镇，有的就争夺汴州，甚而据有汴州，企图控制漕运道路。如果所谋得逞，就能使长安城中的皇朝难于维持下去。唐德宗时，李希烈进攻汴州，江淮路绝，朝贡粮米就不能不改道西运。及汴州失陷，皇朝也就不能不以全力相争夺。李希烈虽然未得所逞，这种局面并未稍有改变。后来朱温据有汴州，就是以汴州的兵力倾覆唐朝的。五代时，石敬瑭以“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势，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因而就把后晋的都城，从洛阳迁到汴州，并改置开封府。中经后汉、后周两朝，到了宋代，竟然成了定制。

　　永济渠南段的魏州魏州虽非位于永济渠的南口，却可控制永济渠的全流。循永济渠而下，就能直达永济渠终点的幽州。只是位置稍偏东些，因而不能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道路上，好在相隔并非很远，还可互相调剂。魏州之西，就是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西南为卫州（治所在今河南卫辉），西北为洺州（治所在今河北永年东南）。相、卫、洺三州都是太行山东麓南北道路经过的地方。魏州就可藉此三州与这条道路相联系。

　　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道路诚为重要的交通道路，若仅就河北道来说，则显然偏西，而魏州和幽州之间也应该有道路可以互相往来。这条道路中间经过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和瀛州（治所在今河北河间）。唐德宗兴元年间，朱泚僭号于长安，朱滔在幽州就纠合回纥杂虏，由这条道路南攻贝、魏两州，以图西入关中。

　　安史乱后，唐始置魏博节度使，即以魏州和博州（治所在今山东聊城）为名，而魏州为其驻节之地。魏博两州相邻，其间自有道路相通。博州之南隔着黄河为郓州（治所在今山东东平西北），博州之东隔着黄河为齐州，魏州之南和汴州之间也只隔着滑州。其间当然都是有道路的。这样说来，在太行山东平原的南部，魏州应该是一个水陆交凑的中心。

　　不过促使魏州繁荣的还是由于永济渠的开凿成功。永济渠可以通江淮之货，江淮之货运到河北道先要到魏州。河北道是当时盛产丝织品的地区，幽州以南几乎无州不产，向外运输大都要借永济渠，运到中原去的，更须经过魏州，魏州的繁荣是离不开永济渠的。

　　陇西的鄯州鄯州位于黄河支流湟水的沿岸。由长安西行，出大震关，经秦、渭两州，再经临洮军和河州，通往西域的道路，就经过鄯州。出大震关西行，还有一条道路，是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经过兰州和龙支城，也可达到鄯州。唐穆宗长庆年间，刘元鼎就是`由这条道路经过鄯州前往吐蕃的。成纪在现在甘肃秦安县西北，当时为秦州属县。秦州治上卦，为今天水市。刘元鼎不由上邽西行，知其所行的并非由大震关至鄯州旧有的大道，而是另取新路。武川之地不可确知。广武梁应在其初到黄河岸边的近旁，不能远至兰州之西。龙支城乃在今青海民和县东南，故得由此西抵鄯州。今由天水过秦安，又经通渭、定西等县至于兰州修有公路，也许是就原来的旧迹修成的。

　　鄯州之北，越过姑臧南山为凉州。鄯州和凉州之间亦有道路可以通往来。姑臧南山下设有隶属于凉州都督府的张掖守捉，山下设守捉，当是已有道路。唐玄宗开元年间，崔希逸为河西节度使，镇凉州，曾大破吐蕃于青海之上，其出兵之途当系这条道路。

　　鄯州西北通西域，西南又可通吐蕃。通吐蕃的道路乃是出赤岭。赤岭今为日月山，在青海湖东南。由赤岭经今青海多玛，渡过黄河。黄河以南的驿程可考知的有众龙驿，在今青海称多县北。过犛牛河和截支川，即今长江上源通天河和澜沧江上源札曲，再过悉诺罗驿、野马驿、阁川驿、农歌驿，逻些城即在农歌驿的东南。悉诺罗驿和野马驿在今西藏安多县北。阁川驿则在那曲县。其中有些段落，并不与现在公路相合。不容相互混淆。

　　鄯州于隋时为西平郡。西平郡领县二，有户三千一百一十八：唐天宝年间，领县三，有户五千三百八十九，有口二万七千零一十九，较隋时为多，然皆不能和内地各都会相比拟。鄯州作为通西域道路的都会，商旅云集，经济繁荣，应该是正常的现象。借记载不多，不易知其具体情况。近年在西宁市内发现波斯萨珊王朝的货币，今西宁市距鄯州治所稍远，已有如此发现，则当时鄯州城中可能有一番交易盛况。

　　秦岭巴山之间的梁州梁州虽处于秦岭巴山之间，却地当南北孔道，经过此地可以南去益州。由长安至梁州，就有子午、傥骆、褒斜、陈仓几条谷道；由梁州至益州，又有直达剑州的金牛道和直达巴州的米仓道。这都是前面已经论述过的。

　　梁州居于汉水的源头，沿着汉水可以通到山南东道的襄州。汉水下游入千长江，为长江重要支流。每当中原乱离，汴渠难于通航时，江淮漕粮就须由长江转入汉水，运至梁州；有时还须由梁州，运至关中西部。

　　由襄州西北行至梁州，固然司由汉水上游，却还另有条陆路。这条陆路是由襄州西北的均州（治所在今湖北丹江口）向南通到房州（治所在今湖北房县），再经房州所属的竹山（今仍为县）、上庸（今竹山县西南），又西北至于金州。这均、房之间七百里，直到宋时还有人称道。而上庸以西七百里，早在曹魏之时就已经疏通治理过。由金州继续西行，经磝头（今陕西石泉东南汉水东岸）、黄金（今陕西洋县东北），再西即达梁州。

　　由梁州西行，循经过兴州北上出散关前往长安的道路，至凤州河池县（在今甘肃徽县），再经成州，就可至于秦州。这是三国时期魏蜀两国不时交兵的旧路。安史之乱波及到关中时，杜甫就曾由这条道路辗转入蜀。

　　梁州之地虽说是地沃而川险，物产并不富饶。据说“梁、汉之间，刀耕火耨，民以采稆为事，虽节察十五郡，而赋额不敌中原三数县”。唐德宗在梁州避乱时，当地号称“供亿无缺”，这显然是过分的褒辞。唐德宗到达梁州之时，江淮租布不能再借汴渠运输，改道由汉水西上。猝然改道，自然就难于计时运到。时已入复，唐德宗自己还穿着冬服，随来的军士也就更说不上春衣，当时甚至有人提出，不如南去益州为佳。当江淮租布运到之时，供应自然好转。及德宗离去，梁州还是恢复了旧时的风光。

　　汉水中游的襄州襄州位于由长安东南行，出蓝田关，经过邓州，至于荆州，更南至于广州的道路上，地位相当重要。襄州见重于当世，还在所濒的汉水。每当汴渠漕运受阻，或长安因事不守时，江淮租布就得转道由汉水西运，经过襄州，运到梁州。

　　由襄州至长安和梁州，除过这两条道路外，还有两条歧路：其一为由襄州西北行，经过房州，至于金州，再往西行，达到梁州。这是在上面已经论述过的。还有一条就是所谓上津路，上津为唐时商州属县，在今湖北郧西县西北。县属商州，南距汉水并非很远。这条道路就是在上津县离汉水北行，过丰阳县（今为陕西山阳）而至商州。当邓州的道路受阻时，江淮漕运就由此绕道输送至长安。现在这条道路仍然通行，陕鄂之间有漫川关，道路就通过漫川关。这是应无疑义的。可是当安禄山入据长安时，“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道路无壅”。长安既已失守，江淮漕运如何还能经过商州运到扶风？其实这里所说的上津路只能当作经过上津的道路，不能即作为一条道路的名称。当时是经过上津县，由汉水继续西运。至于梁州，再由梁州陆运，越过秦岭运到扶风。这是上津与漕运有关见于记载之始，并非这时就有上津路的路名。唐德宗建中年间，始因李希烈据有邓州，诏治上津山路，置邮驿，才有这条道路。当时由上津溯汉水西上的道路也称金商道，是指金州和商州之间的道路，也就是由上津至金州的道路，可见由上津溯汉水西上的道路，并非就称为上津路。

　　襄州之北赴长安和赴梁州的道路有歧路，就是由襄州前往东南各处也有歧路，不必都过荆州。由于汉水可以航行，则由襄州东南行，就不必绕道江陵。白居易被贬于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其赴任时，到了襄州，就由汉水而下，因而途中可以路过郢州。郢州治所在今湖北京山县，已在江陵之东了。韩愈由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北归长安，先到江州。由江州泝江而上，转至安陆（今仍为县），又过随州（治所在今湖北随州），再由随州至襄州。安陆、随州皆离汉水稍远，可知汉水近旁别有一条由河州至襄州的道路。

　　太湖之滨的苏州苏州的治所就是现在江苏苏州市。它位于江南河畔。论苏州的主要交通道路，就是这条河流。还可以说由太湖通到其西南的湖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由于地处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它和周围各州都不时在经济上获得发展，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及其以后，发展更为迅速。论苏州的户数，在隋时远不如其附近丹阳（扬州）、会稽（越州）、毗陵（常州，治所在今江苏常州）之多。就在唐玄宗天宝年间，也在常、润、湖、越诸州之下，可是到唐宪宗元和年间，就超于诸州之上。天宝年间，这里的十万户州，仅有常、润二州，苏州尚难望其项背。可是到了元和年间，这里的十万户州，就只有苏州一州了。元和年间，苏州人户的增加是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据说“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迁，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这样的说法大致是符合事实的。天宝年间，苏州有户七万六千四百二十一。元和年间增到十万零八百零八，增加了三分之一。人户增加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促进都会的繁荣。当时人说：“三吴者，国用半在焉。”所谓三吴是指吴郡、吴兴、丹阳而言。吴郡就是苏州，吴兴为湖州，丹阳为润州。三郡都在太湖周围，俱是富庶地区，故为当时国用所恃依。论湖州的人户，无论天宝年间或元和年间，都不及苏州的繁多。润州人户，天宝年间虽超过了苏州，可是到了元和年间就远不相及了。这是说，三吴虽负担半数的国用，苏州的负担当为更多。可以想见苏州的繁荣超过其附近各州之上，高居于最前列。

　　赣水下游的洪州洪州位于赣水下游，也是一方交通的中枢所在。溯赣水而上，越过大厦岭可以达到广州；顺赣水而下，转入长江，上行可去到都城长安，下行可以直达扬州；由洪州东行，经过衢州，可以到杭州和苏州。这都是前面已经论述过了的。由洪州西行，还可到袁州。韩愈由潮州归来，即由赣水而下，转至袁州，又由袁州到了洪州。由袁州西行更可达到潭州。由洪州和袁州到潭州的里程，当时都有明确的记载。

　　唐初人士对洪州民间的勤于耕稼和纺织颇加称道。其所产的绫绢虽非上乘，可是洪州的财赋依然是皇朝的“国用所系”。还应该指出，天宝年间，洪州有户五万余，有口三十三万余，并非很少。元和年间，有户将近十万，已和苏州相差无几，当地财赋孔殷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黔中道的黔州黔州治彭水县，迄今仍为四川彭水县。地处涪陵江水下游，涪陵江水就是现在的乌江。涪陵江水流贯全道，惟谷深水急，险滩相接，迄今犹不利于航行。好在中下游还可稍通舟揖。由黔州溯流而上，水路可至思州（治所在今贵州沿河），更上还可到费州（治所在今贵州思南）。顺涪陵江水而下，可到涪州（治所在今四川涪陵）。涪州已在长江岸上，由涪州溯江而上，可至成都，若顺江而下，可至江陵。由黔州北去都城长安，有两条道路可行：其一是取江陵府路，再一是北取万（治所在今四川万县）、开州（治所在今四川开县）路。万州和江陵府都在长江岸上，就可顺江而下。黔州之北为忠州（治所在今四川忠县），忠州就在万州之西。由黔州至忠州，再至万州，道路显得近些，惟多为山路，不如涪州的便捷。开州在万州之北。由开州取道通州（治所在今四川达县），越过巴山，可以达到洋州。由洋州循子午谷路，可以直到长安。天宝年间，唐玄宗为杨贵妃由涪州取鲜荔枝，所行的正是这条道路。黔州正在涪州之南，亦可由之去到长安。

　　黔州交通虽较为困难，仍可远通南诏。南诏与唐的往来，其间道路不少，有一条乃是出牂柯，从黔府入。牂柯之名为前代旧称，隋时尚设有牂柯郡，其治所在今贵州瓮安县东北。唐时所置的羁縻州中，亦有牂州，当系隋牂柯郡的故地。牂州东北为充州。充州之北就是费州。费州有路可至充州和牂州，惟已不是涪陵江的水路。由黔州西南入南诏，当是由牂州前往的。

　　黔州于隋时为黔安郡，郡领二县，仅有户一千四百六十。唐天宝年间，黔州领县六，亦仅有户四千二百七十。一州的户数尚不如内地一普通县邑，应该说算不上一都之会。不过既作为一道的治所，而所属又有许多羁縻州，且能与南诏通往来，在政治上似还有一定的作用。

　　岭南道的广州也是当时所谓边州通域外道路的起点。容在后文另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