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南与华南 自然环境与历史背景

　　第三节东南与华南 自然环境与历史背景

　　中国的东南与华南包括今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和广西各省，以及浙江、江西、湖南备省的偏南地区，面积有七八十万平方公里。这里地处我国的最南部，北回归线横穿其间，因而气候比较炎热，五岭以南几乎全年无冬。又因靠近海洋，受季风影响甚大，雨量十分丰富，年雨量多在1500毫米以上，属亚热带一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这里的地形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海岸线长，岛屿众多：二是丘陵纵横，平原甚少。本区不但海岸线长，而且多是岩岸，港湾甚多，加上就近有很多岛屿，包括我国最大的两个岛台湾和海南岛在内，使得本地的许多居民长期与海洋打交道，发展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在史前时期，已有许多居民采食海贝等物，从而在海边、河口形成了许多贝丘遗址，是海洋文化的最早的遗存。

　　这里的丘凌多在海拔1000米以下，主要山脉有武夷山、罗霄山和南岭等，还有很多较小的丘陵。丘陵地区坡缓谷宽，自然资源丰富，有利于史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但因地形过于分割。彼此不相连续，又没有一个明显的中心，所以本区的史前文化也被分割成许多小区。这些小区往往围绕着一条小河和海岸小平原发展起来，以后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许多古代的国家，史称百越，包括钱塘江流域的于越，瓯江流域的东瓯，闽江流域的闽越，珠江流域的南越，西江中游的西瓯和红河流域的骆越等，此外在山区还有山越。因此东南和华南的史前文化实为百越先祖的文化②。

　　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便有人类居住。广东曲江曾发现属早期智人的马坝人的化石，广西柳江则发现了属晚期智人的柳江人，其体质特征已接近现代蒙古人种。台湾也发现过属晚期智人的左镇人。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则更是遍及广西、广东、福建和台湾等省区。

　　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华南有非常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它本身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段以独石仔、黄岩洞、青塘圩和大龙潭为代表，后段以甑皮岩和仙人洞为代表。至于西樵山的细石器遗存，则可能是属于中石器时代的。

　　西樵山细石器遗存西樵山位于广东南海县，是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上一座孤立的古火山。该山周围约13公里，有许多小山峰，主峰海拔354米。从1955年以来曾在此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和试掘，发现有20多个地点有文化遗存，但大多年代较晚，只有火石岗、旋风岗、太监岗和南蛇岗四处可能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甚至是中石器时代的①。

　　在西樵山东麓，北起火石岗，经旋风岗、南蛇岗向南至张坑一带的山坡上，有许多燧石、玛■等硅质岩石料，火石岗的南坡更是燧石、玛■的丰富产地，它们是制造纲石器的理想原料。在太监岗南坡进行试掘，发现有合细石器的原生文化层，其中出土细石器石核、小石叶和石片石器。在火石岗、太监岗、南蛇岗和旋风岗也都分布着许多细石器。由此可见西樵山可能是一个细石器的制作场，也是使用细石器人民的一个文化遗址。

　　西樵山的细石器制品至今已发现一千多件，包括石核、石叶、石片石器和石核石器。其制作方法大体上接近于陕西沙苑石器和内蒙古海拉尔松山的石器，但缺乏尖笔头式石核，也没有圆刮器、雕刻器、石镞和石钻，西樵山的三角形楔形石核和带把石核亦为华北细石器遗存中所未见。可见西樵山细石器还有自己的明显特点。

　　独石仔和黄岩洞在广东和广西的丘陵地带喀斯特地形非常发育，有很多天然的石灰岩溶洞，其中育不少适于人类居住。大多数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址就是在这种洞穴中发现的，独石仔和黄岩洞都属于这样的洞穴遗址。

　　独石仔位于广东省阳春县城北30公里，洞口朝东，高出当地河面约10米。洞内堆积分上中下三层，均出有数量不等的文化遗物①。这里出土石器二四三件，其中绝大多数是打制的，包括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砧和许多石核与石片。磨制或局部磨制的仅十六件，包括石斧和穿孔石器等。此外还有骨镞、骨锥和大量野生动物骨骼，以及炭屑、灰烬、烧骨和烧石，有些地方还有大量的螺蚌壳。由此可知当时的经济主要是狩猎采集和捞取水生软体动物。

　　黄岩洞在广东省封开县东北60公里，高出当地河面15米①。该洞曾多次调查发掘，发现石器一二二件，绝大部分为打制的，主要是砍砸器和刮削器，此外还有石锤和石核等。磨制石器仅见石斧和穿孔石器各一件。从制法和种类来看，均与独石仔大致相同。与石器同出的其它遗存包括人颅骨化石、大量动物骨骼、螺壳蚌壳、炭屑、灰烬等，其经济和发展水平都应和独石仔相近。

　　这两处遗址唯一可定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是几件磨制石器，比例不及打制石器的十分之一，且磨制和作孔均很粗糙。这里没有发现任何陶器，也没有发现原始农业和养育业的痕迹，因此它们的发展阶段应属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或新石器时代的开头。独石仔上层螺壳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12950±300年，黄岩洞贝壳有两个碳14年代数据，分别是公元前9980±200年和公元前9000±300年①。但石灰岩地区贝类碳14年代往往偏老，这些数据仅供参考。

　　青塘圩和大龙潭青塘圩原属瓮源县，位于县城西南44公里，后划归英德县管辖，滃江和青塘河流贯其间，该处有许多石灰岩小山，高50—100米不等。山多溶洞，在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和狮头岩黄岩门1—4号洞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①。这些洞中的堆积多数为微红色或灰色的半胶结文化层，内含大量田螺壳动物碎骨、烧骨和炭屑等，也有个别人额骨和股骨碎片。所出石器多打制，器形有斧、锛、砍砸器、刮削器、石砧、砺石等，也有个别局部磨制的石锛。同出少量陶片，有夹砂粗陶和泥质软陶两种，颜色不纯，有红、灰、黑等色，表面饰细绳纹等，有的似有红赭色陶衣。

　　大龙潭位于广西柳州市南郊，离市区仅1．5公里。遗址位于龙潭山南名为鲤鱼咀的岩厦处，岩厦高8米，深约2．5米，大龙潭潭水即在前面流过。遗址长约10米，宽5—8米，面积约60平方米，有两层文化堆积①。上层为灰褐色土，含大量螺壳和动物骨骼；下层为黄褐色土，含大量贝壳和动物骨骼，土质已部分胶结。两层都有许多文化遗物出土。

　　下文化层内有两处灰烬堆积，中有烧骨、螺壳和红烧土，是固定烧火的地方。下文化层上部发现至少代表六个个体的人骨，当为墓葬。人骨踡曲，似属蹲葬和跪葬（图4-29）。本层石器绝大部分为打制，除石核、石片外，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其中有三十件为近细石器的燧石刮削器。磨制石器仅石斧和穿孔石器各一件。同出骨锥、骨针、骨刀和八块陶片。陶片有红黑

　　图4-29柳州大龙潭墓葬平面图两种，质软，饰粗细绳纹（图4-30）。

　　这层的石器从制法到类型都同独石仔和黄岩洞相近，只是新出现了极少的陶片，因此总体文化特征同青塘圩更加接近。关于这层文化的年代共测过四个碳14年代标本，其中两个是测的螺蛳壳，分别为公元前19070±450年和公元前16610±30年；两个人骨的标本分别是公元前9500±150年和公元前8560±150年①。由于石灰岩地区贝类的碳14年代一般偏老，而人骨

　　的年代则是比较可靠的，故知华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包括尚没有陶器的独石仔、黄岩洞在内，大致为公元前10000年至前8000年左右。

　　豹子头贝丘遗址群在广西南宁地区的邕江两岸，分布着许多贝丘遗址，其中较重要的有豹子头、敢造、西津等十四处②。位置多在大河拐弯处，或在大小河汇合的三角咀上，依山面水，遗址高出河面3至20米不等。豹子头在邕江大拐弯的北岸，高出水面约15米，地表有大量灰白色螺壳堆积，从被河水冲刷的断崖来看，螺壳堆积厚约3米，其中发规许多石器、骨器、蚌器、陶片和动物骨骼。敢造发掘的一条探沟中发现人骨十四具，未见墓塘，有蹲葬、屈肢葬和仰身直肢葬。有的人骨较乱，葬式不明。一般无随葬品，个别的头骨旁有骨等。在西津发掘144平方米，发现人骨一百多具，也无墓塘。绝大多数都是蹲葬，发现时头骨坐于四肢骨上，上肢骨屈向胸前，下肢骨作蹲踞式，成抱膝状。此外还有少数仰身、俯身和侧身屈肢葬者。又在长塘发掘的一个探方中发现十五具人骨，也是卷曲很甚，其中两具周围撒赤铁矿粉，一具用石子围成墓塘，一具用螺壳垒成墓塘，一具手握蚌器，一具人骨上有一牛腿骨。

　　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大多经过磨制，但制作不精，大部分留有天然岩面或打击疤痕，器形有斧、锛、凿、刀、矛、杵等，显然比大龙潭等处的石器要进步得多。此外还有骨角器和蚌器等。陶片甚多，但无可复原者。多为夹砂粗陶，以灰褐色和红褐色为主，也有黑色的。多泥条盘筑，多饰粗细绳纹，有的内壁也有反绳纹。器壁较厚重，器形大抵多直口鼓腹圆底釜和圜底钵。

　　豹子头曾测定七个碳14年代数据，其中六个系螺壳标本，测得年代在公元前8785年至前7675年之间，显然偏早。另一兽骨的数据是公元前3205±300年，似又偏晚。

　　甑皮岩和仙人洞甑皮岩在广西桂林市南郊、距市中心约9公里的独山的西南麓，为一洞穴遗址③。该洞高8米，宽13米，离现在山脚高约5米，洞左后侧有一含水充沛的地下溶洞。洞内新石器时代堆积约分两层，中间有钙华板隔开。洞内有火

　　图4-31甑皮岩墓葬分布图膛、烧火堆和一个灰坑，洞内后部有一堆砾石和一些稍经打制的半成品。洞内还发现十八具人骨，多为蹲踞葬，也有侧身屈肢葬和二次葬的。其中有六人头骨穿孔，二人有撤赤铁矿粉的痕迹，一人随葬两件蚌刀（图4-31）。出土石器中打制和磨制大约各占一半，打制石器有砍砸器、盘状器、刮削器、砧、杵等，磨制石器有斧、锛、矛、穿孔器和砺石，其中有不少是通体磨光者。同出骨器有鱼镖、锥、针、笄、镞，蚌器仅刀一种（图4-32）。陶片甚多，多为红色，其次是灰陶，均有泥质和夹砂之分。多饰绳纹，也有少量划纹和席纹。器形可辨者大约有釜、罐、钵等，还有少数三足器。发现有大量动物骨骼和螺蚌壳。其经济当以狩猎、采集为主。同出的动物骨骼中有不少猪骨，经鉴定应为家猪，这是我国最早的家畜遗存。

　　仙人洞在江西省万年县大源镇，是一处洞穴堆积，1962年和1964年曾作过两次发掘。①洞内新石器时代堆积可分上下两层。下层发现烧火堆十处，灰坑三个。出上石器中磨制与打制者大体相当，磨制石器有梭形器和穿孔器，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另有石核和石片。骨器较多，有鱼镖、锥、针、镞、凿等，另有角凿、牙刀和较多的穿孔蚌器。陶片也较多，主要是夹砂陶，颜色不纯，大部分饰绳纹，有的里外都有绳纹，有的绳纹上加网格形划纹，有的在器口戳印圆窝纹。器形主要是圜底釜一种。

　　上层器物较少，陶器中除夹石英砂粒者外，又有夹蚌壳末者，石器制作亦略显进步。从总体特征来看，仙人洞的上下层文化大体相当于甑皮岩的上下层文化。

　　甑皮岩曾测过许多碳14年代数据，其中以螺蚌壳为标本的共九个，年代在公元前9360年和前7020年之间；用骨骼测的两个标本，分别是公元前7150±250年和前563O±410年；用木炭测的两个标本是公元前7050±150年（下层）和前5730±150年（上层）。仙人洞上层蚌壳的碳14年代是公元前8920±240年，下层骨骼的碳14年代是公元前6875±240年。

　　从文化特征来看，甑皮岩和仙人洞下层应属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磨制石器和陶器都已显著增加，还出现了家畜饲养，这是比前段进步的地方。但其经济的主要成份仍属狩猎采集这种攫取经济的范畴。这个阶段的年代，从各种碳14实测结果来推算，大约为公元前8000年至前7000年左右。

　　沿海地区的早期贝丘遗址在广西防城各族自治县（原称东兴县）临海河口的小山岗上，有亚菩山、马兰咀山和杯较山三处贝丘遗址，前两处并经过试掘②。三处都有大量的贝壳堆积，出土石器绝大部分是打制的，其中有蠔蛎啄、砍砸器、网坠、手斧状石器和三角形石器等。有些蛋圆形或近球形的砾石上常有敲砸痕迹，可能也是砸击贝壳的工具。磨制石器仅见斧、锛、凿等，还有磨盘和石杵，但数量都很少。骨器有锥和镞，蚌器有铲，还有一种穿孔蚶壳，可能是做网坠用的。此外还有大量的动物骨骼。遗址中出土陶片不多，夹砂或蚌末，颜色不纯，有红陶和灰黑陶等，上饰绳纹，也有划纹。器形可辨的多为釜、罐之类，均为圜底。

　　广东省潮安的沿海地带也曾发现一些贝丘遗址，其中主要有陈桥村、石尾山和海角山三处①。这些遗址中都有大量的斧足类和腹足类贝壳，其中陈桥村距海岸稍远，仍主要是海贝堆积，以牡蛎壳为最多，另有少量淡水产的蚬和蚌，还有为数极多的鱼骨和海龟、海鳖的遗骸。陆生动物有牛、鹿、猪骨等。这些遗骸最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经济主要是狩猎采集和捞取水生动物。遗址中出土的石器是与这种经济相适应的，以打制的为主，种类有蠔蛎啄、砍砸器、敲砸器和手斧形器等，磨制石器仅锛一种，上面仍留有部分打制痕迹，骨器为数甚多，制作精致。有斧形器、三角形刀、锥、镞、针等，还有不少经过加工的骨料。陶片多夹砂或掺贝壳末，火候甚低，多外红内灰，饰绳纹、划纹和蚶壳压印纹，有的口部涂赭红色带，器形可辨的有釜、罐、钵等，均为圜底。

　　石峡文化

　　发现与分布石峡文化是因广东省曲江县石峡遗址的发现而命名的。遗址位于县治西南2．5公里马坝人洞穴所在的狮头山与狮尾山之间，因是两座石山之间的峡地，故名石峡，这个遗址是1972年发现的，1973—1976年进行发掘，发现了大批墓葬和富有特征的器物，因而被称为石峡文化①。

　　石峡文化主要分布于广东省的北江与东江流域，过去发现的曲江坭岭、葡勺山下层、始兴新村、河源上莞墟、宝安大石寨、龙川坑子里等地，都有石峡文化的遗存。

　　关于石峡文化的年代目前研究尚不充分。石峡遗址的墓葬曾被分为三期，其中一期的M79碳14年代为公元前2730±155年，三期的M43出土木炭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2865±185年。前后颠倒。另有期属不明的M26（一说属三期）碳14年代为公元前2480±150年①。比照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良渚文化和樊城堆文化的年代，大致可以推定石峡文化为公元前3000年至前2500年左右，当属铜石并用时代。

　　生产工具和武器石峡文化的生产工具和武器几乎都是石器（包括部分玉器），陶器仅纺轮一种。未见骨角牙蚌器，可能与酸性土壤不易保存有机质材料有关。

　　石器大多通体磨光，并且广泛地运用切割法和管钻法。许多器物棱角分明，线条刚直，器身薄而均匀，有的还有明显的切割痕迹。穿孔多为两面钻，也有单面钻的。石器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图4-33）：钁：是石峡文化特有的工具。长身、弓背，两头有刃且不对称，一头较短较窄，一头较长较宽，形制很象现代的丁字镐，当是挖土的利器。

　　斧：全部为穿孔扁斧，一般器身扁薄，上穿一孔。未见黄河、长江流域普遍使用的那种剖面呈椭圆或长方形的厚重石斧。

　　锛：多为近长方形的梯形锛，有长短两种。

　　有段锛：它是东南沿海特有的石器，石峡发现二十九件。

　　有肩锛：它是华南特有的石器，石峡发现八件。

　　图4-33石峡文化的工具和武器1．钁；2．斧；3.5．锛；6.7．有段锛；8．双肩锛；9—11．凿；4.12．钺；13—16．陶纺轮；17—19．石镞。

　　凿：体形窄长，有普通凿、有段凿和圆凿三种。后者是石峡文化所特有的，可凿圆孔。石峡M47曾出土大小四件一套圆凿。墓主人当为一专门的木作工匠。

　　钺：多梯形斜弧刃，器身扁薄，有的是用玉材制作的。还有少数有肩石钺，其造型已与商周时期的铜钺十分接近。

　　镞：数量甚多，仅石峡就有五七四件，剖面呈菱形，多数有铤。

　　陶质生产工具仅见纺轮一种，制作精致。形制多样，有的上面戳刺美丽的花纹。

　　稻作农业遗存在石峡文化的遗址中，曲江石峡和泥岭均曾发现稻谷遗存，以石峡较为丰富。石峡下文化层中有些经火烧过的草拌泥（墙壁涂料）中，或灶坑边烧过的硬土块中，有许多稻壳和稻草碎屑；有的灰坑中发现有零星的炭化稻米。有九座墓葬（都是随葬品丰富的大墓）中随葬稻谷或稻米，发现时已与泥土凝结成一立升左右的团块①。根据鉴定，这些稻谷和稻米均属于栽培稻，包括籼稻和粳稻两个亚种而以籼稻为主。鉴于许多籽粒不够充实饱满，且大小不一，反映当时品种不纯，种植技术还比较原始。

　　除稻谷外，石峡遗址中还发现了山枣核和桃核，反映当时还存在一定的采集经济成份。

　　日用陶器 石峡文化的陶器比较发达，有泥质和夹砂两类，前者多灰褐色和灰黄色，后者多灰褐色，也有少量红陶、黑陶和白陶。大多数陶器是轮制或模制的，或者是轮模合制的。大约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陶器是素面无纹的，其余陶器或饰绳纹，或饰附加堆纹、划纹与印纹。釜和釜形鼎常饰绳纹，壶、罐、釜、鼎常有附加堆纹，豆、盘等圈足器常有搂孔，瓮、罐、豆、鼎有时有几何形印纹。

　　陶器造型的突出特征是圈足器、三足器和子母口特别发达，圜底器较少，只有个别的平底器。器盖甚多，一般无把、无耳、无咀、无流，只有少数双鼻。陶器种类虽较复杂，但最主要的只有釜、鼎、三足盘、圈足盘和豆五种。其次是壶、罐，甑、鬶、杯、盂、瓮、觯形器等都很少（图4—34）。

　　图4—34石峡文化的陶器1．2．盘形鼎；3．4．釜形鼎；5．白陶鼎；6．异形鼎；7.盆形鼎；8．釜；9．甑。

　　釜为侈口扁腹圜底，多饰绳纹，有的底部有烟。

　　鼎有三种，即釜形鼎、盆形鼎和盘形鼎，以后者为多，其差别可能是用于炊事上的具体功能不同所致。

　　三足盘、圈足盘和豆乃是主要的炊器。

　　装饰品和宗教用品石峡文化中所出装饰品和宗教用品比较复杂，有琮、璧、瑷、璜、玦、环、管、珠、坠饰、圆片饰、鸟形饰和松绿石饰等。原料多为软玉和近玉的美石，加工比较精细，多为较大墓葬的随葬品。

　　埋葬习俗在石峡共发现墓葬六十四座，分布密集，有不少互相叠压或打破的情况。墓葬形制单纯，基本上只有长方形竖穴一种。比较特别的常在墓底抹草拌泥，其中夹杂有稻壳和稻草屑，有时四壁也抹草泥。其次是入葬前将墓穴烧烤，不少墓边被烧成红色。墓坑多东西向，未见葬具，只有个别墓中堆放大量石灰岩石块。

　　埋葬方式分一次葬和二次葬两种。人骨多已朽坏，仅个别保存完好。例如M70是一座较大的墓，长3．1、宽1．1、深0．37米，人骨头部朝东，仰身直肢，经鉴定为一40多岁的女性。她的前额有一道已经愈合的伤痕，左翼部有一穿孔的伤洞。墓中堆放大量石块。二次葬墓一般较深，约0．8—1．2米，周围墓壁经火烧烤，形成2—3厘米厚的红烧土，墓底或填土中常见木炭、竹炭和烧土块。二次葬的尸骨多放置在墓底东南隅，仅三座在东北隅，上面或附近往往撒放赤铁矿粉。这种墓一般有两套器物，一套是随入骨迁来的原一次葬时的器物，陶器多破碎残缺，分散在墓底或填土中；另一套比较完好，摆放整齐，是二次葬时的随葬物品。同墓地中有些一次葬墓骨骼零乱不全，器物破碎残缺，应是二次葬时被迁走的墓。这种二次葬制明显不同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所见的二次葬方法，是石峡文化特有的葬制（图4—35）。

　　图4—35石峡墓43平面图1．二次葬尸骨位置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以随葬陶器和石器为大宗，同时有较多的装饰品。大小墓有明显的差别，大墓随葬品一般在六十件以上，最多达一百一十多件，小墓则仅数件或一无所有。M43是较大的一座，长2．62、宽1.19、深1．15米。一次葬时的器物迁来散放在墓底，多已破碎残缺，其中有釜形鼎、盘形鼎、甑、罐、三足盘、豆、夹砂盖豆、器盖和锛、凿、镞、石片等。迁来的尸骨放在东头偏南一次葬陶片上，二次葬陶器及其它器物则放在墓中一次葬陶片上，其中有釜、釜形鼎、盘形鼎、圈足盘、豆、夹砂盖豆、夹砂罐等陶器，有穿孔扁斧、钁、锛、有段锛、有肩锛、凿、钺、镞等石器，还有陶纺轮及玉璧、玉笄和玉珠等。这显然是一位较富有者的墓葬，既随葬钺，当有一定的军事权力和地位。这是当时社会已明显发生分化的有力证明。

　　同周围原始文化的关系石峡文化不是孤立的，它同周围的原始文化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首先，石峡文化同江西的樊城堆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石峡文化中的盘形鼎和多种特殊式样的鼎足、鬻和育段石锛等，便和樊城堆文化的清江筑卫城下层和修水山背的同类器十分相似；特别有趣的是石峡M54出土的一组器物，竟和山背跑马岭 1号房子的一组器物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这种情况表明，当时通过北江到赣江的河谷是一条重要的交通孔道。

　　石峡文化同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良渚文化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例如石峡文化中的双鼻壶、玉琮、王璧、穿孔扁斧和有段石锛等，都是良渚文化中常见之物。特别是其中的玉琮和双鼻壶，与良渚文化同类器几乎没有区别，显然是良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至于石峡文化同广东南部珠江三角洲的西樵山文化的关系问题，后文将要比较详细地分析，此处从略。

　　西樵山文化

　　西樵山遗址与西樵山文化前面已经讲到广东南海西樵山的细石器文化遗存问题，实际上西樵山的大部分文化遗存是以双肩石器、大型打制石器、绳纹陶或几何形印纹陶为特征的，年代比细石器遗存要晚得多。

　　这些遗存分布在山岗上和西、南、北三边的山麓，山上地点往往在霏细岩露头的地方。在主峰大科峰以西的云路村附近发现了七个洞穴，它们均处于霏细岩脉上。其中最大的滴水岩纵深37米，洞壁上到处有火烧的痕迹以及人工剥离岩石的痕迹，洞里和附近的山上堆积着大量人工打制的霏细岩碎屑。经过试掘的虎头岩洞穴内，堆积着1米多厚的霏细岩碎屑以及炭渣、灰烬和烧石等。根据这些痕迹推测，当时可能是烧热岩石然后浇水使其炸裂，再撬下石块来制做石器的，由此可见西樵山是一个大型采石场遗址。

　　在西樵山发现的二十多处石器地点中，大部分都堆满人工打制的石片碎屑，还有不少石器的半成品或残次品。器形有双肩的斧、锛、铲等，石片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龟背形砍砸器、矛形器等。还有一些用霏纲岩、细砂岩、石英砂岩制作的各种锛、凿等。这些成品半成品或残次品等大约有三四千件，其中通体磨光的不过一二百件，砺石一二十件。比照同时期的其它遗址多以磨制石器为主的情况，这里显然是个大型石器制造场和粗加工的场所。

　　在这样大规模的遗址群中，至今只发现少数几处有明确的文化层，但堆积很薄，范围又小。保存最好的镇头西坡也只有长20多米、厚约1米的文化层，主要是淡水沙蚬等贝壳堆积。各处发现的陶片也很少，加在一起不过一、二百片。这些情况也证明西樵山主要是采石场和石器制造场，而不是一般的聚落居址。

　　根据西樵山的地理位置及西樵山石器的分布情况来看，这里的石材和石器主要是供给珠江三角洲各小岛的渔猎采集民使用的。从西樵山没有一般的永久性聚落居址而只有一些零星的文化层来看，可以断定西樵山并没有居住着一个专营采石和制作石器，并同其它地方进行交换的社群或部落团体：而是由各地的渔猎采集民随时到西樵山采石制器，然后把成品或毛坯带回各地。离西樵山近的可能当天就返回了，离得较远的可能要住几天。他们要生火要吃饭要使用少量陶器，这就是西樵山为什么会有少量文化层，并且只有少量文化层的原因。

　　西樵山出土的陶片尽管很少，俚对于确定遗址的年代和文化性质十分重要。这些陶片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夹砂褐陶，常饰绳纹和刻划纹；另一类是几何形印纹陶。比照西樵山周围同类遗址的分期情况，前一类当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后一类至少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甚至更晚。

　　杨式挺将西樵山和珠江三角洲的许多遗址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它们是以西樵山石器制造场为纽带和以西樵山类型的石器（主要是霏细岩制造的各种有肩石器）及陶器等遗物共存为标志的一个古文化遗址的群体，应当命名为西樵山文化①。据国前所知，这个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所谓狭义的珠江三角洲大约1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以内。这里数千年前大概还只是珠江口外的一些小岛，故遗址一般都呈小岗，并有大量的贝壳堆积。其中经过发掘的比较重要的遗址有佛山河宕、南海灶岗和鱿鱼岗、增城金兰寺、东莞万福庵、深圳小梅沙、香港深湾和南丫岛多处。但若只是以霏细岩的有肩石器为标准，则其范围可扩大到整个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其面积达3．4万多平方公里。由于这些地区的遗址多未经过科学发掘和详细研究，也不大了解西樵山文化周围其它原始文化的情况，所以暂时还无法肯定这些地区是否都应包括在西樵山文化的范围以内。

　　杨式挺将西樵山文化分为三期：早期以西樵山细石器遗存为代表，中期以饰绳纹、划纹的夹砂褐陶为代表，晚期以泥质素面陶和几何形印纹陶为代表。但他又说将来如证明细石器遗存属于中石器时代以至更早，则不应包括在西樵山文化内。其实这类遗存即使没有那么早，因它与后两期的遗存差别太大，看不出有多少共同特征，也不宜算作是同一文化的遗存。职此之故，这里所说的西樵山文化只包括杨文的中晚两期，并且为了方便起见，将中期改称为早期。

　　早期遗存目前发现较少，主要有增城金兰寺下层、东莞万福庵下层、南海观音庙口、深圳小梅沙和香港深湾F层等，西樵山出有肩石器及绳纹、划纹粗砂陶的遗存即属此期。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三层贝壳测定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417O±140年（经树轮校正），可供本期年代的参考。

　　晚期遗存比较发达，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二层和第7、10、11、12等地点、金兰寺中层、河宕、灶岗、就鱼岗等处都是。所测碳14年代数据也较多。如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二层贝壳为公元前3710±125年（经树轮校正，下同），灶岗贝壳为公元前4090±140年，河宕两个人骨标本分别为公元前1950±100年和公元前2250±100年，高要茅岗两个木炭标本分别为公元前2340±150年和公元前2785±140年。如果把贝壳标本测年一般偏老的因素考虑进去，那么晚期年代可能在公元前2700年至前1900年之间，大体相当于龙山时代的年代。

　　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也有少量骨角牙蚌器。

　　以霏细岩为主要石料的有肩石器是西樵山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生产工具。西樵山石器制作场出土的多打制的半成品、残次品，也有一部分磨制较好的；其它遗址中则以磨制为多，包括通体磨光和只磨刃部者。器形以锛为多，其次是斧，也有一些似铲者。此外还有一些梯形的或有段的斧、锛、凿，甚至还有一些既有肩又有段的石器（图4—36）。根据各遗址石器的统计资料，

　　图4—36西樵山文化的霏细岩石器1．锛；2．3．5．双肩锛；4．双肩铲；6.双肩斧。

　　（1．万福庵；2．金兰寺；3．5．高要；4．西樵山；6．南海藤涌岗）

　　西樵山文化中有肩石器约占60％，早晚都有；有段石器只出现于晚期，且数量要少得多。这同石峡文化中有段石器远多于有肩石器的情况适成鲜明的对照。

　　在西樵山文化的许多遗址中，还曾发现石镞、骨镞。穿孔蠔壳。还有一种甚粗的穿孔骨针，似为织鱼网的工具。有些遗址还有石、陶网坠。

　　经济生活西樵山文化的分布区全部位于珠江三角洲，现在是河道纵横的低洼平原，稻作农业和桑蚕业十分发达。但在数千年前的情况则完全不是这样。因为西樵山文化的遗址一般不在平地而是在一些小岗子、土墩或沙洲上，贝丘和沙洲遗址约占一半，出土贝类和其它水生动物大部表现为海生或河口型。其中有马来鳄、硬头海鲶、断斑石鲈、海豚、大魟鱼、丽蚌或河蚌、蓝蚬或河蚬、蚶、牡蛎、螺壳等。陆生动物则有象、牛、猪、弥猴等。说明当时陆地远没有现在多，大部分是小岛、沙洲，从而人们的生计只能以渔猎、捕捞业为主，而很少见到农业的痕迹。生产工具中缺乏明确的农业工具，而多半是手工工具和渔猎工具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与石峡文化以农业为主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日用陶器西樵山文化的陶器种类少，数量也不算多，这是农业经济不发达的又一表现（图4—37）。早期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红陶也占一定比例。一般为手制，纹饰在夹砂陶多绳纹、划纹，有时有篦点纹：泥质陶则多素面，同时有彩陶和镂孔。彩陶多用红色或赭色在原色底子或白衣上绘成，母题多横带，平行线纹，或似波浪纹等。多圈足器和圜底器，也有少数平底器。器形有釜、罐、钵、圈足盘、豆、杯和器座等，其中以圜底釜和圈足盘为最多，其它器物为数甚少。

　　晚期陶器的主要特点是几何形印纹盛行，泥质陶和夹砂陶都有。除绳纹、条纹、波状划纹以外，大多是曲尺纹、梯格纹、云雷纹、长方格纹等，单河宕就有二十多种。河宕下层还发现过少量彩陶，当属晚期中较早的遗存。这时仍以圈足器和圜底器为主，主要器类是圜底釜、圈足罐、圈足盘和豆，另有少量钵和器座。深圳赤湾等地发现一种粗砂陶的炉箅，据说是烤鱼类用的，当是本地的特产。

　　埋葬习俗早期仅高要龙帆发现一批蹲踞葬，其它遗址发现个别瓮棺葬，无法全面了解其埋葬习俗。晚期墓葬发现较多，图 4—37西樵山文化的陶器早期：1．3．4．盘；2．7．11．钵；5．6．豆；8．12．圈足盘；9．圈足杯；10．釜。

　　晚期：13．14．豆；15．17．釜；16．18．圈足罐。（1．2． 4．7．金兰寺；3．宝安捕鱼山；5．葫芦山；6．高要永山；8．深圳小梅沙；9．12.香港春坎湾；10．11．15.香港深湾；13. 14．16—18．佛山河宕）

　　计金兰寺四座，灶岗六座、鱿鱼岗三十六座，河宕旧墟七十七座。一般东西向，头东脚西，长方形竖穴，有的墓坑不甚明显。河宕中下层经鉴定的墓中，发现成年男性一律头西脚东，女性一律头东脚西。这也许说明当时实行族外婚制，男女属于不同的氏族，因而才有不同的葬法。葬式多系仰身直肢，单人一次葬。河宕有两具人骨相距很近，但不能肯定是合葬。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流行的蹲踞葬，在西樵山文化早期仍存，到晚期已完全绝迹了。

　　大约4O％的墓葬有随葬品，少则一件，多则两三件。随葬器物有陶器（釜、豆或圈足盘、罐和纺轮等）、石器（锛、镞、矛等）和装饰品（象牙镯、骨镯、牙约发、骨梳、佩饰等）。河宕经性别鉴定的墓葬中，女性多随葬陶纺轮，男性则多锛、镞、矛等，表明当时存在着两性间的劳动分工。

　　从总体情况看，西樵山文化的墓葬都很小，随葬品不丰富，墓葬间的差别很小，这又是和石峡文化大不相同的。其所以然者，主要是渔猎经济限制了社会的发展。只有农业发展起来以后，这种情况才会改变。

　　西樵山文化的居民对河宕人骨的研究表明，西樵山文化的居民应属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或南部边缘类型，同时有一些同赤道人种相似的特性①。男性平均身高1．66米，女性约1．54米，比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居民都矮一些。

　　考古发现表明西樵山人有拔牙的风俗，其中河宕发现十九例，鱿鱼岗四例，金兰寺有一例。一般拔除一对上侧门齿，也有只拔一颗上侧门齿的。此外，河宕还有五例拔上中门齿或中门齿与侧门齿的，鱿鱼岗有二例拔上右前臼齿。后两种部位的拔牙是其它地方所少见的。《大藏经》五一卷《唐大和尚东征传》载鉴真和尚飘泊到崖州（海南岛文昌一带）时，见“人皆雕题凿齿”，应是西樵山文化拔牙风俗的遗留。

　　与石峡文化的关系西樵山文化与石峡文化一南一北彼此邻近，应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二者所处自然环境不同，经济类型不同，从而限制了相互关系的发展。在石器方面，主要是手工工具比较接近，如都有双肩或有段的斧、锛、凿等，只是比例不同，形状也略有差别。至于石峡文化的专门农具如石钁等，在西樵山文化中根本不见：西樵山文化中一些专门用于渔捞的工具也不见于石峡文化。在陶器方面，二者都有较发达的圈足器和圜底器，但石峡文化多三足器而西樵山文化不见。西樵山文化早期是没有几何形印纹陶的，到晚期则大为流行，很可能是受石峡文化影响的结果。在埋葬习俗上，两个文化都流行单人葬，长方形竖穴，东西向。但石峡文化特有的二次葬风俗不见于西樵山文化。石峡文化的大墓与小墓已有明显分化，西樵山文化中目前只发现小墓，看不出有分化的迹象。

　　闽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从八仙洞到大坌坑台湾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是从台东长滨乡八仙洞获得的，有人称之为长滨文化。所谓八仙洞包含有三个洞穴：潮音洞、海雷洞和乾元洞。在这些洞内含陶片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之下，均发现了仅出打制石器和骨器而没有陶器的文化层。三个洞穴共出土打制石器六千多件，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经过加工修理并有使用痕迹的石片石器。同出的骨器有一百多件，包括锥、穿眼的针和两头尖的针（钓针或网针）等。此外还有许多动物骨骼和木炭渣等。

　　八仙洞中木炭的碳14年代共测得五个标本，其中一个超过15000年，其余四个距今仅为5000年至6000年间。也许长滨文化本身延续的时期较长，代表着一种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遗存。

　　在台湾，可以确定为较早的新石器文化被称为大坌坑文化。它是以台北八里乡大坌坑贝丘遗址的发现而得名的。这个文化主要分布在台湾西海岸地带，以西南海岸最为密集，东海岸也有零星的分布。主要遗址除大坌坑外，还有台北圆山下层、台南归仁乡八甲村及高雄林园乡凤鼻头等处，大体都属于贝丘遗址。

　　大坌坑遗址出土的陶片多夹粗砂，红褐色或灰褐色，火候甚低，胎壁较厚。多饰绳纹和划纹，有的在口沿涂一圈红色陶衣。器形甚为简单，大致有釜、罐、碗几种。多属圜底，个别的罐有矮圈足（图4—38）。

　　台南归仁乡八甲村所出蚌壳曾进行碳14年代测定，其中标本SI—1229为距今5480±55年，（按半衰期5568±30年计算）树轮校正的年代为公元前4355±160年。

　　壳坵头和富国墩在福建沿海的比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壳坵头和富国墩。壳坵头位于闽江口以南的海潭岛上，属平潭县，1985年进行发掘，是一处文化内涵丰富的贝丘遗址。出土石器以打制为主，其次是打制后稍经磨制的，通体磨制的为数极少。石器种类有砍砸器、刮削器、锛、穿孔石斧和穿孔石刀等，还有数量可观的石球。同出骨器有凿、匕、锥、镞、笄等，还有

　　图4－38大坌坑文化的石器和陶器（台南归仁八甲村出土）

　　1—3．石斧；4—6．石锛；7—10．陶罐残片。用蠔壳制的器具。

　　壳坵头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掺粗砂和贝壳末，火候低，颜色不纯。以圜底器为主，其次是圈足器，器形有釜、罐、圈足盘、碗，豆和支脚等。纹饰中多拍印麻点纹和绳纹，其次是贝印纹，即用贝壳边缘压出的花纹，此外还有戳点纹和刻划纹。少数陶器还有红衣（图4—39）。

　　图4—39平潭壳坵头的陶器1．2．罐；3．7．釜，4．支脚；5．8．10．钵；6．圈足盘；9．盖；11．豆。

　　与壳坵头性质相同的遗址还有平潭南厝场，白沙溪头下文化层中也可见到少量与壳坵头类似的文化因素。金门岛上的富国墩遗址则可能是与壳坵头有密切关系的一处遗址。

　　富国墩又名蚵壳墩，是一处贝丘遗址。所出陶片有黑色和红色者，颜色不纯，纹饰中有贝印纹、刻划纹和指甲纹等。其中贝印纹乃用各种不同的贝壳边缘压印出的波浪纹、点线纹和直线纹等，与壳坵头所见十分相似。富国墩遗址的年代，曾用贝壳测得三个碳14年代数据，分别是距今6310±370年（底层）、5800±340年（中层）和5460±320年（上层）。这是以半衰期5568±30年来计算的，若用树轮校正，当在公元前5500年至前3940年之间，与大坌坑文化接近。壳坵头的年代也应与此相当。

　　昙石山文化

　　发现与分布昙石山文化是因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的发现而得名的。遗址位于闽江下游，是一个高出江面20余米的长形土岗，旁边是闽江的冲积平原。1954年至1965年对遗址进行了六次发掘②，1974年又进行了第七次发掘①。昙石山有三个文化层次，中下层是贝丘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上层属青铜时代。一般认为昙石山文化仅指中下层的文化遗存。

　　现知昙石山文化主要分布于闽江下游及沿海一带，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除昙石山外，还有闽侯庄边山下层、溪头下层①和福清东张下层等处。在闽西北的清流、光泽和闽东的霞浦等地也发现过类似昙石山文化的陶器，当是昙有山文化影响所及的范围。

　　生产工具和经济昙石山文化的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和贝制器物（图4—40）。石器大多经过磨制，但精磨的很少。器形

　　图4—40昙石山文化的工具和武器1—4.石锛；5．石镰；6—8．蚌铲；9．骨笄；10—16．骨镞；17．18.石镞：19．陶网坠；20．21．蚌刀；22—24，陶纺轮。

　　有锛、斧、凿、铲、镰、刀、钺、镞等。锛的数量最多，一般为长方形，横剖面呈梯形、长方形或三角形，后者是昙石山文化中特有的形制。没有发现有段石锛，只有个别的有脊石锛。过去认为有段石锛是福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特征，值得商榷。骨器主要有镞、凿、锥等。所谓贝制器，主要是牡蛎壳磨制而成，有的有两个穿孔，似可作铲用。陶质工具有纺轮、网坠和圆陶片等。

　　从昙石山遗址发现的动物遗骸，经鉴定有印度象、叶猴、棕熊、虎、狗、猪、牛、梅花鹿、水鹿等，水生动物有鱼、蚬、魁蛤、牡蛎、小耳螺等，爬行动物有鳖。但因未分层次，不知是否都属于昙石山文化。溪头下文化层出土的动物遗骸有象、水鹿、家狗、家猪、鳖、蚬、魁蛤、牡蛎、小耳螺等。有些偶蹄类动物头后骨骼有烧烤痕迹。结合生产工具来看，当时应有一定的农业，饲养猪、狗等家畜，同时进行狩猎和捕捞大量水生动物。

　　陶器的制造在昙石山曾发现了一个烧制陶器的窑场，在一个1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便发现七座陶窑，均依缓坡而建，窑门朝东或东偏南，大多保存较好。均为无窑箅的横穴窑，窑室直径0．7—0．8米，深0．5—0．6米，上口略收呈袋形。窑内壁已烧成青绿色，至为坚硬，窑底有2—3厘米厚的灰烬夹木炭块，火口旁则堆着3—8厘米厚的灰烬。火膛在窑室前方，平底拱顶，斜坡通向窑室。有的窑火膛与窑室之间用大石封口。为解决没有窑箅的困难，每个窑的窑室内均放置若干截尖锥状体的陶器作为支垫。像这种无窑算的陶窑，在我国史前文化遗址中是独一无二的。

　　昙石山文化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约占80％，其中又有夹粗砂和夹细砂之分，颜色多灰色，其次是红色或红褐色，并有少量黄陶和黑陶。一般用泥条盘筑，口沿轮修，晚期有用快轮拉坯者。陶器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附加堆纹、刻划纹、戳印纹和镂孔等多种，也有少量彩陶。有的是红陶绘深红彩，有的灰陶带把壶于细绳纹上也画麻点状红彩。

　　陶器造型以圈足器和圜底器为主，有个别三足器（鼎），未见平底器。一般无咀无流无鼻无耳，仅有个别的角状把手。器形主要有釜、豆、圈足盘、壶、杯等，也有少数鼎、簋、罐和器盖。圜底扁腹釜、圈足豆盘和圈足壶，是这个文化中数量最多并最富特征的器物。这里的炊器主要是釜，也有少数鼎，没有甑、甗一类器物，说明谷物类粮食有限，一般不会蒸食干饭（图4—41、42）。

　　图4—42昙石山文化晚期的陶器1—4.杯；5.16.17．簋；6—8.豆；9.10.15．壶；11.鼎；12.13.釜；14.罐；18.勺；19.碗。

　　埋葬习俗昙石山第六、七次发掘共发现墓葬三十五座，溪头第二次发掘发现墓葬四十二座。两地墓葬的分布都比较密集，并有不少叠压打破关系。两处墓地都各分为两片，片与片之间相距6—15米不等，说明当时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假定每片墓是某个氏族在一定时期的死者，则整个墓地至少是属于胞族的。假如一片墓只是一个家族在一定时期的死者，则整个墓地可能属于某个氏族。

　　墓葬的排列不甚整齐，方向确有一定。溪头较早的墓头朝东南，较晚的则头朝西北，正好相反。昙石山多数头朝西南，少数头朝东北，另有几座头朝西北或东南的。无论成年人或小孩的墓塘都是长方形竖穴，边缘不甚整齐，个别的有二层台，没有发现葬具。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也有个别仰身屈肢、侧身屈肢和侧身直肢的（图4—43）。

　　图4-43 昙石山墓24平面图较早的墓大约只有半数有随葬品，较晚的墓绝大多数有随葬品，每墓随葬品的数量也有增长。随葬器物以陶器为多，釜、豆（簋）、壶为最常见，少数墓随葬石锛、石镞、陶纺轮等。M18是溪头出土器物较多的墓，墓塘长2．4、宽 1.35米。死者为一42岁左右的男子，头朝西北，仰身直肢葬。随葬器物均放置在死者左侧，排成一排，计有陶釜九件，壶四件、豆、碗、杯各二件，簋、尊各一件，共计二十一件陶器，另在脚头随葬石铸一件。大多数墓随葬器物仅一、二件或三、四件，看来社会内部已发生财富的差别，只是这种差别还刚刚露头，也很有限。

　　昙石山文化的居民根据对昙石山部分人骨的研究，比较接近于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类型，并具有一部分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的特征①。男性平均脑量1521毫升，女性1485.6毫升。男性身高仅163．5厘米，远低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居民的身高，而与河宕西樵山文化居民的身高比较接近。

　　昙石山M13中一位50岁左右的男人拔除了上颌两个侧门齿，由此可知闽越的先人也有拔牙的风俗。古文献中虽没有闽越拔牙的记载，但有与闽越关系极为密切的台湾先民拔牙风俗的记载。例如《太平御览》卷七八○引三国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中，就说到夷州人俗，“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齿”。夷州就是台湾。清《台海使槎录》载：“哆啰社成婚，男女俱去上齿各二，彼此谨藏，以矢终身不易”。过去在台湾南部恒春垦丁寮和鹅銮鼻石棺墓中均发现过拔牙的人骨，证明历史记载不虚。而台湾土著居民多为越人后裔，放福建史前居民有拔牙习俗也是情理中事。

　　芝山岩、圆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

　　芝山岩遗址与芝山岩文化芝山岩遗址位于台北市士林区芝山岩一带，附近有双溪与石角溪流过，遗址即在两溪交会的地方。芝山岩海拔仅40米，顶上和坡下均是遗址分布的地方①。1979年和1981年，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曾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在 圆山文化层之下，发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层，因此命名为芝山岩文化。

　　芝山岩文化的石器以磨制为主，但磨制不精，同时还有部分打制石器。种类有砍砸器、斧、锛、凿、刀、杵、锤、磨石、镞和网坠等。骨角牙贝器也比较发达，其中骨器有锥、鱼叉、镞和两头尖的骨针。后者可能是钓针，也可能是网针，总之跟渔业有关。角器系用鹿角制成，有角锥和角钩两种，后者也许是角锄。

　　由于遗址所在地下水位较高，不少有机质材料得以保存下来，包括木器、编织物和稻谷遗存。木器大多残断，其中有掘土棒、残木柄、残木片和残尖头器。残木片可能是桨，残尖头器经火烧后再磨尖，或可作枪头用。

　　编织物包括草编、藤编和麻绳等。草编系人字纹织法制成的草席。藤编发现时缠在一角锥柄部穿孔处。绳子发现两段，均用两股搓成，质地可能是麻。

　　在芝山岩文化层的底部曾发现两块保留穗形的炭化稻谷，在A区1号探沟的贝壳堆积层中也筛出许多炭化稻米。米粒较小，形状粗短，长约4.2 、宽约2.5毫米，长宽比约为1．7∶1，应属圆粒形粳稻。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其中以鹿类为最多，包括骨、角和牙齿等，分属梅花鹿和水鹿两个品种。其次是猪，包括头骨、颌骨和牙齿等；再次是狗。猪、狗可能是家畜。其它还有鱼、鳖、龟和大量贝类遗骸。

　　根据生产工具和大量动植物遗存来看，当时已有稻作农业和家育伺养，同时还有渔猎和捕捞业。特别是稻谷遗存的发现，填补了台湾农业史的一段空白。

　　芝山岩文化有一套浊具特色的陶器。在1万多片陶片中，90％以上为不含砂或含砂量少的泥质陶，这与壳坵头和昙石山文化正好相反。颜色不纯，有灰黑、红、褐、橙等色。均为手制，口部慢轮修整。绝大多数陶器素面无纹，有纹饰的陶片不足4％，主要有绳纹、附加堆纹、戳印纹和刻划纹等。彩陶约占4％强，以黑彩为主，少数为橙红彩。一般饰于陶罐和陶钵上，陶罐彩纹从口到底被于全身，陶钵有的是外彩，有的饰内彩，有的内外兼施彩纹。彩纹母题主要是平行线纹、平行条纹、网格纹、圆点纹、叶状纹和三角纹等。

　　陶器造型比较简单，有平底、圆底和圈足器三类，一般无咀无流无鼻无把，仅少量双耳和捉手。陶器种类以罐为最多，约占全部陶片的70％。有圜底、平底和圈足之分，其中圜底罐可能是釜。其次是钵，有平底和圜底两种。其它器物还有碗、盘、豆和器盖等。从这些陶器来看，与它以前的大坌坑文化相比有极大的区别，但其中一部分绳纹陶和刻划纹陶也许是继承大坌坑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与福建昙石山文化相比，只有豆和个别圈足罐相近，二者的关系至少是不密切的。

　　芝山岩文化的年代可由两方面来推定，一是地层关系，芝山岩遗址上叠压着圆山文化的地层，表明芝山岩文化比圆山文化早。二是碳14测量，共得三个数据。用蚬壳测的（标本号KSU-423）为公元前2145±65年（经树轮校正，下同），用木炭测的两个标本分别是公元前1625±105年和公元前1535±125年。比起圆山文化的年代，显得偏晚。

　　圆山文化圆山文化因台北圆山贝丘遗址而得名，该遗址1953年至1954年进行发掘，以后发掘的同类遗址还有台北大安察土地公山、淡水河口大坌坑遗址上层以及芝山岩上层等处，现知圆山文化主要分布于台湾北部。

　　圆山文化的石器以磨制为主，器形有斧、锛、凿、铲、镞等，有比较多的有段石锛，同时也有少数有肩石斧。同出的骨器有矛、镞、锥、针等。

　　圆山文化的陶器多夹细砂，棕灰色，常饰锥刺纹、戳印纹等，也有彩陶，以红色平行条纹为主，当与昙石山文化彩陶的影响有关。

　　圆山贝丘曾分上中下三层采集贝壳测碳14年代，其中下层为公元前1910±80年，中层为公元前1590±80年。上层更晚，当已进入青铜时代。

　　凤鼻头文化大约与圆山文化同时，分布于台湾西部平原的中南部和澎湖列岛的是凤鼻头文化。它是以高雄县林园乡凤鼻头贝丘遗址而得名的，该遗址下层为大坌坑文化，中上层即凤鼻头文化，相对年代与圆山文化处于同等位置。

　　凤鼻头文化可分两期，早期主要遗址除凤鼻头外，还有台中县清水镇牛笃头遗址下层、南投县草屯镇草鞋墩遗址、屏东县恒春镇垦丁和鹅銮鼻遗址等处。其特征是以红陶为主，饰绳纹、席纹、刻划坟和附加堆纹，器形中出现鼎、豆，还有盆、碗、壶、罐等。晚期主要遗址有台中县大肚乡营埔遗址、南投县埔里镇大马璘遗址、台南市永宁乡牛稠子遗址和高雄县湖内乡大湖贝丘遗址等处。其特征是灰陶和黑陶常见，常饰刻划纹、绳纹、条纹，有许多刻画符号。黑陶多磨光，胎壁较薄。彩陶以深红色彩纹为主，也有用黑彩的，大多为错向平行线纹、网格纹和连点纹等，与昙石山文化彩陶有相近之处。

　　凤鼻头文化的石器中多斧、锄、镰等，营浦和垦丁等地都发现有稻谷遗存，表明当时是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的。而许多贝丘遗址本身就说明捞取水生软体动物也是重要的谋生手段。

　　关于凤鼻头文化的年代，据草鞋墩遗址木炭的碳14测定，为公元前2170±205年和公元前2050±200年，同芝山岩文化和圆山文化接近。

　　凤鼻头文化中的细绳纹陶可能是由大坌坑文化发展而来的，但陶器中的鼎、豆、彩陶纹饰乃至稻作农业等，则应是在福建昙石山文化等的影响下产生的。

　　 江西的樊城堆文化

　　发现与分布樊城堆文化过去称筑卫城下层文化，并被并入山背文化中。因樊城堆遗址面积较大，保存较好，文化特征清楚，不宜归入山背一类文化遗存之中，故近来江西考古工作者提出樊城堆文化一名①。

　　樊城堆遗址位于江西清江县樟树镇三桥乡庙下村旁，地当赣水支流肖江上源河谷地带，为一高出周围地面1—3米的土堆。1977、1978和1980年曾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②。同类遗址有清江筑卫城、永丰尹家坪、靖安郑家坳等处，它们都是樊城堆文化的典型遗址。根据现有资料来看，樊城堆文化主要分布于赣江流域。其影响所及，则东达福建武夷山区，南抵广东北部的石峡文化。

　　生产工具和武器主要是石器，还有部分陶质器具（图 4—44）。石器几乎全部是磨制的，不少器物通体磨光。某种类有斧、锛、凿、铲、刀、钻、钺、镞和砺石等。斧多扁薄，有的为穿孔扁斧，缺乏厚重的石斧。锛有普通型锛、有脊锛和育段锛三种，制作均较精致。这里石刀多上宽下窄呈倒梯形，穿孔，也有两侧带缺口的刀。钺多作扁薄梯形，有的有两肩，穿孔，形制与石峡文化所出相似。石镞出土甚多，绝大部分横剖面呈菱形，有的铤身不分，多数铤身分明，有的似有双翼，很象是商周时期青铜镞的祖型。此外还有少数铤身分明的三棱形镞。

　　陶质工具只有纺轮一种，剖面多作梯形，也有鼓形和半月形的。有些纺轮上有戳印或刻划的螺旋纹、叶形纹、弧形纹和八角星纹等。

　　从出土工具的种类以及从樊城堆、尹家坪等处出上稻谷遗存的情况来看，樊城堆文化应是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的。

　　日用陶器 樊城堆文化的陶器以红陶和灰陶为主，也有少量黑陶或黑皮陶，甚至还有白陶（图4—45）。大多素面无纹，少数有绳纹、篮纹、戳印纹、刻划纹、弦纹和镂孔等。还有少量彩陶，系泥质黄陶上画红彩，彩纹有平行条纹，斜线纹和网格纹等，其作风与屈家岭文化的彩陶有相似之处。

　　陶器中以圈足器和三足器为大宗，其次为圜底或圜凹底器，平底器极少。其中炊器以鼎为主，并有少量鬶。鼎有罐形、釜形、壶形和盘形之分而以盘形鼎占大多数。一般是直壁、平底或微圜底，有子口。足部变化多端，总体是外撇成弓形，具体式样有瓦形、剖面T字形、侧扁、卷边、鸭咀形、扁管形、角形等。这种器物与广东石峡文化所出几乎完全相同，证明二者曾发生密切

　　图4—45清江樊城堆的陶器1—3．盘形鼎；4．壶形鼎；5.罐形鼎；6．鬶；7—10．豆；11．罐；12．盆。

　　关系。至于靖安郑家坳所出鱼鳍形鼎足，当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

　　饮食器中数量最多的是豆，且形制非常复杂。其中豆盘有浅盆形、浅钵形、碗形等，有的直壁，有的弧壁、斜壁或折壁；豆圈足有高有短，有喇叭形或呈有台阶的塔座形，素面或镂孔。其它饮食器则有碗、钵、盂、杯等。

　　盛储器育罐、壶、盆缸等，数量均很少。器盖特别发达，捉手多呈倒圈足形，也有冠形或瓶形者，多是用于鼎的盖子。

　　埋葬习俗樊城堆文化的墓葬至今发现甚少，仅在靖安郑家坳发现十座土坑墓，樊城堆发现三座瓮棺葬。上坑墓均南北方向，一般长2米，宽0.5—0．8米，深0．2—0．5米。未见葬具，人骨也全部腐朽无存。随葬品大多放在两头，其中有石锛、石钺及各类陶品，包括鼎、豆、壶、罐、盆、尊、杯、钵等，火候甚低，触之即碎。此外还有一些小件玉器。

　　樊城堆文化的年代樊城堆文化既同石峡文化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又同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年代当与这些文化大体同时。在清江筑卫城下层所采木炭经过碳14方法测定并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3215±175年，也许稍稍偏早。

　　

　　②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①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①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下），《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①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第144页，三联书店。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2—53页。

　　①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①黄慰文等：《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遗址的复查》，《考古》1979年第4期；曾琪：《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①邱立诚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

　　②宋方义等：《广东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①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翁源县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②柳州市博物馆等：《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咀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第9期。

　　①黎兴国等：《柳州大龙潭贝丘遗址年代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对比》，载《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第4集，地质出版社，1987年。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 古》1975年第5期，①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3期。

　　①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第12期。

　　①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2期。

　　①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②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 均载《文物》1978年第7期。

　　①以上年代均据达曼表进行树轮校正。

　　①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年第7期。

　　①杨式挺：《试论西樵山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①韩康信、潘其凤：《广东佛山河宕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人骨》，《人类学学报》第1卷第1期。

　　①福建省博物馆：《闽侯昙石山遗址第六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②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县昙石山遗址发掘新收获》，《考古》198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