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皇朝的没落

  第一节 唐皇朝的没落 朋党之争

  朋党之争就是官僚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派系斗争。唐朝晚期的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两派之间的对立。元和三年(808),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对策中极力指责时政之失。主持考试的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对牛僧孺、李宗闵大加称赞。但由于宰相李吉甫的反对,韦贯之等人都被贬官。这可以说是朋党之争的开端。元和九年(814)十月李吉甫死,其子李德裕继续与牛僧孺、李宗闵持对立态度,朋党之争也就愈演愈烈了。

  朋党之争表现在各个方面,凡有机会,他们就互相攻击。长庆元年(821),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都以书要求照顾与自己有关者,结果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极力攻击礼部所取进士都没有才学。李德裕支持他们的攻击。牛党的李宗闵因其婿苏巢被取,也成为被攻击者。

  太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副使悉怛谋率众奔赴成都,向唐投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接受其降,并派兵占据维州。但宰相牛僧孺却极力反对,迫使李德裕交还维州,送回悉怛谋,致使悉怛谋及所有降唐者均遭吐蕃残杀。

  李德裕是因其父李吉甫为宰相的关系而飞黄腾达的。所以,他认为科举取士未必能得到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公卿子弟熟悉朝廷的礼仪制度,有利于从政。反之,他又认为通过科举入仕者,主司与门生之间有“谢恩”、“答拜”等烦琐的礼节,还有曲江会、雁塔题名等各种活动,都没有必要,应该罢去。他明确表示:“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①勿庸置疑,这是把矛头指向李宗闵、牛僧孺等通过科举入仕者的。

  朋党之争,从宪宗到宣宗,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帝,四十年之久。两派之间,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区别,也并非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利害冲突,而是两派政客争权夺利的斗争。李德裕和牛僧孺、李宗闵都曾多次为相,互有胜负,但不管哪一家胜利,都没有改变唐朝每况愈下的局面,反而更加剧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

   南衙北司的对立

  南衙是指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北司是指宦官集团。在玄宗以前,国家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宰相手中。安史之乱以后,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宦官不仅掌握军政大权,而且还操纵皇帝的废立。这时,稍有作为的皇帝,就想利用宰相压制宦官;宦官也不甘示弱,总是伺机反扑。南衙北司的对立就是这样形成的。

  早在顺宗时,王叔文、王伾、韦执谊等人进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夺取宦官的军权。但由于大宦官俱文珍等竭力反击,致使王叔文等很快失败。王叔文无可奈何,只得吟杜甫的《诸葛亮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以求自我安慰。

  文宗很想有所作为,他“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停诸司新加衣粮”①。敬宗时每月视朝一二次,他每逢单日就视朝,以致群臣对他寄托很大希望。这就决定他对宦官专政的局面必然不能容忍。

  文宗想利用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的力量,打击宦官。太和九年(835)十一月,文宗于紫宸殿上朝,在百官站定以后,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报告,左金吾听事后石榴树夜有甘露,宰相李训、舒元舆率百官向文宗祝贺出现了吉祥之兆,并劝文宗亲自前往观看。文宗派宰相前往察看,李训看后向文宗奏道,不一定是真甘露。文宗遂派仇士良、鱼志弘率宦官再去察看。仇士良发现韩约有脸色异常而流汗的表情,还发现有执兵器的伏兵,遂慌忙迎文宗还宫。李训急呼韩约所部左金吾兵上殿,杀宦官十余人,其余宦官在与金吾兵奋战中随文宗进宫。仇士良等立即调动禁军五百人进行报复,对中书、门下官员大肆屠杀,以致“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①。宰相李训、舒元舆、王涯、贾■等,不管是否参与此事,均遭逮捕被杀。你死我活的所谓“甘露之变”,以宦官的胜利宣告结束了。从此以后,宦官更加专横跋扈,政治也更为腐败了。

  朋党之争、南衙北司的对立、宦官专政等各种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唐末的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在各种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时候,唐朝统治集团虽然也有个别人看到问题的严重,想有所作为,但也孤掌难鸣,无济于事。就整体上说,统治集团的腐败有增无减。政治上的腐败,又在进一步加深社会危机。

  敬宗“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①。淮南节度使王播为了要求恢复他失去的盐铁转运使职务,向大宦官王守澄送钱十万缗。敬宗很快恢复了他的职务,虽然谏官屡争,但敬宗置之不理。

  有些宦官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有意诱使皇帝骄奢淫逸,不理政事。会昌三年(843)六月,大宦官仇士良年老离职,其同党送其还私第,他向同党传授政治权术说:“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他就是这样“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的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本来庸庸碌碌的皇帝自然更加玩物丧志了。

  由于佛教的盛行,寺院财产的增加,直接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武宗曾经灭佛。但宣宗就反其道而行之,又修复寺院,增加僧尼。懿宗更加崇佛,咸通十四年(873)三月,他派人到法门寺迎佛骨,群臣多有谏阻,甚至有人把宪宗之死和迎佛骨联系起来,也无济于事。他很有决心地说:“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于是,他“广造浮图、宝帐、香辇、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佛骨到京师以后,“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先将佛骨迎入禁中,三日后又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以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①。

  朝廷的各级官吏也贪污贿赂成风,很多人用钱买官,“自咸通之后,上自宰辅以及方镇,下至牧伯县令,皆以贿取”②。有人买通宦官到外地去做节度使,到任后就尽力搜括,压榨百姓。这就必然促使阶级矛盾的激化。

  封建社会固有的土地兼并问题,到唐后期更为严重,“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正反映了尖锐的两极分化。失去土地的农民加入逃亡户口的队伍,朝廷把逃亡农民原负担的赋税转嫁到未逃亡的农民头上,这样就更促使逃亡户口的增加。恶性循环的结果,形成“乡闾屡困于征徭,帑藏因兹而耗竭,遂使从来经费色额,太半空系簿书。缓征敛则阙于供须,促期限则迫于贫苦”③。这就是说,广大农民已经极其穷困,无法再照旧生活下去;唐皇朝已经断绝了税收来源,也无法再照旧统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不能不铤而走险,公开推翻唐朝政权了。

  

  ①《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

  ①《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三,敬宗宝历二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三,敬宗宝历元年。

  ①《新唐书》卷二○七《仇士良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二,懿宗咸通十四年。

  ③《全唐文》卷八四六《崔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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