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陶侃

  第二节 陶侃①

  陶侃是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他颇有建树。他出身贫寒,又是江南的少数民族,在西晋风云变幻中,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而颇有治绩。他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晋书》、《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他的遗闻逸事。他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赞扬的,贬斥的,以及为他辩诬的人都有。

   家境贫寒,仕途艰难

  陶侃,字士行(259—334),原籍鄱阳,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有许多少数民族。陶家迁居的庐江郡是槃瓠蛮即谿族杂居的地方。谿族因杂处五溪之内,又称溪族。陶侃的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骂为“溪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可见,他是少数民族。

  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孙吴时曾当过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①,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

  西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像陶侃这样“望非世族、俗异诸华”的人,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陶侃少年时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②。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次日,范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陶侃也倾心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众僚属皆面有难色。陶侃独请行,“众咸服其义”。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分,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

  元康元年(291),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

  大约在296年,陶侃来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 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①。这种情况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分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②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几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终于在张华的推荐下当上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之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官,召为舍人。”

  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有一次,他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晫:“奈何与小人同载?”名士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有人推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适经朋友推荐,他得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陶侃打点行装,匆匆上路了。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他想起自己奋斗经营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远而又远的小县当县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投身戎旅,建立军功

  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

  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永宁元年(301)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303)义阳蛮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

  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镇压。刘弘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

  能受到刘弘重用,陶侃当然十分高兴。况且动乱时从军立军功,也不失为仕进升迁的一条捷径。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军却在宛为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刘弘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①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更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事定,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广陵相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遂起兵占据扬州,并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

  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恢。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实际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刘弘听信这种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刘弘用人不疑,陶侃无后顾之忧,遂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

  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而成为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

  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

  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307)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

  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①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

  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

  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轶字)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十分生气,“遣臻还轶”。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

  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永嘉五年(311),司马睿占据了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弢率领的流民起义军所占据。王敦即督陶侃、周访等进击杜弢。

  时荆州刺史周被杜弢围困在寻水城。陶侃遣军击之,杜弢退却。陶侃对诸将说,杜弢必由陆路偷袭武昌。因此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杜弢果然来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败军退入长沙。王敦即表陶侃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陶侃初战即获大胜,刘弘十余年前的预言竟得以实现,于是乎有些飘飘然了。没想到他的部将王贡背叛了他。王贡联合流民军偷袭,侃兵大败。再战,陶侃的坐船也被叛军钩住。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才得以逃脱。这次惨败使他刚得到的官职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陶侃率周访等入湘,与杜弢交成,所战连捷。建兴三年(315)杜弢起义终于被陶侃镇压下去。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当陶侃踌躇满志准备赴荆州上任时,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旧剧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形胜,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王敦佐吏提醒说陶侃的亲家周访正统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杀,周访决不善罢干休。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皆请乘胜击温劭;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陶侃遂进据广州。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他“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就这样,他在广州一直呆了十年。

   “忠顺勤劳似孔明”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永昌元年(322)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哄。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

  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①,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刺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陶侃入主荆州,“荆州士女相庆”。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①。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因此他“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这样。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②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因此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慎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命将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桓温伐蜀大造船,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都督八州,怀止足之分

  太宁三年(325)明帝病死,五岁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庾亮对据上游、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一方面加强建康石头城的防卫,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

  在东晋荆、扬的矛盾中,处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调节上、下游关系的枢纽。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与朝廷关系密切,又要对荆州有所防备。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同时任应詹刺江州。应詹曾与明帝谋讨王敦,又与陶侃同为刘弘部下。应詹咸和元年(326)卒。死前曾与陶侃书,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50000047_0396_0①。可见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与温峤,本是“深交”。其使温峤镇江州,用意与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三年,历阳太守苏峻起兵反叛朗廷,使酝酿中的荆、扬矛盾出现变化。苏峻攻进建康,挟持了小皇帝,庾亮逃往江州。此时,凭江州兵难以平定苏峻之乱。温峤遂邀陶侃率荆州兵同赴国难。明帝死时,陶侃因“不预顾命”一直怀疑是庾亮作了手脚。后庾亮修石头城,也是针对他的。旧怨未消,又让他来对付因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苏峻之乱。陶侃“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温峤屡说而不允。后温峤“固请之”,其子陶瞻又为苏峻所杀,即“戎服登舟,瞻丧至不临,昼夜兼道而进”②。

  荆州军至江州,议者咸谓陶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陶侃若杀庾亮,势必影响与温峤的关系,从而可能导致平叛军队的分裂。时庾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庾亮有高名,为名士翘楚。他来谢罪,实出意外。陶侃“惊,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但仍愤愤地对庾亮说:“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③即与庾亮、温峤同赴建康。陶侃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使诸军能够同心协力,终于平定叛乱。

  在平定苏峻之乱中,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盟主”。苏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骁勇善战。庾亮率军进攻,为峻军所败,乃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而。’”①陶侃对庾亮如此宽容,诸将谁不力战。其次,陶侃能听从建议和意见。如招郗鉴自广陵渡江扼守京口,对于东西夹击苏峻起了重要作用。诸军与苏峻军战,数战皆败。温峤军乏食,乞借粮,陶侃不欲借,并要撤军回荆州。经人劝解,陶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②,并打消撤军念头。苏峻之乱终于在诸军合作下得以平定。东晋政局危而复安。自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和东晋政治格局的变化,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社会的安定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应该说,陶侃对于促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苏峻之乱后,陶侃因功而升为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仍驻荆州。咸和五年(330)江州刺史刘胤为后将军郭默所杀。执政的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以默为江州刺史。陶侃闻知此事,指责王导这种纵容作法,随即起兵抵江州,将郭默等斩首。实际上,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表示的容忍态度,在于要笼络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出兵,是要将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夺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时他已为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其权力之煊赫,在东晋一朝也是屈指可数的。

  《晋书·陶侃传》称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认为陶侃一生尽心于国,“折翼”云云是《晋书》作者的诬枉①。但通观东晋一代,荆州刺史以其所处政治军事的重要地位,或与中央对抗,或遥制朝权,陶侃也不会例外。况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废黜执政的王导。所以,《晋书》所云陶侃“潜有窥窬之志”是有根据的。

  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总上流却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这与陶侃的经历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

  陶侃自称“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他在门阀政治下挣扎奋斗几十年,才得以出人头地。但仍为士族们瞧不起②。士族们不会允许一个寒门总揽东晋朝权的。陶侃明白自己的处境,也不敢轻易侵犯士族权益。其次,元帝、明帝两朝荆、扬对峙,荆州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在成帝时已经发生变化。咸和四年(329),徐州刺史郗鉴移驻京口,京口遂成长江下游重镇。京口距建康仅二百余里,便于接应,从而大大加强了建康的实力。咸和五年,陶侃“尝欲起兵废(王)导”,事先征求郗鉴的意见,因“郗鉴不从乃止”③。这种上、下游间实力的变化,使陶侃虽有“窥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

  陶侃晚年位极人臣,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既可维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的家业,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然而,他还欲在北伐有所作为。荆州西临成汉,北接后赵。咸和七年(322)陶侃遣母丘奥经营巴东,又遣桓宣收复为后赵占据多年的襄阳。襄阳为荆州北门。它起着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又是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①,因其病重而作罢。他的这种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丧失进取心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逊位,遣人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亲交专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长沙。“朝野以为美谈”。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谿。时年七十六。根据他的遗嘱,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陶侃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又称“散吏”,实际是一种徭役。

  ②《初学记》卷一注引王隐《晋书》。

  ①《晋书·惠帝纪》。

  ②《晋书·张华传》。

  ①《晋书·刘弘传》。

  ①《晋书·华轶传》。

  ①《晋书·明帝纪》。

  ①《晋书·熊远传》。

  ②《艺文类聚》卷五○引王隐《晋书》。

  ①《晋书·应詹传》。

  ②《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③《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①《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②《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①如《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专写《陶侃被诬》一节,为陶侃辩冤。

  ②陶侃身任荆州刺史时,温峤仍称之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

  ③《晋书·庾亮传》。

  ①《晋书·桓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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