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户 籍

　　第一节户籍隋朝的户籍户籍是封建国家赋役征发的基本依据，因而历代封建皇朝都重视对户籍的管理。有关隋代户籍方面的直接史料，虽已湮没无存，但唐承隋制，从唐律看，隋代的户籍制度，当与唐代大致相同。另外，隋朝进行了大规模的户口检括，并取得了成功，应当有较完备的户籍管理制度。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有四百零九万九千六百零四户。炀帝大业五年（609），有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户，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口，二十年的时间，户数增加了一点一七倍。户口增长如此迅速，在封建社会人口史上是相当罕见的，这其中除自然增殖外，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等，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

　　隋朝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

　　开皇五年（585），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

　　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魏晋以后，家族聚居已成传统，北魏“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东魏赵郡李元忠，拥有家室几千家，到隋初，这种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荫附者都不承担赋役。实行“大素貌阅”和“析籍”以后，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

　　文帝在整顿户籍的同时，又采纳宰相高颎的建议，实行输籍定样。高颎认为：民间的租税缴纳虽有规定，但当年征收时，有许多特别免除的注记，而地方官曲循私情，在文书记载中舞弊，没有明确的帐簿，难以查对。鉴于这种情况，由朝廷制定统一的税务登记格式，将各户所输课税，依家产定额，写入册籍，所以称作输籍定样。每年五月初五，令百姓三党或五党（每党一百家）共为一团，依定样确定户等。这样百姓无法逃税、漏税，地方官吏也难以从中作弊，租税得以直输朝廷。这些措施，明确了征税标准，有利于解决赋役摊派不均的问题，否则，即使将浮游之民或荫户收归国家编户中，他们也会因无法负担而再次逃亡。输籍法实行后，大量逃亡农民与依附豪强的荫户“悉自归于编户”。

　　到隋炀帝初年，隐丁问题又日益严重起来，当时“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正免租赋”。大业五年（609），户部侍郎裴温再行“貌阅”，实行里长、乡正、县官连坐法，若查出一人情况不实，县官解职，乡正里长流配远方。同时，让百姓检举，若查出一丁，让被查出者代纳赋税。这次大索貌阅的结果，计帐进二十四万三千丁，新附六十四万零一百口。

　　此外，隋代地方官括户的也很多。如乞伏慧当曹州刺史，“曹土旧俗，民多奸隐，户口簿帐，恒石以实”，他在曹州括户的结果是“得户数万”，以后他又在任齐州刺史时“得隐户数千”。又如令狐德熙任沧州刺史时，也括得一万多户。

　　总之，隋朝廷检括户口的结果，减少了户口的遗漏诈伪，使国家控制的劳动人口迅速增加。

　　晋至隋的几个户口统计数字如上。

　　从上面统计数字可见，自北魏中至隋大业时，约一百余年间，户口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北周大象时人口，为九百万，隋平陈时，所得南朝户数为五十万，如以每户四口计算，口数亦不过二百万，即南北朝人口总共不过一千一百万。经过二十六年时间，到隋大业二年，口数已增加不止四倍了，增长速度之快，居历代之首。

　　隋初人口激增，除自然增长外，主要是朝廷检括户口的成功。隋代的户口检括很有特色，“大索貌阅”重在用行政手段，而“输籍法”则发挥了经济因素的作用，一方面，它将“编户齐民”进一步稳定在朝廷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它给那些逃亡和依附农民重新回归的机会，“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民，奉公上蒙轻减之征”。使农民自愿脱离豪强的荫庇成为国家的编户。另外，士族门阀势力经过一再打击，势力已经衰微，没有足够的实力同朝廷争夺民户。这也是隋代括户成功的重要因素。随着大量的人口成为国家的编民，出现了隋初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

　　炀帝即位后，滥征徭役兵役，对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破坏极大。营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

　　北筑长城，兴兵百万，“死者大半”。据唐人传奇《开河论》所载，修大运河征丁三百六十万，开到徐州附近，已经死掉一百五十万。大业八年（612）起三次东伐高丽，被征者总数达四百万人，仅第一次征高丽就死伤二百万，造战船的役丁“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转输军资役“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车中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这些数字不一定十分精确，但男性劳动力损失极大是可以肯定的。炀帝的暴政，把整个社会推到绝境，农民大起义如烽火燎原，燃遍全国，一些地主贵族也纷纷组织武装。隋朝统治者疯狂屠杀和镇压人民，农民军则以牙还牙，“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经过炀帝的暴政及隋末大动乱，全国人口锐减，到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大业所有八百余万户，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余万户”。隋末动乱对人口的影响，在各地区之间是不平衡的，它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是今山东、河南、河北三省，这里曾是隋代最重要的经济区，隋炀帝的各项重大工程的力役负担也是在这一地区，另外，这里也是进攻高丽的基地，兵役、徭役大多由这里的人民负担，隋末农民战争中，这里又是双方激战的主战场，人口伤亡必然是很大的，加上隋大业七年（611）秋季的大洪水，漂没山东、河南四十余郡，这一切都造成了对该地区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因此，唐初实行均田制时，这里是最大的宽乡。

　　唐朝的户籍的编造唐皇朝制定了周密完备的户籍管理制度。

　　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口统计有籍与帐两类，一年一造帐，三岁一造籍，籍就是户籍，帐又分为乡帐和计帐。

　　户籍的编造方法。首先让民户自报姓名、户口、年龄、土地数量、土地坐落、户等，编成手实，作为户籍编制的基础。“县司责手实、计帐，赴州依式勘造”，手实经审核，用楷书抄写，每乡一卷，缝上都注明某州、某县、某等户籍，州名上加州印，县名上加县印，然后装潢，一式三份，州县各保存一份，送尚书省户部一份。户籍在原则上连续保留五次，共十五年，尚书省保留三次，九年。

　　造籍用的纸张、笔墨、装订等费用，由各户负担，开元定制，计帐的费用，每户征收一钱（开元通宝一枚）；户籍费用，每人征收一钱。西州高昌县开元末年的税凭残片中，有“计帐钱并了”的记载。

　　乡帐，《新唐书·食货志》载：“凡里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为乡帐”，年终登记各里每户的户口、年龄及田地广狭的记录为手实，把它们汇总起来就是乡帐。而计帐则是为了“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大概是户部根据乡帐所载本年户口，预计下年的赋税收入，与近代的财政税收预算相似。

　　户口登记为什么有帐又有籍？帐与籍究竟有什么不同？后者何以要三年一造？文献没有交待。据黄盛璋先生推测，乡帐主要是为户部的计帐服务，给它提供预算的依据，而计帐则是为来年的租庸调做预算，所以一年一造。乡帐只须手实自造，级级上报，最后户部总其成；户籍则是由县司责手实先造计帐，然后赴州依规定汇总，费时前后两三个月，最后还要盖上州县印，并加装潢封面，送尚书省。说明户籍重要得多，登记项目格式大约也详细复杂得多，大概和授田有关，所以三年一造。从敦煌遗书中所发现的唐代户籍，登记项目多与授田有关，并且相当详尽，可以看出帐与籍作用不同。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不课户有以下几种：一是贵族和外戚的亲属；二是九品以上的职事官和勋官；三是各级学校的学生以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户籍的人都免课役；四是六十岁以上的老男及残废、重病人、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当是指流外九品），本人免课役，称为不课口；五是有勋的百姓，即并非勋官但从军有功免课役。敦煌与吐鲁番发现的唐代户籍残卷，都注有课户或不课户。

　　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大多是被籍没的罪犯家属。唐律规定奴婢同于资财、畜产，所以身份最贱，他们不授田，也不纳税，不能编入州县户籍，而另入一种奴婢籍。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因此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

　　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者，它与部曲、客女的区别在于官户属于官家，而部曲、客女隶属于私人。官户可以授田，减百姓口分之半（四十亩），其地位高于官奴婢，官奴婢遇恩赦时，可升为官户，官户隶属于司农，在州县无籍。

　　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唐代释、道都占有一定的田亩，如嵩山少林寺有柏谷坞庄，占地达四十顷，代宗时，长安一带“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但他们不负担赋税，所以没有户口。因寺院享有免赋役的特权，唐代有许多逃户，为逃避租庸调与户税，而避入寺观中。

　　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士兵与编户内丁口无关，两税法实行，论户不论口，士兵一向不纳赋税，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

　　唐代户口中，占人口大多数的是非编户，少部分是编入户籍的主户或土户，唐人称后者为实户，即使是实户，在户口管理方面也存在不实的问题。首先是隐匿。户籍是征收赋役的依据，唐初就有隐瞒户口逃避赋税的问题存在。安史之乱后，这种现象日益严重，“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任，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倍豪族”。两税法实行后，元和六年对（811）一些地区隐瞒的户口数，竟相当于总户口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其次是虚存丁口，唐代“户口增加”是朝廷考察官吏政绩的重要标准，一些官员为博取声名政绩，在户口逃亡后仍虚存丁口，造成户籍管理不实的问题。

　　唐朝户口的发展与变化唐代户口发展情况，可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由于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社会进入了一个自两汉以来，又一个长期安定繁荣阶段。这段时期人口急剧增加，到天宝十四载（755），达到全盛。后期由于各种矛盾日趋激化，战乱不断，使户口严重减耗，迟滞不前。户口升降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是密切相关的。

　　由于隋末大规模的征调和战乱，人口损耗十分严重，唐开国后，又进行了十年的统一战争，人民的兵役、徭役负担仍很沉重，再加上唐初自然灾害频繁，朝廷诏令也称当时是“田亩荒废，饥馑荐臻”，户口较隋时“百不存一”。《新唐书·食货志》也记载，“贞观初（627）户不及三百万”。

　　唐统治者已感到户口锐减的严重性，于武德四年（621），下令括天下户口；七年，颁布均田制与租庸调制，使农民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如前所述，为配合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唐代制定了周密的户籍制度，还规定，违反户籍法令者处以重罚，从而大大加强了朝廷对户口的控制。此外，朝廷还明确规定：“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使大批在隋末战乱中得到解脱的奴隶、部曲上升为均田农民或佃农。唐太宗还招抚流出边外的人口，允许归来后免役数年，同时招徕、收降甚至劫掠外族人口，使之内迁，到贞观三年（629），流徒塞外之人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四年，俘东突厥男女二十余万，迁至内地，居长安者近万家。五年，以金帛赎还隋时被没于虏男女八万口，还为平民。六年，“党项、羌先后内属者三十万口”。十六年（642）又下诏“敕天下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

　　经“贞观之治”，到高宗永徽元年（650），全国户口达三百八十万。高宗虽仍叹息，“犹大少于隋初”，但增长速度还是很快的，所以他又对长孙无忌说：“比来国家无事，户口稍多，三二十年，足堪殷实”。

　　武则天当政时，国家治理得还是好的，这段时间，社会经济和户口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增长，在她去世的神龙元年（705）户升至六百十五万多，超过贞观时的一倍以上，口数达三千七百十四万人，是贞观时的三倍。

　　武则天以后，发生多次宫廷政变，朝廷动荡不安，直到玄宗铲除太平公主势力。玄宗能用人唯贤，少建寺院，革新吏治，因而出现了“家给人足，人无苦窳”的“开元盛世”。这时封建经济高度发展，唐代户口达到最盛时期，户九百六十一万，口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但这个数字看来是很保守的，唐人杜佑曾说：“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隐漏的数字有多少，现已无法统计，但开元、天宝时的实际户口数字，肯定比官方统计高得多。杜佑估计，隐漏连同逃亡户，天宝的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如按天宝元年平均每户五点八口计算，当有八千万口左右，这是可以肯定的。

　　从唐初到天宝十四载（618—755），中国人口的发展基本上是一条直线，即使按史籍记载的数字，唐初二百余万算作二百二十万户，到天宝十四载为九百六十一万户，一百三十八年中，人口增加了三点三倍，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八点七，高于两汉而低于隋朝（隋代时间太短，与唐代可比性不强）。

　　唐代户口于天宝十四载（755）发展到顶峰，同年冬爆发了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的这场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中国人口又一次惨遭劫难。肃宗乾元三年（760）只剩一百九十三万户，一千六百九十九万余口。人民除直接死于兵祸及逃亡或为豪强隐占外，还由于吐蕃乘虚而入，“凤翔之西，邠州（今陕西彬县）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陇右河西之地尽为所占，安西四镇尽失；南诏西连吐蕃抗唐，剑南诸州也不复为唐所有。因而该年参与统计的只有一百六十九个府、州，相当于天宝末年府、州数的一半。而且直接遭受战乱破坏的多是中原人口稠密地区，因此户口的损耗难以推断。

　　代宗广德二年（764），即平定安史乱后的第二年，户数回升到二百九十三万，但大历年间（766—779）又复降至一百三十万户的最低点，这是由于安史乱后，藩镇割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唐直接管辖地区缩小，所以在籍人户也大大减少。

　　德宗建中元年（780），因均田制与租庸调法破坏，形成“王赋所入无几”的严峻形势。杨炎请行两税法，一律按资产和田亩的差率确定纳税等第。当时“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计得三百余万”而“就中浮寄，乃五分之二”。由于占五分之二的豪强隐占的浮寄客户被检出，成为国家编户，因而这年户数上升为三百八十万户。由于两税按户等纳税，与口没有直接关系，从此官方的户籍统计只有户数而不再有口数。

　　宪宗元和二年（807），户数又由建中的三百八十万户降到二百四十四万户。据李吉甫《元和国计簿》所记，当时有四十八个镇，二百九十五个州府。有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报户口。可见唐朝直接控制的区域缩小了。

　　会昌元年（841）为二百十一万户，而前面的文宗开成四年（839）与相距几年的会昌年间（共六年），户数都接近五百万，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人口大起大伏，统计不实显而易见。

　　武宗死后，唐皇朝日益衰败，藩镇势力强大，连全然不实的户口统计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