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学开辟时代

　　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古来国运有盛衰，经学亦有盛衰；国统有分合，经学亦有分合。历史具在，可明征也。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犹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释迦未生，不传七佛之论也。《易》自伏羲画卦，文王重卦，止有画而无辞；（史迁、扬雄、王充皆止云文王重卦，不云作《卦辞》。）亦如《连山》、《归藏》止为卜筮之用而已。《连山》、《归藏》不得为经，则伏羲、文王之《易》亦不得为经矣。《春秋》，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亦如晋《乘》、楚《梼杌》止为记事之书而已。晋《乘》、楚《梼杌》不得为经，则鲁之《春秋》亦不得为经矣。古《诗》三千篇，《书》三千二百四十篇，虽卷帙繁多，而未经删定，未必篇篇有义可为法戒。《周礼》出山岩屋壁，汉人以为渎乱不验，又以为六国时人作，未必真出周公。《仪礼》十七篇，虽周公之遗，然当时或不止此数而孔子删定，或并不及此数而孔子增补，皆未可知。观“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犹之删《诗》为三百篇，删《书》为百篇，皆经孔子手定而后列于经也。《易》自孔子作《卦爻辞》、（《史记·周本纪》不言文王作《卦辞》，《鲁世家》不言周公作《爻辞》，则《卦辞》、《爻辞》亦必是孔子所作。）《彖》、《象》、《文言》，阐发羲、文之旨，而后《易》不仅为占筮之用。《春秋》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此二经为孔子所作，义尤显著。汉初旧说，分明不误；东汉以后，始疑所不当疑。疑《易》有“盖取诸益”、“盖取诸噬嗑”，谓重卦当在神农前。疑《易》有“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谓《卦爻辞》为文王作。疑《爻辞》有“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谓非文王所作，而当分属周公。于是《周易》一经不得为孔子作；孔《疏》乃谓文王、周公所作为经，孔子所作为传矣。疑《左氏传》韩宣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有“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之言，谓周公作《春秋》。于是《春秋》一经不得为孔子作；杜预乃谓周公所作为旧例，孔子所修为新例矣。或又疑孔子无删《诗》、《书》之事，《周礼》、《仪礼》并出周公，则孔子并未作一书；章学诚乃谓周公集大成，孔子非集大成矣。

　　读孔子所作之经，当知孔子作《六经》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经》，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经》之内。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惟汉人知孔子维世立教之义，故谓孔子为汉定道，为汉制作。当时儒者尊信《六经》之学可以治世，孔子之道可为弘亮洪业、赞扬迪哲之用。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经；公卿大夫士吏，无不通一艺以上。虽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未能尽行孔教；而通经致用，人才已为后世之所莫逮。盖孔子之以《六经》教万世者，稍用其学，而效已著明如是矣。自汉以后，闇忽不章。其尊孔子，奉以虚名，不知其所以教万世者安在；其崇经学，亦视为故事，不实行其学以治世。特以历代相承，莫之敢废而已。由是古义茫昧，圣学榛芜。孔子所作之《易》，以为止有《十翼》；则孔子于《易》，不过为经作传，如后世笺注家。陈抟又杂以道家之图书，乃有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加于孔子之上，而《易》义大乱矣。孔子所定之《诗》、《书》，以为并无义例；则孔子于《诗》、《书》，不过如昭明之《文选》、姚铉之《唐文粹》，编辑一过，稍有去取。王柏又作《诗疑》、《书疑》，恣意删改，使无完肤，而《诗》、《书》大乱矣。孔子所作之《春秋》，以为本周公之凡例；则孔子于《春秋》，不过如《汉书》之本《史记》、《后汉书》之本《三国志》，钞录一过，稍有增损。杜《注》、孔《疏》又不信一字褒贬，概以为阙文疑义；王安石乃以《春秋》为断烂朝报，而《春秋》几废矣。凡此皆由不知孔子作《六经》教万世之旨，不信汉人之说，横生臆见，诋毁先儒。始于疑经，渐至非圣。或尊周公以压孔子，（如杜预之说《春秋》是。）或尊伏羲、文王以压孔子，（如宋人之说《易》是。）孔子手定之经，非特不用以教世，且不以经为孔子手定，而属之他人。经学不明，孔教不尊，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故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

　　孔子以前，未有经名，而已有经说，具见于《左氏内外传》。《内传》所载元亨利贞之解，黄裳元吉之辨，夏后之九功九歌，文武之九德七德，《虞书》数舜功之四凶十六相，以及《外传》之叔向、单穆公、闵马父、左史倚相、观射父、白公子张诸人，或释《诗》，或征礼，（详见王应麟《困学纪闻》。）非但比汉儒故训为古，且出孔子删订以前。惟是《左氏》浮夸，未必所言尽信。穆姜明随卦之义，何与《文言》尽符；季札在正乐之前，岂能雅颂得所。（《困学纪闻》引“克己复礼”“出门如宾”二条，云：“左氏粗闻阙里绪言，每每引用，而辄有更易。穆姜于随举《文言》，亦此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见《左氏昭》十二年。《周礼》外史掌《三坟》、《五典》之书；郑《注》“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据此，则《三坟》、《五典》乃《书》之类。伪孔安国《尚书传序》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邱》。”其解《三坟》、《五典》，本于郑《注》；《八索》、《九邱》，本于马融。据其说，则《八索》乃《易》之类。皆无明据，可不深究。今所传惟《帝典》；（伏生传《尚书》止有《尧典》，而《舜典》即在内；盖二帝合为一书，故《大学》称《帝典》。）而宋人伪作《三坟书》。若夫伏羲十言，义著消息；神农并耕，说传古初。黄帝、颛顼之道，具在丹书；少皋纪官之名，创于白帝。洪荒已远，文献无征；有裨博闻，无关闳旨。（惟伏羲十言之教，于八卦之外，增消、息二字，郑、荀、虞《易》皆本之以立说。）

　　《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献通考》应氏曰：“乐正崇四术以训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记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适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盖自夫子删定赞修笔削之余，而后传习滋广，经术流行。”案应氏之说近是而未尽也。文王重六十四卦，见《史记·周本纪》，而不云作《卦辞》；《鲁周公世家》亦无作《爻辞》事。盖无文辞，故不可以教士。若当时已有《卦爻辞》，则如后世御纂、钦定之书，必颁学官以教士矣。观乐正之不以《易》教，知文王、周公无作《卦爻辞》之事。《春秋》，国史相传，据事直书，有文无义，故亦不可以教士。若当时已有褒贬笔削之例，如朱子《纲目》有《发明》、《书法》，亦可以教士矣。观乐正之不以《春秋》教，知周公无作《春秋》凡例之事。《论衡须颂篇》曰：“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匡衡上疏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首。”张超《诮青衣赋》曰：“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是汉人以为《诗》、《书》皆孔子所定，而《易》与《春秋》更无论矣。

　　孔子出而有经之名。《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始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然篇名《经解》，而孔子口中无经字。《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孔子始明言经。或当删定《六经》之时，以其道可常行，正名为经。又《庄子·天道篇》“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经典释文》“说者云：《诗》、《书》、《礼》、《乐》、《易》、《春秋》，又加《六纬》，合为十二经也。一说云：《易》上、下经并《十翼》，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经也。”三说不同，皆可为孔子时正名为经之证。经名正，而惟皇建极，群下莫不承流；如日中天，众星无非拱向矣。龚自珍曰：“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如龚氏言，不知何以解夫子之作《春秋》。是犹惑于刘歆、杜预之说，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之义也。

　　《六经》之外，有《孝经》，亦称经。《孝经纬钩命诀》“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是孔子已名其书为《孝经》。其所以称经者，《汉书艺文志》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郑注《孝经序》曰：“《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郑注《中庸》“大经大本”曰：“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汉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经》并称。《史晨奉祀孔子庙碑》云：“乃作《春秋》，复演《孝经》。”《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经》。”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经》乃孔子所作也。郑康成《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据郑说，是《孝经》视诸经为最要，故称经亦最先。魏文侯已有《孝经传》，是作传者亦视诸经为先，与子夏《易传》同时矣。二书，《艺文志》皆不载。

　　删定《六经》之旨，见于《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据此，则孔子删定《六经》，《书》与《礼》相通，《诗》与《乐》相通，而《礼》、《乐》又相通。《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而通六艺止七十二人；则孔门设教，犹乐正四术之遗，而《易》、《春秋》非高足弟子莫能通矣。

　　《史记》以《春秋》别出于后，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案《史记》以《春秋》别出于后，而解说独详，盖推重孔子作《春秋》之功比删订诸经为尤大，与孟子称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似。其说《春秋》大义，亦与《孟子》、《公羊》相合，知有据鲁、亲周、故殷之义，则知《公羊》家三科九旨之说未可非矣。知有绳当世贬损之文，则知《左氏》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不足信矣。知有后世知丘罪丘之言，则知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者，尤大谬矣。（程子曰：“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切中汉以后说春秋之失。）