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商业城市的变迁

　　第三节商业城市的变迁隋代及唐代前期，重要的商业都市大多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并且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就是长安、洛阳两个国都，显示出商业的布局受到政治的很大影响。

　　隋代重要的商业城市隋代的长安在炀帝大业五年（609）有三十万八千四百九十九户，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城内有东西二市，“东市日都会，西市曰利人”。由于长安为隋代前期全国政治中心，商业十分繁荣，所谓“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未”。而隋代后期的东都洛阳，有二十万二千二百三十户，按人口计为全国第四大城市，但经炀帝的大力营建，并且“徙洛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洛阳成为又一全国性商业城市。洛阳有三个市：丰都市、大同市与通远市。位于洛阳东南部的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宇齐平，遥望如一，榆柳交荫，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洛阳西南部的大同市，“凡周四里，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洛阳东北部的通远市，由于面临通济渠，实际上是南北大运河的水运枢纽，“天下舟船，集于桥东，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贾贸易，车马填塞于市”。长安和洛阳的交通与商业的繁荣，超过其他都市，成为全国性的商业城市。

　　除长安洛阳外，隋代还有一些地区性的商业城市。如广州是南方最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达三万七千四百八十二户，“所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南朝旧都丹阳，则是长江下游的商业城市，有二万四千一百二十五户，“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市廛列肆，埒于二京”。长江上游的成都，有十万五千五百八十六户，也是繁荣的商业城市，“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

　　唐代前期的商业城市唐代前期，全国的商业城市仍然以长安、洛阳为首。长安是唐的都城，以纵贯南北的朱雀门大街为界，设有东、西二市。东市周围有围墙，四面各开二门，市内东西、南北街均有两条，交叉成井字形。各街宽度据考古实测均在三十米以上。西市规模较小，周围不筑围墙，市内也有井字形大街交叉。东西市的周围是商旅居住并兼作存放与批发货物的邸店，市内则是陈列和出售货物的肆。东西两市各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可见两市的商业是很繁盛的。两市中还设有茶肆、酒楼等饮食场所。由于长安是唐的国都，也是黄河流域的交通中心，四方贡赋物产源源输入，有相当部分进入商业市场，成为商品的重要来源。长安城在唐代的正式户口有八万余户，以一户五口计，达四十多万人。再加上贵族、官吏、军队，僧道、胡商等，长安城的人口当不下百万。这样庞大的人口对商品的需求，造成长安商业的繁荣。

　　唐代前期的洛阳，商业也很发达，有南、北、西三市。南市即为隋的丰都市，占据两个坊的面积，“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西市即隋代大同市，周围有四里，“其中有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商业较隋代更为繁荣。总的说来，唐代前期的商业重心仍在黄河流域，如通济渠沿岸的汴州，“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而宋州则是“邑中九万家，高楼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都是北方重要的商业城市。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永济渠畔的魏州与贝州，是河北地区的商业城市。

　　唐代中期以后的商业城市唐代中期以后，北方遭受战乱的破坏，而南方的经济则保持稳定并继续发展。随着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的向南方转移，商业城市也逐渐转移到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的许多州城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长江下游的扬州，因为处于南北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成为唐代后期最繁荣的商业城市。在唐代诗人的笔下，扬州是“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楼上望神仙”的一片繁华景象。甚至到夜间，商业活动仍未停止。扬州“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成为唐代后期南方重要的农业与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与交易中心，以及巨额货币资本的流通中心城市。与扬州齐名的是长江上游的成都。唐代后期，因为“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号扬、益”，“扬一益二”成为当时的俗语。成都位于号称“天府之国”的川西平原上，物产富饶，唐文宗时人卢求甚至说，“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日扬、益”，而成都“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成都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其商业辐射范围，远至河西及陇右、剑南诸州。

　　除扬州和成都外，唐代中期以后南方的重要商业都市还有润州、杭州、江州、越州、荆州、鄂州与广州等。润州在唐代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是长江下游的又一商业城市。钱塘江下游的杭州商业发达，是“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浙东的另一名郡越州，其“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苞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位于鄱阳湖口的江州，是唐代中期以后茶商聚集的地方，舟船连樯，昌江流域的祁门一带，“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而浮梁的茶叶每年则达七百万驮之多，这些巨量茶叶通过鄱阳湖水道运出至长江，江州成为茶叶水运的重要转口商港。荆州是长江中游的水陆交通枢纽，中唐以后的人户不低于十余万户，商旅繁盛，唐德宗时江陵度支院失火，即“烧租赋钱谷百余万”，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鄂州，扼长江中游航运要冲，“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因而商业繁荣，“闾阎皆土著之安，货贝有山积之富”，也是长江中游唐代中期以后新兴的商业都会。珠江流域的广州则是传统的海外贸易中心，“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因此广州商业也十分繁荣，“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是奢侈商品最为集中的商业城市。

　　由于南方经济地位的上升与人口的增加，唐朝廷也把对工商业的注意力转向南方。启德宗建中三年（782），判度支赵赞上书，“清为两都、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等州署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十万贯，收贮斜斗匹段丝麻，候贵则下价出卖，贱则加估收糴”。唐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赵赞所提到的城市，都是唐代中后期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其中除长安洛阳和汴州外，均在长江流域，这正是唐代中期以后全国商业重心逐步南移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