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史记·货殖列传》
和《大宛列传》
两汉地学的代表著作是《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中的有关列传、书、志,及马王堆出土的地图。对地学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则是张骞、司马迁、班固、班超、张衡等。这些人,都在本卷丁编分别有传,这里只重点地另行论述有关地理学本身的部分。
《史记·货殖列传》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是我国第一部经济地理著作,叙述我国各地区的人口、经济、物产、交通、贸易、城市以及各地的地区差异。他把全国分为四个经济区,并指出这四个经济区的自然条件与物产的差异是:“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
司马迁强调人的作用。他把人们的劳动看作是发展经济的前提。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如果人们开发不够,生产技术落后,那仍然是贫困的。比如“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对比之下,沂、泗以北,秦、鲁等地,虽然自然条件差些,但由于人们积极开发,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所以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货殖列传》还叙述了当时的城市经济状况,把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珠江沿岸的二十几个较大的城市作了分析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自然条件、交通条件、风俗习惯、物产、人口各不相同,各有特色。而共同的特点则是交通发达,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中心。比如栎邑(栎阳),“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咸阳,“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西近邛筰,……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火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这些叙述体现了各个城市的特色,是我国最早的城市地理著作。
《史记·大宛列传》
汉武帝时,派张骞三次出使西域,开始了中国和中亚、西亚一些国家的交通往来和物质文化交流,从而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视野,丰富了地理知识。张骞及其副使,分别到达大宛(前苏联乌兹别克东部)、康居(前苏联境内锡尔河下游)、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次大陆)等国,获得了丰富的地理知识,而且开辟了东西交通的“丝绸之路”,这在世界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张骞第一次去西域时,在大夏看到从印度运来的四川竹杖和布,因此他设想开通一条从我国西南去印度的道路。这个设想,后来得到汉武帝的支持,曾派人从四川宜宾出发,探索去印度的途径。虽未通达,却增加了对西南地区的了解。
司马迁根据张骞的报告,写成了《史记·大宛列传》,对大宛、乌孙(在伊犁河、楚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一带)、康居、奄蔡(在咸海、里海北面)、大月氏(在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安息、条支(在两河流域)、大夏等国的地理情况作了描述,内容包括各国的人口、兵力、风俗、物产、贸易、文字和各国之间的距离等。比如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阗。”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在我国,这样简明扼要而又真实地介绍西域各国地理情况的著作,《史记·大宛列传》是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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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白寿彝总主编;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卷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